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对政治信任与财富分配公平感影响的性别差异

蒋亚丽

摘 要： 采用2014年武汉市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教育对人们财富与收入分配公平感知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及两性之间的差异。为此，在建立的结构方程模型中共设置了三条路径，第一条路径是教育对财富分配公平感的直接效应，第二條路径通过社会经济地位隐变量考察教育的经济效应，第三条路径则把政治信任作为中介变量考察教育在财富分配公平感中发挥的非经济效应。分析结果显示，第一条路径中，教育并不能对女性的财富分配公平感产生直接影响。在男性样本中，这一结果则比较显著。存在显著的两性差异。第二条路径中，教育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地位提升，能够显著影响男性对财富分配公平的判断。这一结论在女性群体中则不成立，存在两性差异。第三条路径，经由政治信任分析教育对财富分配公平感的影响，在男女两性样本中均比较显著，没有性别差异。总体来说，教育对男性的财富分配公平的感知具有全面的显著影响。对女性的影响则没有那么显著。尤其是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女性对财富分配公平感的判断并没有得到相应加强。

关键词： 教育;政治信任;财富分配公平感;性别差异

中图分类号： C913.11;G467.2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19.03.0011

一、 问题的提出

分配公平感，尤其是人们对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公平感知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按照人们对社会发展的经验认知，如果一个社会的收入不平等差距过大必然会引起处于社会劣势群体的强烈不满进而导致社会的动荡不安[1]。按照这一理论预设，转型期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尤其应该引起人们的关注。中国由计划经济时代的收入和财产平均分配到改革开放时期“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实施，人们经历了由平均主义大锅饭到财富差距逐渐拉大的转变。无论是基尼系数还是泰尔指数，都显示目前中国的收入差距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要时刻提防利益受损群体的不满和由此带来的一系列不稳定因素。

事实上，中国老百姓也意识到了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和不平等。但社会主流价值观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这种不平等是公平的，可以接受的[2]。甚至越是社会底层，越是弱势群体对收入差距的不满程度越低。谢宇[3]对此作了进一步的探索，他认为，民众对不平等的接受程序是建立在他们对社会竞争规则普遍接受的基础上的——人们通过自身努力有向更高社会经济地位流动的可能性。加之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收入差距的肯定也增加了普通民众对不平等状况的容忍程度。因此，中国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不太可能引起弱势群体的强烈不满而引发社会动荡[2-3]。反倒是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由于种种原因更多地表达对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感[4-5]。

探索教育水平对分配公平感影响机制的研究成果也有一些，普遍接受的解释有社会结构地位论和相对剥夺理论[6]，以及在此基础上延伸出来的“局部比较”视角和“期望收入回报”视角[7]。教育不仅能提高人们的收入和社会地位[8-9]，还能引起人们思维模式和社会感知能力的变化[4]。因此教育对人们收入分配公平感感知的影响路径也是多方面的，教育对政治信任的高低是否也是影响收入分配公平感的路径之一，男女两性是否存在着差异，目前还鲜有人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意欲把教育对政治信任，尤其是把党政干部选拔程序的信任纳入到教育对收入分配公平感的分析中来，通过考察教育的经济效应——社会结构地位模型和教育的非经济效应——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并采用群体相对剥夺理论的视角对教育和收入分配公平感的关系作进一步的探索和分析两性之间的差异。

二、 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本部分在进行理论梳理时，先介绍分配公平理论的基础理论，然后具体分析教育对分配公平感的影响机制有哪些，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

（一） 分配公平理论下的结果公平和程序公平

分配公平感实际上是人们对收入应当如何分配的一种主观判断[4]。分配公平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霍曼斯（Homans）最早在1961年提出分配公平（distributive justice）理论，亚当斯（Adams）也在1965年提出了公平理论（equity theory）[10]。传统的分配公平理论普遍认为人们在衡量结果分配是否公平时秉承着“个人利益中心”的原则，并假设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都期望获得个人利益的最大化[11]。因此，人们在表达社会收入和财富分配公平感时，首先衡量个人投入的成本和所获得的收益[12-13]。这个衡量的基础和标准就是与周围人的比较，在与周围人的付出/所得比较中，人们获得自己所得是否公正的感知。他们比较所参照的周围人群体大都是与自己社会经济地位情况比较类似的当地人群体[14]。

目前研究中普遍意义上的分配公平感指的都是社会劳动产品的结果分配公平。最近国内外的一些学者也把视角转到了分配程序公平的研究上。程序公平理论认为分配劳动成果的规则和程序同样是人们判断分配是否公平的重要基础。该理论强调程序公平和结果公平是相互独立的，不同于人们对结果公平判断标准的单一，人们对程序是否公平的判断基于很多因素。这些因素包括是否被平等对待、分配者是否公正如一以及程序执行的过程中人们是否有适时表达自身意愿的话语权[15]。尽管如此，研究者们仍发现，人们对程序公平的判断直接决定了他们对结果分配公平的感知[16]。当人们对结果分配感到满意时，他们不会过多关注程序是否公平。但当人们对结果分配不满意时，对程序是否公平的感知则变得至关重要。

（二） 教育对收入和财富分配公平感的三种解读

本文对教育对人们收入和财富分配公平感知的影响研究大致分为三种情况：教育对人们分配公平感的直接效应，教育通过社会经济地位中介作用对人们分配公平感的社会经济提升效应，以及教育通过政治信任对人们分配公平感的道德教化效应。

1.教育对收入和财富分配公平感的直接效应。我们把教育本身对收入和财富分配公平的影响视为教育对财富分配公平的直接效应。基于中国社会调查的研究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对现有的财富分配制度越不满意[4]。对于这一结果产生的原因，怀默霆[2]认为虽然物质上的优越更容易让人对社会现实产生较高的满意度，但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人，越倾向于批判现有的一切，越有可能意识到社会中存在的偏见和不公平现象。李骏和吴晓刚[4]进一步分析道，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由于知识积累和认知能力的提升，养成了批判性的分析习惯，因此能够更多地了解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因为理解他人生活境况的能力有限，反而低估了社会的不平等水平。

2.教育对收入和财富分配公平感的间接效应——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效应。教育对收入和财富分配的间接效应主要体现在教育通过提升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来影响人们对财富分配公平的感知。虽然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打破了过去财富平均分配的格局，但人力資本收益率的变化并没有与市场化的过程相一致，而是较多地受社会结构因素（单位行业、单位性质）的限制[8]。在所有部门中，公共部门的教育收益率提高最快，国有集体经济部门次之。在私有部门中，只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才拥有较高的教育收益率。虽然教育的收入回报随着部门的不同而有差别，但不可否认的是，劳动力的收入随着教育程度的增加而提高[6]。研究结果发现，改革开放以后的收入分配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教育的差距，并出现了“穷人更穷、富人更富”的马太效应[17]。经济收入、职业地位等客观社会位置的不同导致人们的生活经历也不同，从而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和对公平的判断[18]。受教育年限越多的人，由于拥有的文化、技术资本也越多，获得的经济回报也就越大，因而在新的改革收益上处于优势地位[19]。

按照“个人利益中心”理论的假设，处于社会优势阶层地位的人更倾向于认为财富分配是公平的，并试图以现有的分配制度维持其持续优势地位的获得;而处于社会下层的群体由于较少地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因而更倾向于认为财富分配制度是不公平的。当财富分配不公平感的两极分化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优势阶层维护自身利益、劣势阶层争夺社会资源的斗争[20-22]。

经验研究结果发现，教育对分配公平的“个人利益中心”理论假设同样适用于中国社会。教育程度较高的人起初倾向于认为财富分配是公平的[4]，但在认识到社会现实以后，他们又会具有更加批判的态度，从而超越狭隘的利己主义认为财富分配是不公平的。就单个因素而言，收入增加能显著地促进分配公平感[5]。但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对教育回报的期望也就越高，在比较付出与回报的差距后容易产生分配不公平的感知。因此，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认可财富分配的不公平。

3.教育对收入和财富分配公平感的间接效应——政治信任下的道德教化效应。教育对财富分配公平感的道德教化效应主要考察政治信任作为中介变量是否能影响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人的财富分配公平感。本部分对政治信任的考察主要依据人们在评判结果分配公平时，程序公平在其中发挥的重要参考作用。

政治信任是指人们对政治系统运作能否产出与他们的预期结果相一致的信念和信心。人们在衡量公平感和政治信任的时候，一般倾向于以有没有政治权利表达自身的话语权作为衡量标准，而不管陈述和建议有没有被最终采纳[24-26]。人们对程序公平的关注更多的是想获得跟自身社会地位相关的信息[27]。如果居民相信程序公平，他们会认为自身受到了尊重和重视，如果居民认为程序不公平，他们则会感到自身的权利受到了侵害并受到了社会的排斥[28]。

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权威主义统治历史的国家，人们对政府的信任不仅基于政府的表现，更基于人们对权威的崇拜和依赖[23]。因而，转型期中国的政治信任水平总体上相对较高。同时，社会转型改变了公民对政治机构的认知，公民对制度化的机构赋予了比代理人更多的信任[29]。政府及其代理人——政府官员制定的政策及其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信任。如果政府效率低下、政治腐败严重，则都会影响人们对政治的信任感[30]。基于中国19年的调查数据研究结果发现，相比较于政府机构，居民对政府代理人——公务员的信任程度一直都是最低的，这与转型期比较严重的公务员腐败现象密切相关[29]。

在中国当前独特的市场经济制度安排下，市场能力、再分配能力、寻租能力共同决定着人们的收入。转型期中国在市场化过程中，政治上逐渐放权为其中一部分权力精英“寻租行为”铺就了权力腐败的温床，使不同类型的权力精英在经济地位上仍处于优势地位[31]。财富分配是否公平一直以来都是影响政治信任的重要因素，财富分配越公平，政治信任的程度越高[30]。反过来，人们对政治的信任，尤其是政治程序公平的信任也会影响人们对收入和财富分配公平度的感知。

教育水平也是影响人们政治信任的重要因素。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会较少受传统政治权威主义的影响，更认同现代的民主制度，表现出较高的政治关注度[30]。但见证了公务员的腐败使他们对财富分配表现出强烈的不公平感，伴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政治信任也在逐级下降[32]。加上中国社会自古就有文人做官的政治制度，“学而优则仕”更是众多读书人的终极目标。受这样的传统影响，即便到了现代，一部分高学历高收入者也会有意识地争取政治资源以谋求全方位的发展，扩大政治影响力[33]。政府官员选拔的程序是否公平也必然成为他们表达政治信任的参考依据，对公务员腐败的现实认知以及政府反腐败的力度都将影响他们对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感。

综合教育对财富分配公平感产生影响的三条路径，我们提出本文的三个假设：

假设1：教育本身能够对收入和财富分配公平的感知产生直接作用，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认为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公平且没有性别差异。

假设2：教育通过社会经济地位中介变量影响人们对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公平感，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倾向于认为财富分配是不公平的且没有性别差异。

假设3：教育通过政治信任中介变量影响人们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公平感，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政治信任水平越低，越倾向于认为财富分配是不公平的且没有性别差异。

三、 数据来源与变量设置

（一） 数据来源

分析数据来源于武汉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CSSR）所作的2014年武汉市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数据。武汉市社会状况综合调查①（China Social Survey Research），是武汉大学社会调查中心所发起的武汉市第一个综合性、连续性的覆盖整个武汉市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目的是通过定期、系统地收集武汉人与武汉市社会各个方面的数据，包括对住户基本情况、个人工作状况、家庭经济情况、信任与社会支持等部分，以获取转型时期武汉市的数据资料，总结社会变迁的长期趋势，探讨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社会议题。由于考察教育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因此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统计分析软件采用SPSS17.0和Amos21.0。

（二） 变量设置

1.因变量。本文的因变量是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公平感。在2014武汉市社会综合状况调查的问卷中让被访者评价我国收入及财富分配公平程度如何？所列选项为“非常不公平”、“不太公平”、“比较公平”、“非常公平”和“不好说”。为了便于分析，对结果进行了重新编码和合并，把比较公平和非常公平选项赋值为1=“公平”，把非常不公平和不太公平赋值为0=“不公平”。选择“不好说”的被访者一般都不认可正向的选项，但又觉得实际情况比负向的选项结论要好一些。根据实地调查经验，如果再三要求被访者给出明确选项的话，一般都倾向于负向选项。因此把“不好说”编码为0=“不公平”。

2.自变量。

（1）性别。性别为核心自变量，且主要研究对女性的影响作用。因此在模型分析时，性别被处理成虚拟变量，女性=1，男性=0。

（2）教育，在问卷中是以教育程度的方式呈现。考虑到结构方程模型对变量的要求，把受教育程度操作化为受教育年限，其中未上学=0，小学=6，初中=9，高中/中专/职高技校=12，大学专科=15，大学本科=16，研究生以及上=19。

（3）教育的经济效应，即社会经济地位具体操作化为收入、职业和单位性质三个变量。收入采用的是被访者个人2013年的全年收入，包括工資奖金、还有各类投资利润和分红，包含了被访者的隐性收入，能很好地代表被访者的整体收入水平。职业阶层按照国家职业分类与代码表的分类，把职业划分为两个主要阶层。1=“高级管理人员和中高级技术人员”，0=“其他从业者”。单位性质中，把1=“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军队”，2=“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3=“国有/集体事业单位”，重新编码为1=“国有企事业单位”，其余的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三资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编码为0=“私有企业”。

（4）教育的非经济效应——对政治信任的影响。政治信任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它包含很多层级，既有宏观组织层面的信任又有微观个体层面的信任。大体来看，政治信任从宏观到微观可以分为政治系统的信任、政治制度的信任、政府官员和公务员的信任。根据问卷问题设计以及本文研究主题的限制，本文选取选拔党政干部的公平程度、政府官员的腐败现象、反腐工作效果三个变量分别代表制度信任、政府官员和公务员信任、政治系统信任考察居民的政治信任水平。选拔党政干部在问卷中以“您认为我国选拔党政干部的公平程度如何？”形式列出，选项分为“非常不公平”、“不太公平”、“比较公平”、“非常公平”、“不好说”五个等级。在重新编码的过程中，“非常不公平”、“不太公平”、“不好说”编码为0，表示“不公平”;“比较公平”、“非常公平”编码为1，表示“公平”。政府官员的腐败现象问题设置为“您认为目前我国社会中腐败现象是否严重？”，选项为“很严重”、“比较严重”、“不太严重”、“没有腐败现象”、“不好说”。选项重新编码中，“很严重”、“比较严重”、“不好说”编码为0，表示“严重”;“不太严重”、“没有腐败现象”编码为1，表示“不严重”。反腐工作效果的问题设置为“您认为目前党和政府的反腐败工作效果明显吗？”，选项设置为“很明显”、“比较明显”、“不太明显”、“很不明显”、“不好说”。重新编码中，“很明显”、“比较明显”编码为1，表示“明显”;“不太明显”、“很不明显”、“不好说”编码为0，表示“不明显”。

3.分析路径。本文主要考察教育对居民财富及收入分配的公平感，中介变量为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治信任，因此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共设计三条分析路径。第一条路径分析教育对财富及收入分配公平的直接效应;第二条路径是教育→社会经济地位→财富及收入分配公平;第三条路径是教育→政治信任→财富及收入分配公平。社会经济地位隐变量又由三个显变量——收入、职业、单位性质得出;政治信任隐变量由选拔党政干部公平度、官员腐败现象、党和政府反腐败工作效果三个显变量得出。所有变量缺失值的比例都在2%以下，在纳入结构方程模型前对缺失值都作了替换。教育年限和收入显变量为连续变量，其他分类变量被重新编码为虚拟变量。符合作结构方程模型的基本要求。初步的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分析显示，人口学变量虽然对财富分配的公平感具有显著作用，但只解释了不到2%的方差。因此，为了使分析途径更加清晰，本文在结构方程模型中并没有纳入基本的人口学变量。

四、 数据分析结果

数据分析结果共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变量的基本描述性分析，另一部分是结构方程模型。

（一） 基本的描述性分析

利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17.0得出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具体见表1。

（二） 教育与财富分配公平感性别差异的结构方程模型论证

表3是教育对财富分配公平感的二元逻辑斯蒂回归，表中三列分别是全样本模型、男性样本模型和女性样本模型。从全样本中可以得知，教育程度与财富分配公平感呈负相关，受教育年限越长的人财富分配公平感越低。全样本模型中，干部选拔公平、腐败严重度、反腐效果都能影响人们对财富分配公平感的判断。在男、女分样本模型中，教育的效果不再显著。只有干部选拔公平还依然显著地作用于男性/女性对财富分配公平的评价。除此以外，分性别样本中的数据显示，年龄因素能够显著影响男性的财富分配公平感。年纪越大的男性财富分配公平感越低。这一因素对女性样本群体则无明显作用。逻辑斯蒂模型只是对变量间的关系进行初步的判断，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结构方程模型。

第三条路径，教育→政治信任→财富及收入分配公平得到了结构方程模型的验证。教育显著（p<0.001）地影响着人们的政治信任水平，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人们的政治信任水平下降0.18个单位。由于结构方程模型回归结果默认输出为非标准化系数，各条路径之间无法比较。因此这里及后面采用数据全部为图1 结构方程模型图中的标准化系数。政治信任的高低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公平的评价，二者的回归系数达到了0.51。政治信任水平越高的人，就越认可现有的社会财富分配制度。政治信任水平每提高一个单位，财富分配公平感相应提升0.51个单位。对政治信任变量贡献最大的显变量是党政干部选拔公平，回归系数高达0.72。可见对政府代理人——公务员选拔程序公平度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政治信任水平。这里面隐含着人们通过相信干部选拔程序的公平，相信政府会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发展秩序，老百姓都有通过自身努力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存在着社会阶层的分化和贫富差距的拉大，人们也都认为是公平的[3]。

综合比较男性和女性样本中教育对财富分配公平感的三条路径可以发现，对女性财富分配公平感产生影响的只有政治信任路径，而对男性财富分配公平感产生影响的还有教育本身的直接效应和社会经济地位中介变量。

五、 结论及讨论

转型期我国贫富差距的拉大以及财富积累马太效应的出现，引起了学者对于人们财富分配公平感的担忧。财富分配平等与否是人们对社会财富再次分配状况的测量，公平与否则是人们对于分配结果的主观判断。对社会稳定起着决定作用的是人们对于公平的感知。先前社会发展的经验使人们形成了这样一种心理预设，即越是生活在社会下层的人们越会产生对现有财富分配制度的不满，那些享受着既有分配制度所带来福利的优势阶层则极力认可并维护现有的分配法则。然而，针对转型期中国的研究则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即使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基尼系数超出国际警戒线，中下层老百姓却对现有分配制度并没有表示出太多不满，反而是受过良好教育、生活富足的中上层人士对社会公平的负面评价令人担忧。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女性对财富分配公平感是否也产生和男性一样的评价和判断？虽然女性的教育回报率高于男性，平均月收入却比男性低2024元，也存在着财富分配不公平问题。女性对财富分配公平感的判断本身也是对自身财富获取是否公平的一种评判。从女性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可以看出女性是否具有一些性别意识。

在男女的分样本中，教育自变量的直接影响效应则不再显著。在分样本中可以发现，女性如果觉得干部选择比较公平，则她们也会认为国家的财富分配比较公平。这一结论在男性样本中同样适用，两性之间并无差异。说明我们国家老百姓，无论男女，对国家的腐败现象、反腐工作以及党员干部选拔都具有比较直观的感受。尤其是腐败和反腐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也跟国家反腐倡廉和宣传的力度有关，即便不关心政治的人，也能对国家的腐败、反腐和干部选拔是否公平作出自己的评价。正因为如此，教育通过政治信任潜变量对财富分配公平感产生影响才没有性别差异。在教育通过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治信任发挥间接作用的两条路径的分析中，教育带来了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绝对提升，但较高的经济收入和地位并不能影响女性对于社会财富分配公平感的判断，即无论女性社会经济地位如何，他们对于财富分配公平感的评价是一致的。教育则能通过政治信任的间接路径影响女性的财富分配公平判断。女性对于政治的信任程度越高，她们的财富分配公平感就越强。对于女性财富分配公平感影响并不显著的社会经济地位潜变量，却对男性的财富分配公平感产生了明显作用。同样由学历带来的社会经济地位提升，男性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他们越倾向于认为财富分配越不公平。女性则无论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对财富分配公平的感知都无太大差异。这或许跟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有关。男性的战场更多的在于职场带来的收入，他们的目标也是职业带来的地位和收入。对财富分配公平感的判断代表着他们对更高地位和收入的企盼。相比男性，女性对财富分配公平的感知则不算强烈。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女性和职业、收入偏低的女性的财富分配公平感并无显著差异，都只是笼统地觉得国家财富分配并不公平。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并没有引起女性更多地思考当前社会的公平状态，以及自身财富地位的合理性。这也进一步说明，女性尤其是职业和收入尚可的女性，对社会公平度的感知和判断并没有包含太多批判意识在里面。这是否也从侧面说明即便女性的社会地位和收入发生了变化，对未来职业和收入目标并没有太多企图心？

注释：

① 资料来源于《2014年武汉市社会综合状况调查报告》，由武汉大学2014年武汉市社会综合状况调查课题组撰写。

②  结构方程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数都较好。虽然X2/df只有3.78，p<0.000没有达到模型要求，但GFI、AGFI、NFI、IFI、TLI、CFI各项指数都在0.9以上，RMSEA指数也在0.3～0.8取值范围内。综合以上各项指数可以得出模型拟合优度较好，符合做结构方程模型的条件。

③ p值为0.03，在p<0.05水平上呈现显著。

[参考文献]

[1]  Heather J.Smith，Tom R.Tyler.Justice and power：when will justice concerns encourage the advantaged to support policies which redistribute economic resources and the disadvantaged to willingly obey the law？[J].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1996，26：171-200.

[2] 怀默霆.中国民众如何看待当前的社会不平等[J].社会学研究，2009，（1）：96-120.

[3] 谢宇.认识中国的不平等[J].社會，2010（3）：1-20.

[4] 李骏，吴晓刚.收入不平等与公平分配：对转型时期中国城镇居民公平观的一项实证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2（3）：114-128.

[5] 孟天广.转型期中国公众的分配公平感：结果公平与机会公平[J].社会，2012（6）：18-34.

[6] 王甫勤.人力资本、劳动力市场分割与收入分配[J].社会，2010（1）：109-126.

[7] 马磊，刘欣.中国城市居民的分配公平感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0（5）：31-49.

[8] 刘精明.劳动力市场结构变迁与人力资本收益[J].社会学研究，2006（6）：89-119.

[9] 薛进军，高晓淳.再论教育对收入增长与分配的影响[J].中国人口科学，2011（2）：2-11.

[10]Karen S.Cook，Karen A.Hegtvedt，Distributive Justice，Equity，and Equality[J].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1983（9）：217-241.

[11]Taylor，D.M.，Moghaddam，F.M..Theories of intergroup relations：International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M].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1987：35-39.

[12]Adams，J.S..Inequity in social ex-change[J].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1965（2）：267-299.

[13]Walster，E.，Berscheild，E.，Walster，G.W..New directions inequity research[J].J.Pers.Soc.Psychol，1973，25：151-176.

[14]Norma J.Shepelak，Duane F.Alwin.Beliefs about Inequality and Perception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86，51（1）：30-46.

[15]Ellen S.Cohn，Susan O.，White and Joseph Sanders.Distributive and Procedural Justice in Seven Nations[J].Law and Human Behavior，2000，24（5）：553-579.

[16]Lind，E.A.，Kulik，C.T.，Ambrose，M.，& de Vera Park，M.V..Individual and corporate dispute resolution：using precedural fairness as a decision heuristic[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terly，1993，38：224-251.

[17]闫健.居于社会与政治之间的信任：兼论当代中国的政治信任[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1）：26-31.

[18]翁定军.阶级或阶层意识中的心理因素：公平感和态度倾向[J].社会学研究，2010（1）：85-110.

[19]刘欣.相对剥夺地位与阶层认知[J].社会学研究，2002（1）：81-90.

[20]Cook，K.S.，Lk Hegtvedt，K.A..Justice and Power：An exchange analysis.In H.W.Bierhoff，R.L.Cohen and J.Greenberg（Eds），Justice in social relations.New York：Plenum，1986：87-92.

[21]Homans，G.C..Social behavior：its elementary forms[M].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61：115-121.

[22]Kabanoff，B.Equity，equality，power and conflict[J].Academy of Mangement Review，1991，16：416-441.

[23]馬得勇.政治信任及其起源：对亚洲8个国家和地区的比较研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7（5）：79-86.

[24]Lind，E.A.，Kanfer，R.，Earley，P.C..Voice，control and procedural justice：instrumental and noinstrumental concerns in fairness judgments[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0，59：952-959.

[25]Tyler，T.R..The psychology of procedural justice：a test of the group-value model[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9，57：830-838.

[26]Tyler，T.R.，Lind，E.A..A relational model of authority in groups[J].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1992，25：115-191.

[27]Lind，E.A.，Tyler，T.R..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procedural justice[M].New York：Plenum Press，1988：32-36.

[28]Tyler，T.R.，Degoey，P.，Smith，H.J..Understanding why the justice of group procedures matters：A test of the psychological dynamics of the group-value model[M].Unpublished manuscript，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94：73-77.

[29]孟天广.转型期的中国政治信任：实证测量与全貌概览[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2）：1-10.

[30]张文宏，马丹.社会经济地位、民主观念与政治信任：以上海为例[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5（1）：52-62.

[31]刘欣.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多元动力基础：一种权力衍生论的解释[J].中国社会科学，2005（4）：101-114.

[32]谢治菊.政治信任的含义、层次（结构）与测量：对中西方学界相关研究的述评[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42（4）：10-15.

[33]黄秀华.政治公平在社会公平实现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J].理论与改革，2008（2）：19-22.

（责任编辑 王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