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调查研究观的历史演进、主要内容与精神特质

佘湘

摘 要：习近平在其从政履职之路上留下了大量关于调查研究的论述。这些观点和论述从历史演进上看，可以划分为萌芽、发展和成熟三个时期;从主要内容上讲，形成了“认识论”“功能论”“要求论”“方法论”和“常态论”;从精神特质上分析，具有鲜明深刻的继承性、人民性、创新性和实践性。深入总结和全面把握习近平的调查研究思想对于我们今天贯彻落实好党的十九大精神、完成十九大确定的战略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习近平;调查研究观;历史演进;主要内容;精神特质

中图分类号：D6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9）07-0035-08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习近平总书记无论在地方还是在中央工作时，一贯重视、大力提倡并且身体力行地带头开展调查研究，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调研佳话，发表了许多关于调查研究方面的思想论述与理论篇章。对这些思想论述的演进历程、主要内容与精神特质作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梳理总结，对于在新时期进一步深刻理解为什么要“始终坚持”调查研究、怎样“不断加强”调查研究，从而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贯彻落实好党的十九大精神、完成十九大确定的战略任务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习近平调查研究观的形成和发展

一种思想观点的产生、发展和形成都有其内在的规律性，是阶段性与连续性的辩证统一。对习近平的调查研究论述的形成发展作一个阶段性的分析，乃是全面了解和整体把握他的调查研究观的重要路径。縱观其调查研究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内在逻辑，我们大致上可以把它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69—1985年）：调查研究观的萌芽时期。任何一个思想观点的形成和成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有一个萌芽、发展，再到成熟的过程，习近平的调查研究观同样如此。探寻其调查研究观的形成与发展，不能不从他的活动轨迹、调查实践中去寻找。而全面系统地梳理习近平从政活动的报告、讲话、文章、批示、回忆、新闻报道等历史文献是研究和把握他的调查研究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通过对相关历史文献的梳理，我们认为七年知青岁月和河北正定时期是习近平调查研究观的萌芽时期。主要依据有两点：第一，当事人及相关人的回忆。习近平认为，延安的插队岁月是他“人生的一个启程点……我现在所形成的很多基本观念，形成的很多基本的特点，也是在延安形成”[1]37。“插队本身，这是一个标志，界定着一个阶段。……如果说我们谙熟民情或者说贴近实际，那么都是感觉源于此、获于此。”[1]36-37“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做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1]118习近平曾说，正定是他从政起步的地方。与他在正定搭过班子的程宝怀后来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他后来很多思想，都可以在正定工作中找到源头。”[2]基于此，我们判断他关于调查研究的朴素思想可以说是发端于此，他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群众立场的调查研究原则基本上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第二，调查实践强于理论阐述。七年知青岁月尤其是河北正定时期，尽管他已经认识到调查研究之于群众立场、指导工作、解决问题、改进作风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并对调查研究有不少表述，但综合看，这一时期是感性认识多于理性认识，躬行实践强于理论阐述。因此，这一阶段总的来说是其调查研究思想的萌发与生成阶段。

第二阶段（1985—2007年）：调查研究观的发展时期。理论的发展与实践的需要密切相关。在福建、浙江、上海22年零4个月期间，习近平主政一方、担负领导工作以及经济社会建设和管理实践的需要，使得他的学识、理念和思想在多层级、多地域、多岗位的锻炼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其调查研究观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第一，这一阶段是习近平调查研究活动最广泛、最频繁，也是调研成果最丰硕的时期。1985年6月至1988年5月，在厦门任职期间，习近平跑遍了辖区内所有村。1988年6月，赴闽东宁德上任。上任第一个月他就轻车简从带着秘书下去调研，第二个月主题还是调研，基本上2天一个县，3个月走遍了闽东9县以及每个县的主要乡镇和村庄。习近平从厦门到闽东任职的半年中，几乎都沉在下面搞调查研究[3]71。2002年调任浙江，他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把全省90个县市区都跑遍了。之后调任上海，7个月内，又跑遍了全市19个区县。如此广泛、频繁而又密集的调研活动，其结果是产生了一大批卓有成效的调研成果，助推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基层社会治理。比如在厦门，他牵头进行调查研究，历时一年半制定了《1985—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著名经济学家马洪评价该战略“对厦门经济特区制定长远规划、近期实施策略，具有指导意义。同时也为其他地区制定区域性发展战略，提供了有益的经验”[4]。在宁德，历时3个月，遍及9个县的调查、思考与研究，最终成就了《弱鸟如何先飞——闽东九县调查随感》一文，对闽东如何摆脱贫困所提出的设想，切合实际，一扫时下说大话、空话、套话的弊病。在福州，他十分重视重大课题的研究，通过几番调查研究，推出了福州市“3820”工程。当地学者认为这个远景发展规划，极具远见卓识，体现了执政者“成熟的顶层设计和底线思维”[4]。在浙江，影响至今的“八八战略”和 “平安浙江”的决策也都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

第二，这一阶段，习近平关于调查研究的观点更加明确、认识更加深刻、措施更具针对性。在正定工作时期，尽管他非常注重调查研究，也善于调查研究，但理论阐述相对较少。《知之深 爱之切》一书共有讲话、文章和书信37篇，但有关调查研究的理论阐述较少。在福建、浙江和上海工作期间，随着从政实践的进一步展开和执政经验的不断累积，习近平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和观点不断得以发展，从偏重实际行动走向了实际行动与理论阐述相并重。表现在：其一，关于调查研究的观点更加明确、认识更加深刻。他明确指出，“调查研究是主观和客观结合的纽带，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决策之要”，强调要“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问计于基层，问计于群众，看到第一手材料，获得真知灼见，形成正确思路，作出科学判断”[5]556;明确指出“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科学决策的过程，千万省略不得、马虎不得”[6]154，强调“无论是制定决策、还是实施决策，都离不开调查研究。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了解实际情况，总结基层经验，为作出正确决策创造条件，为检查决策的偏差和实施过程中的问题提供第一手材料”[5]533;明确指出调查研究是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途径，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切入点和重要环节，强调“要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虚心求教，做群众的学生，做群众的朋友”[5]534;明确指出调查研究是弘扬求真务实的主要途径，强调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不搞主观臆断、违背客观规律的‘拍脑袋决策，不追求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和盲目攀比，不喊哗众取宠的空口号，……不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5]542;明确指出调查研究要坚持走群众路线，强调“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拜群众为师，深入调查研究”[6]61;明确指出调研工作务求“深、实、细、准、效”，提高调查研究对象的广泛性、内容的针对性、方法的多样性和成果的有效性;等等。其二，关于调查研究的内容更具针对性。他在闽东提出“四下基层”，针对的就是改进领导作风;在福州，他推动“进万家门、知万家情、解万家忧、办万家事”，针对的是党群关系弱化;在浙江，他强调“研以致用”，针对的就是有些决策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强的问题，等等。此外，他批评有的领导干部“热衷于‘四个轮子转，隔着玻璃看，摸不到基层的实情，听不到群众呼声，与基层和群众的心理距离越拉越大”，要求调查研究要围绕中心，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决策，防止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

第三阶段（2007年11月—）：调查研究观的形成与成熟时期。判断一个思想是否走向成熟的标准尽管意见很难统一，但有两个指标却近乎公认，即，成熟的思想首先是科学的、成熟的思想必定是系统化的。习近平调查研究观历经近40年的发展，再经过10余年全国范围治国理政实践的检验与沉淀，在这一时期逐步走向了成熟。

第一，具有内在的科学性。毛泽东曾经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7]817习近平调查研究观是对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传统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已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的调查研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又是在其人生轨迹和奋斗历程中产生并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所证明了的科学的思想，必将对新时代党和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发挥更大的科学指导作用。

第二，具有缜密的系统性。思想的系统化、体系化是理论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一思想的系统性集中地反映在这一时期的《谈谈调查研究》一文和在武汉召开的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十九届中央政治局首次民主生活会、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比如，他从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高度，阐述了调查研究的重要作用;从中国共產党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出发，阐述了调查研究是党从事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传家宝;从新时代新形势新矛盾新任务的现实要求出发，阐明了调查研究是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实现十九大确定的目标任务而奋斗的客观需要;从提高领导干部能力素质和执政本领的角度，阐述了调查研究是做好领导工作的基本功;从密切党群关系、夯实执政基础的角度，阐述了调查研究是改进工作作风的必然要求;从调查研究的根本原则出发，阐述了调查研究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求真务实的根本准则;从调查研究的总体要求出发，阐述了调查研究必须把握“深、实、细、准、效”五字要诀;从努力提高调查研究水平和成效的目的出发，阐述了调查研究必须学习和掌握正确的方法;从要使调查研究成为各级领导干部的自觉出发，阐述了调查研究必须做到制度化、经常化等等，深刻地回答了“为什么要开展调查研究、怎样开展调查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系统、科学的调查研究思想。

     二、习近平调查研究观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在长期从政实践中留下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论述，综合来看，这些论述从“认识论”“功能论”“要求论”“方法论”“常态论”等方面深刻地回答了“为什么要开展调查研究，怎样开展调查研究”等问题。

（一）调查研究的“认识论”

习近平认为调查研究不仅仅是一个方法论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一个认识论问题。他明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深刻内涵，在深入把握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深刻地阐明了调查研究的认识论原理，从而构成了习近平调查研究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突出特色。

首先，指出调查研究是形成正确认识的基本途径和方法。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是认识的来源，“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8]288但只有实践，没有调查研究，还不会有正确的认识，还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习近平指出：“人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不是头脑里固有的，而是从实践中来的。‘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儿。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次。”[5]533在他看来，实践当然是认识的基础和来源，而调查研究是人类的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是把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认识主体和实践主体联系起来的桥梁与纽带，通过调查研究可以认识事物、掌握实情、把握规律。所以，他特别注重调查研究的“认识论”意义。在河北正定，他对四大班子领导说，各位只有“下去走一走，看一看，实实在在地调查研究一番，才能够了解一些真实情况，长一些真知灼见”[9]152，寻求一些“源头活水”;对一村之长、一乡之长和部门之长说，搞经济要搞好内向调查和外向调查，只有“内外结合，才可能做到知己知彼”[9]152。在浙江，他倡导求知善读、贵耳重目，要求领导干部“向实践求知，善读社会这部书，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6]180，在耳闻、目见、足践中获得真知灼见。他认为调查研究得多了、深了、透了，本领就会增强，认识就会产生飞跃，工作就会做得更好。

其次，阐明了调查研究的长期性以及与认识的辩证统一关系。毛泽东指出：“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0]378习近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观点，认为“从发展的观点看，人的知识也有一个不断充实的过程。任何一个人，即使智商很高的人，都不可能一次性就求到事物的‘是。即使求到了，也是一种阶段性的‘是”[3]34。因此，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从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多次反复的过程才能完成，与此相适应，调查研究也要经历一个多次反复的过程。同时，事物是运动、变化、发展着的，调查研究也必然是长期的。他在《谈谈调查研究》一文中指出：我们所肩负任务的不断变化、领导干部的新老交替和岗位交流、客观事物不断变化，决定了对调查研究要“始终坚持”和“不断加强”，深刻阐述了调查研究的长期性以及与认识的辩证统一关系。

（二）调查研究的“功能论”

任何事物都有其固有的功能和作用，调查研究也不例外。习近平不仅深刻地认识到了调查研究的功能和作用，而且还对其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梳理和理论阐述，认为应该把“调查研究作为我们了解情况的过程，推动工作的过程，联系群众、为民办事的过程和自我学习提高的过程”[5]536。

第一，了解情况的功能。毛泽东指出：“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11]14习近平对为什么要了解情况、怎样了解情况进行了非常精辟的分析。他认为当前时代与过去相比，影响决策的因素、时效性和风险不断增多、增强、增大，作出一项正确的决策往往需要大量客观真实的有效信息，我们只有知己知彼，对情况了然于胸，才能够认识把握规律，作出正确决策，掌握工作的主动权，推进工作落实。相反，如果“情况不明”“心中无数”，就会产生盲人摸象式的片面性，就会导致决策的针对性和操作性不强，也就不可能真正做到解决问题，推进工作。那么，如何才能做到了解情况？他认为要了解情况，就必须深入下去，多走一走，看一看，通过亲自摸情况，直接听反映，做一番实实在在的调查研究。通过调查研究，才能“掌握全面、真实、丰富、生动的第一手材料，真正搞清楚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真正搞清楚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突出问题，真正及时了解人民群众的所思所盼，我们才能真正掌握客观实际中的‘实事，做到耳聪目明、心中有数”[12]。

第二，推动工作的功能。决策是领导机关解决问题、推动工作的一种重要方式。由于正确的決策来自于正确的调查研究，没有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就不能了解情况，掌握规律，也就不可能作出正确的决策。所以，从这个逻辑上讲，调查研究具有推动工作的作用。正因为此，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而且强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习近平在深入把握调查研究与决策的逻辑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的认识，认为调查研究在制定决策和贯彻决策中的作用是全方位、全过程的。他指出：“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正确的贯彻落实同样也离不开调查研究。”[13]也就是说，调查研究在决策的事前事中事后都具有非常重要作用。他说：“一项决策作出后，光靠从会议到会议、从文件到文件，是不行的，也解决不了问题的。领导干部要在作风上作示范，方法上搞帮带，落实上抓督查，必须沉下去加强调查研究。通过营造一定的督查氛围形成推动工作的声势，通过培养和总结先进典型以点带面、推动全盘，通过检查工作和批评问题督促整改”[5]534，深化了对调查研究推动工作的认识。

第三，联系群众、为民办事的功能。习近平认为调查研究不仅具有了解情况、推动工作的功能，更具有联系群众、为民办事的作用，从而深化了对调查研究功能的认识。首先，他认为调查研究是一个联系群众、为民办事的过程。他指出：“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本身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种最直接的办法”[3]43;“开展调查研究，解剖麻雀，总结经验，以指导面上的工作，同样是办实事。”[3]19通过深入基层和群众，可以使我们了解群众在想什么、盼什么、需要什么，从而使我们的决策部署更能体现和反映民意、民需，更好地为群众办实事，赢得万人心。其次，调查研究也是一个转变工作作风的过程。习近平认为，调查研究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切入点和重要环节。因此，他非常注重通过调查研究来改进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在河北正定，他主持、起草的《县委一班人要遵守六项规定》中提出反对官衙作风，要在调查研究上狠下功夫;在福建宁德，提出改进领导作风，制定了“四下基层”政策;在中央工作时，他指出经常进行各种形式和类型的调查研究，非常有益于促进领导干部转变工作作风，增进同人民群众的感情。

第四，自我学习提高的功能。其一，调查研究是一个自我学习提高的过程。他指出，领导要有水平，水平从哪里来？水平来自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掌握，而规律性的东西蕴藏在广大群众的实践中。因此，要提高领导水平，就要眼睛向下，善于从群众的实践中汲取营养，获得真知。尤其在伟大的历史性转变时期，各级领导干部要提升自己的能力水平，主要途径之一就是要向实践学习，通过系统的调查研究来学习和掌握科学的领导方法，全面提高领导素质。其二，调查研究可以提高领导干部的认识能力、判断能力和工作能力。他指出：“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把大量和零碎的材料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考、分析、综合，加以系统化、条理化，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找出它的内在规律，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在此基础上作出正确的决策，这本身就是领导干部分析和解决问题本领的重要反映，也是领导干部理论水平和工作水平的反映。”[14]

（三）调查研究的“要求论”

“认识论”和“功能论”主要阐述的是为什么要进行调查研究、调查研究的作用与意义问题，而“要求论”阐述的则是开展调查研究要坚持什么原则、秉持什么作风、实现什么目的的问题。

第一，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调查研究，是对客观实际情况的调查了解和分析研究，目的是把事情的真相和全貌调查清楚，把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把握准确，把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研究透彻。”[14]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他认为只有坚持这个原则，才能真正听到实话，察到实情。他要求调查研究的主体开展调研时一定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不能带着调子、结论下去，否则不可能看到实情、得到真知、做出正确的结论。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还应坚持“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对了解到的情况和问题，要敢于正视现实，敢于讲真话，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既报喜又报忧。他指出：“在调查研究中能不能、敢不敢实事求是，不只是认识水平问题，而且是党性问题”[14]，把它作为判断领导干部党性高低的一个标准。同时，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他认为：“正确的决策，绝对不是一个人或者一堆人，不作调查研究，坐在房子里苦思冥想就能产生的，它要在人民群众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才能产生。”[6]154所以，他说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他们丰富生动的实践，既是正确认识的源泉，也是深化认识的途径，更是检验调查研究成果质量、判断意见正确与否的标准。他强调，调查研究“一定要认真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6]61，谁要是不懂得或不坚持这样做，就不是一个称职的领导干部。

第二，要保持求真务实的作风。他认为“求真务实，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和工作作风”[6]107，“也是党的优良传统和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政治品格”[6]31，领导干部开展调查研究一定要保持求真务实的作风。那么，怎样做到求真务实？在他看来，调查研究要做到求真务实，要有“破”有“立”。所谓“破”，就是要反对官衙作风，注重工作实效。他要求领导干部要脱身冗务，不要只浮在上面，要多下去走一走，看一看。他提出每人每年要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深入基层实实在在地调查研究一番，有计划、有目的地摸透几件事情，力戒仅仅止于发出号召、做出安排，坚决扭转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唱高调、尚空谈等假大空恶习以及单纯依靠会议和文件指导工作的作风，实行面对面领导。有“破”必有“立”，那么，什么是“立”？他认为所谓“立”：一要做到轻车简从，简化接待，不要虚张声势，造成扰民现象。二是要不唯名、不唯书、只唯实，坚持从实际出发。三是要做到“深、实、细、准、效”。所谓“深、实、细、准、效”，就是在调查研究中要努力做到求深、求实、求细、求准和求效。他认为，在调查研究中只有做到了有“破”有“立”，“破”“立”结合，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才会有一个突破性的变化，才能真正做到求真务实。

第三，要秉持正确的态度。调查研究是为了了解情况、获得真知，为解决问题和正确决策创造条件、提供依据。不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保持求真务实的作风，是很难听到真话、摸到实情的。同时，没有正确的态度，也是搞不好调查研究的。为了搞好调查研究，获得真情况，解决真问题，习近平首先批判了调查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错误做法和不良倾向。他批评有人热衷于“四个轮子转，隔着玻璃看”，仅仅满足于听听、转转、看看，蜻蜓点水、浅尝辄止;有人在研究、思考、确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与举措时，习惯于刻舟求剑、闭门造车、异想天开。他认为这是不行的，也是不对的，是一种形式主义、经验主义和官僚主义的表现，既会影响决策的科学性，也会妨碍政策的贯彻执行，更会损害党的声誉与威信。调查研究的正确态度是“要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接地气、通下情，‘身入更要‘心至”[15]。他认为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的实践才是知识、智慧和力量的源泉。因此，他强调搞调查研究：一要有眼睛向下的决心，坚持走群众路线;二要有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做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虚心求教，做群众的学生，做群众的朋友”[5]534，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群众的信任，听到实话、察到实情。

（四）调查研究的“方法论”

习近平不但重视调查研究，还非常重视对调查研究方法的总结和研究，认为正确的方法是搞好调查研究的前提和保证。

第一，掌握调查研究主动权，防止“被调研”的方法。习近平认为领导干部搞调研：首先，要有目的和问题意识。他指出：调查可围绕各阶段中心工作和突出问题进行，“要有明确的目的，带着问题下去”[14]。其次，可以遵循“规定路线”，但应有“自选动作”。有回忆表明：“他调研的方法比较特殊，一般是不打招呼，不让人家事先准备，而是直接下乡、下厂、入户”[16]，随走随看。

第二，听真话、察实情的方法。“调查研究的目的是把事情的真相和全貌调查清楚，把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把握准确”[14]。要做到这一点，前提是要能够听到真话，察到实情。那么，如何才能听到真话、察到实情？他认为：一要亲自摸情况，直接听反映，要一下到底到基层去寻求“源头活水”;二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坚持结论产生于调查研究之末尾而不能事先定调子;三要善于与三教九流、不同阶层、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人交朋友，通过他们来接触社会，了解实情;四要坚持八面来风，兼听各种意见，不论哪方面的情况、哪方面的反映，都要听、都要看，再通过交换、比较、反复，才能掌握全面情况。

第三，提高调查研究工作质量和水平的方法。习近平指出：“调查研究是一门致力于求真的学问，一种见诸实践的科学，也是一项讲求方法的艺术。”[6]166他认为，要提高调查研究工作的质量和水平，必须积极探索调查研究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努力在“四性”上下功夫。一是，提高调查研究对象的广泛性。通过调动社会各界研究力量，充分运用现代化信息手段，多层次、多方位、多渠道从点面、上下、内外结合上下功夫、察实情，既可以提高调研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又可以使决策有更多的事实依据。二是，提高调查研究内容的针对性。这种针对性，一要谋在关键处、忙在点子上。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围绕中心工作，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决策。二要讲究时效性。要集中力量对热点问题和领导关注的重要问题，快速反应，及时调查。三是，提高调查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他提出对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的调研方法我们要加以继承和弘扬，同时又要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与时俱进地改进手段、创新方法，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经济学、社会学、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多学科理论和问卷、统计、抽样、专家、网络调查等现代调研法。四是，提高调查研究成果的有效性。调查研究不仅仅是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因此，他强调调查研究要“研以致用”，要为党委政府工作提供所需的对策建议，解决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具体问题。

（五）调查研究的“常态论”

调查研究的意义与功能决定了一定要“使调查研究真正成为各级领导干部自觉的经常性活动”[14]。但如何才能使调查研究得到“始終坚持”和“不断加强”并在全党蔚然成风？他认为要从制度建设着手，只有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才能保证调查研究的经常化和常态化。

第一，建立和完善决策调研论证制度。一是，“谋于前才可不惑于后”。早在1930年，毛泽东就提出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研究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的论断。习近平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的思想，指出作决策之前先听他个八面来风，深入了解所面临问题的本质，找出其规律，谋而后断;一旦作出决议，在解决问题过程没有结束之前，不作主体更改，防止朝令夕改。二是，把调查研究作为决策的必经程序。他强调坚持和完善决策调研论证制度，必须坚持不调研不决策、先调研后决策，要把调查研究作为决策的必经程序，防止和克服决策的随意性与盲目性，从程序上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水平。

第二，建立和完善调研工作制度。在河北正定，他主持起草、审定了中共正定县委《关于改进领导作风的几项规定》，把领导干部下基层开展调查研究作为一项工作以制度化的形式固定下来。在福建宁德，他提出了“四下基层”。在浙江，他领导制定了《关于调查研究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的意见》，要求不断推进调查研究工作的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2011年，在《谈谈调查研究》这篇文章中正式提出要建立调研工作制度。由于“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调查研究是我们做好工作的基本功”[13]，因此，他强调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健全领导干部带头改进作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机制”[17]。

第三，建立和完善联系点制度。习近平强调领导干部要在基层建立联系点。1983年，他为正定县委领导班子起草的“六项规定”中，要求“县委常委都要在农村和厂矿学校建立若干个联系户和联系点”[9]106。2003年，在浙江领导制定的《关于调查研究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的意见》中也强调领导干部要在基层建立联系点。在他看来，坚持和完善联系点制度，与基层联系点保持经常联系，既可以防止脱离群众，密切党群关系，又可以了解实际情况、听取群众意见，从而有效地发现和解决问题。

     三、习近平调查研究观的精神特质

学习习近平的调查研究观，不仅要把握主要内容，更要把握精神实质。习近平调查研究观内蕴着独特的理论旨趣和鲜明的精神特质，这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继承性

马克思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8]669习近平调查研究观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凭空产生，而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及其理论研究历史发展的智慧结晶，具有深刻的历史属性和清晰的历史脉络。这使他的调查研究思想具有鲜明的继承性。习近平调查研究观植根于中国共产党97年的伟大历程及其理论渊源，衍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调查研究思想一脉相承的。这种历史继承性深深地镌刻烙印在了调查研究的思想路线、工作路线和方式方法等方方面面。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强调调查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强调调研工作必须坚持率先垂范，认为领导干部亲力亲为的调查研究与看材料、听汇报是不同的;强调调查研究必须坚持从群众中去、到群众中来的群众路线;强调对过去的优良传统和被实践证明了是正确有效的方式方法要学习和弘扬等，彰显出了厚重的历史传承性。

（二）人民性

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和灵魂，也是习近平调查研究观的精髓和灵魂，人民性是这一思想最为突出、最为根本的价值特质。这一特质内在地要求调查研究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深刻地阐述了调查研究的价值原则问题。他强调，调查研究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到基层去寻求“源头活水”，到群众中去获取智慧和力量。“好措施、好办法哪里来？答案是：从群众中来。”“要解决矛盾和问题，就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拜群众为师，深入调查研究。”[5]530这一特质内在地蕴含着调查研究就是一个联系群众、为民办事的过程，深刻地回答了为什么要做调查研究以及為谁做调查研究的价值立场问题。他认为，调查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了解群众在想什么、盼什么、最需要我们党委、政府干什么”，就在于“抓住老百姓最急最忧最怨的问题，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来办实每件事，赢得万人心。这一特质内在地规定着调查研究的质量必须由人民群众的实践来检验，科学地回答了评判调查研究成效的价值标准问题。“调查研究成果的质量如何，形成的意见正确与否，最终都要由人民群众的实践来检验”[14]，体现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和公仆情怀。

（三）创新性

习近平调查研究观在继承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调查研究思想的基础上，又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和新方法，体现出了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这一思想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深化和拓展了调查研究的内涵与外延。在内涵上，他指出：“调查研究，是对客观实际情况调查了解和分析研究，目的是把事情的真相和全貌调查清楚，把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把握准确，把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研究透彻。”在外延上，他认为调查研究是一个了解情况的过程，推动工作的过程，联系群众、为民办事的过程，领导干部提高认识能力、判断能力和工作能力的过程，是事关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这一思想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丰富和发展了调查研究的方式与方法。习近平强调调查研究不仅要求真，还要讲求方法，既要继承党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有效方法，又“要适应新形势新情况特别是当今社会信息网络化的特点，进一步拓展调研渠道、丰富调研手段、创新调研方式，学习、掌握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调研方法”[14]，具有很强的时代特质和创新性。

（四）实践性

习近平调查研究观来源于实践，是对调查研究经验的科学总结。他曾多次指出：作为担负领导工作的干部，“要扑下身子、沉到一线，迈开步子、走出院子，到车间码头，到田间地头，到市场社区，亲自察看、亲身体验。”[13]这一思想植根于中国大地，萌发于陕北梁家河的艰苦磨炼和河北正定的从政历练，形成和发展于长期的领导实践和深入的调研工作，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和重要的实践意义。习近平调查研究观着眼于实践，既是认识客观世界的精神力量，更是改造客观世界的锐利武器。比如，他在谈到全面深化改革时，强调要通过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总结和运用成功经验，把握事业发展客观要求，了解各种意见建议，了解各方面有益探索;在谈到贯彻落实十九大制定的大政方针、工作部署和重大举措时，他强调，要通过“紧扣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紧扣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紧扣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的现实问题，紧扣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需要解决的问题”来真正动起来、深下去，开展调查研究。因此，习近平调查观既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党和国家事业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遵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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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以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各项决策部署情况为主题进行对照检查[N].人民日报，2017-12-27（01）.

[16]“习书记三十多年前就做好以身许国的思想准备了”——习近平在正定[N].学习时报，2018-02-2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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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黎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