《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论文集概论、文论卷（１９８０—２０１７）》前言

孙之梅

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近代文学研究组编“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收录1949至1979年30年间近代文学研究论文200余篇，对建国以来近代文学研究的成果作了一次阶段性总结。此后，近代文学研究沐浴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春风秋雨，又走过了40年，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决定接续上一次的论文编选，追踪1980—2017年40年来的近代文学研究的轨迹，为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史做一点继往开来的工作。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这40年，研究队伍既有二三十年代出生的老一辈研究者，也有高考恢复后进入高等院校的新生代学者，还有近20年毕业的博士才俊;研究重点与所使用的理论，既有前30年的影响与延续，更多的是在改革开放背景下，思想解放不断深入，高校硕士、博士招生制度的恢复和完善，近代文学研究从业队伍得到急遽扩张，研究成果成倍增加，观念与对象，理论与方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卷是近代文学研究概论与文论两部分的选文。为了反映近代文学研究相关领域的学术进程，编者尽可能搜集相关论文，在数百篇中选文40余篇。选文基本根据三个原则：一是尽可能反映学术史的进程;二是关注研究对象的开拓与深化;三是注意研究理论与研究成果的创新。由于成果多，入选有限，很多选文不得不割爱，比如，有的研究者在某一领域建树较多，只能选其中一二;有的论文尽管在某一问题上有真知灼见，但囿于覆盖面不足而落选，如此等等，甚为遗憾。

一、关于近代文学存在合理性、性质、特点的讨论

近代文学是建国后受近代史的被重视而衍生出来的学术领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近代文学研究领域在为自己的“名正言顺”而发声。任访秋先生发表于1984年的《关于近代文学研究的我见》一文，可以看到这种痕迹。此文界定近代文学的上下限：

近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上限开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而其下限为1919年的五四运动。{1}

这80年间的文学史具有怎样的性质，是研究者们喜欢追问的问题，任先生的观点代表了当时比较流行的认识，“中国近代史既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历史，那么这一时期的文学主流，也必然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学。从创作思想上，它既不同于鸦片战争前的古代文学，也有别于“五四”后的现代文学，而是有其独具的创作特色的文学”。{2}这个时期，“文学一方面继承了中国古文学的传统，同时也受到西方的进步思想与文学的影响，因而形成了一个文学史上的转折时期与蜕变时期，从而为五四文学革命开辟了先路”。③任先生作为这一学术领域的前辈，分别从“本期历史发展的全貌”“近代学术思想的发展”“西学的输入”“近代文论”“作家与作品”五个方面分别论述近代文学的研究思路，不无指导意义。

吴组缃、季镇淮、陈则光三位先生的《向“五四”新文学过渡的近代文学》一文，理论模式与80年代前相差不远，但是，三位先生都在近代文学某個领域积学有成，文章的视野宽，对问题能深中肯綮。他们把中国近代文学放在世界近代史的范围内考察，认为中国近代文学是“顺乎世界的时代思潮，适应‘世情和‘时序嬗变的要求而萌生、滋长、茁壮的”。总结其主要特征为“求新，求变，求用”，而这些特征正体现了“近代意识”。由于中国文学进入世界体系，“西方的哲学、美学、文学也被引进过来”。此文对西方文学与文学思潮的东渐、翻译文学的高涨、报刊业对于近代文学的影响都给予特别的关注。难能可贵的是，三位先生关注到了近代多民族文学和俗文学高涨的现象：“各民族大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也有自己的文学艺术。这时期知名的少数民族作家有满族的文康、汪笑侬，蒙古族的尹湛纳希、藏族的米芬加措、壮族的黄焕中、回族的蒋湘南等”。“由于蒋智由、梁启超、黄遵宪、狄平子等相继介绍西方民间文艺理论，俗文学和民间文学亦有很大的发展，品种繁多，题材、主题、形式、语言，都发生了变化，出现不少新的曲艺、山歌和民间故事”。在此基础上，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从宏观来考察，中国近代文学的主流大致是由封闭型思维体系向开放型思维体系转化，亦即自我完善、自我调节、自我延续向面对世界、面对新潮、面对社会人生转化”。20世纪转型的文学的论题在这里呼之欲出。对于近代文学的定位，该文认为，“承担着承上启下的重任。文学的历史既是历史对文学的选择，也是文学自身选择的历史。中国近代文学的变革与演进，同样是经过双向选择的过程。不过这双向选择是自然叠合的，并不是逆反而行的。中国近代文学这种特殊的过渡性质，是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进程所肇成”。之所以是“过渡文学”，其原因是“中国近代文学不是纯粹的成熟的资产阶级文学，而是一种含有资产阶级文学性质的过渡形式的文学”。这种定位代表了老一代研究者普遍的认识。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近代文学的研究者们比较集中地讨论近代文学的性质、特点、分期等问题，如管林《论中国近代文学的特点》、钟贤培《再论中国近代文学思想的衍变及其流向》。管林、钟贤培两位先生的论文时代特征比较明显，管林先生认为近代文学的主要特征是反帝反封建、多样性、复杂性、过渡性，其观点具有相当的代表性。钟贤培先生的论文，其基本理论是：“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想，就其思想倾向来说，具有二种相互对立的文学思想存在。在封建社会，文学思想的双向性，一种是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反映着进步的社会思潮的要求，导引着文学向前发展的文学思想，一种是与此相对立的，体现封建政权的需要，反映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意识的文学思想，这种文学思想对文学发展起着一种消极的阻碍作用。”文章主要分析所谓反面的文学思想——“产生于中国近代的具有封建性、半封建性或殖民性的文学思想”，主要有宋诗派、桐城派、湘乡派、同光体、鸳鸯蝴蝶派。研究者表现了扎实的学术功力，但是受当时二元对立理论模式的影响，所贴标签不免武断。

20世纪80年代末，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关于近代文学的存在、性质也开始出现了别样的声音，1987年，王永健的《关于“近代文学”的深刻反省》一文，明确提出“对按社会形态从清代文学中划分出‘近代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独立的阶段，持怀疑的态度”。主张取消“近代文学”概念，恢复“晚清文学”概念。王永健的观点否定近代文学的存在，观点有待探讨，但其个性思维体现了新时期以来人们对于政治意识形态强加于文学研究的不满，以及对文学研究回归艺术本身的强烈渴望。

在思想解放的时代脉动下，文学史观也悄然发生着变化，王飙发表于1989年的《近代文学研究应当有自己的面貌》一文，值得注意。作者同意研究者们把近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来对待的意见，但同时，如何提高近代文学研究的学科整体水平？王飙是这样认为的：

每门学科都有自己的对象，而且这个对象具有区别于其他学科对象的特质，否则这门学科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而这一对象的独特性质、独特地位及其中包含的特殊规律，就是它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价值之所在，也是这门学科研究目标之所在，并且是其他学科所不能取代的优势之所在。一门学科的水平，主要取决于它与自身研究目标的距离。只有（也只要）研究对象的独特价值为我们充分认识，并且在研究成果中体现出来，这门学科才能（也就能）确定自己的学术地位并且真正成熟。而这恰恰是以往近代文学研究所没能解决，至少没能很好解决的问题。

近代文学是从古今文学分割出来的一部分，其背景正如王飙先生所言，“最初并不是对文学史本身充分研究的结果，而很大程度上是接受了来自政治和历史学的现成划分——根据新民主主义理论，这一阶段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因此，近代文学作为文学史一个段落，存在着先天不足，后天困扰的烦恼。其研究方法或者用古代文学的路子，或者用现代文学的眼光，而忽视了对近代文学独特性的认知。那么，近代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呈现怎样的形态，王飙先生用了一个比喻，是其化蝶之前的“毛毛虫”。这就决定了“近代文学特殊研究价值，决定了近代文学研究有其独特的主题：正确说明传统的古代文学向新文学演化的具体行程、特殊规律和类型特征。……它不是同一文学体系范围内的兴衰、承创、延展、成熟等等，而是一种旧文学体系向新文学体系的演变。所谓文学体系的变革，即它不只是文学的某些方面，而是包括文学的社会属性、社会内容、文化内涵、文学观念、文学结构、艺术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语言符号系统，作家队伍和读者对象，乃至文学的存在方式（出版发表）等各个方面的整体性变革。这一变革虽然到‘五四后才进入完成期，但变革却在近代已经发生。因此，具体地描述出文学的各个方面变革、演进的轨迹，亦即中国文学近代化的轨迹，是近代文学研究的首要课题”。王飙先生意识到，“为了实现文学史家的叙述目的，近代文学研究策略性地挪移作家位置，如龚自珍;二是有重要地位的文学现象、文学流派被割裂，如宋诗派、桐城派。近代文学的分期也是如此，目前的几种观点无不是近代史或依据社会思潮或历史大事件分期的翻版。作为文学史，放下自己的文学立场，把文学现象的选择、描述、解释作为贯彻其历史学科政治判断与价值取向的过程”。文章认为：“前人关于近代文学上限为‘嘉道之际的观点值得重提，近代文学的分期，依据文学演进的历程，分为道光、咸丰、同治半个世纪为前期，光绪、宣统、民初半个世纪为后期。近代前期经世派、宋诗派和以梅曾亮、曾国藩为代表的桐城派得到完整展现;近代后期，一方面是传统文学的结穴，另一方面则是新文学的萌生，二者的消长预示了文学的走向。”

关于近代文学的性质、特点、分期等问题，不过是学术史上的“務虚”研究，本应是建立在充分的个案研究基础之上的概括，但是，长期以来，我们的学术思维受二元对立思维的影响，习惯于站队、贴标签、定性，似乎这些问题不搞清楚，就不知道自己研究工作的方向和动力。改革开放，思想解放，激活了近代文学研究的活力，学者们对近代文学的总体面貌产生了多元的认识。

二、近代文学的专题性研究

学者们的专题性研究主题集中。陈永标先生认为探讨审美观念与思维方式有益于“加深理解近代文学的性质和特点”（《试论近代文学审美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演变》）。近代文学的审美观念与思维方式主要有几点：首先是文学与现实的审美关系。这一点表现在道咸时期以龚、魏为代表的经世派作家身上，“他们继承和发展了明清以来提倡‘致用之学和‘主情、追求个性解放的进步文学思潮，把文学创作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进一步冲击了理学的统治，发扬文学创作上的‘立诚‘真我的浪漫主义狂狷精神，教人们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中，进一步认识文学自身的使命及其审美价值”。甲午战争之后，“近代文学的审美观念与鸦片战争时期相比，则产生了由量到质的变化。这一时期一批爱国志士，面对深重的民族灾难，他们有感于‘洋务和‘实业救国的破产，积极向西方寻求‘真理，介绍翻译西方文化，想通过‘批判的武器以及用文艺教育民众，开通民智，唤起群众觉醒和鼓舞爱国热情”。辛亥革命前夕，“青年鲁迅以其抗拒传统凡俗的英姿，出现在近现代之交的文坛，再次把文学与现实的审美关系引向一个新的高度”。其间的王国维，作者也从“文学与现实的审美关系出发”，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其次，近代文学审美观念与思维方式的演变，还表现在主理的知性分析向艺术审美分析的转化上。作者认为，“近代理论家在论述文学与现实的审美关系时，十分注重对理学和以考据学问为诗的批判，对艺术把握世界的规律和方式作过不同程度的论述”。其中有“文学情感论”“文学形象性和意境论的扩展”“学审美心理分析理论的广泛运用”。再其次，“中西文化的融合，也带来了近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和文学审美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变化”，例如，通过对西方小说的介绍，进一步提高对通俗文学美学意义的认识;通过对作家作品评价，开启了中西比较文学的研究;通过吸收、借鉴西方美学，扩大了对审美范畴的探讨，扩大了对新的审美理论范畴诸如美和美学范畴、悲剧的范畴、理想派和写实派创作范畴的研究。作为一篇理论研究文章，此文论述存在一些问题，其认识论表现出较重的时代理论色彩，但是这种从哲学、美学层面观照近代文学的尝试是难能可贵的。

西学东渐、中西文化的碰撞融合是近代文学的独特现象，各种概论性的论文、著作无不涉及这一问题。牛仰山《欧风东渐对近代文学的影响的再探讨》是一篇发表较早的专题性论文。作者认为，由于西学东渐，引发了近代作家重新认识和估价文学的地位与作用，同时接受西学影响的重要作家有梁启超和王国维。梁启超不但认为文艺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且强调文艺要作用于社会和人生;王国维的观点却是认为文艺是“自由的”，和现实人生无关。造成这样差异的原因，作者认为是梁启超“立足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和当时所进行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欧风东渐，还引发了“近代文艺家对文学特征的探讨，由浅入深，由不明确到明确”，虽“并未将涉及文学特征的所有问题都进行了探索，但他们向异邦吸取文学营养来丰富和发展自己民族文学理论的观点是鲜明的，态度是坚定的”。欧风东渐，还引发了近代文人对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创作方法的探讨。此外，还影响了近代文人提倡文学的通俗化。这些分析虽然不免粗疏，但基本观点却是之前研究的总结。涉及问题全面，大纲领、大问题几乎尽在其中。

谢飘云的《西方哲学对近代文学思潮的影响》一文，其中重点论述了两个问题，其一，进化论对甲午以后文学思潮的影响;其二，西方哲学对王国维美学思想形成的影响。他认为，进化论“变”的观点，“帮助人们彻底地打开了久闭的眼界，看清了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上，新旧事物和新旧思想在迅速地交易着和交替着。许多原来被认为亘古不移的观念，这时却分崩瓦解了”。“对中国士大夫阶层传统的思维模式产生有力冲击”。进化论直接促成了戊戌变法与梁启超所倡导的文学革新运动和鲁迅文学思想的形成。王国维超功利的美学思想主要来自于康德、叔本华、尼采。他对美学的理解，“对美的非功利性与独立价值的维护，也可视作是中国第一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初步觉醒的个性的维护”。

赵慎修的《近代文学的尚武精神》回溯古代文学作品中有关尚武的作品与所表现的精神，认为“近代文学中的尚武精神则不然，它不仅在一定时期内出现了较多的作品，而且和社会思潮、文学思潮的变迁有着密切的联系，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且到辛亥革命时期成为“近代中国的一股社会思潮”。文章指出近代历史与进化论、革命思潮是尚武精神的催化剂。

马亚中的《近代文学的非过渡性与近代歌词创作》，以近代歌词为例，探究近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的价值。作者认为，“文学作为一种审美对象，无论是旧形式、旧体载，还是新形式、新体裁，只要是成熟的，优秀的作品，它们之间就不存在高低、优劣之别”。因此，作者跳出了新文学为立场评价近代文学的路径，不同意把近代文学称为“过渡”文学，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属于同一层次的文学，不分轩轾。就近代歌词而言，历来研究者都认为是“诗界革命”的硕果，标示着诗歌通俗化、大众化的方向，而作者认为，“近代歌词创作是受海外歌词的启发而出现的一种歌唱体的改良”。但是“近代歌词创作尽管受到了海外歌词的启发，但它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突变更没有改变其作为歌词的体裁性质，它仍然是中国歌唱文学之一种”。以此将近代歌词放置于中国歌唱体文学的发展体系之中，进而纠正为实现文学 “进化”而强行将近代歌词纳入诗歌系统的研究模式。由此及彼，得出如此结论：“现代文学既非是中国传统文学自然发展的结果，又非西方文学的简单复制品，而是中西两种不同文化性质的文学基因重新组合而产生的新生儿。近代本身并非是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过渡，它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最后一弈，它与整个中国传统文学一起构成了现代文学的一个亲本，而西方文学则是另一个亲本。”此文表现了作者打通古今的学术视野、扎实的文学史功底、淡化人为的时段概念带来的生拉硬扯的学术理念。

近代文学研究的深化是由专题研究推进的，袁进的《试论中国近代文学语言的变革》深入到文学的本体——语言的研究。由黄遵宪、裘廷梁、梁启超等人的语言变革观念入手，分析近代报刊的出现与西方传教士翻译活动对于近代语言变革的推动作用，进而探究中国近代语言变革的动因：其一，“中国近代的语言变革不是语言发展自发产生的变革，而是社会政治变革带动下的变革”;其二，“中国近代语言变革虽然不是语言自身发展的自发产物，但它在客观上却是顺应了近代都市形成，市民阶层崛起，社会由封建形态转向资本主义形态发展的社会需要”。

与袁进先生的本体研究不同的是对于近代文学所赖以产生传播的制度的研究，这种制度研究不是过去所关注的政治性社会制度层面，而是与文学直接发生关系的出版传播等制度，郭浩帆的《近代稿酬制度的形成及其意义》一文无疑是一篇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论文。文章回顾古代酬劳、馈赠、润笔的种种情形，说明古代“作文取酬远未成为一种普遍、规范的社会行为”，并不属于现代意义上的稿酬制度。作者考察近代报刊史，认为1902年11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我国第一份近代小說杂志《新小说》首开明码标价的稿酬制先河，此后产生的小说刊物在征文广告中纷纷标明小说稿酬，如《月月小说》《小说林》《小说月报》等。在报刊上发表小说诗文，报社给予稿酬，虽然在当时尚未成为一种社会法律，但却是行业内普遍认同执行的“制度”。这种制度对近代文学产生怎样的影响？第一，吸引了大批文人投身于文学创作事业，作品数量激增;第二，促成了我国第一批职业作家的产生;第三，助长了创作中的媚俗倾向和粗制滥造的作风。总之，稿酬制度的形成，是文人职业化、文学商品化的表现。文学的近代化，概括为爱国主义、反帝反封固然不错，但是让人感到正确而隔膜，如此扎实可感的研究正是我们进入近代文学不可或缺的路径。

近百年的近代文学研究实际上长期以来一方面受制于主流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则受制于文献整理工作薄弱。进入21世纪，随着研究工作的拓展与深化，文献成为学术事业发展的瓶颈，老一辈近代文学研究者郭长海先生敏锐地注意到这一问题，其《中国近代文学文献整理的几点想法》（2003）一文，对文献整理工作进行了回顾并提出了要求。他认为“从事近代文学本身研究的人较多，而从事近代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工作的人较少”。“近代文学文献资料的收藏较为分散，借阅不易，尤其一些资料国内没有收藏，而在外国图书馆里却有相当规模的收藏”，因此，“中国近代文学文献的整理工作，有很大难度”。他充分肯定鲁迅、陈衍、郑振铎、阿英、魏绍昌、梁淑安、樽本照雄等人在近代文学文献方面作出的重要贡献，同时认为“需要继续不断的发掘”，提出了编选《维新变法文学集》《辛亥革命文学集》，与阿英的《鸦片战争文学集》《中法战争文学集》《中日战争文学集》《庚子事变文学集》和《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形成系列。另编一套《维新时期诗辑》和《辛亥革命时期的诗辑》，补充钱仲联、严迪昌先生的《近代诗钞》之缺;编几本近代人的文集。近代文学的文献很多保存在报刊上，郭先生主张编辑整理出《中国报刊诗辑》;编辑一套近代报纸篇目索引，与已有《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方便读者查找文献。郭先生的这些建议，有的正在实现，例如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的“近代文学丛书”目前已出版20多家诗文集，多数作家是第一次整理出版。科技昌明，近代报刊数据库提供的方便非90年代所可以想象。

20世纪80年代之前影响近代文学研究的理论一是阶级斗争的理论、一是进化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学术队伍的换代，阶级斗争的理论逐渐被新生代学者所放弃，而进化论被重新审视则是近年来的事。在进化论的指导下，学术界高度评价新文学，近代文学就成为由古典文学到新文学的“过渡”文学，但凡与新文学有关的，都是近代文学的成就，与新文学关系远的就是保守、落后甚至反动的文学。2013年左鹏军教授的《近代文学研究中的新文学立场及其影响之省思》，是一篇关于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反省的论文，作者回顾近代文学的研究史，认为一直存在着“从新文学立场出发、以新文化的价值尺度为标准进行近代文学研究。这种立场尽管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不同文体的近代文学研究中有着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体现，但相当强烈地表现在近代文学研究的多个方面，同时也突出表现在多个时期、直至目前的近代文学研究中”。新文学立场主要表现为“持续进化、崇尚变革、向往西学、否定传统的单一化、主观化”的价值观，“二元对立、思想斗争、军事壁垒、政治阵营的思维模式”，宁新勿旧、宁西勿中、宁俗勿雅的叙述套路，造成对文学传统的遮蔽疏离。文学史叙述“在内容取舍、叙述框架和价值评判对与新文学相应相关的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给予高度评价甚至过度阐释”，而对与新文学矛盾对立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视而不见，甚至否定、抨击、批判。新文学的立场与方法，对近代文学的研究史造成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在数十年来出版的多种近代文学史著作、近代文学研究论著或相关研究领域的大量著述中，这种新文学立场先入为主式的深刻影响或从新文化立场出发进行研究和评价而遗留的痕迹几乎随处可见”。这个估计一点也不过分，因此，他不无痛心地诘问近代文学研究是否找到自己。

三、近代文论研究综述

自古文论与文学齐头并进，相得益彰，研究文学与研究文论缺一不可。近代是文论的高涨时期，清代文论的继续发扬，同时又受到了西方哲学思潮的影响，产生了具有近代特色的文论。20世纪80年代前，近代文论研究相对薄弱，在文献上多依赖于舒芜所编的《中国近代文论选》。80年代后，随着近代文学研究的繁荣，多种近代文学文献大型丛书问世，一些过去被批判、否定的文学流派、作家、作品成为新开拓的学术领域，文论研究产生了许多成果。本书选文23篇，以期尽可能反映40年来各体文论研究前进的步履。

徐中玉先生《中国近代文学理论的发展》一文纵观近代百年的文论，分门别类，既抓主题，又论现象。“变”是近代文论的主旋律，近代文论面临的主要问题有：1.“文体的由古奥日趋简易，由难懂到要明白晓畅”;2.“近代文学理论在新旧交替、救亡图强的大变革世运中，对充满封建专制思想内容的旧文学传统进行了很多批判，这是要求改良、变革的一种进步表现”。3.“在近代文学随着时代发展而进行的变革活动中，必然会产生很多新的问题，做出各种不同的探讨和回答”。徐先生还对近代散文理论、诗歌理论、词学理论、小说理论、戏剧理论进行提纲挈领式的概述。此文概览式的论述方式，正反映了当时文论的研究水平。

进入21世纪，近代文论研究论文多起来，主要有几个方面的文论问题：1.鸦片战争的文论;2.宋诗派与同光体;3.桐城派白话文;4.梁启超与“文学革命”;5.南社;6.小说戏曲与词学;7.翻译文学;8.王国维。

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学术观念得到不断更新，过去被贬低、批判、否定的文学流派与作家成了近20年的学术热点，其中的宋诗派、同光体与桐城派就是其例。王澧华教授在曾国藩研究、宋诗派研究积学有年，其治学路数从文献整理入手，其文扎实，有见地。《近代“宋诗运动”考辨》是较早的关于宋诗派的论文，古代的诗文流派，从未有冠之以“运动”者，王文考证近现代人喜欢使用的“运动”一词的来源，而将之形容诗歌流派，始作俑者是梁启超与陈子展，其实用之形容诗学之格局与传承实为不倫。文章考察宋诗派的重要人物与影响，他指出程恩泽、祁寯藻、郑珍、何绍基、曾国藩各自的作用与影响。曾国藩的《题彭宣坞诗集》一诗，向来迷惑后学，王文发微索隐，指出其与诗史不合之处，见出文学史研究者之史识史断。贺国强的《“学问”与“性情”的诗学同构——道咸宋诗派诗论》一文，是比较早研究宋诗派诗学问题的论文，作者打通古今，上溯有清一代学宋的倾向如何逐步走向道咸年间的宋诗派的逻辑过程，其思维模式改变了过去就近代论近代，把1840年后的文学现象当作近代特有而表扬或贬抑。论者从宋诗派大量诗学论述中概括出其理论核心“学问”与“性情”的命题，论证二者由严羽的异质而到宋诗派的同构，分析其间的学理路径。宋诗派除了“性情”“学问”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就是诗学杜韩苏黄。苏黄出自杜韩，搞清楚杜韩何以成为宋诗派的诗学宗祖是一个关键性的学术问题。吴淑钿的《寻常诗家难相例——宗法杜韩的诗学意义》是一篇分析细腻、学理性很强的论文，作者从杜韩所具备的诗学、伦理、社会等层面开掘，导出宋诗派“推本杜韩诗文合一之创作手法时，是为了可以具现博识及抒发忧世情怀，达学人诗与诗人诗合一的境界”。同治光绪年间接续宋诗派的是同光体，20世纪80年代前，同光体的研究基本没有展开，之后，同光体是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热门。研究同光体的诗论，离不开对陈衍的研究。胡晓明教授的《唐宋诗之争：陈衍诗说的近代转义》从陈衍入手，观察同光体诗学思想的形成过程与基本观点。胡文敏锐地指出陈衍标举学宋，“其理由有三：一曰贵创新，二曰崇尚真实本领，三曰重思想”。贵创新开拓，即崇唐祧宋，而上达风雅，自具面目;“真实本领”，即“深苍也要取材坚”，“诗之意韵深邈、格调苍古，固然好看。然而须内材充实，语义坚确，方是好诗”。“诗以骨力坚苍为一要”。其真实本领即学问。“取材坚”不仅是材料的扩大，还涉及到“语言的真实可靠问题”，为此陈衍提出诗歌语言“称”的范畴。“重思想”，陈衍说：“道光之际，盛谈经济之学。”“诗学乃兴盛”，“是时之诗，渐有敢言之精神”。胡文认为所谓“敢言之精神”即“主张诗要从美学俗调的沉睡之中醒来，思想从政治高压中渐渐苏醒，作时代思想的良知”。陈衍的诗论具有“明确的写实倾向;理性优位的文学观;关怀世道人心的使命感和贤人志士情怀，以及转学古而面向生活世界的文学观”。此文具精湛之思，透辟之论，不可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