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缘傅山

2019-09-10 07:22陈平原
名作欣赏 2019年1期
关键词:傅山家训文人

陈平原,广东潮州人,1982年于中山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84年于中山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1987年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2008 2012年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1);获教育部颁发的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北京市第九、第十一、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第三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第一、第二届王瑶学术奖优秀论文一等奖及第四届王瑶学术奖学术著作奖等。2017年12月获目前中国人文学界最负盛名的思勉原创奖(第四届)。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千古文人侠客梦》《小说史:理论与实践》《中国散文小说史》《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当年游侠人——现代中国的文人与学者》《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之外》《老北大的故事》《大学何为》《大学有精神》《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与境界》《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等著作三十余种。另外,出于学术民间化的追求,1991 2000年与友人合作主编人文集刊《学人》;2001-2014年主编学术集刊《现代中国》。

去年五月间,我和妻子夏晓虹到北京郊区拜访小说家李锐、蒋韵夫妇,闲聊时,谈及十五年前的太原之游,感叹唏嘘。那回是在北大参加“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后,应李锐夫妇的邀请,专程到太原游玩的。同行的有王德威、奚密和梅家玲。游览晋祠、双林寺、镇国寺、平遥古城、乔家大院等,感觉都很好,可印象最深的,还是太原郊外崛围山的多福寺。此寺初建于唐贞元二年,但屡经战火,目前建筑乃明洪武年间重修,这在遍地文物的山西,实在不算什么。但这里有傅山先生读书处,故庙小名气大。就比如我们,便是冲着道人而不是寺庙去的。

明崇祯十五年(1642)前后,傅山曾在多福寺附近构筑青羊庵,入清后改名霜红庵,是其专为读书和著述而建。若是观赏红叶的季节,这盘山公路肯定拥挤。好在我们来得巧,路上车不多。山顶树少,视野极佳,俯瞰晋中大地,遥想傅山当年。寺里有个小型的傅山生平事迹展,图片已变色,编排也不算精彩,但聊胜于无。站在“傅山先生读书处”拍照,这对自家日后学业,是个无形的督促。那是我第一次使用数码相机,很容易翻查,时间是2003年10月27日。

傅山最为人称道的是其医学,太原城里有傅山医院、傅山药业街、傅山文化园,还有傅山配制的滋补食品“头脑”。而我之结缘傅山,则纯粹是因为文章。在我的所有著作中,199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初刊、日后有好多版本的《千古文人侠客梦

武侠小说类型研究》,大概是传播范围最广的。此书第七章“笑傲江湖”中,有这么一段话:“明清之际的傅山有句妙语,说透了世上读书人的心理:‘贫道岑寂中,每耽读《刺客》《游侠》传,便喜动颜色,略有生气矣。’(《霜红龛文集·杂记三》)春风得意者大概不会念念不忘游侠,只有屡经坎坷备尝世味者,才会深感人间侠士的可贵。当初太史公‘愤激著书’传游侠,后来者读《游侠列传》则‘喜动颜色’,不就因为借此可以发泄一肚皮宿怨?”

司马迁尚气好侠,以及《史记》特别喜欢发挥“缓急人所时有”,这点宋人张耒《司马迁论》和明末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都有涉及。别人只是书斋里的感叹,傅山不一样,明亡后带着孩子四处游荡,结交天下豪杰,是颇有侠士的气质与风采的。1654年的“朱衣道人案”,全祖望《阳曲傅先生事略》中提及:“甲午,以连染遭刑戮,抗词不屈,绝粒九日,几死。门人有以奇计救之者得免。”读审判记录,官吏的怀疑不是毫无道理的,幸亏傅山小心应对。当然,最终得以脱险,还要靠门人的“奇计”。傅山当初是否直接介入反清复明大业,很难说,但这并不妨碍后世史家及文学家驰骋想象,将其塑造成天崩地裂之际“长剑横九野,高冠拂玄穹”的大侠。

当然,如此四海纵横,注定了傅山是个心胸开阔的读书人。《霜红龛集》卷二十五有云:“好学人那得死坐屋底!胸怀既因怀居卑劣,闻见遂不宽博。故能读书人亦当如行脚阎黎,瓶钵团杖,寻山问水,既坚筋骨,亦畅心眼。若再遇师友,亲之取之,大胜塞居不潇洒也。”如此阅历与才华,诗文书画样样俱佳,加上其最负盛名的医术,傅山知识领域之广、成就之大,在清初诸儒中少有可匹敌者,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个异类。

这里有个有趣的现象,文学史家通常将傅山(1607-1684)放入清文,而张岱(159-1680)则属于明文。甲申之变(1644)发生时,他们都是成年人。面对如此并非亡国而是亡天下的惨痛局面,作为深明大义的读书人,“守”还是“不守”,是个严峻的考验。如果只有十几岁,“不守”没有问题;最难抉择的是那些已经成年、甚至有功名的,他们有相对固定的立场、知识与信仰,面对新朝的威逼利诱,进退两难,格外痛苦。明朝作为全国统一政权灭亡的这一年,张岱48岁,傅山38岁,黄宗羲35岁,顾炎武32岁。一般来说,我们不会讨论顾、黄的文章是明文还是清文,他二位的撰述是清学的开山之作,其文章当然属于清文了。比较复杂的是张岱和傅山,入清后张还活了36年,傅也活了40年,大半辈子都生活在清朝,但学界谈明清之文,张岱属于明,傅山则归清。之所以这么划分,相差十岁不是主要原因,关键在自我认同。

张岱的生活趣味与文章风格跟公安、竟陵有密切联系,其人际关系也多属于江南文人。晚明小品与江南土大夫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傅山不一样,这位山西大汉,过的是另外一种生活。张岱入清后的诸多文章,如《陶庵梦忆》等,追怀前明的好日子、江南的文人风采及民间习俗,依旧生活在二十年前的世界里。至于山西阳曲人傅山,文中很少关于晚明生活的描述,和江南文人也没有多少往来。全祖望《阳曲傅先生事略》称其“又雅不喜欧公以后之文,日‘是所谓江南之文也”,可见其趣味。相反,他和明遗民中主张抗清的这批人,譬如顾炎武、李二曲、孙奇逢等有密切交往。也就是说,他本人以及整个生活圈子,属于明遗民中倾向于积极行动的,故将其置于清初的政治、思想、学术及文学潮流来论述,再合适不过。

此后几年,因撰写《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也就是日后的《中国散文小说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2014年版;台北:二鱼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我又与傅山迎面相逢。在第五章“八股时代与晚明小品”中,我先是引傅山《霜红庵集》卷十八《书成弘文后》,谈明清文人对八股的批评:“仔细想来,便此技到绝顶,要他何用。文事武备,暗暗底吃了他没影子亏。要将此事算接孔孟之脉,真恶心杀,真恶心杀。”后又在谈及明清易代,读书人的生活方式发生巨大转折,小品依旧奇情异彩,可风格已由空灵一转而为沉郁时,特别表彰傅山的文章:“明亡后隐居不仕、自号‘朱衣道人’的傅山,还在写洁癖写豪饮,写老道写怪厨,可笔锋一转,写起‘先我赴义死’的《汾二子传》来,笔带调侃,但已无轻佻之气。”

说到隐居,不能不提傅山的《仕训》:“仕不惟非其时不得轻出,即其时亦不得轻出。”即使有好时机,也不该轻易出仕,为什么?不说“天意自古高难测”,就算上下级之间,也都没有什么自由,很难找到与自己性情相投的。读书人所倚仗的是一个“志”字,若志向不能实现,当官有什么意义?危急关头,意气用事,一死谢君王,这实际上于事无补。所以,真正明智的,应在读书中寻“志”,所谓萧瑟门庭自有风流。读到这里,你很容易联想到晚明文人喜欢隐居的传统,比如陈继儒。可明亡以后傅山的浪迹江湖与陈继儒太平年代的隐居昆山,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前者不再只是文人清高,看不惯官场污浊,而是强忍隐痛,坚守节操。即便没像传说中那样肩负反清复明重任,开展各种秘密活动,单是借悬壶济世游走四方,也都注定要经历很多磨难。

这并不意味着晚明文风对傅山毫无影响,相反,我们可以找到若干晚明小品的痕迹,以及他是如何从中挣扎出来的。《帽花厨子传》讲一个世家子,不去攻举业,而执着于庖厨,蔑视世俗功名,津津乐道于如何做菜。在传统中国文化中,确有这么潜在的一脉,那就是对饮食及饮食文化的格外关注,从苏轼、袁枚一直到当代作家汪曾祺、陆文夫、王世襄等,都有这种雅好。另一篇文章《间过元仲》也很有趣:“间过元仲,门庭萧索,薨薨金石声流户外。”萧索门庭里,居然传来金石声,读者猜,大概作者是想写隐居陋巷的高人正在弹琴。不是的,推门进去一看,是元仲在刻石,刻的正是傅山的书法作品。时已过午,问吃了没有,他说“无米”;问饿不饿,他说“好此亦不甚饥也”。后面一通议论,谈如何看待此“镌字迂矣,忍饥镌字,迂之迂也”。这种对某种技艺的特殊执着,跟晚明袁宏道、张岱等再三致意的“一往情深”的“痴”,是异曲同工。应该这么说,在傅山的小品中,晚明文人的某种风气,还是有所存留的。只是这种痕迹不太明显,且你感觉得到后面有一种很硬朗的东西在支撑着。

傅山的名声,第一是医术,第二是书法,第三才是诗文。不懂医,并不妨碍你欣赏他谈医的文章。比如他有一篇杂记:“医犹兵也。古兵法阵图无不当究,亦无不当变。运用之妙,在乎一心。”要说变化之妙,可谓一通百通,“妙于兵者”,必定“妙于医”,也妙于书,妙于文——后两句是我添的,但谅必能得到他的认可。兵、医、书、文,运用之妙的关键,在傅山看来就一个字,不要“奴”,要敢于有自家面目,才能变化无穷。《医药论略》中提及“处一得意之方,亦须一味味干锤百炼”,这就好像“文章自古难,得失寸心知”。这还没完,最能表现文人习气的,是下面这一段:“奴人害奴病,自有奴医与奴药,高爽者不能治。胡人害胡病,自有胡医与胡药,正经者不能治。妙人害妙病,自有妙医与妙药,粗俗者不能治。”如此文章,不知学医的看了有何感想。当然,人家根本就不是在论医,而是在说人。傅山对于“奴人”极端不屑,就像另一则杂记所说的:“不拘甚事,只不要奴。奴了,隨他巧妙雕钻,为狗为鼠已耳。”

我喜欢傅山此类文章,因其第一杂学博识,第二诙谐刻薄,第三口语入文。但传统文学史家,不太看好此类杂文。目前影响最大的高校教材如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初版于1962年,多次修订重印)、冯其庸等(《历代文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初版,多次修订重印)、刘盼遂与郭预衡编《中国历代散文选》(北京出版社1980年初版,日后多次修订重印)均不收傅山散文。2000年天津的百花文艺出版社刊行我编的《中国散文选》,兼及古代与现代,收录傅山的(《汾二子传》《拙庵小记》《作字示子孙》《训子侄》四则,可见个人偏好。前两则属于传记,比较好理解;难得的是我选了两则家训。

20世纪30年代,周作人撰《关于家训》(收入《风雨谈》,上海北新书局1936年版),开篇就是“古人的家训这一类东西我最喜欢读,因为在一切著述中这总是比较的诚实的”,接下来表彰的“老实近人情”“见识情趣皆深厚”的家训,从汉人马援《诫兄子严敦书》、晋人陶渊明《与子俨等疏》、南北朝颜之推《颜氏家训》,一直说到明末清初的傅青主((家训》、冯钝吟《家戒》等。当然,周本人最推崇的是《颜氏家训》,不同于世人之注重道德教诲,周强调的是“宽严得中,而文辞温润与情调相副,极不易得”(参见《颜氏家》,《夜读抄》,上海北新书局1934年版)。

《霜红龛集》卷二十五“家训”收录众多教育子孙的言论,除了讲人生百态,还谈文说诗论音韵,当然最有名的是“字训”,如“写字之妙,亦不过一正。然正不是板,不是死,只是古法”;“写字无奇巧,只有正拙。正极奇生,归于大巧若拙已矣”等。“家训”作为一种文体,主要以子孙为拟想读者,确实如周作人所说的比较诚实,但也不排除写作者戴面具已经习惯成自然,且并无自家见识,留给子孙的也是一通大话空话。再说,当父母的,跟孩子说的并不全是真话,也会有所保留。或怕孩子误解,刻意修饰隐瞒;或觉得时候未到,“天机不可泄露”。在这个意义上,“诚实”只是相对而言。实际上,历代家训中,诚实、真率、见性情,且有恰到好处的自嘲与自省,这样的好文章并不多见。另外,家训不仅仅是写给子孙的,也可以借此表达自家情怀,包括志向与郁闷,因而越到后世越有做文章的味道。

“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纲常叛周孔,笔墨不可补。”这段家训,举的例子是自己早年临摹圆转流利的赵孟頫墨迹,“不数过而遂欲乱真”,理由很简单,学正人君子难,“降而与匪人游,神情不觉其日亲日密而无尔我者然也”。赵孟頫的字,喜欢的说温润娴雅,不喜欢的说妍媚纤柔,这都没问题。可没想到傅山将其一棍子打死,并告诫子孙:“只缘学问不正,遂流软美一途。心手之不可欺也如此,危哉!危哉!尔辈慎之。”

要说单从书法就能看出一个人是否奸佞、狡诈或残暴,其实很勉强;要不,书法评论家就可以兼管人事了。北京人喜欢吃酱菜,可“六必居”这三个字是明代大奸臣严嵩写的,你能据此分辨正邪吗?不要说单幅作品,就是书法全集,也都很难一一对应。无论“字如其人”还是“文如其人”,说的是大趋势,且只可意会难以言传,切忌鼓瑟胶柱。这段家训的结尾,常被史家及书法评论家引用:“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足以回临池既倒之狂澜也。”

作为一种美学主张,傅山的“拙”论在书法史上很有意义。但傅山之所以不喜欢赵孟頫的书风软美,也不赞同董其昌的“书道只在巧妙二字,拙则直率而无化境矣”(《画禅室随笔》),是别有幽怀的。身处乱世,目睹世风颓败的青主先生,刻意强调“心正则笔正”,“正极奇生,归于大巧若拙已矣”,既指向书风,更指向士风。作为赵宋宗室,赵孟頫后来投降元朝,做到翰林侍读学士等,如此没有骨气,傅山是很看不起的。因鄙薄其为人,连带也贬低他的字,这是明遗民的洁癖,值得尊重。在另一处家训中,傅山自己也承认,如此激烈地批评赵孟頫,是基于道德义愤,不纯然是美学立场:“予极不喜赵子昂。薄其人,遂恶其书。近细视之,亦未可厚非。熟媚绰约,自是贱态,润秀圆转,尚属正脉。盖自《兰亭》内稍变而至此。”

2001年春夏,我在北京大学为研究生开设“明清散文研究”专题课。课刚开讲,反应不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朋友听说了,提议出版讲课记录稿。于是,请几位研究生帮助录音,并做了初步的整理,我再据此修订成文。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的《后记》中,我提及:“一开始没经验,有的课(归有光、王思任)没录上,有的(龚自珍)则换带子时缺了一大截;还有三讲(徐弘祖、刘侗、傅山)整理出初稿后,感觉不满意,自己压下来了。至于李渔、袁枚、章学诚三家,已做好准备,但没来得及开讲。这样七折八扣,原先设想的十八家,就剩下眼下的九讲了。”不少人很好奇,说没录上也就算了,为何已有初稿的徐弘祖、刘侗、傅山三讲,不整理发表呢?

傅山这一讲,原题《气节之士与杂家之文——傅山的为人与为文》,分“杂家之文”“气节之士”“家训之体”三节,课堂效果很好,可那很大程度得益于傅山本人的传奇性—单是依据傅山《因人私记》《汾二子传》加上全祖望《阳曲傅先生事略》,讲述其如何“生既须笃挚,死亦要精神”(《病极待死》),不难有精彩的铺排与阐发。正如周作人《关于傅青主》(收入《风雨谈》)所说的:“我们读全谢山所著《事略》,见七十三老翁如何抗拒博学鸿词的征召,真令人肃然起敬。”坚守气节,鄙视功名,此等事说起来容易,真正实践极难。过去如此,今天也不例外。这一讲最终没有入集,是因为专业性不够,毕竟,讲课和著述是两回事。

这回因《名作欣赏》邀稿,且说明面对的不是专家,而是喜欢文学的普通读者,我于是鼓起勇气,拿出多年前的记录稿,看能不能修订增补,拿出来发表。为了定一定准星,重新翻阅魏宗禹的《傅山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赵园的《我读傅山》(《文学遗产》1997年第2期),以及白谦慎的《傅山的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K36年版),结论是,还是藏拙好。

记得上大学时,某位老师讲过,自己最喜欢的人物,最好不要轻易撰文或著书,一旦立意写作,必须清醒客观,且条分缕析,这样一来很容易破壞美感。还是留着自己慢慢品味好

几次邂逅傅青主,没能有像样的论说,只能这么自我辩解了

近日附庸风雅,在京举办书法微展,我专门写了幅有关傅山的字,居然大获好评。内容是:“傅山《霜红龛文集·杂记》曰:贫道岑寂中,每耽读《刺客》《游侠》传,便喜动颜色,略有生气矣。”

2018年10月28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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