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女性诗歌批评的话语模式

李洁

摘  要：以女性心理欲望、性意识的大胆披露，女性隐秘的生理、心理经验的呈现为主要关注对象的“身体诗学”在进入21世纪之后，衍生出了不同的发展形态，另外对于日常生活的诗意发掘促成了“日常诗学”的一度兴盛，而专注于女性诗歌的艺术打磨，成为21世纪之后越来越多的女性诗人更为看重的主题。21世纪女性诗学意在面对男性话语无处不在的渗透，正视两性之间的差异，从女性视角出发来建构平等、独立的女性诗歌批评话语体系。

关键词：女性诗歌;身体诗学;日常诗学;诗艺审美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19）05-0050-05

女性诗歌的概念始于1980年代，作为批评话语被提出之时就引起了诗歌界的普遍关注，而“女性主义”“女子诗歌”等概念的纷争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较有争议的话题。在一些诗人和批评家的努力下，经过了二十年发展的女性诗歌不再简单停留于概念的论争，而是以女性诗歌的共性经验及其诗学主题为考量对象，试图对女性诗歌的发展做出了客观公允的评价，但结合21世纪以来的女性诗歌批评，“他者”的审视视角依然存在。整体来看，21世纪之后的女性诗歌批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以女性隐秘的生理、心理经验的呈现为主要关注对象的“身体诗学”的重新凸显，以及对日常生活的诗意发掘促成了“日常诗学”的一度兴盛，而专注于女性诗歌的艺术打磨成为21世纪之后越来越多的女性诗人更为看重的主题。

一、身体诗学——男性话语权力下的性别观照

在198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掀起了“身体写作”的热潮，翟永明、唐亚平、伊蕾等诗人在诗坛刮起的“黑色旋风”开启了对于女性身体写作的讨论，伴随着女性意识的初步觉醒，与女性身体有关的意象、语言等成为这一时期女性诗歌批评中重点关注的对象。女性心理欲望、性意识的大胆披露，女性隐秘的生理、心理经验的呈现，是男性话语主导下的诗歌批评对1980年代女性诗歌做出的主要判断。《女人》《你不来与我同居》《黑色沙漠》等女性诗歌的代表作品中所充溢的强烈的女性生命意识与躯体经验衍升为女性诗歌主要的情思向度。诗作中出现“黑夜”、“死亡”、“镜像”等意象与女性幽闭、隐秘、自怜、对抗的心理相契合，成为象征女性躯体经验最明显的特征，实现了身体写作本来的意义。“身体书写并非直接用一种身体语言或者姿态去表达或诠释意义，而是用一种关于身体的语言，去表达女性的整体的、对抗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全部体验，超越男人的束缚。”到了1990年代，女性诗歌在语言学转向的影响之下，逐渐开始越过“身体写作”进入更加多元化的尝试。如翟永明开始了“交流诗学”、“戏剧化写作”等方面的尝试，而唐亚平、海男等也开始从激烈的女性意识当中猛然觉醒，转而寻求其他道路。

进入21世紀之后，随着女性诗歌逐渐繁荣，诗作的主题向度更加多元化，女性诗歌批评也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多不同的声音。女性诗歌的“身体——情欲”书写再次出现在研究者的视野当中，这方面比较突出的代表作如陈仲义的《新世纪大陆女性的情欲诗写》，该文从郑小琼、安琪、尹丽川、海男、王小妮等诗人的作品出发，分析了21世纪女性诗歌在“身体——情欲”写作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文章指出：“大陆情欲诗写轨迹，在新世纪中呈现为延续、旁逸、衍化、弥散四种脉象。”，陈仲义认为经过了1990年代的沉淀之后，21世纪女性诗歌在情欲书写方面又持续升温，女性依然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感知世界，如致力于性别观照与阶级抗争的郑小琼，也有尹丽川等诗人将女性诗歌中的身体写作“旁逸”为纯粹的生理宣泄与自我放纵，还有王小妮一如既往的母性光辉与日常诗意的散淡流露，海男在词语的“臆想迷幻”当中所展现出来的爱欲情思。这些诗人们在各自的书写空间当中都表现出了不同的身体写作的印迹，可以说这些各具特色的诗写也是对“黑夜时期”所兴起的女性诗歌的再延伸，既有女性意识无处不在的警觉，又能够在此基础之上以女性的视角、创作力重新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除了陈文之外，针对“下半身写作”的诗歌批评再次将“身体写作”拉回了大众视野。作为“下本身”中的重要成员，尹丽川的诗歌与“女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息息相关。不管诗人如何看待这种归类，不可否认的是，对尹丽川诗歌写作的评论文章多从女性诗歌的角度出发来阐释的。如赵彬的《尹丽川：“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作者正是通过为尹丽川这首曾引起巨大争议的“下本身作品”的“正名”开始，揭开了在“下半身”写作中“身体”所承担的意义与功能。作者认为：“这首诗表达的是一种对社会化主体（躯体）进行解构的写作。它是福柯、德勒兹与加塔利的权力话语、主体话语理论、微观欲望政治学理论的诗学话语实践。”这就是针对“身体写作”的第二种观念，在作者看来，诗人借助对身体“快感”的追求这一惊世骇俗的大胆突破来解构社会主体话语权力，通过对男性政治话语的挑战来达到解除社会所赋予“身体”的各种束缚与禁忌，重建在主体权力话语的影响之下全新的“身体”概念。

另一种批评的声音则建立在多元写作的基础之上，认为“身体”就是女性自我的一部分，不附带任何文化的意义。书写身体只是为了展示生命的原初欲望，持这一观点的批评家指出：“人的身体具有自己的能量、方向和规则，它在任何时候都有自己的界限和反应方式，比如，它的痛，它的快乐，它的满足，或温暖，或寒冷，以及人的内心中所有的喜怒哀乐，都是通过身体传达出来的，意识形态的作用很难改变它，除非暴力，才可以摧毁它。因此，身体是人的自由得以施展的最后一个堡垒。”身体的疼痛或者愉悦指涉了生命主体在生活当中所承担的意义，这种疼痛代表了生命主体与生活之间的关联，显示了一种在场，鲜活的身体是生命存在的基本象征，与外在的社会属性、文化意义等共同构成了身体的真正意义。在这种诗学观念当中，诗歌写作应该正视身体，尊重、平等的对待身体在这个时代所承担的复杂意义，它指出21世纪女性诗歌中的身体写作可以说是真正地写出了这个时代的疼痛与挣扎，复杂与纠葛，呈现出了一个时代的真实与深度。因为，很多女性诗人在身体写作的过程中淡化了性别立场，深入到生活的各个角落，从“人”的立场出发去书写社会中的褶皱，如郑小琼的《断指》《人行天桥》，路也的《妇科B超报告单》，玉上烟的《乳房之诗》等，都是从“身体”出发，写出了这个时代的弊病与伤痛，女性的敏感与细腻使得她们以身体为载体，从个体的生命体验出发来书写“身体”的遭遇，从中流露出对命运无可奈何的凄楚与悲凉。除此之外，对于近年来的网络上流行的“美女诗人”以“身体”为噱头，将“身体写作”与商业消费捆绑在一起，在诗歌当中消费身体，在词语的放纵中宣泄生理层面的欲望，追求短时期内的眼球效应与经济利益。在一些评论家看来，这是1980年代倡导女性意识，以身体来书写女性的主题延续，但是细读作品就会发现，在这些所谓的“美女诗人”的作品当中，有的只是停留在身体表面的浅显表白，却缺乏伊蕾一代女性诗人的“身体”中所应有深度与内涵。

综合21世纪女性诗歌当中的“身体——情欲”写作的诗学理念，虽然其中有不尽人意的商业化痕迹，也存在男性话语权力之下的性别审视。一直关注当代女性诗歌的张晓红女士提出：“当下的女性写作中的‘身体写作’大多具有内外两个维度，既包含丰富的性别视角和主体意识，又时刻与来自多种文化传统的其他文本和其他话语进行严肃的对话和切磋，探索着‘身体写作’的新的品质，或者可能达到的高度。”这一说法为身体诗学的建构提出新的方向，肯定了它在21世纪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二、日常诗学的兴盛

哈罗德·布鲁姆认为：“批评是深刻的同义反复的话语（discourse）——是一位唯我主义者的话语：他知道他意指的是正确的，但说出来的却是错误的。批评是摸清从一首诗通达另一首诗的隐蔽道路的艺术。”随着消费主义时代的日益深入，影像技术以及网络信息革命愈演愈烈，生活中可以吸引眼球的事物越来越多，但是经济的快速运转所带的压力也逐渐增大，这也导致了人们的生活节奏日益加快，行色匆匆、疲于奔命成为当下很多人的日常状态。在这样的现实语境之下，女性诗歌所关注的问题逐渐从政治意识形态逐渐转化为充满了复制色彩的现实之中的生命个体的存在状态。日渐雷同的生活中生命个体的挣扎与呻吟，麻木或被动，表现在女性诗歌当中就是逐渐流露出来的“日常诗学”倾向。这一诗学主题在诗歌批评领域很早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女性诗人一直致力于拒绝接受平庸琐屑的生活细节，努力超越这种生活所带来的强大的惯性之下所导致的麻木与“眩晕”。女性诗人虽然在作品中呈现的是平淡庸常的生活日常，也被一些诗评家认为就是对于生活的简单描摹，不过透过作品就会发现经过斟酌过滤的日常场景被诗人们赋予了一定的象征意味与精神寓意。诗人们善于对于隐秘幽微的生活细节进行摹画与整合，这种特殊的言说方式往往为提升诗作的寓意与内蕴添加了重要色彩。

正如在文学作品中女性往往被设定为日常生活的重要守护者与参与人，在诗歌批评当中，女性诗人也被视为在表现日常生活、进行生活书写的最佳对象，女性成为日常生活毋庸置疑的代言人。尤其是进入1990年代之后，“个人化写作”的兴起为日常经验在诗歌中的任意挥洒又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有研究者这样表述过这一时期的女性写作：“1990年代的女性主义写作以呈现主流中心话语所忽视的女性边缘性生存经验，来追问、解构男权文化主流、中心化价值的意义，从女性的日常生命经验中呈现出一种精神飞翔的姿态。”但是不可否认，在解构的同时也放弃了“私人领域”之外的世界，女性在公共领域中的声音长期缺失以及由此引起的男权话语更加肆无忌惮的忽视，成为书写日常生活、表现“私人领域”时必须警惕的问题。回归到21世纪女性诗歌中“日常诗学”，我们就会发现相对于1990年代来说，女性诗人们将目光投射到了更为广阔的天地当中，除了对于庸常生活细节的捕捉之外，她们也开始关注女性之外的人群，发掘并试图书写展现社会纵深处的多个层面，并且也出现了一批这样的优秀诗人，如郑小琼、王小妮、路也、翟永明等。除了在空间领域做横向的延展，将视線拓展到了精神领域，向思想的纵深处开掘，对于以往被视为“私人领域”的日常空间进行了智性的言说与开拓，虽然这些写作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当中并未形成一定的体系，只是碎片状的个人化状态，但是这些进步与提升对于女性诗歌的创作来说却是必要而紧迫的。

批评界对于女性诗歌日常写作的关注始于王小妮，一些评论家在1990年代就提出了日常化写作的概念，但是大多数仍限于对于个体诗人的具体诗作进行研析，很少从女性诗歌的共性出发来梳理与提炼“日常诗学”的真正内涵，以性别视角真正去凸显女性诗歌在日常化审美趋向中的独特性就更是少之又少。从王小妮的“只为自己的心情做一个诗人”开始，女性诗歌的日常化书写就表现在诗歌意象选取的日常化走向，诗歌言说方式的口语化趋势，生活细节的不经意捕捉等方面。近年来，对于日常生活的智性提升逐渐拓展到了精神领域更深层次的探索，诗歌与日常生活的关系也引起了更多评论家的关注。从诗歌的表面开看，它虽然是语言的组合与想象的创造，但究其内在本质，诗歌仍是对于生活一种超越性的创造，它来源于生活，是对生活的精神变形。可以说，正是有了优秀的诗人对于日常经验的诗意转化以及对日常经验进行陌生化的处理，原本习以为常的庸常细节也获得了明显的超越与提升。“诗歌和日常的关系就是这样，它最终的平和，是经历了过程的跌宕起伏，它抵达的诗意高度，是能胜任这项创造工程的诗人所付出的全部努力。”这一评价正是对于诗歌与日常生活之关系的最好诠释，诗意的获取与呈现也许就是日常生活在诗歌的躯体中获得的最佳归宿，这也正是“日常诗学”所承载的真正内涵。对于女性诗人来说，除了时时警惕落入消费主义的陷阱之外，性别政治所留下来的烙印在短时期之内也是需要时刻反省的，那些所谓的女性与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不再是肆意阐释的理由与借口。只有正当的女性视角与女性的情感气息的自然流露，才是诠释女性与生活之间一切关系的基础。

三、诗美本体的追问

在女性诗歌批评方面，除了与性别有关的价值判断之外，对诗歌美学艺术的追求在1990年代就已经被翟永明提出。在《女性诗歌与诗歌中的女性意识》一文中，诗人提出：“缺乏对艺术的真诚和敬畏，缺乏对人类灵魂的深刻理解，缺乏对艺术中必然会有的孤独和寂寞的认识，更缺乏对艺术放纵和节制的分寸感，必然导致极其繁荣的‘女性诗歌’现象和大量女诗人作品昙花一现，自我消失的命运。”在今天看来，这一提法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2007年，翟永明发表的《女性诗歌：我们的翅膀》是继《女性诗歌与诗歌中的女性意识》、《再谈黑夜意识与女性诗歌》之后，关于“女性诗歌”发展及其现状的又一重要文章。这篇文章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女性意识的逐渐觉醒谈起，回顾了女性诗歌在其发展历程中所经历的种种努力与抗争。文章认为新时期文学中女性诗歌对于女性话语的艰难构建正是当代女性诗歌得以发展和逐渐繁荣的基础，从1980年代中期伊蕾、陆忆敏、唐亚平、张真等女诗人的创作开始，女性诗歌的视角和独立的女性意识逐渐形成。诗人认为进入1990年代至21世纪，女性诗歌的格局发生了改变，看似经历了表面的沉寂，但实际上为数众多的新一代女诗人（包括七零后、八零后）以新的姿态进入了更加成熟的写作，但是女性诗歌仍要面临各种束缚与陷阱。翟永明在这篇文章当中提出了女性诗歌的两个标准，第一是性别意识，第二是艺术品质，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才能构成女性诗歌真正理想的写作标准。从翟永明一系列的诗学文章我们可以看出，不仅因为这是她对于女性诗歌的认识逐渐成熟的过程，也是对女性诗学的构建作出努力的见证，更是作为诗人的翟永明自我创作风格轨迹的流露。21世纪以来，翟永明对于女性写作的认识更加清晰，在她看来，对于性别的过分强调已经成为女性诗歌的发展障碍，1980年代在女性长期缺席的历史条件之下所进行的“矫枉过正”的性别纠偏已经成为后期女性诗歌的窠臼。因此，她希望优秀的女性诗人不仅仅因为性别的理由在文学史被提及，也不要因为性别的原因被特殊对待，从而失去与男性诗人比肩的机会。

除了翟永明之外，不少女性诗人在创作之余对于何为真正的女性诗歌均做过自己的诠释。如《女子诗报》的创始人晓音就曾经认为，“女性诗歌”这一词的提出，就是对“女人诗歌”的一种否定，也是对传统诗歌审美体系的破坏，更是对长期以来诗歌评论界的对于“女性诗歌”性别定势所引起的性别歧视的全面反击。如同《女子诗报》创刊初衷，要建立全新的女性诗歌审美体系，这是诗人对于“女性诗歌”及其诗学建设的信心使然，也是女性诗人努力的共同目标。长期以来，对于女性诗歌的态度在不同的诗人当中存在着不同的反应，一些女性诗歌创作者拒绝或者反对将自己称之为女性诗人，认为诗歌没有性别之分，只有好坏之分，被称作女性诗人就是对自己的不尊重，姑且不论这种观点的正确与否，但是在写作当中来自潜意识的性别经验是无法忽视的，尤其是经过了长期以来一些女性诗人的孜孜不倦的探索与开拓，这些经验以独具匠心的形式构造搭建了独特的女性诗歌的风格。而与此相反的另外一种女性主义诗歌，这一概念最早由批评家崔卫平提出，她的看法在今天看来略显矛盾和偏激：“女性主义诗歌所强调的并不是性别的差异（性别是抽象的，人们从抽象的两性性别中并不能获得更多的确切知识），而是具体的自我的区别，处于一种社会关系、历史语境、个人处境中具体的个人的差异。”这种说法在21世纪的今天显然已经不再适用，性别差异在女性经验中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以个体的差异来取代性别差异显然更不明智。

综合很多女性诗人对于“女性诗歌”的不同反应，诗人冯晏的见解让人深思，她认为：“优秀的女性诗人正常的表现应该是在对通俗事物以及传统观念等问题的提炼中，在经验之外具备一种去发现潜藏在生活中个性化词语的能力，帮助一些只围绕女性生活和感受而现身的词语在一首诗的技艺中获得解救。”单从情感表现来说，不可否认，女性的确有其特殊的地方，只有女性才具有的细密而敏锐的情感机制是男性所不能比拟的，这种机制甚至有时候是作为一种潜力而存在的。这种潜力往往还体现在女性拥有较强的观察力，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在情绪上的爆发力以及敏感度。但是，这种观察力与敏感度需要再不断的阅读和历练当中得到提升，否则就会演变成为一种庸常的小女人心思，经过思想与深度的转化，女诗人才能将这些能力在诗歌当中得到恰当的运用，也只有这样，“性别”的特质才能够在诗歌当中获得应有位置，性别的优势才能够真正的显露出来。因此，“女性诗歌”应该指向美学层面的提升，追寻诗艺更加完善的价值动因，而不只是在思想与力量的狭小圈子里打转。

结语

中国女性诗学的建构一直以来都是女性创作者们所努力的终极目标，无论是努力从20世纪西方女性主义当中脱离的语言学转向，还是致力于男权话语的抗争，这些都是离不开女性诗人们独立的精神力量的支撑。与男性诗人相比，她们的性别经验带来了更加全面和独立的精神世界，对于生命的感知与体验也具有更加宏阔而细密的本能领悟，这些特质也应该成为她们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学价值的可能。在诗歌技艺方面的提升，以及诗歌审美动因的确立，毫无疑问，女性诗歌诗学理论的建设终将在诗歌文本的丰富与成绩当中形成自己的模式。

注 释：

[1] 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2] 陈仲义：《新世纪大陆女性的情欲诗写》，《福建论坛》，2009年第1期。

[3] 赵彬：《断裂、转型与深化——中国九十年代女性诗歌写作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

[4] 谢有顺：《文学身体学》，《花城》，2001年第6期。

[5] 张晓红：《“内视”和“外视”中的“身体写作”》，《文学评论》，2009年第4期。

[6] [美]哈羅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徐文博译，凤凰出版集团，2006年。

[7] 王宇：《20世纪文学日常生活话语中的性别政治》，《学术月刊》，2007年第1期。

[8] 刘波：《论新世纪中生代诗人的日常书写》，《文学与文化》，2013年第3期。

[9] 翟永明：《“女性诗歌”与诗歌中的女性意识》，《诗刊》，1989年第6期。

[10] 崔卫平：《在诗歌中灵魂用什么语言说话》，《诗探索》，1995年第3期。

[11] 陈爱中、冯晏：《夜空下闪烁的思想之光——访诗人冯晏》，《中西诗歌》，2015年第4期。

责任编辑：王作新

文字校对：郭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