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散文卷（１９８０－２０１７）》前言

在近代文学研究领域，与诗词、小说、戏曲相比，散文研究一直处在不温不火的状态。即便如此，1980年后近代散文研究还是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在文献整理、散文嬗变、思潮现象、重要流派、代表作家作品等方面，研究成果显著。由此，选编《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散文卷》（1980—2017）并非易事，挂一漏万之忧常常暗浮于编者心头。根据编选要求，我们在经过几番思量、几番割舍之后，最终选定了近30篇代表性论文。它们大体上能够呈现近40年来近代散文研究的新收获、新拓展、新特征，也能够展现几代学者的治学历程与学术取向。

一、深刻认知近代散文的主流和特色

近代散文是中国古典散文向现代散文转变的关键一环，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和特殊意义。由于近代社会的复杂性与动荡性，近代散文明显不同于古典散文和现代散文，自具面貌，自铸特色。由此，如何把握近代散文的主流面貌和自身特色，成为近代散文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其实，有关近代散文主流和特色问题的探讨，在1987年启动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1840-1949）编纂项目中得到较为充分的展开。“大系”共分十集，散文集是其中之一，主编为任访秋先生，关爱和、王广西、任亮直、李慈健、袁凯声为副主编。在编纂过程中，任访秋、季镇淮、周振甫、冯至、陈则光、何满子、王勉等学者对近代散文的编选问题进行了深入而坦诚的交流，在争鸣中深化了对近代散文的总体认识{1}。关于近代散文的特色，季镇淮先生认为：“近代散文的特色首先是思想性和政治性以表达其时代面貌和精神，这是为近代社会的特定条件所决定的。”{2}他还致信“大系”总编纂范泉，特意强调：“实际这个时代最可贵的东西，就在于政治性的觉悟的提高，人们已顾不得文章的风采，而唯求文章有用了。‘用的最高目的，在反帝反封建，争取民主独立。这是近代文学的灵魂。没有这一主流及其思想脉络，则不见其革新的色彩与时代精神。”③本选收录了季先生的《近代散文的发展》，这篇文章梳理了近代散文发展的主要线索，从魏源、龚自珍等经世派之文到冯桂芬、王韬之文、太平天国革命散文，从近代桐城派之文到梁启超等改良派的新体散文，勾勒出近代散文演进的主体面貌与特征。对于近代散文的主线、主流，任访秋先生也认为：“总观中国近代散文发展的历史，它的主流始终与社会的政治、思想主潮相呼应，从经世派、维新派到革命派，其中的主要代表作家，几乎都是重大政治变动的启蒙者或组织者、参与者，他们的散文贯穿着一条反帝反封建的红线，与这种内容相适应的散文体式，也随之日趋解放。”{4}他还指出，西方科学、民主的精神为近代散文注入了勃勃生机，“使近代散文在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上，超越了古代散文，对于我们沉睡的民族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1}

老一辈学者对近代散文的深刻认知，为散文研究起到了指引作用。1997年，谢飄云先生出版《中国近代散文史》{2}，这是中国第一部专门研究近代散文发展历程的著作。全书紧扣近代散文从内容变革到文体创新再到语言通俗化这一线索，以散文发展流程为经，以作家作品为纬，全面系统地探索近代散文的思想历程和发展走向，揭示出近代散文的基本面貌和发展规律。本选收入他的《中国近代散文的多重变奏》，此文是其著作的结语部分，单独发表在《文史哲》1998年第6期上。文章认为，近代散文在新旧文化潮流交替中经历了四次重大转变：第一重变奏发生于鸦片战争前后，以龚自珍、魏源等人为代表的散文创作表现出衰世批判者的理性精神，标志着散文近代化初期的最高成就;第二重变奏始于19世纪初，冯桂芬、王韬等人又以改革者的开拓气概，把近代散文的发展推上了一个新阶段;第三重变奏发生在与甲午风云结伴而来的近代散文变革高潮中，梁启超等维新变法者的文体创新开创了一代新文风;第四重变奏发生于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前后，秋瑾、邹容等民主革命家散文的语言革新，迈出了近代散文带有根本性变革的步伐，对近代白话文的形成及文体拓展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四重变奏之中，还存在着严复散文、章太炎文、湘乡派、林纾文等副歌情况。他还特别指出，近代散文中理性精神的弘扬，不仅把近代散文推上了新台阶，而且还使它与世界优秀散文接上了轨。以往，我们习惯于将近代散文置于中国散文自身传统范畴里予以讨论，在这样的惯性思维下，容易忽略近代散文与西方文化、世界优秀散文的联系。自近代以来，随着西力东侵、中西交冲，中国被迫卷入由西方列强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之中，近代散文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研究近代散文，倘若置于世界文学视域下予以观照，应当会有新的发现和收获。

2004年，张永芳发表的《由经世文、时务文到报章文、白话文——略论晚清散文的新变》，勾勒出晚清散文主要经历了由传统的经世文向采用西学的时务文与借助报刊传播的报章文、白话文演进的过程，认为这其间的形态变化，远远大于秦汉至清中叶约两千年的文体变化。最后指出，散文发展至晚清，是古文的回光返照与最后咽气的时期，也是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的转折时期，与此同时，它也反映了中国人寻求救国之路的精神探索的一个重要侧面。2011年，欧明俊发表《论近代散文观念的新变与传统》，系统梳理了近代散文观念的新变表现，认为在散文概念上，传统“大散文”“杂散文”观念逐渐发展为“纯散文”观念;在功能价值上，开始重视受正统观念轻视的抒情性和娱乐消遣功能，散文文体也由此从文学中心渐移至边缘;在散文语言上，革新意识强烈，力图以白话取代文言;在文体文风上，“报章体”“时务文体”“新民体”先后出现，文风趋向通俗晓畅，明白自然。在此基础上，他还探讨了散文观念新变与传统的关系问题，指出近代散文观念的新变，既表现为对西方“纯文学”观念的吸纳，又表现为对古代散文观念的自然承继，是对传统的“扬弃”，外来因素只是助力而已。2012年，何宏玲发表《晚清小报的新体散文——近代散文新变之探索》，认为小报文章是晚清文学独树一帜的一支，其题材极为广泛，描写议论均富有特色，形成鲜明的美学追求和独特的书写风格，反映了知识阶层对社会的新认识和新表达。同时它也是近代文章新变的成果和收获。2013年，由郭预衡、郭英德任总主编的《中国散文通史》，其中杨联芬主编的《近代卷》，也从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视角梳理了近代散文的发展轨迹，认为：“一部近代散文史，大致呈现了中国鸦片战争以来知识分子思索中国前途时，由‘开放到‘西化，由‘改良到‘革命，由‘器物到‘精神的现代性追求的完整轨迹。同时，散文的观念、语言和形式，也随之逐步变化。其中所包含的文学观念的检讨与转变，散文文体的发展与局限，也延续到下一个阶段即‘五四及其后的现代文学中。”{1}统而观之，学界对近代散文的演变与新变的认知，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具体，越来越客观。

近40年来，学界对近代散文演进的重要阶段、重要作家、重要作品也较为关注，尤为注意嘉道和清末民初这两个时期，相关研究成果较多。嘉道时期如龚自珍、魏源、姚莹等经世派文人的散文创作情况，研究成果丰硕，涉及作家事迹、文集文献、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影响渊源等方面。本选收录了孙静、王飚两位先生的论文。孙先生研究龚自珍甚深，于龚氏诗文及其思想多有创见，本选所收《论龚自珍的“尊史”思想》发表在1993年出版的《国学研究》第1卷。此文重在剖析龚自珍的“尊史”思想，认为“尊史”就是提倡正视现实，尊重理性，开展以理性为中心的社会批判精神。而这也正是近代带有启蒙色彩的先行者具有进步意义的基本思想倾向，集中地体现出“尊史”的现实意义。王飚先生对龚自珍也有研究，尝论述龚氏文学思想的近代意义{2}，10余年后，他又发表了《魏源经世文论对传统文学原则的改造——魏源文学观的近代意义》。他比较了魏、龚两人文学思想，认为他们对文学变革途径的探索虽然有所不同，但可以互补相成。如果说龚自珍表现出对传统文学原则的怀疑和挑战，那么魏源的经世文论则着重对传统文学原则加以改造，使之适应时代发展。不仅如此，魏源还把创作方向引向关注现实，这为表达批判和改革思想并随社会变化而发展，打开了通道。将王飚的两篇论文相互参看，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龚、魏两人文学思想的近代意义。需要指出的是，当前不少的近代文学史著述都把近代文学的开端界定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前后，且又常常将龚自珍、魏源放在开端部分论述。但如果考察龚自珍（1792-1841）、魏源（1794-1857）二人的主要活动时间以及相关创作，往往是在1840年之前。这就意味着文学史叙述时间与实际史实的差异，这种差异容易导致人们忽略鸦片战争之前文学发展中的新因素。2002年，关爱和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上发表了《嘉道之际的文学精神与创作主题》。此文考察了当时士林与学术风气转换的历史背景，在此基础上，着重描述了嘉道之际议论军国、臧否政事、慷慨论天下事的文学主潮的形成及其发展，指出这个主潮为中国近代文学作了一个气势不凡的开场白。这篇论文，实际上将近代文学的起始上溯至嘉庆时期，富有启示意义。

关于清末民初时期的散文研究，学界关注面更为广泛。在文体方面，涉论时务体、报章体等;在代表作家方面，涉论郑观应、王韬、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秋瑾、章太炎等人;在语言方面，涉论报刊白话文、欧化白话文等;文学教育的转型与散文的演变，等等。我们根据实际情况，收入了牛仰山、连燕堂、龚喜平三位先生的论文。牛先生的《晚清“文界革命”论纲》，深入剖析了“文界革命”思潮兴起的背景，并归纳、概括出它表现在文学创作上的一些特色，还探讨了它的渊源及影响，认为“文界革命”是文学发展史上必须经历的一环，为“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散文的改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东西，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这篇论文发表于1984年，以后学界关于“文界革命”的成果渐多，然不容忽视牛文的奠基影响。连先生的《簡论洋务运动时期的文学变革》，注意到洋务运动时期文学的特殊性，认为此阶段的文学独具特色，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变革时期加以考察研究，并强调此时文学的主流是萌芽状态的资产阶级文学，在许多方面为晚清的资产阶级文学革命运动开启了先路。这篇论文发表在1990年《文学评论》第3期上，提出问题时间比较早，遗憾的是，直到现在学界对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情况关注还不够。龚先生的《秋瑾文体革新理论与实践考论》，论述了秋瑾与近代文学革新的关系，这是一个尚未引起重视和得到发掘的重要问题。他从秋瑾文体革新的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入手予以探讨，指出务实、尚俗、切用、崇外、求变、创新，这些都体现出秋瑾文学革新的理论取向和写作态势，而她有关白话“演说”活动的倡导组织、理论建树和写作实践，则尤具创新精神和文体意义。她的白话文创作在晚清白话文运动中具有典范性，并代表着近代散文发展的正确方向。他强调，秋瑾关于文体革新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散文的近代化进程中有着独特价值和重要地位，不能忽略。

应该说，近代文学毕竟不同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有自己的学科定位和独特的学术价值。近40年来，学界对近代散文的主流和特色的把握，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近代文学的认识。

二、别开生面的近代桐城派研究

有清一代，桐城派是一个作家众多、成果丰富、传衍广泛、成就卓著、影响深远的流派。晚清时期，这个流派在传衍过程中出现了新变化、新突破，声震华夏，并波及海外。近40年来，在近代文学研究领域，桐城派研究一直受人青睐，成果显著，别开生面。

自1980年到2000年，这期间的桐城派研究主要是以文学为本位。本选收录了郭延礼先生的《近代桐城派散文新论》，他认为，在理论上，近代桐城派一方面注意文学的面向现实、经世致用，校正了前期桐城派的“空疏”之弊;另一方面，还善于系统总结古文的写作艺术，这较之前期桐城派文论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在创作上，桐城派作家无论是在表现反帝爱国主题上，还是在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度上，都较前期有了程度不同的进展;至于描写西方文明和异国风光之作，这更是前贤未曾渉及的题材。此外，桐城派散文在艺术形式上，也发生了一些新变化，比如篇幅普遍加大，风格以雄奇宏丽、绚烂有光之文为尚，不规范于桐城派之“雅洁”，语言上骈散相间，还出现了新事物、新名词，等等。当然，他也认识到近代桐城派也有一些局限性，主要是保守性和宗派性，这限制了它的发展和成就。此文发表于1989年，算是比较早、较为全面地论述近代桐城派散文的新变情况。关于近代桐城派作家的文学理论及创作情况，这20年间不少著作都有所涉及，如何天杰《桐城文派：文章法的总结与超越》（广州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王镇远《桐城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王献永《桐城文派》（中华书局，1992年版）、魏际昌《桐城古文学派小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周中明《桐城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等。其中，关爱和先生的《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不仅揭示了桐城派兴衰发展的轨迹，还阐述了桐城派的古文理论与创作实绩，最后又深入探讨了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的复杂关系，分析了桐城派消亡的内外原因。其中，新文学家们对旧文学代表桐城派的猛烈批驳，是重要外因。不过，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型，毕竟是一个复杂的新陈代谢过程。更何况，两者之间还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传统文学本身就萌生着现代文学的“质素”。因此，他在“结束语：说不尽的‘五四与旧话重提中的桐城”中指出：“全面认识桐城派作家及桐城派古文，是新文学家“五四”以后全面认识传统文化、传统文学与新文化、新文学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五四”新文化干将们在头脑清醒之余，重新审视并能客观认识桐城派，这反映了桐城派在古典向现代转型之际的殊相。因此，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问题，仍是一个富有意味的、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1}

进入21世纪以来，桐城派研究出现新变化，呈现出多元化的研究视角。一方面，学界沿着原有的文学研究模式，继续深入探讨桐城派的文学艺术。③柳春蕊的《晚清古文研究：以陈用光、梅曾亮、曾国藩、吴汝纶四大古文圈子为中心》（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是一部桐城派研究力作，他以晚清时期桐城派四大古文圈为重点考察对象，展现出桐城古文由江南向全国传衍的动态过程，也揭示出古文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在晚清走向式微的相关原因。本选收录的《晚清古文理論中的声音现象》，是其论著的一节，曾在《文艺理论研究》2008年第3期发表。此文重点考察了桐城派诸家关于古文声音理论的论述，这是以往桐城派研究中不曾深入、系统关注的问题。他指出“因声以求气”是桐城派的重要理论成果。这一现象的产生与古文是“语言型”文学有关，古文写作要自然流畅，有自己面目，必须重视文气。诵读和摹拟是古文写作的内在要求。同时，中国文字具有“因声得义”的特点，声音的组接使得古文的声音赋予某种意味，这种意味蕴含美的因素。他强调，晚清古文的声音现象进一步被强化是古文成为美文的重要前提，这使得古文的实用性减弱。古文声音理论中的“耳治”和文学近代化过程中的“目治”，在近现代文学的发展变革中，二者力量势位的消长，对于文学的走向有着深远影响。近些年来，萧晓阳深耕近代桐城派，他的《晚清桐城文章新范式——再论梅曾亮古文创作》从文体之变的视角论述了梅曾亮的古文创作，指出其记叙之文引入传奇之笔，论辩之文时杂以骈偶，写景之文又融入诗的意境，呈现出意近传奇、体合骈偶、蕴含诗境的特征，成为晚清桐城古文的新范式，这也标志着桐城派古文向近代散文的嬗变。此文后来成为他的《近代桐城文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著作的一部分。这本书从现代性与地域文化的视角论述了近代桐城文派的古文创作情况，这是以往研究所未曾做到的。

另一方面，学界力图突破传统的研究模式，从学术、教育等其他视角拓展桐城派研究空间。如有曾光光《桐城派与晚清文化》（黄山书社，2011年版）、吴微《桐城文章与教育》（安徽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著作。本选所收潘务正的《“桐城谬种”与新文化运动》，发表于2008年。此文对人们习焉不察的“桐城谬种”问题放在新文化运动形成的历史背景下作了溯源性考察，认为此口号最初所指对象为林纾，而非整个桐城派。后来为了适应新文化运动批判旧文学的需要，才扩大含义，转变为对整个桐城派的讨伐。这是一篇让人耳目一新的考辨之文，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和正确理解“桐城谬种”所指对象。近些年来，吴微一直注重从教育入手，研究桐城派的发展嬗变，他的《从“古文选本”到“国文读本”：桐城文章与文学教育的转型》就是其代表作，此文发表在2011年的《国学研究》（第27卷）上。结合书院（学校）的授受历史变迁，以桐城派教科书为切入角度，解读新学兴起和桐城文章变化的内在关联。他以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为界线，将桐城派文学教科书分成“古文选本”和“国文读本”前后两个时期。在这种文学教育的变化转型中，桐城派以“古文”为核心的选学理念始终未变。两类选本皆属于传统“旧学”的文化教育体系，然而，“当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理念的‘新学占据了主流地位，‘旧学虽然不能说与‘新学水火不容，但至少‘经史百家生存的空间极为狭窄和有限，古文的失落不可避免;桐城文人亦因此无法厕身于日新月异的新式文化教育体系之中，走向边缘，淡出文化教育中心，则是他们无奈的文化归宿”。由此，他从教育层面揭示出桐城派式微的重要因素。此外，本选还收了汪孔丰的《姚莹〈谈艺图〉与桐城派的江南传衍》，此文发表于2016年，他从姚莹《谈艺图》入手，探讨了他仕宦江南期间传衍桐城派的情形。姚莹与幕府宾客，谈文论艺，道艺均进，表现出汉宋调和之态势以及强烈的重道经世意识，充分昭示了道光年间江南士风与学风的新变化。他还有力推动了道光年间桐城派在江南的传衍，对常州、扬州两地文人有重要影响。

桐城派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以及它的现代转型问题，往往为研究近代桐城派的学者所忽视。实际上，近代以来桐城派学人多是当时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推手。他们在鼓荡现代化风云的同时，也改变了自身以及中国的命运。王达敏先生一直关注桐城派的现代转型以及终局命运问题。本选收录他在2015年发表的《论桐城派的现代转型》，此文是从中西方相遇，中国被迫卷入现代化进程的视角，深入论述了桐城派秉持“变”和经世致用的观念因时而变的百年转型问题。他认为：在政治上，以曾国藩、徐世昌为代表的桐城派人物，参与引领并推动中国告别中世纪、走向现代世界;在文学上，桐城派从文论、体裁和语言诸侧面开始向新文学位移;在传播方式上，桐城派深度介入报纸、期刊和出版等新媒体，创办文学社团，以拓展存在空间和加速自身转型;同时，属于桐城一脉的女性作家也以出身旧家的新人姿态登上文坛。桐城派的现代转型使它成为新文学的开端，也造成了其自身的终结。桐城派为中国现代化事业所建立的卓越功勋，以及其内部富含生命活力的珍贵质素，都永存于世。{1}

徐雁平深耕清代文学，在桐城派、家族文学研究等方面卓有成绩。本选收录他的《“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成为一种文学叙写方法——以明清集序为研究范围》，虽未直接探讨近代散文，但他探讨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与文学叙写方法的关系，颇有启示意义。因为桐城派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地域文学传统;桐城派的文章写作，也牵涉地域文学传统。受起源甚早的古代文学地域风格论影响的“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在明清的集序撰写过程中演变成一种文学叙写方法。地域文学传统“构件”，可视为一种再造的语境，出现在集序的前、中、后位置，它可以产生不同的功用;对于整体结构而言，它又有成型的功用。地域文学传统构件赋予集序一种历史深度和“地方色彩”，并在明清集部中得到较为普遍地应用，这为撰序者在具有应酬性质的集序写作中提供一种程式化的便利。这篇论文对我们研究近代桐城派乃至近代散文创作有方法论的意义。

研究桐城派，不能忽视骈散关系，也不能忽视桐城派骈文。晚清时期，在骈散问题上，文坛呈现出不拘骈散、骈散调和的思想倾向，桐城派也受到此种思想倾向的影响。为此，本选收录了2篇刊发在《文学评论》上与骈文有关的论文。曹虹的《清嘉道以来不拘骈散论的文学史意义》发表于1997年。探讨了嘉道以来文坛上不拘骈散、沟通骈散思潮形成的历史背景以及演变趋势，指出这股思潮对于问途唐宋的古文正宗桐城派而言，不啻代表了一种偏离，预示着传统内部所蕴含的转机。打通骈散的理论要求，汇合着思想界自由意识的潜流，开晚清标举效法魏晋文的风气。不拘骈散论不足以形成改造文坛的震动力，但其中所蕴含的突破正统框架的倾向，对于散文从古典终结期向近代的过渡，显示了自然活力的内部胎动，是理论上的一种有益的准备，是有一定精神“先驱”意义的。20年后，吕双伟发表《曾国藩与晚清湖湘骈文批评的崛起》，他从曾国藩的骈文观念出发，研讨他对骈文地位及文体特征的审视情况，同时联系晚清湖湘周寿昌、王礼培、李元度、易顺鼎、杨毓麟、王闿运、王先谦等的骈文批评，展现晚清湖湘骈文的崛起图景。湖湘骈文批评不仅对骈文存在的合理性和属性等作了总结性或者创新性阐释，而且还对文章，包括骈文、古文与经学的关系作了说明，突出了学问与骈文的重要关系。骈文批评从江浙文化“中心”到湖湘文化“边缘”的拓展，丰富了清代骈文学内涵，也促进了骈文学的建构。曹、吕两位都是学界研究骈文的专家，他们的论文分别标识着近代骈文研究前20年和后20年的新成就、新进展，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桐城派的骈文思想与创作。

总的来看，近40年来近代桐城派研究，在视角、方法、内容、理论等方面都有所突破、拓展，呈现出焕然一新的多元化格局，展现了桐城派研究的广阔空间和美好前景。

三、多角度、多方面观照白话文运动

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兴起是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这场语言文字革新运动有力推动了“文言合一”的风行，并逐渐颠覆了文言写作的传统习惯，为五四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革命的兴起奠定了坚实基础。早在20世纪50年代，为了批判胡适“‘文学改良芻议的盗窃行为”，谭彼岸《晚清的白话文运动》（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初步梳理了清末白话文运动的历史情况，这不仅将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源头上溯至晚清，还开启了探讨清末白话文这一论题的先河。进入80年代以来，文史研究者对这场白话文运动关注甚多，推进尤力，成果也较为丰硕。本选收录了王风的《晚清拼音化运动与白话文运动催发的国语思潮》。这篇论文梳理了晚清拼音化运动和白话文运动的发展线索，勾勒了国语思潮形成的历史背景，“国音”的确立，是由文言时代进入白话时代的门槛，为“国语”奠定了根本的基础，而基于某种“白话”的新的书写语言的出现已经可以期待了。{1}

在晚清白话文运动中，白话报刊是主要阵地，为推广、宣传白话文居功甚伟。胡全章的《清末民初白话报刊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首次系统梳理了清末民初存在的300多种白话报刊，对其历史形态、主题思想、语言面貌、文体形式、历史地位作了深入讨论。本选收录的《清末民初报章文话和白话语体的近代化》是其论著的一节。这篇论文深入探讨了清末民初报章的文话和白话现象，认为：白话化和欧化是报章文话发展演变的大趋势，这极大地打破了文言的旧格局，开辟了一条与白话文运动貌离神合的“言文合一”途径。与此同时，报章白话的文话化与近代化，成为不可忽视的发展趋向。报章文话和白话不约而同的演化趋势，影响了近代中国书面语言的历史面貌，乃至左右了其历史走向，两者的历史合力，极大地推进了中国书面语言的近代化进程及其现代转型。2015年，胡全章又出版《清末白话文运动研究》，对清末白话文运动进一步展开多角度的系统考察与立体研究。

近年来，夏晓虹先生的研究视野也延伸到晚清白话文，出版专著《晚清白话文与启蒙读物》（香港三联书店，2015年版），其中收录《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官方资源》和《作为书面语的晚清报刊白话文》是其代表作。本选收入后者，此文基于200多种白话报刊的繁盛史实，通过两两相对的文言/白话、官话/其他方言、官话/模拟官话的抽样报刊文本比对，考察处在文言与其他方言夹缝中的官话白话文与各方的纠葛关系，认为：由于方言的局限性，希望以官话统一全国白话文的努力成为晚清白话文的主流。不过，官话更接近日常口语，无法容纳新名词;同时，官话也仍然是一种方言，一些地域性的词汇并不具备通行全国的质素。因此，现代白话文还需从夹杂大量新名词的梁启超的“新文体”中有所借鉴，而从晚清的官话到日后的普通话书写，也需要经过词汇的选择和提炼。此外，本选收录孙之梅的《南社与近代新闻报刊业》，也值得注意。南社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学社团，持续长久，影响深远。南社与近代报刊业关系密切，广有影响的《中国白话报》就是南社成员林獬创办并主编的，有力推动了白话文运动。孙文虽没有探讨报刊白话文，但梳理了南社文人在1905年以前、辛亥革命以前和辛亥革命以后三个时期涉足新闻报刊业的历程，呈现了南社在保卫革命果实、促进政治民主化进程和提高新闻报刊业水平方面所作贡献。其中，南社所创办的白话报刊以及所作白话文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溯源白话文的问题上，欧化白话文也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它对后来国语运动的影响，尚缺乏深入研究。2007年，袁进先生在《文学评论》第1期上发表《重新审视欧化白话文的起源——试论近代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他认为：欧化白话的文学作品早在19世纪就已问世，是由当时西方传教士书写的，文体涉及诗歌、散文和小说。西方传教士对于新文学的贡献，不仅在于提供了最早的欧化白话文的文本，更在于奠定了中国近代“国语运动”的基础。由此，从西方传教士到晚清白话文，再到五四白话文，构成了一条欧化白话文在近代的发展线索。西方传教士曾经对中国近代的文学变革产生过很大影响，这一影响以前被我们低估了。这些年来，袁先生也一直在关注近代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现代汉语和现代文学的影响，并撰写了系列论文，{2}和学界同人一起深入推进了欧化白话文的研究。

在白话文兴起的进程中，晚清以降迅速崛起的“演说”也发挥了积极作用。2007年，陈平原先生在《文学评论》第3期上发表《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他从近现代比较盛行的“演说”入手，着重讨论作为“传播文明三利器”之一的“演说”，如何与“报章”“学校”结盟，对于开启民智、普及知识、修缮辞令、变革文章以及传播学术的意义。他认为，“演说”不仅仅是社会/学术/文化活动，也是一种知识传播方式，不仅有利于白话文的自我完善以及“现代国语”的生产与成熟，还深刻影响了许多作家的思路与文风。晚清兴起的演说之风，其影响不仅及于“文章”，还扩展到“学问”，引起了述学文体的变革。他强调：比起“文字的中国”来，“声音的中国”更容易被忽略。引入随风飘逝的“演说”，不仅是为了关注晚清以降卓有成效的“口语启蒙”，更希望借此深入了解近现代中国的文章风气以及学术表达。

作为民国以降国语、语文教育的直接源头，肇始于清末的“国文”学科在近代知识转型中，具有重要意义。陆胤近年来较为关注清季的国文教育与国族认同问题，本选收入他的《国家与文辞——清季文学教育的制度化》，发表在2017年的《文学评论》第5期上，它是从近代国民教育和国族共同体意识勃发的背景出发，重新检视了清末文学教育被纳入全国性学制的历程，考察包括文字训诂和诗赋辞章在内的“中国文辞”，如何从危急时势下的“无用之学”，升格为学校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门教科。“中国文辞”作为国民教育系统中的一门课程，充实着近代国家在时空维度上的文化共同体。虽然癸卯学制的“中国文辞”课程或许不合于一时之需，却有可能作为一种思想“潜势力”，成为百世以降的精神资源。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一批文人起到了引领作用，有力推动了白话文的盛行。本选收录了任访秋先生的《钱玄同论》。任先生重点论述了钱玄同的生平、文学革命运动贡献、史学成就、文字学研究四个方面。钱玄同在“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中，曾经对旧思想旧文学进行过勇猛冲杀，“不愧为当时一名闯将”。他的具体贡献有：一，最早积极响应胡适、陈独秀倡导的文学革命，提出“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的战斗口号;二，他竭力拉周氏兄弟为《新青年》撰稿;三，他同刘半农两人在《新青年》上所发表的双簧信，诱引林纾等人的攻击，最终赢得交锋之胜;四，他在文学革命初期，还曾提出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的主张。任先生还谈论了钱氏的散文特点，指出其文具有淋漓痛快、明白晓畅的特点。由于任先生在北京师大读书期间，上过钱玄同的课，知晓他的经历以及治学特色，{1}他论钱玄同，实事求是，非常合适。这篇文章写于1980年，次年发表在《艺谭》第4期上。在那个时候任先生较早地公开、公正地评价老师钱玄同，是有助于学界重新审视新文化运动的，其意义和影响不言而喻。

总之，本选近30篇论文，虽然可能存在挂一漏万、顾此失彼之处，但大体上彰显了这些年来近代散文研究进展较为突出的三大部分。我们在编选目录时，也有意分成三编，并按发表时间先后排次。可以说，纵览近40年来的近代散文研究，成绩与进步并存，不足与希望同在。本选的编纂，一方面是对过去的总结和反思，另一方面也是为新的研究起点作一参照。我们相信且期待，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近代散文，这一领域的研究会出现如火如荼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