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转型中的首都建设

2019-08-23 05:35:48 财经国家周刊2019年13期

唐博

唐代诗人孟郊中进士后,得意洋洋地写了一首诗:“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孟郊确实很豪放,但他可不是骑着马满长安城晃荡。而是直奔“平康坊”。他眼中的“长安花”,并不是真正的花朵,而是“长安花魁”,也就是“平康坊”里的姑娘们。

其实,孟郊这么做在当时并不奇怪。唐代读书人中进士后,第一件事不是去拜师谢恩,而是跑到“平康坊”里找相好的,把这个喜事告诉她。要知道,这些进京赶考的举子,大多住在相好的青楼女子家里。毕竟,唐长安的青楼女子,普遍谈吐不俗,颇有文采。

“平康坊”,是长安夜生活的唯一亮色。只有这里可以昼夜欢歌。而出了这个区域,夜生活等于零。夜幕降临,在宽阔的朱雀大街上,除了穿梭巡逻的骑兵,几乎看不到行人,路上一团漆黑。长安城每天例行的宵禁开始了。

想过夜生活,请到“平康坊”。除此之外,只能老老实实睡觉,生活很单调。

封闭的长安

长安,唐帝国的首都。

百万人口,肤色各异,展现出世界级大都市的风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又彰显了这个盛世大城的传统与保守。

三重城 在周世宗柴荣的擘画下,汴州城变为三重城,即皇城、里城、新城。

从城市布局看,长安一直实行“坊市制度”,整齐划一地把居民区、行政办公区和商业区截然分开。商业区被严格限定在东市和西市,禁止沿街摆摊,市场按点上下班,绝对不加班。这些坊和市,其实就是一个个街区,被纵横交错的几条主干道分开。在城墙的包裹之下,这样的布局就是封闭式的。

作为国家首都,长安更讲究政治约束,加上城墙内没有特殊地理形态分割,因而坊市制度执行最严。平心而论,皇帝不太喜欢这个布局,但又不得不接受既成现实。于是,唐高宗就打算把皇帝居住区挪挪地,另起炉灶在城市东北边缘外侧,修建了大明宫宫殿群,逐步取代了核心区的皇宫。

相比来说,东都洛阳由于被洛水一切为二,空间上打开了缺口,有了一定的开放性和自由度,城市布局没那么封闭,再加上皇帝和中央机关大部分时间都在长安办公,这就让洛阳城内各阶层的社会氛围更宽松。

杜甫曾为在长安找房子而发愁,发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呐喊;白居易曾经感慨“居京城大不易”。然而,如果他们到洛阳去,搞房子的难度系数会小很多。“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邸”。更多人的心思都在改善居住条件,而不是身处政治中心边缘,非要往中心去挤。

宵禁名存实亡 

城市化的进程,就是农村人口加速向城市集聚,农业人口向工商业人口进行职业转型,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它带来了市民文化的衍生和发展,也带来了城市功能布局的嬗变。

唐代诗人王建诗云:“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这说明,在商品经济的推动下,旧规定中的“宵禁”制度名存实亡。开夜市,扩大城市贸易,成了长安人的共识。

唐朝末年,长安遭到了藩镇大佬们的严重破坏,加之运河局部干涸,长安的粮食供应出了问题。朝廷不得不将其放弃,转向水上交通便利的洛阳和汴州(今河南开封)。

古城西安市城墙南门。

特别是开封,五代期间,有四个朝代在此定都。由于河流地形的限制,仅靠原有的城市规模和坊市结构,根本无力适应不断扩大的城市体量。

这些问题统治者也注意到了。后周显德二年(955年),周世宗柴荣开出了旧城改造的药方,通过扩建来增加城市张力。

在他的擘画下,汴州城变为三重城,即皇城、里城、新城。皇城是在唐末宣武军节度使治所,也就是后梁開国皇帝朱全忠当年任职的衙门基础上,兴建宫殿,演变为皇帝的居住生活区,以及朝廷核心办公区。里城是在唐末汴州城的基础上改造的,绕城一周有20多里。新城又叫外城、罗城,周长48里,是新建区域,比里城扩大四倍,拓展了汴州的城市发展空间。

尽管北宋也对开封城多次营建和扩建,但城市结构跟周世宗时代变化不大。

不一样的开封

如果从唐朝穿越而来,会发现北宋的首都,跟唐长安有了很大差别:

——城市布局重心转移。唐长安的重心,比如皇城、大明宫等,在中轴靠北。宋开封则是重心与中心合一,皇宫就在城市中心,略偏北而已。

——城市平面空间拓展。唐长安的居民生活区,基本都在城墙之内;城墙内外是两个世界。宋开封的居民生活区,已经逾越城墙,就连城墙以外的城关、郊区等边缘地带,都成了市民和外来客商的活动场所,以及服务城内生活的区域。

——封闭坊市街区打破。宋开封出现了新的城市街区单元和管理单位——厢坊,以前严格区分坊市的围墙拆掉了。即便是市场,也不再固定地点,而是既有坊市,也有沿街摆摊的街市和桥市。

——房屋高度不再控制。宋开封不再像唐长安那样,对民用建筑物限高,使得居民可以充分利用有限的平面空间,盖出二楼、三楼,向空中要面积,空间拓展方向多元化。

——混合型街区初现端倪。虽然宋开封还有皇城(宫城)、里城、新城之分,但官衙、民居和店铺,不再像唐长安那样截然区分,放在不同的坊(街区)里,而是混杂安置。扩建新城时,只是预先规划好道路、街巷、衙门、军营、仓库等公共设施,防止泥泞和防火等因素,其他空地任由百姓建造。城市管理政策的放开,给宋开封提供了自我增添活力的契机。

于是,宋开封就向人们展示了与唐长安截然不同的景象。《东京梦华录》里的这段记载,将开封“通宵不绝”的夜市展现得淋漓尽致。人们流连于瓦子(娱乐场所),“终日居此,不觉抵暮”。每日清晨,新郑门、西水门、万胜门有生鱼数千担入城,买卖纠纷(当时称为“斗竞”)随之不断,开封府不得不增设官员,专门处理纠纷。每逢清明节日,人流量激增,纠纷更多,“斗竞日数百件”,乃至有关官员无法休假。身为开封人,每天所见的市面情景,大体都如《东京梦华录》所描述的那样:“(汴京)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 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

显然,宋人的城市生活,比唐人更有娱乐气息,更有活力和朝气。这便是政策放开和商业发展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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