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人学术历程看中国生态人类学发展

翟淑平 杨圣敏

摘  要：这部分访谈稿记述了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著名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杨圣敏先生关于生态人类学及其在中国发展的思考与见解。在访谈中，杨先生回顾了个人的学术经历，从学科史的角度简述了中国生态人类学的兴起和发展。

关键词：生态人类学;地理学派;经济文化类型;干旱区文化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19）05-0105-07

杨圣敏教授对我国新疆地区的绿洲文化、干旱文化做过非常深入细致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对于我国干旱地区的生态人类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和意义。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资源、环境与生态人类学研究室专程对杨圣敏教授进行了访谈。

翟淑平（以下简称翟）：杨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访谈。今天主要想从两个方面向您请教：一是您在人类学、民族学和历史学都有很深厚的研究功底，而且比较集中地关注新疆地区，所以想请您谈谈如何基于这样的专业背景关注到了生态人类学？这方面的学术关注点主要在什么地方？二是您长期在新疆地区进行研究，对绿洲文化、干旱区文化、坎儿井等都发表过一系列学术成果，能否具体展开谈谈这些研究对中国生态人类学的发展历程和发展方向的启发？

杨圣敏（以下简称杨）：我本科是学历史的，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西北大学历史系对中国西北的历史，尤其是对边疆民族历史，有长久的研究传统。例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西北大学的马长寿先生就已经在西北和北方古代民族的研究上有了很多成果，在国内处于领军地位，很多研究都是开拓性的。如突厥研究、匈奴和鲜卑研究等。他的两个研究生段连勤和周伟洲先生，后来都是做这方面的研究和教学，也有很多成果。我大学本科的毕业论文是在这两位先生指导下完成的。从那时开始，我就对西北的少数民族历史，特别是古代回纥、新疆维吾尔等民族历史感兴趣。1982年本科毕业后，我到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读民族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当时，林耀华先生是所长。我的导师程溯洛先生重点研究新疆民族史。他和冯家昇先生（曾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任研究员）都是中国维吾尔史研究的开拓者，中国最早的一本维吾尔史《维吾尔族史料简编》就是他们合写的。该书把古今中外跟维吾尔史相关的关键材料，都按照年代编排下来，并分别对这些史料做了很详细的、很高水平的按语。这些按语既对这些史料进行了言简意赅的解读和分析，又将国际学界的有关研究特别是不同观点和他们自己的判断做了简要介绍。现在像他们那样编书的已经很难见到了。那不是啰里啰嗦的历史，而是把关键的史料（多数是第一手材料）编排下来，除了汉文的以外，还有阿拉伯文、波斯文、突厥文、回鹘文的史料，把这些史料搜罗的比较全，并且翻译出来，需要有很深的学术功底，这本身就是一项难得的贡献，而且他们还在每段史料后插入自己研究性的按语，和国内外学界以往的研究进行前沿讨论和对话，言简意赅。他们把最重要的材料和最重要的观点，用特别简要的话很明白地告诉读者。所以，读那样的书，一下子能走到前沿。我们应该提倡这样的研究成果，而读现在出版的一些书，往往啰里啰嗦，对材料没有甄别，杂七杂八，什么都堆到上面，也没有什么新的分析，让读者不得要领，书很厚，对相关研究却没有推进。

我在1985年硕士毕业留校任教，1992年开始在职跟林耀华先生读民族学博士学位。在读博士学位之前，1990年我到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人类学社会学系进修，进修期间我听了生态人类学的课，并且读了几本有关的英文书。从那以后，我看问题就多了一个生态的角度。

在美国、加拿大的人类学系，教师在课堂上多是启发式授课，讲重点，不面面俱到地灌输，鼓励学生多读书，而且不限于本专业的书，那是个很好的传统。

我们国内高校一般把社会学和人类学分得很清楚，但西方有的国家不太分，而是把这两个专业放在一个系，西蒙佛雷泽大学就是这样。中国的传统，从吴文藻、潘光旦，一直到费孝通先生，对社会学和人类学是不太分的，所以费先生说他既是社会学家，又是民族学家、人类学家，他说也分不清自己的作品到底是属于社会学，还是人类学、民族学。现在我们的年轻人把这两个学科分的比较清楚，我的看法，把门户划分的那么清楚，原因之一是为了在学者之间划分资源，对研究不一定有利。你的导师王铭铭老师是人类学学者，但是社会学的方法他也用，他继承费先生的传统比较多，因为他们都是在英国留学的，英国把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叫“社会人类学”，把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和人类学结合在一起开展研究。王铭铭的很多作品也是吴文藻提倡的社区研究那些方法，这个“社区研究”就是人类学和社会学结合的研究。所以，我觉得他的学生大多比较优秀，跟这个有关系，因为这把中国人类学和社会学界比较优秀的传统发扬下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受苏联的影响很大。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就撤消了人类学和社会学两个学科，称那是资产阶级学科，但保留了民族学。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也撤消了人类学和社会学两个学科。美国和英国把这个学科叫人类学，欧洲大陆的德、法、俄罗斯叫民族学，欧洲大陆也有人类学，但指的是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就是民族学。他们把对本民族的研究叫民俗学，把研究少数民族和其他殖民地民族的叫民族学，民俗学和民族学在德语里是同一个词，只是民俗学是单数，民族学是复数，这是欧洲的传统。在美国和英国，对自己本土社会的研究就叫社会学，主要关注的是工业社会。实际上，民族学和人类学是一回事，虽然英、美、欧洲各有一些自己的特点，但共同点是主要的。例如博厄斯（Franz Boas）这个人，他本是德国人，在德国学民族学的，以后他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书和从事研究，美国学界就说他是“美国人类学之父”，是人类学家。再举德国马普社会人类学研究所的例子。在德国，所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国家级研究所，都叫马普所，有60多个所，组成马普学会。其前身是德国的威廉皇家研究院。我到德国马普民族学所去访问过几个月，研究所大门的牌子上用德文写的是“民族学研究所”，英文写的却是“社会人类学研究所”，他们也清楚两个名称是一回事。我们中国有从德、法等国留学回来的，有从美国、英国留学回来的，所以就带回来两个牌子。蔡元培留学德国，他的导师是德国第一位民族学专业的教授，他回国后在中央研究院建民族学所，也在北大设民族学专业;潘光旦、吴文藻都是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回来，回国就建人类学系。杨堃、杨成志都是留学法国，回国后就把这个学科叫民族学。

翟：那在您这里，您怎么看待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关系？

杨：我认为是一回事，理论是相通的，是一套;方法也是相同的一套，主要是实地调查方法;研究领域都是不同的人群。民族学那个“民族”，既包括我们概念里的这些个民族，藏族、维吾尔族、汉族，也包括更宽泛的内容，例如追星族、啃老族、上班族，指的是不同的人群，我觉得翻译成“群学”，更科学。

翟：您是指史禄国那个“ethnos”吗？

杨：没错，我给人写过一篇小序，说这个学科叫“人群学”更合理，研究不同人群的社会文化特点，分析这些特点形成的原因，方法也都是从这个研究需要来的，也就是比较法，比较不同人群，从而找出特点。人类学也一样，不研究单独个人，而是研究人群，理论方法、研究领域完全一样。这个学科是开放的，一开放，就形成了很多分支学科，从不同角度展开研究，例如经济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医学人类学等，到上个世纪60年代，出现了生态人类学。从环境角度来研究社会文化是欧洲传统，欧洲在19世纪就有个地理学派，主要从环境角度去解释，但那个时候不叫生态这个名称。欧洲的地理学派，现在仍在做地理和文化的研究，而在美国、英国，生态人类学出现得比较晚，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出现。

翟：一般认为从美国斯图尔德这里开始了生态人类学，您认为欧洲的地理学派实际上是生态人类学的一个源头吗？

杨：对，从理论和研究角度上，欧洲地理学派是生态人类学的源头，但它不这么叫，而且在欧洲的发展没有美国影响这么大，所以就没和生态人类学联系起来。欧洲地理学派其实对中国也早有影响，因为在苏联时期，地理学派通过苏维埃学派传到中国。上世纪50年代初，苏联的那些民族学家到中国来教课，他们的书也翻译成汉文，他们叫“经济文化类型”研究，其实这个就是从地理学派发展过来的，从地理学派发展到“经济文化类型”研究，跟马克思主义有关系。因为西方主流的人类学，他主要从哪个角度研究人群呢？从文化角度。他们认为文化决定着各种人群的不同特征，不同的文化、文化的变迁造成社会的发展变化，到现在也是这样，对地理环境的重视比较晚。较早重视地理环境的是欧洲地理学派。马克思主义重视经济基础，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就是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或者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与西方的主流人类学、民族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后来，苏联继承欧洲地理学派，就将经济与自然环境结合起来看问题，叫做经济文化类型研究。50年代初，苏联一个很有名的民族学教授，到中央民族学院来讲课，当时民族学院开了一个民族学研究生班。

翟：您指的是不是切博克萨罗夫（H.H. чебоксаров，1907-1980）？他当时与林耀华先生一起开了一门课。

杨：是的，不过当时林耀华先生的地位还不能跟切博克萨罗夫平起平坐，而是协助他讲课，因为林耀华先生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是要向苏联人学习的。苏联和中国学者合办了一个研究生班，就在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大概有20多个学生。因为苏联没有硕士学位，当时给他们授予的是副博士学位，后来就说，副博士学位相当于中国的硕士学位。那位苏联教授开课，讲的就是“经济文化类型”，在上课的同时，林耀华先生陪着他，在中国的边疆民族地区转了一圈，包括广东、云南等地，做了田野调查，并根据經济文化类型理论，对中国各少数民 族展开分析，回来之后他俩就合写了一篇文章《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有三万字，一开始用俄文写作，“文革”之后，翻译成汉文发表，后来又翻译成日文，这可视作中国生态人类学的一个开端。所以，中国生态人类学其实是从苏维埃学派传过来的，但更早的渊源应该是欧洲的地理学派。它是这么一个脉络，但因为是50年代末写的，没有人把它跟生态人类学联系起来。后来我们做中国少数民族研究，都从那个角度，比如为什么蒙古人是那样的社会？这跟他们的草原环境有关，维吾尔族与绿洲有关，当然分析得还比较浅，实际上这个是中国生态人类学的早期研究实践，最主要的还是从经济类型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角度展开分析。

翟：当时在少数民族大调查的时候，从这个经济文化类型出发，也做了大量的调查和阐述。

杨：是的，这些都是从苏维埃学派学来的分析方法。一个特点是从经济角度说到阶级划分，然后是历史发展阶段论的角度，要证明少数民族有的是原始社会末期，有的是奴隶制社会残余，还有的是封建社会早期，要把社会形态排列起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论是对的，这是苏维埃学派一个重要的关注，也是其研究的重要目标。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苏维埃学派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发展历程，但对当时的现实状况不研究，只是从经济、阶级划分的角度来排列历史阶段。

翟：后来林耀华先生，又写了一篇文章，他把经济文化类型变成了社会文化类型，对经济的强调好像就没有以前那么浓了，是不是说，这个苏维埃学派的影响就淡了？

杨：可以说慢慢就淡了一点，也可以说是在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基础上又往前走了一步。从1958年以后，中共与苏共发生分歧，苏维埃学派就逐渐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早已被称为是资本主义的，民族学又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于是这些角度的研究就困难了。特别是1959年，中苏辩论公开了。到1960年，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组建，原来计划叫民族学研究所，真正挂牌子的时候就叫民族研究所。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跟苏联闹翻了，民族学被公开指认为是修正主义的，我们也不要民族学了。当时全国只有一个民族学的教学研究单位，就是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的民族学教研室。但1960年，这个民族学教研室改名为民族志教研室，也不叫民族学了。

翟：那您自己最早进行生态研究大约从哪个时期开始的？

杨：90年代。我从1992年跟林先生攻读民族学博士学位，当时民族研究所和民族学系合并了，林先生是所长又兼任民族学系主任，我一边教课一边读书。1990年，我去加拿大进修、听课，在那儿负责指导我的是加拿大人类学学会的会长，叫伊恩·赖斯·惠特克，他有的课是从生态角度讲的，受他的影响，我也读了一些书，但是当时并没有具体参与生态方面的研究。1992年，他来到中国，到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来开课，讲授调查研究方法，讲了一个学期，我就给他做了一学期的翻译。当时，他那门课讲了很多环境跟社会文化的关系，我受他的影响比较大。所以那一年，我就开始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

我的学术底子是历史学，在新疆历史、北方民族历史方面，下的功夫比较多。我于1991年出了一本《回纥史》;1993年出了《资治通鉴·突厥回纥史料校注》，这本书我编了10年，那时候很下功夫，跟现在不一样，当时没有电脑，所有史料都是手抄，一本一本的，共有一百多万字，又对每段史料做校对、做注释，本来准备自己研究时用，比较方便，后來北京大学张广达先生看到了我抄的那些资料和校对注释，感觉很珍贵，就跟我说一定要把它出版了。因为我在北方、新疆民族历史上下过十几年死功夫，比较重要的史料几乎都能背下来了，所以后来做民族学、人类学研究，选择新疆为田野点，我就希望从环境和历史的角度，对现实的维吾尔社会文化特点做出我的解释。民族学研究主要是解决两个问题，即“是什么”和“为什么”。一是找出研究对象的特点是什么，即这个民族、社区或人群的文化特点、社会特点是什么;二是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些特点。为什么的问题，各种解释角度都有，我就想从历史传统和自然环境的角度去解释。而历史的角度，不像内地历史文献那么清楚详细，新疆多数地方的历史文献是断断续续的，不完整，有很多历史空白。但新疆有个地方的历史文献是比较完整的，就是吐鲁番，为什么呢？因为有吐鲁番文书，一是当地挖掘出土的，另一个，敦煌文书里面也有很多吐鲁番文书。

翟：这些文书中会不会有一些关于生态环境方面的记载？

杨：都是民间各种各样的文书、契约，有关宗教的最多，也有各种民间的买卖、土地契约和官方公告等文书。敦煌文书有两三万卷，吐鲁番当地也出土了不少各类文书，为什么出土了那么多呢，因为吐鲁番气候干燥，是新疆最干燥的地方，也是中国最干燥的地方，那些文书不容易腐烂，保存下来了，所以大量从墓地挖出来，这么大量的第一手文献，引起国际学界的关注，就形成了专门研究的国际性学问―吐鲁番学。

翟：所以这个环境也是对这个地区的历史有决定性影响的。

杨：是的。敦煌和吐鲁番文书后来遭到来自俄、英、德、日等国的克列门茨﹑奥尔登堡﹑斯坦因﹑格伦伟德尔、勒科克、橘瑞超等人的掠夺，所以这些文书逐渐分散到全世界各个图书馆;我们北京图书馆（简称北图）也有一部分，原件是看不到的，都被制作成微缩胶卷了。我80年代在北大听张广达、王永兴两位先生的课，他们都是吐鲁番文书和敦煌文书研究的权威学者，王永兴与我的硕士导师程溯洛是西南联大的老同学。所以我听他们俩的课，就做敦煌文书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当时只有北大图书馆和北图有这些文书的微缩胶卷，北图不对外开放，视之如珍宝，这是他们拿外汇买来的，80年代有点外汇不容易。北大图书馆的倒是可以看，因为我在北大听课，就每天到图书馆看那些文书的胶卷，看的时候拿笔抄写，抄了不少文书，还对其中一份有关古代回纥的文书（敦煌卷子P3633号）做了研究，写了论文发表。以后读林先生的博士生，我就直接去吐鲁番做研究，因为那里的文献比较多，也挺完整的，适合于从民族学角度分析。

人类学和历史学做研究有一个区别，历史学做的点比较大，是区域性的，很少会做一个村子、一个乡，做一个县的都很少，它关注的面比较大;另外它是纵向的研究，涉及年代也比较长，这样它就能保证足够多的文献材料支撑研究。而民族学、人类学不一样，人类学是研究一个点，因为是研究者一个人去做调查，不可能做太大的面，做一个乡都觉得太大了，最好是做一个村子;一般是横向地做各个方面的调查，主要的功夫不是去考证历史文献，而是对当代活的人和事这些细节进行深入调查，从中总结出这个点上的社会文化的特点。吐鲁番文书的特点是有细节，可以用它对社会文化的特点进行解释。

我当时除了在图书馆查阅吐鲁番文书，更多时间是在乌鲁木齐和吐鲁番鄯善县的档案馆找解放前那些档案。那时候的调查得到地方上很多人的帮助，所以我也努力和地方上的人交朋友，也和档案馆的人交朋友，每次去都送他们礼物，有机会就帮他们办点事。那时候研究经费挺少的，80年代去新疆常住两块钱一晚的小旅店，年轻嘛，能吃苦。我记得一次夏季住在吐鲁番一个乡的小旅店时，缺水嘛，住的店一天就给一壶水，洗啊、喝啊都是这一壶水。那时候年轻，我也插过队，觉得这都不算什么，就是节约经费，尽量节约点钱给地方的干部买点东西，到村子里时给农民买一点礼物。所以和他们关系搞得挺好的，看档案就比较便利，访谈也比较便利。我看到了很多当地的档案，解放前国民党时期的，也有刚解放的。我到村子里，他们也愿意和我说。当时我在一个村子调查时间最长，是末代吐鲁番王的长子生活的一个维吾尔族村子，鄯善县达兰坎乡英坎村。在1725年左右，吐鲁番的维吾尔族大首领额敏和卓就被清朝封做藩王了。那时候清朝正和蒙古准噶尔部争夺新疆，他是拥护清朝中央政府的，帮助清政府收复了吐鲁番，所以清朝封他做吐鲁番王。从那以后一直到1949年的二百多年间，吐鲁番王家族都是拥护中央政府的。吐鲁番盆地有两个台湾那么大，解放前，吐鲁番所有的土地都是他们家的。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最后一任吐鲁番王―萨以提亲王，也在省政府的起义通告上签了名。1949年10月，西北野战军进疆，第一站到哈密，第二站到吐鲁番，到吐鲁番时，萨以提亲王把自家的粮仓打开，粮食都给了解放军。但是不久，吐鲁番萨以提亲王被政府枪毙了。为什么呢？是原三区政府的人污蔑他反政府。新疆1940年代有个三区革命政府，占着阿拉泰、塔城、伊犁三个区，自称“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实际上是苏联支持的一个傀儡政府。吐鲁番王是反对这个分裂的政权的，三区派人到吐鲁番搞分裂活动时，他帮着国民党省政府把那些人赶走了，他当时是新疆省政府委员，拥护中央，反对分裂。新疆和平解放后，三区的人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还是恨他，就给他安了一个罪名，说他给干部食堂下毒，也没有证据，就把他枪毙了。我去吐鲁番鄯善县做调查，查历史档案时，把这件事调查清楚了，是冤案，我就给自治区政府写信，讲清了事情的经过，希望政府给吐鲁番王平反，但是自治区政府没人理睬。我有个同学在国家民委工作，当时司马义在民委当主任，我就请这位同学把信递交司马义。我同学说他把信递到司马义桌子上了，也和他秘书说了。但过了几个月也没动静。我就把自己的报告交给了另外一个同学，他当时给李瑞环当秘书（后来是国家民委的副主任），他把我的报告报给了李瑞环，一个礼拜就批示了，给萨以提亲王平反并给他的后代落实了政策。这以前我到他们村子去，从党支部书记到村民，全都是维吾尔族，他们都问我，你去他们家干啥，他们是地主家的狗崽子，不让我去他家。落实政策后，萨以提亲王的长子尼亚孜被安排为县政协委员，等于平反了，每个月给500元补贴，后来又涨到一千多元。当时500元一个月，一年就6000元，那时候吐鲁番人均年收入是一千多块钱，每年6000元钱就够全家生活了。所以他们很感谢我，就成了朋友了，我以后去调查都住在英坎村尼亚孜家。

吐鲁番那个地方耕地少，人均不到两亩地，因为干旱少雨，人口虽不断增加，卻无法开垦新的耕地，主要是没有水。我就帮他们村子申报了一个日本的扶贫基金，是小额度资助，一般100万元以下，给中国一些贫困地方资助。我帮他们申报了一个在沙漠里打井开田的项目，申报了两年，下了很大功夫设计项目，写报告，主要是在村子旁边的沙漠里打四眼机，井抽地下水灌溉新开垦的四百亩农田，共申请70多万元。然后我拿着申报书到日本大使馆去申请，通过了各种审查手续以后，日本大使馆说，你得找那个县的官员和你一起来。但是县里官员听说要去日本大使馆，谁也不肯出面。好不容易有个机会，鄯善县的维吾尔族县长到中央党校培训，我就去找县长说此事，他也是坚决不去，怕给自己惹事。后来我又托人找了维吾尔族的国务委员司马义同志，向他说明情况，他点头了，说是个好事，可以做，但县长还是不愿意去。再后来吐鲁番地区的一位维吾尔族副专员来北京出差，跟我挺熟的，他跟我去了大使馆，这样事情才办妥。基金会给了70万元人民币，那时候70万挺管用的，县里面扣了点，乡政府也扣了点，但大部分钱还是拨到了村子里，村委会用那个钱租拖拉机在沙漠里推土，推掉表面一米厚的沙子，下面就露出了非常好的土地，这样开垦了400亩地，打了4眼很深的机井，在周围又种上防风林。那时候90年代初，土地已经分了嘛，这400亩地就成了村子里的公地，种了棉花和哈密瓜，每年的收成，全村一起分，平均每人能分到四五百元，那时候就不少了，一个村子几十户。所以那个村子的人都跟我关系特别好了，他们就找我说要给我立个碑，我说你们给日本那个基金会立个碑吧。他们就在耕地边上立了一个碑，日本人很高兴，他们还派人去那里照相，这样一来，他们还会资助新疆其它的地方。

那以后，吐鲁番英坎村就成了我的调查基地，村里的维吾尔族老乡都把我当自己人。我去别的村，别的乡做调查他们也会热心地陪着我，给我当向导，当翻译。调查的时间长了，我就感到，对于吐鲁番维吾尔人社会文化的特点，仅从历史传统的角度作分析作解释是不够的，这个地方的风俗习惯与当地干旱的自然环境关系太密切了。

翟：所以您就提出了干旱区文化这个概念吗？

杨：对。后来我到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访问，他们让我给他们的研究生做讲座，讲我在吐鲁番的调查。刚开始，我没有一个很好的题目，斯坦福大学著名的Arthur Wolf教授，汉文名字叫武雅士，给我提了一个建议，说，你这个论文就叫“干旱地区的文化”，副题叫“吐鲁番的调查”。然后，我在那里看了很多生态人类学的英文材料，感觉不单单是中国新疆吐鲁番了，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属于干旱区文化。很感谢武雅士教授，可惜他前几年去世了，我经常会想起他。

翟：所以您就有了一个比较的视角，和中东这些地区进行比较研究了？

杨：对，既然是研究干旱区，就不仅中国有干旱区，世界干旱区文化的特点应该有共性，中国只是一个案例，可你在这儿做调查前，首先要做文献回顾，必须把中东、阿拉伯、中亚、北非等干旱区的研究都关注到，文献都得看。

翟：那这些研究有没有很明确地把干旱区文化概念提出来？

杨：这个少，把“干旱”这个关键词打进数据库（中国那时候还没有知网这样的数据库，那时美国已经有了，再晚一点，我到德国访问时，也有了），把“绿洲”打进去，就能找到很多文章。有的不是专门讲这个的，但是涉及这一块，特别是中东地区涉及干旱的研究较多。坎儿井也是我研究的一个主题，也是吐鲁番地区的一个特点，吐鲁番在上世纪50年代90%的耕地都是用坎儿井灌溉的，现在坎儿井已经所剩无几了，只剩几百。新疆人都说坎儿井是他们发明的，但我把“坎儿井”这个词输入检索，发现有文章说坎儿井是公元前7世纪伊朗那边发明的，“坎儿井”原本也是个波斯语词汇。我就想到原始的材料里找，找了很多年，1995年从斯坦福大学找到到夏威夷大学，我在夏威夷大学图书馆查到了资料出处，那是刊登在1950年代初的一本美国杂志上。那个杂志是研究欧洲古代死语言的，因为读者太少，50年代就停刊了。那里面有一篇文章介绍古代波斯的一个石碑，碑上记录了当时波斯帝国西北的一个小王国发明坎儿井的经过，因为碑文也是死语言嘛，所以就刊在那个杂志上。但夏威夷大学图书馆也没有那篇文章，不过他们有那个检索服务，你给他们付钱，也不是很贵，他们帮你在整个北美检索。我回国之后，他们找到了那篇文章，给我邮寄过来，是波斯文的，上面把发明坎儿井的过程写得非常清楚。以此为线索，我继续查找相关资料，就把坎儿井传播推广的过程基本梳理清楚了。公元前700多年，波斯王把发明坎儿井的那个小王国灭了，就把那个坎儿井技术在帝国境内推广，不久，整个波斯帝国的大部分地方都用坎儿井灌溉，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伊朗一半儿以上的土地都是用坎儿井灌溉的，有几十万道坎儿井，现在还有十几万道坎儿井，阿富汗也有6000道坎儿井。

翟：到了现在坎儿井依旧是他们主要的灌溉方式吗？

杨：对，一千多年前修建的坎儿井，有些现在还在用呢，是一些特别宏伟的工程，有些部分是砖石砌的，不仅用于灌溉耕地，还用来供应大城市的生活用水。相比之下，我们新疆的坎儿井比较短小，都是在地下挖的土洞沟渠，延续的时间就比较短。找到2700年前波斯人发明坎儿井的碑文以后，我又继续查找阅读其它文献，就知道世界上有二十多个国家都有坎儿井，除了中东、北非以外，南美洲一些国家，欧洲一些国家，如西班牙、塞浦路斯都有坎儿井。那里的坎儿井是随着伊斯兰教从中东传过去的，又从西班牙传到南美那些干旱的地区。像秘鲁、墨西哥等国都有坎儿井。所以就知道，我们这儿根本就是坐井观天，还有人主张拿自己的坎儿井去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人民日报还刊登了这样的建议。有人说被别国抢先申报了很可惜，即使你现在去新疆，还有人这么说，并说坎儿井是汉代时关中地区的井渠法传到新疆而产生的，但我们知道井渠与坎儿井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灌溉工程，完全是两码事。我为什么要研究坎儿井的起源和传播呢？因为开挖坎儿井的成本很高，愿意开挖坎儿井的地方都是气候比较干旱的地方。坎儿井是地下水，在地下的渠道中输送，不会蒸发，这是干旱区对付环境的方法。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呢？坎儿井既然是那个地方传过来的，那么，环境相似的地方，社会风俗、法律制度甚至宗教信仰等方面也能进行比较。中东那里古代就有“坎儿井书”，就是有关坎儿井的法律、制度，怎么修、怎么用、怎么继承等。和新疆的坎儿井文化一对比，基本是相同的。所以，通过这个研究，我认识到在新疆吐鲁番这种比较严酷的自然环境中，人类的社会和文化受环境影响制约特别大。所以对这些地方文化的解释就既要从历史传统的角度做解释，又要从环境的角度做解释。

翟：是不是可以说，从环境角度来做研究和解释，历史史料和宏观视角都是不可缺少的？

杨：对，历史文献不可缺少，世界的宏观视野也不可缺少。在全世界范围来看，同样环境中生存的人类 ，其传统文化往往有相似之处。因为文化是对付环境的工具、手段。

注 释：

[1] 费孝通：《关于人类学在中国》，载《费孝通文集》第13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

[2] 金天明、索士丁：《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该文最初以俄文发表于苏联，1985年在国内以中文发表，收录于林耀华：《民族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3] 杨圣敏：《回纥史》（汉文版），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1998年又在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此书的维吾尔文版。

[4] 杨圣敏：《资治通鉴·突厥回纥史料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

责任编辑：刘冰清

文字校对：郭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