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渊源探析

摘  要：一部人类文明发展史，就是一部多元文明共存、命运休戚与共的存在和发展史。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共同体”思想和世界历史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共同体”思想、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等思想经验出发，深刻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渊源，以期进一步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共同体”思想的重要论述，最早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共同体”思想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涵养;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长期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奠定了重要实践根据。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422（2019）07-0017-04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共同体”思想

1.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人类社会特别是对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出发，他们认为“自然共同体”是人的依赖关系的最初社会形式;继而发展的“虚幻的共同体”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第二阶段;“自由人联合体”则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第三阶段。“自然共同体”是人类生存方式的最初形式，主要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时期。人们依靠血缘、地理、语言、习惯等纽带，在共同劳动过程中结成的“天然的共同体”或“部落共同体”。马克思指出：“家庭和扩大成为部落的家庭，或通过家庭之间互相通婚[而组成的部落]，或部落的联合。”[2]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交往和联系也仅限于共同体内部。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国家、社会为基础的虚幻的共同体取代了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以国家这种“虚幻的共同体”凌驾于社会公共利益之上，代表的只是少数人的利益，这种虚幻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3]。

无论是存在于前资本主义时期的“自然共同体”，还是形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虚幻的共同体”，其形成和发展都是为实现“真正的共同体”创造前提和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4]，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在给人类提供日益丰富的物质生产资料的同时，也在为提高人的自主发展能力及其社会关系开辟了一条道路，“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5]。正如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所阐述的“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6]。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将这种联合体表述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7]。“自由人联合体”不是自发形成的，也不是原始社会的“自然共同体”，它是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是对资本主义条件下“虚幻的共同体”的扬弃和超越。在这里，异化劳动变成了自由自觉的活动，旧式的分工被消灭，社会财富按需分配，人类实现了对社会生产资料的真正占有，消灭了资本对人的奴役和剥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实现真正的统一。

2.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

世界历史理论和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世界历史作为一个哲学观点，最早是由黑格尔提出。在黑格尔之前，历史被认为是由各种偶然性事件组成的集合体。在黑格尔看来，自我意识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精神起点，世界历史是精神借助精神自己表现和实现自己在时空内的扩展，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和目的。“如果说世界历史哲学要在哲学的视角下去考察历史问题的话，那也就是说理性统治世界，世界历史因此就是一个合乎理性的进程”[8]。尽管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思想带有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但是黑格尔通过理念、精神的辩证运动，第一次把整个世界历史描述成一个运动、变化发展的过程。马克思在研究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时，发现“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9]。因此，世界历史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生产力自身运动发展变化的结果。

马克思指出，世界历史“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10]。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不是一般地谈论历史，而是从人的解放这个角度出发，把世界历史看成是人的劳动、人的自我解放的过程。“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1]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使得各国在世界范围内联系了起来，“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2]。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变，只有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才能实现。虽然，世界历史形成于资本主义时期，但其发展的必然趋势却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因为“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13]正如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14]。

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

1.中国共产党对“共同体”的探索和实践

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的首要历史任务。1921年7月，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背景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地认识到，在中国建立一个对内团结统一、对外自主独立的共同体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根本前提和首要任务。因此，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首先解决当时中国面临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一历史任务。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一切奋斗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使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經济上繁荣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25]。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彻底改变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四分五裂、军阀割据的政治局面，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前提和制度基础。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共同体的想法落实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集中体现在改变生产关系的重要举措，特别是对农业合作化的尝试。农业合作化试图在共同体内部，发挥集体协作、自由高效的作用，激发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物质基础。这是中国农村关系在“真正的共同体”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毛泽东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实践视为继土地革命之后的第二次生产关系变革，“这样的改革，生产工具根本没有变化，但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变化了。从土地改革到发展劳动互助组织两次变化，这是生产制度上的革命。”[26]因此，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使中国历史上发生了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为社会主义共同体的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通过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优越性，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2.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思想

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认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27]，新中国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制定了积极的外交战略，开启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探索。1953年底，周恩来在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各国“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28]。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中国坚定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国际新秩序等主张，毛泽东适时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1985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对当前的国际形势进行了分析。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題，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29]这一战略判断深刻洞察了当今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为我们走和平发展道路提供了基本遵循。2002年11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30]同时也强调：“我们主张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31] 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32]也正是这样基于对国际、国内发展形势的正确认识和判断，“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33] 。中国共产党的这些重要探索和科学论断，为后来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重要的实践根据。

冷战结束以后，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各种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政治力量不断壮大，为建立国际新秩序提供了新的契机和有利条件。当今时代，世界各国仍然在持续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一历史进程同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同向而行，这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动力。要实现和平与发展这两大目标，必须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从最初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到突破单纯的经济领域，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再到党的十八大提出“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34]，可以看出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变化。因此，全球治理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各个国家共同制定国际规则、共同参与国际治理、共同分享发展成果。而“共同”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进一步优化国际分工和利益格局，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必然选择。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已经连续9年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通过自身的探索和实践为解决人类共同的难题贡献了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代表的“中国方案”。这一系列成就取得的关键在于：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这不仅改变了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命运，而且也深刻改变了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从本国国情出发确立的道路，是一条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道路，是一条改革创新的道路，是一条在开放中谋求共同发展的道路[3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本身就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就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贡献。

面对日益凸显的全球性风险和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中国坚持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大势，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提升发展的内外联动性，为国际社会提供了重要的公共产品和持续的强劲动力。习近平在2018年4月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中国正在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这五方面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内容。”[36]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也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其重要意义在于“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37]。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38]。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事实上仍然没有超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阐述的世界历史时代，即“资产阶级时代”。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使各国在应对全球性问题上需要加强协调与合作。在此背景下，各国只有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求同存异、相互合作，摒弃冷战思维，才能解决全球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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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习近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N].人民日报，2018-04-09.

（责任编辑  牛志鹏）

作者简介：蔡臻臻（1985- ），女，广东汕头人，华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辅导员，讲师，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2020年度广东省青少年研究共建课题“高校实践育人机制构建研究”（课题编号：2019GJ010）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