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监督问责

黄明朗

据《半月谈》调查，当前基层干部普遍有“五怕”，其中之一是“不讲道理的问责”。例如有基层干部反映，在一项工作中，市委办、政府办等三部门派人监督，“简直是一人干活、三人问责”，稍有疏忽就在考核中扣分。细想想，这事得从两方面看。

首先，党员干部对监督问责应持正确态度。“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是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监督是“防火墙”，是“杀毒软件”，是“民意通道”，是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重要保证。干部沦为腐败分子，往往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如果强化监督机制，发现苗头性问题便“咬耳扯袖”，就能让一些人“红脸出汗”，悬崖勒马。因此，强化监督是各级党组织对干部最大的爱护和保护。反之，不把监督做深做细做实，怎能发现“歪树”“病树”“烂树”？而发现问题不严肃问责，就意味着监督乏力甚至形同虚设，就会让干部在放任自流中“病入膏肓”。

党员干部是组织的一员，既有监督他人的权利，也有接受监督的义务，能不能自觉接受监督，是衡量党性修养水平的重要标尺。各级干部不但要接受党内监督，还要接受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这样就不是“一人干活、三人问责”，而是把自己置于众目睽睽之下。如果觉得背后有无数双“眼睛”盯着，绝对是十分正常的一件事。而且，越往后全面从严治党的“发条”会越紧，监督力度会越大，执纪会越严。有的党员领导干部把受到监督视作跟自己“過不去”，觉得浑身不自在，“丢面子”“失威信”，甚至处心积虑地脱离、抵制监督，只能一步步走向违法乱纪的道路，这样的教训实在太多了。

不过，监督问责的确应该“讲理”。近来，一些地方出现过因4分钟内4次未接省脱贫巡查组电话而受到党内警告处分的“随意问责”，简单地以问责数量衡量整治党风政风效果的“凑数问责”，官官相护，用“临时工”敷衍的“替罪羊式问责”，对办公室有盆栽便全市通报、丢弃半块馒头便定性为“四风”的“小题大做问责”，一旦出事上级不问青红皂白就拿基层开刀的“推脱性问责”……这类“任性问责”“泛化问责”“粗放问责”，违背了问责的初衷，忽视了问责的严肃性，淡化了问责的威慑力，使干部“流汗又流泪”，严重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那么，监督问责怎样“讲理”呢？

其一，做到科学决策。要求下级履责，前提是这个责任是他们的分内事。上级部门要了解、体恤基层干部，“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不能脱离实际盲目决策，不能把乱拍板当作有魄力，不能上项目、做规划动辄要求“最大”“最好”，不能把任务指标定得过高、过重、过急。如果赋予基层的责任本身就不接地气，“跳得再高也够不着”，问责的依据何在呢？

其二，遵循党纪国法。党有党纪，国有国法，问责必须有法可依，有纪可循。党员干部真正踩踏了不该触碰的底线，在压实主体责任、摆正问责角度、找准问责对象、规范问责程序的前提下，才能动用管党治党的“戒尺”。同时，监督问责必须体现常态性、连续性、规范性和精准度，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个同志，不能看人下菜碟，不能一个领导一个腔调，一段时期一个标准，时而和风细雨，时而暴风骤雨。

其三，注重调查环节。诚如一位领导所说，“不能因为有人抓住点小问题到网上一搞，上级就马上追责”。现实中，一些坚持原则、敢抓敢管的同志容易得罪人，往往被人泼“脏水”，如果听风就是雨，问责就缺乏事实依据，就需要本着“对有问题的干部不放过，对没问题的干部也不耽误”的态度，活用调研法宝，弄清事情真相，旗帜鲜明地给群众一个明白，还干部一个清白。

其四，发扬党内民主。在监督问责过程中，应该畅通反馈渠道，倾听基层声音，保障党章赋予党员的权利，让干部说话。如果只“发声”而不“听音”，对被问责者的申辩敷衍塞责，一概认为是“强词夺理”，就容易让基层干部“有苦无处说，有冤无处申”。

其五，坚持实事求是。发现干部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还有个如何认定的问题，需要认真区分是问题还是成绩、是小错还是大错、是“极少数”还是“绝大多数”、是犯错还是犯罪，从而正确处理“树木”与“森林”的关系，决定“轻处分”还是“重处理”，防止问责角度出现偏差，杜绝“罚不当罪”的情况发生，让被问责对象心服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