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汉语的发展历程

赵莹

摘    要： 在汉语产生一段时间后，便出现了一定的地域分化与社会分化，这样的分化是产生后来“文”“白”分离的心理基础。在汉字产生以后，先秦时期的“文言”表达习惯延续了千年，期间历代“白话”语言真正体现了当时的汉语特征，但“古白话”文献中多文白夹杂现象，对古汉语认识研究产生了干扰。认识汉语的发展历程，需对古白话文进行文白分离。

关键词： 语言分化    文言    古白话

一、汉语的产生与分化

（一）语言的产生

距今约3600多年历史的甲骨文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古老的成熟文字，在半坡遗址中发现的刻画符号距今只有大约六千年历史。相比文字，汉语言产生的历史更加源远流长。虽然汉语产生的确切时间我们无从知曉，但是参照世界语言的起源，可以得到大致推测。由于语言的载体——语音本质上是一种转瞬即逝的声音现象，同时人类的发音器官（肺、声带、喉、舌等）、听觉器官（耳）和思维器官（大脑）都无法形成化石供后人研究，因此早期多数有关语言起源的假说无法得到有效的证实。以至于1866年巴黎语言学会成立时在会章中明文规定：“本会不接受任何有关语言起源方面的文章。”他们认为这样的活动因为无法证实，所以不是一项正当的科学研究[1]（124）。但是随着后期生理学、心理学、交际学等学科的发展，该学科的研究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Laitman、Reidenberg（1988）[2]通过研究古人类颅底的形状，推断其喉的位置是否足够低，判断古人类何时能够发出其他灵长类动物发不出的[i]、[a]、[u]这三个关键元音。胸椎椎管的扩大、脑的进一步发育变大等各项考古数据，都能证明大约在何时人类具有了能够基本满足发音的必要身体基础。除此之外，对人类文化行为进行考察，例如：人类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的能力、艺术创作的能力等都能够证明其同时期大脑发育的情况及思维的发展情况是否允许语言能力的产生[3]。通过对以上标准的考证，可以较为科学地预测：语言的产生至少在十万年前，并且在四万年前就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语言系统，所以汉语的产生时间不晚于此。

（二）汉语的分化

在任何一种语言产生之初，产生时间较短、使用范围较小，此时不会发生所谓的语言分化，所有使用同一种语言的族群成员，都使用同一种语言系统。随着一种语言的使用时间变长、使用范围扩大，与之相关的方言语音就会产生，也会有新造词、历史词的差异及新语法的出现、旧语法的消失。并且，由于年纪、性别和社会分工不同，语言作为一种交际、思维的工具，必然受自身劳动行为及诸多因素的影响，结果就是不同地域、不同性别、不同年纪、不同工种的人们拥有不同的语言习惯，地方方言与社会方言由此产生。

从马克思主义史学角度看，人类社会经历了五种社会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在原始社会阶段，随着石器的发展、金属工具的出现，人类生产力获得进一步发展，生产效率有了较大的提高。社会产品除维持人们的生活必需以外，开始有了剩余，人类分工就此开始。“在马克思看来，分工发展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和分离，并且是与对产品的占有和分配紧密相连的时候，分工就直接以阶级利益对立的形式表现出来”[4]。所以，至少在原始社会后期，就出现了社会阶层的划分，也出现了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情况。当社会阶层出现之后，人们开始有了阶级观念，拥有较多社会物质财富的阶层，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与社会更低层的人民拉开距离，以显示自身的优越性。此时，不同阶层的人们可能在衣、食、住、行、语言、教育等方面产生较大的差异。单说语言方面，较高阶层的人们会更加注重词汇的选择与语言的“修辞”，即希望自己所说的语言可以彰显自己的身份。简言之，在经济、政治上较为强势的阶层通过语言表达的差异与较低阶层的人形成一条无形的界限，从此语言便有了“雅”“俗”之分。通过词汇表达习惯、句式特点和言语内容可以推测该话语者的社会阶层与经济地位。在经济、政治较为强势的地区所说的方言也会被当做通用语或共同语，政治地位、使用频率远高于其他方言。语言与经济、政治挂钩之后，似乎产生了相应的阶级与等级的特征。

不同地域、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环境使语言产生了地域分化和社会分化，让原本没有阶级属性的语言似乎带上了标示说话者身份的功能。导致汉语在文字产生以后，出现了“文言”与“白话”两种差别较大的语言系统。正是这种追求“文雅”的心理倾向，加之社会上多数人共有的从众心理，使“文言”的使用延绵了数千年。先人们习惯通过自身用语特征表现自己的身份、地位或学识，而对“文言”的使用恰巧满足了他们的需求。“白话”语言系统虽然千百年来为绝大多数人民服务，但没有得到广大文人的青睐。重古轻今，重通语轻方言，重书面语轻口语，这是古人在汉语研究中的主要倾向，因而五四以前文言文被认为是雅的，白话被认为是俗的[5]（2）。

二、汉字产生与汉语的文白分离

（一）汉字记录的汉语

汉语与世界其他语言的功能与作用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满足使用者的思维与交际需求。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但是由于语音转瞬即逝的属性，让我们对于文字产生之前的语言面貌不得而知。是汉字的产生让汉语得以记录与保存，汉字对汉语的“记录与保存”可以被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以口语为宗”用汉字忠实的记录汉语;另一种是在口语基础上对语言进行逻辑上的梳理、词汇上的甄选、语法上的完善之后的“升级版的口语”记录。多数比较重要的语言记录都是逻辑性更强的书面语，而非口语实录。正是由于“书面语”较当时“白话文”更准确、更完善，加之后代人具有追求复古的心理，促使他们沿袭前代的语言习惯与语言文化。先秦时期人们记录在案的书面语表述系统，在之后几千年中一直作为“文言文”被历朝历代的文人学习和模仿，以至于“文言文”在先秦之后一直拥有非常重要的书面记载地位。

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其记录汉语相较其他表音文字记录语言有一定的优越性：表意文字有贯通古今、沟通四方的功能，同样为后人了解前代语言留下了一些障碍。因为探究汉语的发展历程，最理想的研究对象是“有注音的且完全反应某时代口语表达习惯的文字资料”，但这种理想状态不存在于汉语研究之中。首先，从目前发现最早的成熟汉字甲骨文及后世一系列汉字来看，汉字始终是一种表意文字，即使是形声字，其声旁依然是表意文字，我们无法从汉字形辨出字音;反切的注音手段也是在汉代以后才逐渐成熟的，更准确的音值注音方法在二十世纪初成才形成，所以对汉语语音的研究存在断层。其次，汉字记录下的语言体系不统一，汉语书面语系统中同时存在文言文与白话文两种语言体系，其中文言文部分反映对前代书面语的承袭，白话文部分反映当时的交际口语。这两种用文字记录下来的语言体系在几千年来一直相互影响、交叉重叠。对于“词汇”与“语法”，我们很难从现有文献中分析文献撰写时人们普遍习惯的汉语表达状况。

（二）对“文言文”“白话文”的认识

古代汉语书面语反映了两种古代语言形式，即“古文言”和“古白话”①。目前，学界普遍认同的观点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语言，即通常所谓的文言[6]（15）;汉魏至明清人们在口语和反映口语的书面语中使用的汉语被称为古白话[5]（28）。

王力在《古代汉语》中有这样的表述：秦以前的书面语和口语的距离估计不至于太大，但汉魏以后逐渐形成一种相当固定的书面语，即后来所说的“文言”。至于在先秦时期口语和书面语的差异是否大，由于其中的对比项之一“先秦口语”已经无证可循，我们很难界定。但是可以用逻辑推理论证的是，每一种文字在产生之初都是对口语实况忠实的记录者。只限于书写材料（早期的书写材料较为珍贵，记录的语言要尽可能简化）、书写速度（书刻较困难）、表达效果（书写之前的逻辑整理）等的限制。当一个人将自己的表达目的落实到文字的时候，一般在词汇选择上较口语会更准确、精炼，语法逻辑会更通顺。书面语从一开始就应该是更精准、更正规、逻辑性更强的口语文字记录。所以，推测先秦时代口语与书面语差异不会太大，有一定的合理性。汉魏六朝后出现的文白分离，是因为从汉魏六朝到隋唐宋再到元明清，历朝历代都存在追求高雅与复古的语言表达习惯。建立在商周通用语基础上的书面语形成后，再完全随着口语的变化而变化，仅根据自身需要有所选择地吸收一些新的口语成分，基本上原地踏步，不受时空的限制[7]。文言的故步不前使自己與历代当时的口语差距愈来愈大。

要想对历代汉语有更多的了解，必须研究先秦书面语与现代汉语之间的“古白话史”。这要求我们搜寻并分析历朝历代记录了当时白话要素的文字资料。但是将白话记录下来的资料纷繁复杂，有些含方言成分较多，有些不足以反映当时口语特色，还存在大量的文白夹杂情况，对某一时代白话资料的研究并非简单分析就可以复原某时代白话的样貌，以至于汉语史的分期问题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对于许多古白话词、古白话语法、古白话习语等，我们无法清晰断代，仅能从文献中大致推测：某某成分出现最晚不晚于某时代，在某时代最兴盛，某时代开始落寞，大约某时代逐渐消失。大量文白夹杂的文献为探寻汉语史发展情况蒙上了一层面纱。某个前一朝代的白话词，可能会变为后代的文言词。如果不以现代汉语为语感标准，那么如何判断一个词在当时语感中为文言词还是白话词？在文白夹杂的文献中，如何判断哪些是口语对文言用法的继承，哪些是复古的文言用法？如何判断一篇古白话文献中的通用语成分和方言成分？方言成分能否代表这一时代的古白话的特征？解决这些问题有赖于对大量古白话文献的考查和整理。

正是研究材料的间接性与复杂性，使汉语史研究者不得不从纷繁的古白话文献中抽丝剥茧地分析这些文字反映的白话文中应有的语言特点。想要明晰每个时代古白话的特点，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将文白夹杂的古白话文献进行“文白分离”，只有离析出其中的“白话”成分，才有可能归纳出各时期白话的特点，从而促进汉语史的划分。

（三）文白离析的手段

对反映“古白话”的文献进行分析，将其中文言文部分和白话文部分进行离析，得到反映该时代口语特征的“白话文”，是探究汉语发展史的必要步骤。正如前文所述，由于古白话文献本身的复杂性，使文白离析的手段并无定法，其中比较常用的手段有：

1.从文章的篇章主旨上分析，如果古白话文献语言中存在由主旨A到主旨B明显的跳跃，尤其是在话语出现一个人的“歪楼”时，该话语资料就代表了古白话成分，因为在口语表述中更容易出现思维的跳跃。

2.从对话的长短可以判断该语句是否是古白话成分，如果文中出现较多短小的对话则它们可以被判断为古白话成分。

3.可以通过文献语言节奏判断文言程度或白话程度的高低：如果文献语言比较偏向韵文的语言节奏，那么该文献的文言程度则相对较高，相反如果文献语言的虚词、语气词、语气、停顿等表达丰富，那么该文献的白话程度就相对较高。

4.通过特征性的口语词是否存在多义或多字形判断其是否为古白话，如果文中的词语出现多义或多形的情况，说明该词可能是新兴的口语词。

5.将同时期官方出版的正式题材的书籍与民间普通书籍语言对比，比较某词在两类刊物上出现的频次，如果在民间普通书籍中出现频率明显较高，那么该词为古白话词的概率大。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辅助判断古白话词语的方法，用这些方法将古白话成分从文言成分中离析出来，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清汉语的发展脉络。

注释：

①汉语语言学界较早使用“古白话”这一术语的是黎锦熙先生的《国语运动史纲·序》，当时这些提法的主要目的是与指现代语体文的“白话”相区别。

参考文献：

[1]J.Lyons. Origins of language[A]. A.C.Fabian. Origins[C].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2]Laitman Jeffrey T.， Reidenberg J. S.. Advances in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kull Base and Larynx with Comments on the Origins of Speech [J].Human Evolution， 1988（3）： 101-111.

[3]袁眉.语言起源研究综述[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9（05）：96-101.

[4]吴宏政，刘静涵.马克思论“真正的共同体”的所有制基础[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59（02）：141-148，222.

[5]徐时仪.古白话词汇论稿[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6]王力.古代汉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1.

[7]徐时仪.古白话的形成与发展考探[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6（01）：85-91.

本文参与的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多语竞争中的中国语言形象建构研究”（14XYY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