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手合力论”的理论内涵及其创新意义

钟昌标　董楠楠

摘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界争论的焦点。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和新古典经济学体系融入同一个分析框架中，从理论上分析了“两手合力论”的理论内涵，即市场的资源配置过程是“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相互作用并不断融合的动态过程，具有“市场起决定作用”和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特征。“两手合力论”明确了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和作用，其理论内涵既满足两大经济思想体系的特征，同时也是对两大思想体系中国化的发展与创新。

关键词：两手合力论;资源配置;理论内涵;马克思主义;新古典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1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19）01-0038-14

一、引言

“两手合力论”是指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要辩证地看待“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用好“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既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要将政府的作用更好地发挥出来，将市场和政府的作用有机融合，使其相互协调、相互补充，进而相互促进，推动社会经济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探索用马克思创立的经济学范式来解决中国市场资源配中存在的问题，对政府和市场在经济社会中的关系进行了长期的摸索、实践和理论创新。面对目前国际经济环境的复杂局面和国内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但是，部分学者对这一系列改革提出不少质疑。有的学者认为这些改革，特别是“两手合力论”中将“市场作用”定位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认为这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体现。而有的学者则将“更好的发挥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视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凯恩斯主义”的再现。更有甚者借此反对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中国目前的改革行为，认为“两手合力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下无法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又一例证。

习近平所提出的“两手合力论”，应该归属于马克思创立的经济学范式，还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其是否具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特征？本文将对此问题展开探讨，并进一步揭示“两手合力论”对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创新意义。

二‘俩手合力论”的理论基础

从世界各国的实践经验来看，市场失灵现象长期存在，每一次市场失灵都意味着政府应该主动发挥作用。反过来，计划经济实践也反复表明，由于政府无法准确把握公众偏好，其干预带有明显的自我偏好特征，因而无法准确预测社会经济行为及其后果，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进而出现政府干预失灵现象。因此，在资源配置中市场或政府都不是万能的，单一一方的作用都有局限性，只有两者互相补充、协调配合才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正如“两手合力论”所指，在资源配置中，既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要将政府的作用更好地发挥出来，使两者有机融合、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然而‘两手合力论”是否存在理论基础？在资源配置中，既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要将政府的作用更好地发挥出来，这一理论从本质上看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还是属于“新古典经济学体系”？

（一）两种经济思想体系基于同源趋于同归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提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是“剩余价值”，由此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倡导公有制形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在资源配置问题上有很大差异，但两者有共同的理论根源——亚当·斯密所奠基的古典经济学，追求的终极目标都是民主和自由。前者追求人类解放的自由王国，强调建设共同富裕和民主和谐的社会;后者追求的是自由全面的发展，强调建设平等、博爱和人权的社会，有极高的相似性。从两种理论所指导的社会实践来看，都能够影响现实，并向相互融合方向发展。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指导下的经济体（如中国），已经逐步降低了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并逐渐强化了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在“新古典经济学体系”指导下的经济体（如美国和西欧等），为了应对市场失灵和经济危机，开始在经济体系中注入政府的资源配置力量。由此看来，两大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既同源也同归，所不同的是实现目标的手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比私有制、市场经济更有优势，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应该按劳分配，取消一切非劳动收入，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实现按需分配，达到共同富裕;西方主流经济学主张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是经济发展的前提，通过各种税收政策，建立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二）两种经济思想在理论体系上的本质区别

两种经济思想体系虽然同源同归，但分析过程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来源，物化劳动不能创造新价值，只是价值的转移。为了解释大卫·李嘉图提出的“資本和劳动力相互交换与劳动价值论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对“劳动”和“劳动力”进行了概念区分，认为工人在市场上交换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劳动创造的价值超过劳动力的价值，资本家无偿占有了劳动创造的价值与劳动力价值的差值（即剩余价值），也就是说，资本与劳动力商品交换并没有违背劳动价值论。为了解释大卫·李嘉图“等量劳动创造等量价值和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矛盾”，马克思通过“两个总计相等”，将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过程，证明了“等量劳动创造等量价值和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并不矛盾。与马克思不同，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从另外一个角度继承了亚当·斯密多要素价值论（生产费用论），提出了主观效用论和供求决定论，他们认为劳动费用（即工资）决定了劳动价值，资本费用（即利息）决定了资本价值，土地费用（即地租）决定了土地价值，沿着这一角度发展，并不断完善，最终形成了新古典价值论。

（三）两种经济思想资源配置观点的耦合特征

首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可在资源配置中“市场”的作用。以王云中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研究得出，马克思经济学也包含资源配置理论，即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为研究对象，认可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马克思认为正常条件下，商品的价值由社会平均劳动熟练程度、劳动强度和（制造商品所消耗的）劳动时间来衡量，进而也决定了商品的价格。马克思本人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描述中，也体现了市场供给与需求的特征，认可市场在生产和消费中的作用，并进一步提出了“平均作用力机制”。这个机制的重点是平均分析方法，也就是说，社会中的每一个生产部门的利润率一旦均等，资源流动便达到了均衡状态，因而“每一个生产部门的内部决策对社会资源配置的影响变得不再那么重要”。在这种机制下，劳动耗费最节约，资源配置效率达到最大化。

其次“新古典经济学派”也认可“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派提出了“均衡价格论”。这一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供给和需求决定了产品的均衡价格，即产品价值;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用决定了供给和需求;要素的边际物质产量（生产中投入的最后一单位生产要素带来的总产量的增量）与产品边际收益的乘積决定了要素价值（边际收益产品）;工资、利息、地租和利润是劳动者、资本家、土地所有者和企业家应得的报酬，是其凭劳动、资本、土地和才能等生产要素所创造的价值。生产部门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在预算给定的条件下选择要素生产物质产品。可见新古典经济学派有两个分析要点。第一，价格由边际力量决定，商品价格由最后一件产品的效用决定，生产要素价格由其带来的边际收益决定。第二，生产部门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是资源配置的动力。政府部门、生产部门和居民等主体的行为选择影响了边际力量，进而决定了经济均衡。

三、“两手合力论”的理论内涵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将平均分析方法作为资源配置的动力机制，认为资源配置的动力来自于市场内不同资本之间的竞争。而新古典经济学将边际分析方法作为资源配置的动力机制，认为资源配置的动力来自于生产者追逐最大利润所决定的要素组合和要素规模。纵观经济发展历史，平均分析方法与边际分析方法都可以作为有效的资源配置动力机制。以下将建立一个统一的模型来描述两种资源配置动力机制。

（一）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

1.基本假设

借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五部门数字模型”来描述资源配置过程。假定一个社会的经济系统由两个生产部门组成，投入实物资本和劳动力两种生产要素，各自生产不同的产品一。设定两个生产部门的生产函数分别为：

q_i=f_i（k_i，l_i）式（1）中，q_i表示生产部门i生产的产品i的产量，ki表示用投入的劳动力单位数来计量的劳动量，i= 1，2。假定生产部门按市场需要生产，即供给等于需求，那么q_i也表示社会对产品i的需求量。如果假设产品之间是互不相关的，那么两个产品的逆需求函数为：

p_i=p_i（q_i）（2）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资金是劳动所产生的物化成果的货币表现，技术是脑力劳动的物化成果，技术条件决定了劳动力与实物资本之间的比值，因此，若技术固定，则劳动力与资本的比值也固定，即有：

l_i/k_i=a_i式（3）中，a_i为生产部门i的劳资比常数。

用K_i表示投入生产部门i的劳动力与实物资本的总资本量。不同生产部门总资本量的构成不同，分别为：

K_i=k_i+w_il_i（4）式（4）中，w_i表示生产部门i的劳动者工资率。利用式（3）可以将式（4）表示为：

K_i=k_i（1+w_ia_i）（5）

假设各个生产部门的剩余价值率都相同，且为100%。生产部门i创造的剩余价值V_i为：

设各部门的资本周转时间没有差异，且固定资本为一次性消耗，其价值全部转移到产品中去。生产部门i的利润率（记为R_i）为：

2.均衡模型

当两个企业的利润率相等时，假定不同资本之间的竞争达到均衡。此时两个生产部门的利润率相等，即：

R₁=R₂（8）

根据式（7）和式（8）可知，在平均分析方法下，两个生产部门的工资率之比等于其劳资比常数之比的倒数，即：

w₁/w₂=a₂/a₁（9）

当两个部门分别按边际分析方法决定产量时，利润最大化成为其行为准则，即最后一单位要素投入所带来的收益增加等于购买要素的价格，表示为：

假定生产要素利润率r_i和工资率w_i给定，那么资源配置问题就变为决策变量为产量和要素投入量的决策问题。根据生产函数（式（1））、价格方程（式（2））和式（10）可知，存在含有8个独立方程的约束方程组，其中包含q_i、p_i、k_i、l_i（i=1， 2）8个变量。在满足一定条件之下，该约束方程组的解是存在的，可以确定企业生产规模（由产量q_i和价格p_i决定）和要素投入量（由实物资本投入k_i和劳动力投入l_i决定），因此边际分析方法可以解决资源配置问题。

两个生产部门的利润率之间存在以下三种关系。当R₁=R₂时，w₁a₁=w₂a₂，两个部门的劳资比常数之比与工资率比的倒数相等;当R₁>R₂时，w₁a₁>w₂a₂;当R₁2

第一，同一行业内企业的资源配置过程表现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理论特征。当两个生产企业处于同一经济体中的同一行业时，由于生产技术和要素的流动特征均具有相似性，所以企业的生产要素组合比例具有在一个固定范围内变化的特点。例如，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劳资比常数构成表现出劳动力与资本替代率较小的特征，而资本密集型或知识密集型企业表现出劳动力与资本替代率较大、一个劳动力能够替代较多资本的特征。因此，在同一经济体中的同一行业内，平均作用机制和边际作用机制可以同时对资源的配置起作用，即企业在边际作用力下，根据自身逐利目标来确定生产规模和要素投入量。由于两个企业在同一行业内，其劳动者的工资率具有同工同酬特征，因而也满足在市场中不同资本追逐相同利润率的特征。可以看出，在同一经济体中的同一行业内，只需要利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自发调节（在边际作用机制下），就可使资源配置达到均衡状态。

第二，不同行业内的资源配置过程也表现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理论特征。对于处于同一经济体内且不同行业的企业，可以通过“商品”和“资本”两方面来考察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当两个生产部门在不同行业时，平均作用力与边际作用力两种资源配置机制无法通过市场自身调节达到平衡，经济体只能在企业和消费者的选择行为和市场竞争机制之间选择，因为两种机制的本质区别在于生产函数的形式。受既定技术条件的限制，企业在要素投入上必须进行抉择，要么使用边际分析方法，允许要素自由转化，要么使用平均分析方法，要素只能按固定比例组合。这意味着，在生产要素配置过程中，只有市场边际作用力或市场平均作用力两种基础理论。但是，无论选择哪一个作用力机制，其本质还是通过“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平均作用力机制配置资源的根本原理在于，通过完善的市场竞争机制促使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流动，达到资本利润率的平衡。例如，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的变迁，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之间生产效率差异和产业转移等。边际作用力机制配置资源的根本原理在于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用企业生产的短期均衡和长期均衡来处理企业和个人利益最大化与市场竞争机制之间的矛盾。短期均衡是指企业达到利润最大化和个人效用最大化的一般均衡状态，长期均衡是指所有企业的利润率都相等的状态。短期均衡利用可变要素投入，可以只考虑边际作用力机制，使用边际分析方法。而长期均衡利用不可变要素在长期内会发生改变的特征，实现利润均等化。

2.资源配置过程表现出“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特征

尽管两种理论下的资源配置过程表明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当生产要素在不同部门（特别是存在效率差异的部门）之间、不同地区（特别是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地区）之间流动时，仅依靠市场的边际作用力或市场的竞争机制无法实现资源配置的均衡状态，无法使边际作用机制和平均作用机制达到统一。将两种分析方法统一能够克服使用单一一种分析方法所带来的局限性，能够将市场经济的边际作用力和平均作用力有机融合在一个经济理论框架中，对于中国经济健康发展有实际指导意义，也更具特色。

两种理论下的资源配置过程非均衡模型表明，通过政府调节可以将市场经济的边际作用力和平均作用力进行有机地融合，促使资源配置经过一系列动态变化过程达到或接近均衡状态。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出，产生于竞争市场的价格体系，能够充分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性，能够引导企业根據自身的比较优势来选择适合自己要素禀赋的技术和产业，用最低成本生产出最有竞争力的产品，进而创造最大的价值并促进资本积累。推动比较优势从劳动或自然资源相对密集逐渐向资本相对密集提升，为现有技术、产业升级到资本更密集、附加价值更高的新技术、新产业提供物质基础。

政府的调节作用同样不可或缺，具体体现在如何促进社会收入实现公平分配。首先，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过程中，必须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但其往往因为失败而独自承担所有成本。即便碰巧成功了，也可能因为被模仿而丧失市场先入者的垄断利润。失败的代价与成功的收益不匹配，因此，造成经济实践中创新动力不足。但是无论成功与失败，这种尝试过程都是有益的，对整个人类社会而言是有价值的。因此，政府需要对“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的收入进行调节，给予其适当的激励，保障其收入的公平性，这样才会促进社会的创新行为、提升生产效率。其次，腐败是造成社会生产力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无法避免腐败行为。而腐败产生的直接后果是社会收入分配不公，表现在生产要素中即为同工不同酬。这将使资源配置过程中工资率的比例和劳资比常数的比值失去平衡。在这种情况下，边际作用机制也许能促使企业和个人达到短期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平均作用力机制无法起到作用，资本利润率的平衡性也无法产生。从而加剧了不同部门之间的资本分配失衡问题，逐渐导致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生产部门效率鸿沟，市场竞争法则失效，资金无法流向高效率的部门，产业结构变迁和地区之间的产业互动无法在市场作用下进行变革。

四、“两手合力论”的创新意义

前述将传统理论中的“边际分析方法”和“平均分析方法”纳入同一个资源配置过程模型中，证明了合理的资源配置过程需要“边际作用力机制”和“平均作用力机制”共同发挥作用，这也是“两手合力论”的理论内涵。然而‘两手合力论”对新形势下中国经济改革有何价值？

（一）现代经济实践中的“市场”与传统理论中的“市场”之间的差异

1.现代经济实践中的“市场”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市场”之间的差异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认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具有绝对“权威”性，其推崇“市场原教旨主义”和“私有产权神话”。主张私有化、非调控化、全球自由化和福利个人化，反对公有制、政府干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和福利提升。但是，随着经济理论的发展，大量学者发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决定理论已经无法解释现代经济现象，并衍生出新制度经济学、演化博弈论和集体主义经济学等新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下的新制度经济学和演化博弈论都提出了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截然不同的观点。以哈耶克、布坎南、科斯和威廉姆森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放宽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系列假设，引入制度因素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存在的缺陷，保留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稀缺性和竞争等理论。科斯通过分析现代经济现象，提出了“交易费用”概念，认为交易次数、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等因素影响交易费用。重复交易更加需要经济组织的保障和连续性决策，而当资产专用性较高时，出于追索契约保障的需要，纵深一体化才会出现，它更能体现出企业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优势。因此，新制度经济学保留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稀缺性和竞争等理论，并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修正了人的理性假设，在经济研究中强调人、制度和经济活动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演化博弈论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增加了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性，利用威廉姆森在研究影响交易费用的因素时提出的人的有限理性假设，把群体行为的调整过程视为一个动态系统，以个体行为为微观基础，考虑各种影响因素以及个体行为到群体行为的形成过程，进而构建宏观模型，为宏观调控群体行为过程中相关主体的复杂多样性现象提供了解释，为经济社会宏观调控提供了更贴近实际、更有说服力和更深刻的理论依据。

作为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体经济的实质是合作经济，包括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据资料显示，集体经济不仅存在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例如西班牙的蒙德拉贡联合公司（MCC）、美国的员工持股计划、日本农协等。集体所有制是随着生产力和企业制度发展应运而生的。集体所有制经济虽然是介于私有产权所有制和国家产权所有制之间的经济形式，但是，无论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它都存在且发展着。因此，从经济现实出发的新制度经济学、演化博弈论和集体主义经济学都显现出市场资源分配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不容忽视。

2.美国经济实践表明新自由主义市场决定理论存在局限性

“华盛顿共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市场决定论”的典型代表。“华盛顿共识”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产权方面要求国有企业私有化、保护私有产权并放松政府管制，财政方面要求降低通货膨胀率、减少财政赤字、降低边际税率、放松外资限制、利率、汇率和贸易自由化，政府开支方面要求投资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等。

但是，美国作为自由经济的代表，特别是2008年以后，已经放弃了“完全依靠市场”的自由经济。2007年底爆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随后成为席卷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风暴，被很多西方学者认为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相关国家纷纷采取了降息、宽松货币政策、直接参股或注资金融机构等政策，但效果不明显。随后，美英等西方主要国家采取了政府干预政策，例如加大政府开支、扩大基础建设等。可见，各国针对此次危机的应对政策正式宣告了以“完全依靠市场”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存在的局限性以及相关政策主张的彻底破产。

3.中国经济实践表明政府决定论在资源配置中存在局限性

从中国经济实践来看，建国之初到改革开放之前，资源配置完全依靠政府计划。初期，利用国家计划，集中全社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推进经济和国防建设，在建立健全国民经济体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由于信息不对称性，造成社会资源配置低下，逐渐产生了产业结构失衡、发展模式落后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低下等问题。1978年中國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首先从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入手，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允许个体工商户存在，市场开始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起到了微弱的作用，但并不足以解决现实社会经济中资源错配、结构失衡、模式落后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出台了“市场”与“计划”共同发挥作用的“价格双轨制”政策。在资源配置实践中，当“市场作用”逐步超过“计划作用”时“商品经济社会”的改革理论便被提出。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自此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飞速提高。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策。尽管因为欧美一些国家反对，使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未能在2016年如期“自动获得承认”，但是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却毫无争议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实践证明，中国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一系列改革是成功的，是人类历史上经济改革的成功实践。

（二）现代经济实践中的“政府”与传统理论中的“政府”之间的差异

1.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政府”在现代经济资源配置中的局限性

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列宁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进行了社会主义实践，初期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就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试图取消商品货币关系，但是，实践很快证明这样做行不通。列宁在总结了实践中的经验教训以后，又推出了“新经济政策”。该政策的核心内容是以自由贸易代替贸易国有化和食物配给制度;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提出共产党人要学会经商，主张由政府直接控制商业变为由国家调节商业。总之，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在国家掌握经济命脉的前提下利用市场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新经济政策的确立，说明列宁时期实行“计划经济”的政府在资源配置中仍然起决定性作用，但可以利用商品、货币和市场的作用机制促进生产力发展。显然，列宁承认商品、货币和市场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但列宁只把新经济政策当成解决产品短缺的暂时性对策，并没有意识到市场机制的作用对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性。

斯大林作为列宁的继任者，于1928年放弃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他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国民经济需要完全依靠政府计划，这可能造成某些企业、某些部门的生产赢利减少，甚至没有。”但是从整个社会的长期发展看，国家获得的生产赢利更多。可见，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社会制度下，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也有其必然性。但是，斯大林并没有把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统一起来，究其本质，他还是认为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不相融，因而资源配置仍然依靠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泰勒、兰格、勒纳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提出了著名的兰格一勒纳一泰勒模式（通常简称兰格模式），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能够进行合理资源配置的可能性。该模式包含了三个基本决策层次，即中央政策主体、企业决策主体和家庭决策主体。中央计划当局决定生产资料价格，企业在满足中央计划的生产规模并尽量满足消费者偏好的前提下，决定最优的生产要素组合。中央计划当局通过两条规则制约企业的行为，即选择平均生产成本最小的要素组合和边际成本等于价格时对应的生产规模。劳动者能够自由选择职业，工资由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劳动者把劳动贡献给出价最高的企业。可见，兰格模式是以市场为基础、以个体消费偏好为向导，利用计划控制的市场来解决资源配置问题，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综上，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采取以“国家调节”为起决定性作用、以市场为临时辅助的资源配置手段，斯大林采取“集中计划”、完全排斥市场作用机制的资源配置政策，社会主义市场的兰格模式采用以市场为基础和政府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政策。而现代经济实践中的资源配置要求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起调节社会收入分配公平作用，即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在功能上互补。可见，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政府”与现代经济实践中的“政府”之间存在很大差异。

2.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在现代经济资源配置中的局限性

凯恩斯主义是在古典经济学理论无法对“1929-1933年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现象给出合理解释的背景下产生的。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源配置的最优也是唯一方式是市场，市场能够促使供求达到自动平衡，任何破坏或干预市场的机制都是达不到预期效果的”，简称为“市场决定论”。但是“大萧条”彻底动摇了古典经济学的“市场决定论”。凯恩斯主义的诞生标志着“政府干预”的观点被崇尚自由经济理论的西方主要国家所认可。凯恩斯主义的结论是资源配置需要通过“政府干预”才能达到最优，干预的手段主要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其主要逻辑是“大萧条”现象表现出“市场作用”失灵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引发的，而“有效需求不足”又是由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流动性偏好三个因素共同导致的，因而产生了长期存在的非自愿性失业，但是政府通过增加采购或投資的积极财政政策、人为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和二次收入分配政策等可以调节社会消费水平、弥补有效需求不足问题。

可见，凯恩斯主义的核心观点是，政府干预的作用在于短期内的资源配置可以通过“政府买单”和“政府调节利率和分配”的方式缓解市场自身的不足，长期的资源配置仍然应该由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不能直接介入微观主体、影响经济行为。

3.新形势下中国的经济实践要求创新传统资源配置理论中的“政府作用”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资源配置实践中一直将“市场作用”放在基础和主导地位，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国当前出现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其本质原因是“政府作用”在某些地区取代了“市场作用”的结果，具体表现为地方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过于强势和积极，利用特权主导区域经济发展，违背了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破坏了“市场作用”，因而产生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发展不平衡、要素流动不公平现象。在资源配置中，政府起主导作用的行业（例如金融、电信、石油和能源等）产生了一些社会问题。例如，由于大量资金涌入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有效资金供给不足导致产生大量僵尸企业，对实体经济造成很大伤害。又如，信息网络作为信息社会中的一种重要商品，价格高居不下，不利于用户缩减使用成本。再如，石油作为初级能源，一直由国企垄断市场，但是多年来一直未改变油品质量低、价格高的现状，不利于改善空气环境质量和企业降本增效。这些都迫切要求中国创新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三）“两手合力论”创新了传统理论中的“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

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提出的“两手合力论”，认为资源配置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是“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在资源配置中相互作用并不断融合的过程，具有“市场起决定作用”和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特征，明确了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和作用，对资源配置中的“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都有所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强调“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和微观规制作用，两者之间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资源配置中“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作用”建立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而“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则在“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作用”的框架下运行。具体表现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表示市场利用经济主体的自利行为达到一定程度的资源优化配置。但是，由于微观企业和地方市场只关注短期利益和本体利益，会造成资源配置过程中“市场作用”存在盲目性和不稳定性，仅依靠“市场作用”会出现“有效需求不足”和“长期性非自愿失业”等问题。由于财富和收入分配调整是“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作用的重要目标之一，因此“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行为可以在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也满足资源配置过程对政府的要求。

无论古典经济学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还是凯恩斯主义，都无一例外地证明了单靠“市场决定理论”配置资源存在致命缺陷、并非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而理论和实践也证明，列宁、斯大林、兰格等所理解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中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到的作用，同样存在明显缺陷。“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都有各自的优势和不足，将两者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手合力论”，能更好地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市场和政府两方面的积极作用，也更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