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国内英语禁忌语研究述评

张弛

摘  要：文章分析了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收录的1988-2018年间国内学者关于英语禁忌语的研究论文。作者发现，近三十年里，国内学者依托社会语言学、语用学、认知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等理论，围绕英语禁忌语的类别、特性、英汉差异、语用功能、演进等展开探讨。但是，研究同质化明显，陈旧性语料反复出现，创新严重不足，也缺少连续性。英语禁忌语受多重因素制约和影响而不断演进发展，因此，未来的研究应以动态分析为主，结合具体语境和更加真实的语料展开定量研究，依托社会心理学、心智哲学、话语伦理学、传播学视角去拓展和创新。

关键词：禁忌语;英语;述评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000X（2019）16-0186-05

Abstract：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of CNKI Database， the author makes a review of domestic study on English taboos from 1988 to 2018. The present studies are guided by theories of sociolinguistics， pragmatics，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cultural linguistics， involving the classification， characteristics， differences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pragmatic functions as well as evolution of English taboos. However， there are also some shortcomings. Since the same chosen research methods and repeated taboo examples， quite a few articles seem to have similarities. In other words， present study lacks innovation. Besides， there is also a lack of continuity. English taboos are constantly develop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ultiple factors. Therefore， future study should mainly be dynamic and quantitative， based on specific context and more authentic cases. Theories of social psychology， philosophy of mind， discourse ethics， communication could also be adopted to expand studies with creativeness.

Keywords： taboos; English; review

一、概述

英國航海家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于1773年航行至南太平洋汤加群岛，发现岛上居民的一些饮食起居活动是被禁止或需要忌讳的，当地人称之为“Tabu”。库克将这个词语带回了英国，最终演变作现今的拼写“Taboo”，专门指称“禁忌”这一特殊又普遍的社会现象，亦可作为动词和形容词使用，表达“使……成为禁忌”，“禁忌的”之意。

语言是社会文化的产物，社会活动必然反映到语言文字当中。禁忌现象于人类语言文字上的体现即言语禁忌（或称禁忌语），它与行为禁忌相区别，一同构成禁忌现象的两个维度。 当名物或者动作被禁止言说，但又不得不传达交流时，人们就必须借助另一语言形式——委婉语去替代。

禁忌语和委婉语这两种“特殊的替换形式”[1]向来是学界讨论研究的话题，文献数量大为可观，结论成果异彩纷呈。但是，相比于委婉语和其他语言语汇，纵览国内研究，目前仅见张爱容（2010）曾专门撰文进行过禁忌语的综述。笔者认为，该类型文章是有助于研究的深化与拓展的。本文拟基于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数据，针对近三十年国内英语禁忌语研究进行综述评价。

二、研究现状

（一）研究趋势

在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禁忌语”、“语言禁忌”、“言语禁忌”为“篇名”检索词进行检索，剔除专门针对汉语、少数民族语言、其他语种禁忌语的研究后，一共得到347条记录。国内最早涉及英语禁忌语的文章发表于1988年，随后直至20世纪末的1999年，相关文献仍所见不多，稍丰的1996年和1998年也仅5篇。进入21世纪，国内英语禁忌语的研究陡然增多。图1是2000年至2018年国内英语禁忌语研究论文数量统计。

图1清晰反映出，国内英语禁忌语的论文数量在21世纪初即突破两位数字（11篇），并于2007年迎来顶峰（31篇）。随后虽有回落，却在2011年再次迎来高峰（31篇）。自2013年至今，文章数量逐渐降低，但“禁忌语”仍然是学界的热点话题。

专著方面，《语言与社会生活》（陈原，1980）第一次涉及禁忌语;《语言与文化——英汉语言文化对比》（邓炎昌、刘润清，1989）、《中英（英语国家）文化习俗比较》（杜学增，1999）对比了英汉禁忌语;《人类语言学论题研究》（朱文俊，2000）论述了英汉语中禁忌语的产生及其取代。[2]

综合来看，国内英语禁忌语研究自20世纪末发端，仅仅经历短暂的积淀即进入到蓬勃发展阶段，并长时间稳步增长;近年来，因前期语料的消耗、新更语料数量较少、研究角度的转向等因素带来的小幅回落亦是符合研究规律的。

（二）研究情况

基于“中国知网”检索数据，目前国内英语禁忌语的研究情况分属于四个维度：理论视角、类别内容、方式方法、结论成果。

1. 理论视角

“语言中的禁忌避讳词语是社会语言相互影响的产物。”[3]因此，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自然成为禁忌语研究的理论首选。早在国内英语禁忌语研究发端之时，学者们就引入了社会语言学理论。田贵森（1989）、石彬（1990）、陈红（1994）依托语境、语域等概念探讨了英语禁忌语的形成与演变。朱风云（1995）从语言的“功”（Ergon）与“能”（Energeia）阐释了禁忌语随社会变化而变化。马伟林（2001）从意义、语境、间接言语行为、功能语法四个理论出发，分析总结英语禁忌语的语用功能;臧永红（2006）指出英语禁忌语现象遵循合作原则和“面子”需要;赵耀（2007）依据语境理论、合作原则、礼貌原则分析禁忌语的回避与使用，确立其独特的社会与人际功能;周广军（2007）以语境、语域、合作原则、礼貌原则、面子需求等作为理论基础，描述了禁忌语的使用方式，分析了其应用的适当性;杨媛莉（2008）基于顺应理论（Theory of Adaptation）提出英语禁忌语的产生是有意识的选择，必须顺应交际语境;傅杰（2009，2011，2012）提出禁忌语的形成有其语用原因，受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的制约;刘驰（2011）则认为禁忌语受会话准则与社会准则的双重约束。

随着理论的不断发展与研究的持续深入，一些学者也开始尝试从其他视角审视英语禁忌语。袁秀凤提出“人对死亡的害怕是禁忌语产生的最根本的心理机制。”[4]姚保振（2009）、刘越莲（2010）、舒江（2011）、廖彦婷（2012）基于认知语言学的原型范畴理论，分析禁忌语的范畴化过程与特征。丁启红、津化（2013）从文化语言学角度分析了禁忌语的文化性质和价值观。陈雯（2013）在认知语言学视角下剖析了英语禁忌语的隐喻与转喻现象，孙毅、陈雯（2014）仰重认知语言学理论，在细划禁忌语界域的同时剖解其“隐喻——转喻”理据。

综上，国内英语禁忌语在研究理论视角的选择上，呈现出一条清晰的脉络走向，即语境（语域）——语用——认知，这恰恰应合了国内语言研究的常规态势。

2. 類别内容

纵观国内英语禁忌语的研究，大致可按照描述性研究（descriptive research）、解释性研究（explanatory research）、探索性研究（exploration research）进行分类。描述性研究旨在正确描述（叙述）某些总体或某种现象的特征或者全貌，是在杂乱的现象中描述规律与特征;解释性研究也称为因果性研究，旨在探寻现象背后的原因，是在认识现象的基础上揭示发生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探索性研究旨在获得初步印象和认知，是为日后周密深入研究提供基础与方向。三类研究的数量比例如图2所示。

如图2所示，在国内三十年间的英语禁忌语研究文献中，描述性研究占据了近四分之三的比例;而解释性研究数量两倍于探索性研究。

根据“中国知网”数据库检索数据，国内英语禁忌语的研究即始于描述性研究。韦茂繁（1988）最早介绍了英语当中“十三”、“裤子”、“性病”这些经典的禁忌词例，并且颇有见地的将语言禁忌分作有意识和无意识两种。田贵森（1989）、石彬（1990）将英语禁忌语划分成名讳、性、排泄、不吉利事物等四类;庄和诚（1990）认为英语禁忌词语大体上涉及亵渎神圣、猥亵、有伤大雅等概念。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其他概念如动植物、颜色、职业被添加进禁忌范畴，可见于韩斌（2003）、戴云（2004）、袁瑛（2005）、严莉芬（2005）、葛爽婷（2008）等。有学者又将这些禁忌概念归纳成语音层面和词汇层面，例如李金珠（2008）、徐佳丽（2010）、钱博洁（2015）、澹台林琳（2016）。也有学者从言语（verbal）和非言语（non-verbal）两个维度来介绍分析英语禁忌语，如吕洁（2001）、杨昆福（2006）、刘婧（2008）等。

英语禁忌语的特性与功能也是描述性研究的重要内容。李先进（2005）归纳总结了英语禁忌语的含蓄性、普遍性、时代性、语域性、民族性特征，黄莹（2011）认为英汉禁忌语都具有神秘性，张彩云（2012）提出原始性，李传龙（2015）增加了婉转性，蔡晓元（2017）补充了继承性。交际语用方面，周秀敏（2011）梳理总结了五大功能，包括幽默、反传统和权威、挑衅、发泄怒气、亲密等，类似表述也可见于张翠翠（2011）、陆峰（2014）等学者的研究。

禁忌语的解释性研究目的在于“追根溯源”，需要解决“禁忌因何而生”（江天芳（2000）、臧永红（2006）、袁秀凤（2006）、周秀敏（2009）、傅杰（2009）、刘驰（2011）、丁启红（2013）、孙毅、陈雯（2014）等），“禁忌因何而异”（王君（2003）、王涛（2005）、周秀敏（2005）、张之光（2012）、杨万宁（2012）、陈雯（2013）等），“禁忌因何而用”（马伟林（2001a）、赵耀（2007）、唐路一（2008）、周广军（2008）、杨媛莉（2008）、傅杰（2009，2011，2012）等）、“禁忌因何而变”（马伟林（2001b）、王威（2007）、姚保振（2009）、雷芹（2013）等）等问题。

另外，有些学者针对文学作品（含译作）或影视对白当中出现的英语禁忌词语进行了描述与分析，解释说明了在特殊文本中突破与授受语言禁忌的原因及功能效果，这些研究亦可归为此种类别，例如沙峰（2013）、尹青（2014）、黄青（2017）、张静（2017）、廖雪汝（2018）。

目前国内有关英语禁忌语的探索性研究数量是不多的，语言教学和英汉互译是两个仅有的涉及领域。前者见于陈慧君（2001）、黄瑞红（2001）、郭学文（2003）、王涛（2005）、莫慧泳（2006）、陈静（2012）、杨莎（2015）、张雪婷（2016）等学者的研究，内容涉及英语或对外汉语教学策略与建议;后者见于姜志伟（2006）、刘白玉（2008）、欧亚美（2008）、郭丽娟（2009）、周晔（2009）、徐修鸿（2011）、雷芹（2012）、彭典贵（2013）、陆峰（2014）、余萍（2014）、曹润霞（2015）、王昱瑾（2018）等，内容多为翻译策略与技巧的探索和实践。

3. 方式方法

针对英语禁忌语，国内学者普遍采用定性和对比的方法展开研究。在韦茂繁、田贵森、石彬、庄和诚等学者于上世纪90年代前后开英语禁忌语定性研究之先河后，对比研究开始大量涌现（如图3）。

蔡建平（1992）第一次比较系统细致地对比了英汉禁忌语，指出在死亡、性、隐私器官、排泄、性别歧视等方面英汉语言存在不同程度的相似处，而有关私隐话题、称呼称谓、谦恭客套等差异明显。后续同类研究有陈红（1994）、邓杏华（1996）、林伦伦（1997）、吴会芹（1998）、廖春红、王晓春（1999）、张旭、李盈光（2000）、廖文玉、陈斌（2001）、罗利群（2002）、刘清波（2003）、张莹（2004）、李正义（2005）、蒋辰侯（2006）、车少飞（2007）、李春艳（2008）、胡歆（2009）、王璐（2010）、周锋、任红霞（2011）、于丽雯（2012）、郭丽莎（2013）、刘敏（2014）、尹平（2015）、刘燕（2016）、唐苏敏（2017）、张倩兮（2018）等等。

在繁多的英语禁忌语研究中，也零星出现了定量研究，案例分析，乃至语料库研究。郑剑俊（2006）分别选取数十名大学非英语专业和英语专业二年级学生，调查其英语禁忌语的认知情况，分析跨文化语用失误的原因;刘艳菊（2014）采集了某高校117名大学生的英语禁忌语语用失误，统计分析后得出结论，大学生对于称谓方式的语用失误率最低，而禁忌词语的语用失误最高。王威（2007）以nigger一词为例，探讨了英语禁忌语的变化。案例分析法在禁忌语的翻译研究领域使用较多，例如：余萍（2014）以争议小说《为杀手祈祷》为例讨论了源语文本与译入语文本之间禁忌语的文化调适问题;黄青（2018）比较研究了莎士比亚剧作《雅典的泰门》的两个汉译本中性禁忌语的处理;廖雪汝（2018）以莫言作品的英译本为例，探讨了创译在禁忌语翻译过程中的特性。共有两位学者引入了语料库手段，雷芹（2013）通过比对中外两个语料库资料，更加客观地显示禁忌语具有可变性，并且得出结论英语禁忌语使用的增长幅度高于汉语;张静（2017）基于“英汉电影对白平行语料库”对大量禁忌语进行了实证研究，描述了英汉电影对白中禁忌语的翻译净化规范。

4. 结论成果

关于分类。在《国际英语用法》中，英语禁忌语分为六大类，即：与宗教有关的、与性有关的、与人体排泄有关的、与疾病死亡有关的、社会等级方面的和年龄体重方面的（转引自葛校琴[5]，2001）。国内学者基本以此为基础展开英语禁忌语的描述，或整合，或进一步细分;它们又被统称作类别、主题、话题、范围、范畴（张旭、李盈光，2000）、文化分布（戴云，2004）或疆域（孙毅、陈雯，2014）等。

关于特征。人们出于某种原因，不能、不敢或不愿言说的有失典雅、令人不快难堪的语汇称为言语禁忌，它在英语语言中的表现形式即为英语禁忌语。因此，英语禁忌语具备禁忌语的一般性特征，国内学者在这一点的认知上是高度一致的。研究发现，从古到今人类社会各个阶层、人类活动各个方面都存在着言语禁忌，它约束着人们的言与行，协调着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具有普遍性和“流行性”[6]。世界各民族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文化观念的差异必然反映在语言形式上。作为一种“文化負载词”（culturally-loaded words），禁忌语自然体现出民族性与地域性。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能力的提升决定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社会文明的演进又带来语言的演变。远古时期人类蒙昧的语言崇拜是原始的，彼时的禁忌文化是神秘的;随着年代的更迭，科技的进步，一些禁忌语被删除（李天欣，2013），一些禁忌语被解禁或取代，也可能产生新的禁忌语;禁忌语的“不可接受性是相对的”[7]，受到交际参与者、场合、话题等语境因素影响，因此具有“语域性”[8];综合来看，禁忌语是灵活可变的。

关于理据。社会语言学观点认为，禁忌语源于人类的灵物崇拜。西方有信奉基督教的传统，故英语中涉及上帝或撒旦的概念往往成为语言禁忌。现代符号学理论认为，语词符号与客观事物混成一体的名实观造就了禁忌语，因此英美人士眼中不敬、不雅、不洁的事物自然成为禁忌语言。而从语用学角度去审视，“禁忌语的使用受言语交际中语用原则的制约”[9]，遵从合作原则的话语可能违背了礼貌原则，威胁到“面子”，因而成为禁忌。

关于英汉差异。中西文化和而不同，语言使用上的异远多于同。正如邵华[10]总结的，相较于汉语禁忌语几乎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英语禁忌词汇并非那么广泛。同时，英汉禁忌语在避讳程度上也有着不同的表现。陈斌梅[11]概括道，英汉两种语言在历史、文化、思维、认知、心理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各自禁忌语言的相异性。

关于语用。无庸赘述，英语禁忌语涉及的范围自然是言语交际需要规避的，否则即会造成语用失误。但是，人际交流达成的基础是遵循会话原则，而禁忌概念的不宜言说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信息的传递，因此人们往往会主动采取一些语用策略，保证交际的顺利进行。高永晨（1994）总结了回避、委婉、谎言、折中等方法;韩萍认为委婉是一种“语言战略”[12]，可通过同义、反义、缺笔、相关等手段实现;于丽雯（2012）补充了身势语、询问、文化思考等策略。

关于功能。语域性决定了英语禁忌语并非完全“负面”，它也有自身价值。学者们基于不同的理论给予英语禁忌语多维视角的功能描述。例如：张慧（2007）、曹群英（2008）从社会心理学出发，总结了其导向、调节、传递的积极功能，又因其可能成为恐惧、愚昧、迷信的产物，因而也具有一些消极功能;马伟林（2001b）从意义、语境、间接言语行为、功能语法四个语言学概念推导出愤怒、戏谑、侮辱和惊讶四类语用功能;张翠翠[13]根据顺应理论提出英语禁忌语的选择使用是顺应交际语境的结果，从而产生简单陈述、加强语气、抒发（发泄）情感和活跃气氛等语用效果;傅杰[14]认为，从符号学看，禁忌语具有指事功能，若结合言语行为理论，又体现行事至效和文化映射的功能。

关于演进。禁忌语是语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语言的社会性决定了其必然经历发展与变化。马伟林（2001b）认为社会习俗和法令对禁忌语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祖利军（2006）、雷芹（2013）总结了英语禁忌语“贬义脱落”的发展趋势;焦亚璐（2001）提出现代英语禁忌中宗教迷信成分相对减少。

关于翻译。姜志伟（2006）基于夸张性原则、中性原则、缩小性原则以及区域性原则、语域性原则提出委婉翻译法、模糊翻译法和借代翻译法;曾尚春（2009）认为翻译过程中要把握“译意”原则，或直译，或注释，或替换;周晔（2009）提倡以“语用标记对应”指导禁忌语翻译，并尝试重译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徐修鸿（2011）认为影视作品中的英语禁忌语译文是译者在多重伦理模式中选择和取舍的产物;雷芹（2012）总结，交际性翻译中亲疏关系的禁忌语宜采用“归化”，文学翻译中则偏向“异化”;彭典贵（2013）在处理影视作品中的英文情色禁忌语时，以“沟通效果”为最高准则，以归化作为主要翻译策略;陆峰（2014）提倡影视中的禁忌语中文翻译要实现源语的各项“接受功能”，贯彻 “目的+忠诚”的原则;黄青（2018）认为英语“性禁忌语”的汉译带有时代印记;廖雪汝（2018）充分认可创译在传播文学作品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关于教学。禁忌语应当在英语教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学生需要掌握现代英语中禁忌语的最新情况[15];而国内现行的英语口语教材对于禁忌语或“点到即止”或“置之不理”亦或者“完全忽略”，是“脱离了实际的语言交际环境，缺乏必要的真实性”[16];因此，教师需要正视英语禁忌语及其发展，把语言的运用提高到一个高度，“加强学生的社交——文化语用能力”[17]。

三、思考与展望

（一）现状之反思

从上述对国内近三十年（1988-2018）英语禁忌语研究的梳理分析，不难发现语言禁忌虽然只是人际交流过程中很小的一个言行反应，其交际语用功能却深得学界关注，学者们究其外延，探其本真，著述可观。但是，也不应忽视其中存有的一些不足。

1. 研究同质

从“Taboo”的词源到英语禁忌语的分类再到其特征终止于功能，是大多数描述性研究采取的书写样式;内容方面，分类必谈“性”和“排泄”，特征少不了“普遍性”、“民族性”、“时代性”，功能绕不过“发泄”、“愤怒”、“示威”。而对比分析类文章往往先按照“同”与“异”来构思，再分别罗列诸如生老病死、宗教、亵渎、咒骂、隐私、称谓、话题、数字、颜色等方面的词，最后以“中西文化不同”、“我们需要善待禁忌”草草作结。最终，文章“论”少“例”滥。

2. 词例陈旧

笔者统计发现，在1988-1998国内英语禁忌语研究的最初十年时间里，宗教类词例God、Jesus Christ，疾病死亡类词例die、cancer，隐私类词例（话题）breast、toilet、pregnant、fat、sex，以及“四字母词（four-letter words）”使用频率高;在2014-2018最近五年共54篇文章中，die仍然出现了33次，其他高频词语见表1。

然而这五年内新出现的词例仅有houseslave、bum、Qur'an、Allah、rubber、faggot、erection等，且大多选自文学和影视作品。由此可见，当前国内英语禁忌语研究中，词例十分陈旧，且重复率相当高，新例稀罕。

3. 缺乏延续

科研是个连续性的过程，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围绕英语禁忌语，有1位学者撰写了7篇文章，时间跨度5年;2位撰写了5篇，时间跨度2～3年;1位4篇，时间跨度5年;1位3篇，时间跨度2年;3位2篇，时间跨度1～8年。数据表明，鲜有学者针对英语禁忌语进行比较长期的研究;成果质量方面，周期更长的研究系统性更强，更具深度。

4. 创新不足

传统的研究方法被大量的延用，相对新颖的方式，例如定量研究、实证研究、语料库分析等采用太少。禁忌语的使用是深受文化、心理、社会、语境多重因素制约的，其自身是不断演进的，相对机械刻板的分析势必影响创新成果的形成。

（二）研究之展望

处于动态之中的禁忌语不可能失于学界视线。英语禁忌语的后续研究可以在借鉴中发展，即借鉴汉语禁忌语研究中的观点。例如，英语中是否如汉语也存在“半禁忌避讳词语”和“准禁忌避讳词语”（田贵森，1989）;英语中是否也有汉语禁忌语在音、形、义方面的“规避形式”[18];英语中“无规避禁忌语”（杨颖，2012）的使用情况与功效;网络英语“詈语”的解禁[19]等。同时，汉语禁忌语研究的理论视角亦可用于拓展英语禁忌语的研究。例如，焦虑、恐惧、羞怯、群体心理等心理学概念会有助于更加全面地审视英语禁忌语之产生与流变（参见陈丛耘[20]，2006）;心智哲学的意向性概念将有助于探寻英语话语主体的“利己”动机（参见刘鹏[21]，2016），从而加深对英语禁忌语的理解。

另外，结合具体语用场合（如商务、旅游、教学）实施定量研究，考量真实语篇文本（如小说、戏剧、影视台词）进行实证研究，依托各类语料库开展动态研究，都是富有意义的研究路径。

四、结束语

回顾国内近三十年英语禁忌语的研究我们发现，英语禁忌语的类别、特性、功能及其产生与演变的原因是清晰明确的，但是这些成果的取得多是靜态语用分析的结果。未来的研究，既要以不断演化的禁忌语词为抓手，更要静态与动态相补益、定量与定性相结合，从社会心理学、心智哲学、传播学等视角去拓展空间，创新成果。

参考文献：

[1]韦茂繁，津化.禁忌语、委婉语琐谈[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3）：104-109.

[2]张爱容.国内外英汉语言禁忌研究的综述[J].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83-85.

[3]田贵森.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看中外禁忌语与避讳语[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9（2）：108-112.

[4]袁秀凤.人向着死亡的存在与语言——委婉禁忌语的最根本心理机制初探[J].外国语言文学，2006（3）：163-165.

[5]葛校琴.英汉语言禁忌的深层文化映现[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2）：39-41.

[6]李天欣.从伦理道德基础看中西禁忌语的差异[J].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13（3）：69-72.

[7]周秀敏.从语境角度看禁忌语的相对性[J].科教文汇，2007（10）：203，210.

[8]李先進.英汉禁忌语的文化内涵与对比研究[J].云梦学刊，2005（4）：122-124.

[9]傅杰.禁忌语的语用理据分析[J].辽宁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41-44.

[10]邵华.浅析中西方文化禁忌语[J].语文教学通讯，2017（10）：65-67.

[11]陈斌梅.英汉禁忌语比较及其文化思考[J].科技信息，2008（34）：507-508.

[12]韩萍.语言禁忌探析[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06（1）：24-25.

[13]张翠翠.从顺应角度看英语电影中的禁忌语的语用效果[D].济南：山东大学，2011.

[14]傅杰.禁忌语的语用功能[J].辽宁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46-47，65.

[15]王威.从nigger一词看近年来现代英语禁忌语的变化[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9）：141-143.

[16]陈静.从英语禁忌语看英语专业口语教材改革[J].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5）：146-148.

[17]陈慧君.禁忌语对英语教学的启示[J].甘肃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S4）：150-152.

[18]杨颖.禁忌语及其规避形式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师范大学，2012.

[19]陈祎菲.网络詈语传播与禁忌语解禁[J].艺术科技，2017（5）：65-67.

[20]陈丛耘.语言禁忌的社会心理界说[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6（4）：60-63.

[21]刘鹏.意向性视角下的禁忌语研究[J].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学报，2016（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