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评劲草破顽石 笔耕绿意沁荒芜
——中国现当代音乐评论家、音乐教育家、音乐活动家李凌

文|

1.李凌的艺术观

1.1 关于音乐教育

办学都是有法可循，有法可依，不能随便修改……我们也应该为“音乐教育”设立法规。

明确定出实施多轨制的教育，给业余音乐教育、电视音乐教育、函授音乐教育以应有地位，可通过统考（如英、美、法、意、德等国的办法）来检验成绩。

美育必须在教育方针中占着重要的位置。

音乐教材，不但要是青少年喜欢唱歌，还要做到“寓教于乐”。

音乐院校本身，就是体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场所，应该让各种学派在院校内得到实验。

1.2 关于音乐美学

音乐艺术上艺与术问题，是存在的，也是差别的。“艺”是指艺术涵养；“术”是较多地指技巧。事实上，这两方面是很难绝对分开的。艺术、艺术，就是说，有术有艺，才能称为艺术。

蝉不与世争，它所求甚少，决不自恃。

新音乐不仅应该在内容上忠实地反映中华民族的现实生活，刚应该有亲切地反映这民族生活的民族形式。

音乐是听觉的艺术，但歌曲本身不能直接达到听众的耳朵。它需要演唱者的再创造，才能更完整的表达它全部的真意。

一个歌唱者，做到腔极正，喉舌口齿清，不能算是上乘。要“唱心”“歌情”“变死音为活曲”，就必须使歌者“融情”而出。

一个歌唱者，他必须运用声音的染墨着色的浓、淡、轻、重、动、静、华、朴、运、近、刚、柔……以使自己的歌唱姿态万千。

1.3 关于艺术评论

音乐评论要有眼光，要诚恳、公正，更要慎重。

扩大艺术领域，提倡多层次多方位的走向，最大可能满足各阶层各行业的人民大众多种多样的文化需要……并充分发挥音乐艺术的多种功能。

人类总是不断在千方百计地来完成这条艺术长河，他们不会满足于前人所树立的里程碑……有些可能明日黄花，也可能是明日枯枝。但总是这样曲曲折折，逐渐向前。

1.3.1 关于美学

任何艺术的本身，都不能全部直通通的一股劲到底，软、硬、曲、直、阴、阳、强、弱、快、慢、粗、细、起、伏……这是物质、精神，世态反映出来的两个侧影，应用多种多样的笔调风格，来表现丰富复杂的世态，也是为求加强艺术对比，取得更高的效果的需要。

1.3.2 关于音乐创作

要创造出新鲜活泼、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音乐艺术……从我国音乐艺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出发……发挥革命的音乐艺术的功能，使之更好地为广大的人民服务。

音乐民族化问题，最主要的是之参考移植过来的西洋音乐的形式，经过这个“化”，以创作新的民族形式。

用来自民间音乐的音调，加以发展、创作而写出的音调是民族化的一种；采用地方戏曲音乐素材加以发展创造，也是民族话的一种。而生根于新的斗争生活中，从中吸取新的现实生活音响，加以升华而改而创造出来的新音调，也是民族化的一种。

2.李凌的创作之路

在李凌自传的《跋涉人生：李凌音乐人生回忆记录》中，他自称是一个音乐记者，而不是作曲家。他的一生都放不下音乐评论的笔杆子，这也是他最难以割舍的情怀。让我们从历史的剪影中慢慢走进他炽热的内心。

2.1 红土里初生萌芽：革命潮流中的思想启蒙，乱世中展露音乐事业

李凌出生在广东台山四九镇一个五代华侨的农民家庭，父亲常年在外打工谋生，母亲在家里包揽一切农活，他从小就独立照顾弟弟。1927年的广州革命对台山影响并不大。1928年，他“中秀才”考上了中学（十七春乙班），当时学生的革命风潮已经在涌动，而他也开始喜欢阅读鲁迅的杂文。1937年，因父亲工作缘由，李凌跟随赴上海学习，为留日深造做准备。到了上海后，他进入了伍铭创办的“进化学校”，那里的成人夜校班实为地下党和进步青年的活动基地，主要传播革命知识。8月，因日本发动“上海战争”，他被迫与伍铭等人返回台山，而后在朱伯廉等人的主张下加入了他们在当地成立的青年救国工作团，并担任艺术组长。在此期间，他排练的《放下你的鞭子》《张家店》《药》等新话剧在台山各镇区、四邑部分县区做抗日宣传巡演。

次年4月，他与雷哲如、李鹰航等人一起去报考中共在陕西创办的鲁迅艺术学院。当时，他先报了美术系，上了一周课之后发现自己在人体素描方面基础比较薄弱，于是自荐转到音乐系，得到当时的系主任吕骥的亲自面试后同意转系。在吕骥《新音乐运动概论》的指导和冼星海的热情鼓励下，师生们都有十足的革命干劲。冼星海曾鼓舞来自广东的同学：“你们一定要认真地学习，胜利后回到广东建立一个正规的广东音乐院。”

自从与郗天风一起研究吕骥的《新音乐运动概论》后，李凌的新音乐理论研究之路就开启了。他们提出：“声乐、器乐是音乐艺术中不可缺少的左右翼”，不能只“以声乐为主”。[23]他还加强了理论学习，比如毛泽东的理论、马列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着重学习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对他日后的音乐评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犀利、果敢的评论风格让他的郗天风师兄羡慕不已。

1939年当国共进入相持阶段，李凌也与同伴一起转到了重庆，“新音乐运动”也进入了“低潮”。这期间，“新音乐”文化战线也受到了一些非议和阻力，他在1940年的《新音乐》中对“新音乐”做了界定：“永恒的绝对的新音乐是没有的，但是，相对的新与旧是成立的。也就是在划定的时间内的新是有的”。他将中国近现代受西方影响而产生的音乐称之为“新音乐”，有别于自古出现的民间音乐、雅乐等并且对这新旧二者做了深入讨论，提出了许多意见与建议。在重庆的特殊环境下，李凌曾改名为“史凌”。当时，《新音乐》的总社点设在重庆，而昆明、桂林、柳州也相继出版了《新音乐》的月刊，周总理也非常关心与支持他们的工作。

1941年春，皖南事件爆发后，李凌因《战时青年》特约音乐编辑的特殊身份被迫逃亡缅甸仰光，直到5月1日才回国，于1943年春末回到重庆。而后就进入了中华交响乐团工作，当时的指挥是林声翕，他提议开“星期音乐会”，主要上演西洋古典音乐。李凌负责给每周即将上演的曲目写简介和广告宣传。他将这项工作的资料积累起来，并向当时的专任首席黎国荃提出建议开办了《音乐导报》，作为“星期音乐会”的宣传和推广刊物，5月，他突然接到桂林《新音乐》月刊被国民党勒令停刊的通知，当时他创作了几句诗“跌倒算什么”，后来在学生运动中被改成了《坐牢算什么》。在重庆期间，他还与夏白一起创办了《音乐艺术》月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读者，国统区的音乐也因此逐渐恢复起来。

1946年抗战结束后，李凌与同仁一起给陶行知提议将育才学校搬到上海，还要再创立一所“成人夜大”。通过刊物与各地联系，共同筹办“上海夜大音乐系”。后来又与董兼济商洽出版《抗战歌曲》，同时筹办《新音乐》月刊和《音乐艺术》。上海收复后，台湾当时由军管接收，李凌成为了台北交响乐团的中校，那时他去台湾购买了“世界音乐全集，文学、美术全集，和其他交响乐、序曲、歌剧、歌曲等乐谱，及其他日文音乐译本”，为上海夜大音乐系积累了急用的资料。回到上海后，他提出将“上海夜大音乐系”独立成为中华音乐学院。同年，在国民党的残酷迫害下，《新音乐》月刊被迫改在香港出版。次年，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李凌等人被迫转移到了香港，然后与陈新生等人一同创办了香港中华音乐院，后由叶鲁接办，改名为香港音乐院。1948年，新歌剧《白毛女》在香港上演，李凌是音乐指导，这部新歌剧得到了香港观众的热烈反响。

2.2 疾风乱雨中的劲草：音乐界混沌年代的清流，无法禁锢的钢坚意志

1949年4月，李凌与李焕之是时隔十年后的重逢，他们在北京创办《新音乐》月刊，同时李焕之要求他去华大音乐系作《国统区音乐运动概况的报告》。6月，他调去协助筹备第一节全国文代会和筹组中国音乐家协会。后来，周总理建议在北京成立中央音乐学院，李凌给教务主任缪天瑞做助手。当时要将南京国立音乐学院、北平艺专音乐系、华大音乐系、上海中华音乐院、东北鲁艺音工团合并成为中央音乐学院。10月，这些院系欢聚北京，他们商议决定将天津作为中央音乐学院的本部，上海的音专合并作为它的上海分院。当时李凌向领导请示希望回到北京建设音工团。

1952年底，刘少奇和周总理提议成立中央歌舞团，让李凌任副团长。当时李焕之很了解他，不建议他当官。1956年，中央歌舞团分成了中央乐团、中央民族乐团、中央歌舞团以及东方歌舞团等几个兄弟团。那时李凌负责中央乐团的生活、办公、排练、演出、策划、宣传等事务，还得兼顾乐团人才培养的质量、音乐厅的硬件设施，为了办“星期音乐会”提高演出质量和培养更多的音乐爱好者。3月，陈毅在北京召开关于音乐界高层的团结问题座谈会，李凌也参与其中，而他后来也承认自己采取的回避态度不可取。1961年初，《人民日报》上创立了一个《听乐杂谈》的副刊，李凌在上面每隔一两周发一篇文章，其中出了听后感之外还有一些“百家争鸣”的文章，如《音乐的民族风格问题》《轻音乐问题》《民族音乐创作表演实践》等，当时这些问题都是被广泛讨论的热点。

关于音乐民族风格的讨论，李凌认为“首先要把音乐的本质问题讲清楚”，“这些新的民族语言、音乐曲调也是符合我们新的生活节奏和时代特点”，“这些音调是符合民族音乐发展，我们应发扬光大，使这些新因素在我们音乐中逐步升华”。[27]“音乐民族形式的中心问题是风格问题”，“主要还是乐曲的创作问题”。他认为乐器有一定的重要意义，所谓的“够味”是“乐器和演奏方法的结合”的魅力，但它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而其主要要素是“音乐语言”。“乐汇和旋法……是音乐语言的基础，是民族风格本质的东西”。音乐语言和语言的主要区别在于“音乐语言较少受地域的限制”，“它比语言更容易被人理解”。而“移植到自己的土壤里的东西，不会没有变化”，他建议作曲家可以尝试“创造性地改进演奏风格”，归结来说是“土生土长，馥沃芬芳；移花接木，另有新趣”。他还补充说明：不能“把乐器和唱法当成民族风格最基本的要素”，不能“把体裁（曲体）当为创作上的风格‘中’或‘西’的准则”，不能将fa和si排斥在民族音乐之外，不能“把民族风格作为抹煞作品的标准”。他认为“要拿来，要研究，要批判，要发展”。

关于轻音乐的讨论，李凌认为是“形式和格调的问题，是利用一切易于接近群众的形式问题，也是音乐创作上更宽广、更符合群众各种喜爱的群众观点问题”。“轻音乐的责任不仅仅是在于充实人们日常的娱乐生活，同时也应该是鼓舞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共产主义的教育”。“我们应当把轻音乐放在一个应有的地位，并且从许多方面来发展它……使我国音乐艺术的各个领域同时开出茂盛之花”。

1936年10月，李凌突然接到吕骥的通知，说因他的文章存在很多问题“要在中国音协批判检讨”。会议将李凌批判为“修正主义分子”，这让他备受打击，还将他的罪名定为以“轻”（轻音乐）代“黄”（黄色音乐）。他无奈接收批判后就被指派去江苏参加“四清”。文革时期，他被管制了整整十年……

2.3 初阳沐浴下的叠翠：文艺界中多层发展，续写明辨与指航

那“十年”过去后，在第四届文代会上大家都不计前嫌，相互拥抱。1979年音协改选，李焕之和李凌被选为音协副主席。而且李焕之还在《人民音乐》上为李凌发文平反。由此，李凌逐渐恢复了他的工作以及他热爱的事业。

2.3.1 在音乐评论方面：

1980年前后，关于轻音乐的问题，有人大肆宣传要向港台流行歌曲学习，于是，李凌写了七篇论文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分别是：《音乐艺术的社会功能问题杂谈》《音乐和群众》《音乐论坛漫笔》《轻音乐杂谈》《再谈轻音乐》《轻音乐的词和曲》《抒情歌曲随谈》。后来又写了《要取法乎上》等文章。而轻音乐中关于“亲吻政治”“亲吻道德”的问题，他坚持了我国传统的文艺思想中“言志”与“载道”的观点，并且认为“扩大音乐艺术领域”，应“提倡多层次多方位的走向”。关于抒情歌曲，李凌认为要改进它的现状就需要做到“深入生活”，“认真学习民族民间音乐”，并向“外国的抒情歌曲学习”，发展抒情歌曲不能“千音同形，万声同形”。关于朱逢博演唱方法的争论，李凌认为她的演唱方法是“半土洋”，“她的缺点首先是对有些乐曲的思想、气质注意得不够，理解的不深”。李凌认为“艺术是通过具体、细致的刻画来创造艺术形象”，但过度刻意就会适得其反。关于“女性化”音乐风格的问题，他认为“艺术本身所要追求的刚健、豪放和慰籍、柔婉这两类风格，都不应排斥”。而音乐中所存在的社会美、外在美、人工美仍是值得热衷的，不过分就好。关于音乐的“雅”、“俗”问题，李凌认为“只有为人类的光明、幸福而效力而又千仪万态、华丽多姿的艺术才能经久的开花”。

2.3.2 在专业乐团发展方面：

为了让中央乐团在动乱后迅速回归正轨，李凌希望能请到外国专家和留学指挥家，后来陈燮阳与“中美文化协会”的周文中先生取得联系，并在周先生的帮助下去美国学习指挥。后来，乐团发展出现了一些问题，李凌则在《音乐流花》中发文，希望年轻人可以时刻保持清醒、谦虚，不要自我膨胀。后来又关于乐团排名的问题，他认为“心虚则能受人，山虚所则以得泽”。

2.3.3 在音乐教育方面：

1982年，中国音乐学院的首创院长安波、马可相继去世，情急之下李凌同意担任副院三年的院长工作。关于美学系的建立，他主张大胆探索。在美学课程中他建议学习钟嵘的《诗品》和刘勰的《文心雕龙》。他还建议“把‘整理研究祖国的民族民间音乐遗产’从收集到出成果都集中在一个学院”。在音协教育委员会设立不久后，音协决定创建中国函授音乐学院并邀请李凌当院长。而在音协音教委成立六年届时全国国越教育研讨会第四届年会，李凌提出了要“为音乐教育立法”的问题，并“要求政府领导机关明确美育在学校教育教学中的地位”。关于李凌所提出的“音乐教育多轨制”的问题。直至1985年中国第一所社会音乐学院才被正式批准，但不能授予学历（学位）。李凌还建议实行社会考级选拔人才，而这些业余的音乐教育和社会考级都应该由音协来办理。关于中小学音乐教育的问题，李凌认为“把通俗歌曲引进中小学课堂”是值得研究的，教育工作者应该“把少年儿童的‘园地守好’……我们的国民音乐生活会逐渐正常起来”。他还认为一些音乐出版物和乐器制造业也应该多面向学校，多为学生考虑。

2.4 一碧千里的愿景：伸向古今中外的格局，铺垫当代音乐教育的路基

关于发展中华民族新的艺术，李凌谈了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他引用了毛主席的一句名言：“一手伸向西洋，一手伸向古代。”对于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文化，他认为要重视这几方面的工作：挖掘，整理、研究，创作、演出、研究实践。而“西洋”主要指欧美，他还是引用了毛主席的话：“有参考借鉴，我们的发展就会快些。”另外，他还提到了毛泽东曾在1956年强调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丰富繁荣我国的艺术的重要政策。不要搞流派的斗争，土洋的取舍，而且不要用行政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他认为许多真理会越辩越明的。在创作方面，他认为“要有自己的独创性，每个曲作要有自己的风姿”。在音乐工业的发展方面，他认为应该要大力支持，音乐报刊应该多宣传音乐工业，为音乐教育、表演以及创作服务。关于音乐的现代化，他认为“所谓‘现代化’在我们来说还是个‘近代化’的问题”。因为西方的古典、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很少人能彻底精通。他还引用了列宁的话：“凡是合理的事情，才能维持长久”，其中包括了理论和实际上的“合理”。因此，他认为“民族音乐事业要现代化”，就应该“打开眼界，向各国的当代最新的音乐事业，看一看做个比较，批判的学习人家的长处”。在音乐与群众的关系方面，他认为“群众需要伟大的音乐”，而“享受音乐的陶冶，需要一定的音乐欣赏能力”，“音乐教育需要普及”并且“不断地提高”，“正是为了人民群众能享受更高的音乐艺术”。

关于音乐教育的发展，当人们在议论流行歌曲是否该引进中小学课堂时，李凌认同了斯特恩（世界小提琴家）的观点：“你不必教孩子去学习流行，因为它无处不在……我很担心她对儿童心理产生的影响。”他认为孩子的音乐心灵需要受到保护。而对于孩子和成人的培养方法问题。他认为“中国人口（当时）12亿多，很需要广泛的开展各种音乐教育活动才能满足需求”。他提倡“音乐教育实行多轨制”，以音协的名义举办社会考级。

2.5 中国现当代音乐事业先驱，迷雾远航的指路明灯（学术主持：主持人陈梦媛）

李凌，也许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太熟知的一个名字，这可能跟他为人低调的性格有关，因为他总喜欢站在幕后，比起闪耀的舞台和威严的礼台，他更倾向于在自己的案前用文字说话，表达思想。他出生在民国时期，与我们仰望的众多著名音乐家、作曲家、歌唱家（如聂耳、冼星海、马思聪、李焕之等）共处在一个时代。同样也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十年“文革”，他是中国现当代文艺界闪耀的智慧、理性的火炬、导航的灯塔，他为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一辈子，值得我们尊敬、仰望。

他曾克服重重困难从广东台山的一个偏远地方跋山涉水去鲁艺学习，那个曾经培养多少革命艺术家的摇篮。他在鲁艺刻苦学习专业知识技能之余，还专研马列的理论，看许多批判性较强的文章，用那时的说法叫做“进步青年”。这一切都为他以后的工作和文笔风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抗战时期，他主编的《新音乐》期刊对于社会的音乐普及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那个混乱的年代给人们带来了积极地精神空间和革命向往。此后，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和阻力，他辗转多地不断努力地联合多方力量推动音乐类刊物、专业团体、音乐专业院校、中小学音乐教育以及社会音乐教育事业的建设和发展。

他的一些言论和观点在当时曾受到很多非议，特别是在“文革”期间，甚至受到了许多同行的集体批判。而这些都没有彻底击垮他，反而更坚定了他的信念。他依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杆，并且继续苦口婆心地为大家分析问题、解答难题、解释困惑。在今天看来，李凌的许多观点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而且整个文艺界也在按照他指引的方向前进着。就比如坚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问题，传统民族民间音乐的发展、创作“土洋结合”的问题，批判地向西方学习的问题，声乐表演技巧与情感表达的问题，音乐与群众关系的问题。音乐教育实行“立法”以及“多轨制”的问题等等。如今这些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话题，几乎每天都在“萦绕”着，甚至早已司空见惯以为约定俗成了。殊不知这些话题和结论的源头是当年他费了多大的力气才争取下来的话语权。

回看历史，他是一位多么有英明远见的前辈！甚至有人高度评价：“没有李凌，就没有中国现当代音乐事业的发展！”晚辈们无不敬佩万分，着实有“众人皆醉，李凌独醒”之感叹！再看看他的照片，无论是泛黄的黑白照上还是朴实的彩照上几乎每一张都有他那阳光爽朗的微笑，这是多么和蔼可亲的一个人啊！

言而总之，用现在的网络热词来表达——“献上我的膝盖”（跪拜）？……远不足矣！

3.匠心赏析

3.1 对其音乐事业的总体评述

王次炤：“您是我们中国当代社会主义音乐事业的领导者之一，著名的音乐理论家，音乐评论家和音乐教育家……您为了纪念新音乐社和《新音乐》杂志被查禁一周年，表达自己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抗精神，创作了一首歌词叫做《跌倒算什么》。这首歌曲在那黑暗的年代里，一直鼓舞着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您在那艰苦险恶的环境下，还写作了大量富有时代气息和战斗精神的音乐论文。您为中国现代新音乐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是尽人皆知的。您为中国现代音乐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吕骥：“我跟李凌同志有55年的交情……重要的是我为音乐界争取了一位勇士……李凌同志把新音乐事业作为自己工作的中心，看成是自己终生的事业，他办《新音乐》月刊，办音乐学校，写文章……坚持的还是新音乐——为人民的音乐……我送他十六个字：著作等身，奔波万里，勤奋为民，矢志不移。”

3.2 对其音乐评论的评述

赵沨：“李凌同志在音乐评论工作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从总体上说是坚持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体现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的，坚持了继承和创新的论点的，这些文字从一个方面的记述了我国音乐生活的成功和经验。也叙述了我国音乐生活的发展情况，是了解、研究我国现代和当代中国音乐史的重要财富。”

朱践耳：“您的著作丰富，思想开放，是非分明，实事求是，使人从中得到不少启迪和教益，在近代中国音乐史中书上了珍贵的一页。”

马可：“鱼龙混战古沙场，烟硝烈火皆文章。将军余勇今安在？百花丛中耕耘忙。”

3.3 对其音乐教育思想的评述

彭丽媛：“我将永远铭记李凌老师的伯乐之恩、栽培之恩，学习弘扬他的为人之道、育人之道，像他那样做一名德艺双馨的教育工作者。”

李妲娜：“爸爸奋斗一生，却是两袖清风，他没有为子女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却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

附：作品目录：

1.歌曲创作：

《不到黄河心不死》（1941）

《青春中国》（1942）

《南阳伯返唐山》（1948）

《春之舞曲》（1949）

《大钳蟹》

《鬼叫你穷》

《快快唱哟》

《跌倒算什么》（1943）

《新年大合唱》（改编《九一八大合唱》）

《过了新年总反攻》（作曲）

《俩相好》（作曲）

《田园曲》（作曲）

《我们的队伍天天多》（作曲）

《天乌地黑》（作曲）

《遥念》

《乡音》

《南国组曲》

《铸剑》

2.专著：

《苏联民歌集》［合译］

读书出版社，1941.07

《声乐知识》［译］

作家书屋，1946

《新音乐教程》

读书出版社，1947

《罗马尼亚乐论集》（主编）

作家书屋，1950.01

《自修和声学》［译］

文光书店，1951.05

《音乐流花新音乐》

新音乐出版社，1953.06

《广东音乐》

音乐出版社，1958

《音乐杂谈》1—4集

北京出版社，1962.11，1979.11（增订本），1980.10，1983.02，1988.06

《音乐漫谈》

音乐出版社，1964.5

《美学字集》

中国音乐社，1978.07

《歌唱艺术漫谈》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乐话》

花城出版社，1983.01

《音乐漫话》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

《音乐艺术随谈》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07

《音乐美学漫笔》

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09

《中国音乐故事、传说、史话》

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

《迎接美育的春天》（主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01

《音乐艺术博览》（主编）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10

《世界音乐教育集粹》（主编）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11

《音乐流花》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03

《音乐札记》

山西教育出版社，1990.12

《音乐与诗词漫笔》

人民音乐出版社，1991.03

《中国抒情通俗歌曲精选》（主编）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1991.05

《中国民歌精选》（主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05

《中外名歌大全》（2集）（主编）

漓江出版社，1991.07

《遥念》

漓江出版社，1991.08

《中外少儿优秀合唱歌曲精选》（主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02

《中外少儿歌舞精选》（主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01

《中国合唱歌曲精选》（主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02

《秋蝉余音》

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04

《乐海晚霞》

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12

《中国少年儿童歌曲精选》（主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10

《中国影视歌剧歌曲精选》（主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01

《新音集（续集）》

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10

3.刊物

《新音乐》

（1939年创刊任主编）

《音乐导报》

（1943年任主编）

《中国音乐》

（1982年任主编）

4.其他

《中国民族民间器乐集成》（总体策划、主编）

中国ISBN中心出版，20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