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援助有效性的研究

熊治 廖秋娴

[摘 要]基于中国对“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数据，采用动态面板系统GMM方法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对外援助对其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存在“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还发现这些国家的地理位置对援助有效性的影响不明显，但是中国对外援助的有效性受到其收入水平的影响，援助对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但对低收入国家的影响则不显著。此外，“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经济发展状况、劳动投入、资本投入、资源禀赋、对外开放程度、基础设施水平及腐败程度也会显著影响其经济增长。

[关键词]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对外援助;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9）06-0014-06

Abstract： Based on Chinas research on the aid data of “the Belt and Road” developing countries with the dynamic panel system GMM method， this paper finds that Chinas foreign aid has a significant promoting effect on its economic growth， but   there is a “threshold effect”. The research results also found that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these countries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aid， but the effectiveness of Chinas foreign aid is affected by its income level. Aid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middle-income countries， but not significant impact on low-income countries. In addition， “the Belt and  Road” developing countries own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tus， labor input， capital input， resource endowment， openness to the outside world， infrastructure level and corruption level will also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ir economic growth.

Key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Developing Countries; Foreign Aid;Economic Growth

[作者簡介]熊治（1995-），男，江西上饶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世界经济;廖秋娴（1995-），女，广东梅州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世界经济。

“一带一路”是我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①。参与“一带一路”的大部分国家是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国家工农业及基础设施落后，资金短缺，因此需要中国提供资金及援助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对外援助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柱之一，是实现“一带一路”目标的有效手段。特别是在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成立后，中国对外援助跟“一带一路”建设联系更加紧密，中国的援助资金会向“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倾斜②。但是目前较少文献对中国对外援助能否有效推进“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关系的问题进行研究，为了确定中国对外援助是否有利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有必要进行相关研究。

一、文献综述及理论分析

（一）文献综述

虽然国内外学者对援助有效性的问题已经进行大量研究并取得丰硕的成果，但尚未达成统一意见。一些研究表明援助是有效的，即援助能够对受援国的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例如Galianietal（2017）发现援助在短期内主要通过实物投资显著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增长，而Asteriou（2009）证明援助在长期可以通过提高受援国的生产力水平显著促进其经济增长。Temple和Nicolas（2014）利用能够过滤未观察到的外援“供给推动”工具研究发现援助能够导致更高的消费从而对受援国的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而Arndtetal（2015）研究发现援助不仅可以促进受援国的消费，而且可以通过改善其投资、健康和教育等来促进经济增长，其中最为关键的渠道是实物资本的累积和人力资本的改善。朱玮玮等（2018）利用夜间灯光数据研究中国对非援助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也表明援助主要通过补充物质资本、改善人力资本和提高技术水平来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增长。除了改善内部经济条件之外，援助也可以通过改善外部经济条件，如FDI和贸易来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增长。如Pettersson和Johansson（2013）、Calì和Velde（2010）、黄梅波和朱丹丹（2014）等均发现援助可以通过降低受援国的贸易成本促进受援国的进出口。Munemo和Jonathan（2011）则发现援助可以通过显著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多样化水平促进出口。而Arazmuradov和Annageldy（2015）通过研究外国援助与中亚经济体FDI流入的关系发现援助能够显著促进FDI流入。这是由于援助能够通过改善受援国的基础设施水平提高其资本的边际回报率。

还有一些研究表明援助的有效性取决于援助规模、援助类型、受援国的收入水平和国内政策等因素。例如Bandyopad hyayetall（2015）通过研究援助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援助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援助能够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增长，但是随着援助规模的扩大而发生收益递减。而Nermeen和Stephen（2018）研究发现援助的有效性还跟受援国的收入水平有关，对于高中等收入国家，援助显著促进其经济增长，但是其效果随着援助额的增加而减小，而对于最不发达国家和低中等收入国家当援助金额达到一定数额之后，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不同类型的援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和程度也存在差别，例如Minoiua和Reddy（2010）发现虽然发展援助能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但是非发展援助大多不影响经济增长，有时甚至会阻碍经济增长。而Sothan（2017）研究发现外国援助虽然在短期显著促进了柬埔寨的经济增长，但是在长期对柬埔寨的经济增长和投资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另外一些研究表明援助是无效的，即援助对受援国的经济增长不显著甚至会起阻碍作用。

如Mallik和Girijasankar（2008）认为由于受援国国内糟糕的政策环境和过低的人力资本水平，援助反而降低其国内储蓄，并且援助的波动性使其无法对国内经济进行长期规划，因此援助反而阻碍了经济增长。Leshoroetal（2013）认为由于对南非的援助大多数用于改善国内的治理体系，而不是用于个人需求，因此援助对南非的经济增长也产生消极影响。

（二）理论分析

通过梳理现有的文献可以发现，援助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通过国内支出、国际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渠道来实现。其中，国内支出包括国内消费、政府支出和国内投资。首先，援助具有一定的可替代性，即援助不仅可以增加政府收入，促进公共支出，同时也能够替代部分国内税收，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促进国内消费（Dalgaardetal，2004;Go-maneeetal，2005;Marc，2015）。其次，援助在增加受援国资源的同时，补充其国内储蓄，提高其生产能力和资本盈利能力，因此援助也有利于促进受援国的国内投资（Gyimah-Brempong和Racine，2010;Arndtetal，2015;Orji，2019）。此外，经济基础设施援助能够通过改善受援国基础设施的状况从而降低运输成本，贸易政策和管理援助能够通过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降低贸易壁垒成本，并且技术援助能够减少分销和信息成本，营造良好的贸易环境，因此援助有利于减少受援国的贸易成本，从而改善贸易水平（Pettersson和Johansson，2013;Calì和Velde，2010;朱丹丹和黄梅波，2015）。最后，援助带来的“融资效应”、“基础设施效应”、“先锋效应”和“信息效应”通过改善受援国的国际收支，提高基础设施质量，降低投资风险和获得受援国的隐性商业信息来提高资本的边际回报率从而促进FDI流入，（Kimura和Todo，2010;Arazmuradov和Annageldy，2015）。总之，援助可以通过改善国内消费、政府支出、国内投资、国际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来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增长。除了援助之外，学者认为影响受援国经济增长的因素还包括投资、劳动投入、资本存量、外国直接投资水平、贸易开放程度、自然资源、创新能力、基础设施质量和制度质量等因素（Askarov和Doucouliagos，2014;朱玮玮等，2017）。

二、实证模型构建

（一）计量模型设定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系统GMM回归结果

动态面板系统GMM的回归结果如表2模型（1）所示。根据表2中sargan检验的P值可知，无法拒绝“所有工具变量均有效”原假设。根据表2中AR（1）、AR（2）的P值可知，虽然扰动项的差分存在一阶自相关，但不存在二阶自相关，不能拒绝“扰动项无自相关”的原假设。因此本文的模型设定有效，回归结果比较可靠。

根据表2模型（1）的估计结果可知，援助与援助的平方项都很显著，并且援助的系数为正，援助平方项的系数为负。这说明中国援助对“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具有先升后降的“倒U型”趋势，即中国对外援助在刚开始会显著促进其经济增长，但是会发生边际收益递减现象。当中国对外援助达到一个临界值时，此时援助的促进作用最大，这主要是因为“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国内资金短缺，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经济环境弱，而中国对外援助刚开始能够通过补充这些国家的资金，提高基础设施水平，提高资本的边际回报率来改善其国内消费、政府支出、投资、健康和教育等进而促进其经济发展。

根据表2模型（1）的结果可知，“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上一年的经济发展状况也会显著促进其的经济增长，且GDP滞后一期的系数明显大于援助的系数，这说明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这些国家本國自身经济发展状况。因此中国对外援助应该致力于改善“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经济发展环境，才能使其经济持续增长，避免其经济发展过于依赖援助。不仅如此，从表2模型（1）的结果还可以看出，劳动力人口占比的增加和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将会显著促进“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具体而言，劳动力人口占比每增加1%，人均GDP将增加24.11%;基础设施水平每提高1%，人均GDP将增加20.87%，远远高于援助对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大部分技术水平低下，以第一和第二产业为主，主要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劳动力需求高，因此劳动力增加能显著促进其经济增长。同时因为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严重不足，所以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能够明显改善其经济和社会环境以提高资本的边际产出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根据表2模型（1）的结果可知，与劳动力占比不同，资本形成总额占比反而会阻碍“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因为这些国家主要生产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资本需求相对较小，当资本投入越多时，资本过剩越严重，此时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的比例越不协调，反而阻碍经济增长。除此之外，腐败程度显著为负，说明腐败会显著地阻碍“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

（二）穩健性检验

本文对实证结果进行了两方面的稳健性检验，包括改变计量方法和改变样本容量。首先用差分GMM方法对相同的数据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2模型（2）表示。其次，本文剔除3个国家，分别是马达加斯加、毛里塔尼亚和乍得，因为这三个国家的援助值大部分是零，可能会对影响回归结果，剔除这三个国家后进行系统GMM回归的结果如表2模型（3）所示。从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援助的系数仍然是显著为正，援助的平方项也仍然是显著为负，其它控制变量系数的显著性和方向也基本一致，表明本文的实证结果是稳健的，实证结果比较可靠。

（三）分样本检验

受援国的收入水平可能会影响援助对受援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需要按照收入水平对援助的有效性进行分样本检验。本文根据联合国的分类，将“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分为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其中样本中包含27个中等收入国家和16个低收入国家。表2模型（4）为对中等收入国家的回归结果，模型（5）为对低收入国家的回归结果。根据回归结果可知，援助对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但是援助对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难以抵消这些国家潜在的负面因素。

受援国的地理位置也可能影响援助的有效性，由于中国对外援助主要针对非洲国家，因此本文将总样本分为非洲和其它地区对援助的有效性进行分样本检验。其中包括24个非洲国家，对非洲国家的回归结果如表2模型（6）所示，对其它地区的回归结果如表2模型（7）所示。根据样本回归结果可知，援助对非洲和其它地区的经济增长影响均显著，但是对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小于其它地区。这主要是因为大部分低收入国家都在非洲地区，因此这与按收入水平进行分样本检验的结果一致。

四、结论及建议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注重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坚持对外援助，实现共同发展。特别是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对“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力度不断增加。本文基于中国对“一带一路”倡议下43个发展中国家2000—2014年援助的面板数据利用动态面板系统GMM方法对中国对外援助有效性问题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援助能显著地促进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但援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当援助超过某一临界值时，反而会阻碍其经济增长。因此中国在针对“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时，要注意控制援助金额，当援助金额达到临界值时，应该减少对这些国家的援助，努力找寻其他方法代替援助帮助其实现经济增长。研究结果也发现受援国的地理位置对中国对外援助有效性的影响不大，但是受援国的收入水平会影响中国对外援助的有效性，中国对外援助对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影响显著，但对低收入国家的影响则不显著。

本文通过研究还发现“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本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水平也会显著促进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且其促进作用明显大于中国援助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中国在对这些国家进行援助的时候，应该制定合理的援助方案，主要通过改善受援国的基础设施水平来提高其生产能力和经济发展能力，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避免其经济发展过度依赖于中国对外援助。此外，受援国的劳动力占比也会对其经济增长产生显著促进作用，因此中国援助可以通过援助提高这些国家的健康和教育水平以提高其劳动参与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本文对“一带一路”倡议下援助有效性进行研究初步尝试，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由于数据不足，本文在分样本检验中样本容量偏小，尤其是低等收入国家和其它地区的样本。其次，本文重点关注总援助的有效性，未对总援助进行详细分解，以区分不同援助类型的援助效果。本文尚未对援助影响经济增长的准确传导路径进行实证分析。在以后的研究中将尽量收集和扩展援助数据，尝试对总援助进行细分以确定不同援助类型的区别，并尽可能对援助对经济增长的准确传导路径进行实证研究。

[注释]

①习近平出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EB/OL].http：//www.gov.cn/xinwen/2018-08/27/content_5316913.htm

②本文使用的“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是指已经与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根据一带一路官网，已经有131个国家与中国签订合作文件，其中包括86个发展中国家。https：//www.yidaiyilu.gov.cn/info/iList.jsp？cat_id=10037

③ 43个“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包括24个非洲国家，14个亚洲国家，3个大洋洲国家和2个南美洲国家。非洲：几内亚、马达加斯加、毛里塔尼亚、莫桑比亚、卢旺达、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多哥、乌干达、坦桑尼亚、津巴布韦、布隆迪、乍得、安哥拉、喀麦隆、科特迪瓦、埃及、加纳、肯尼亚、摩洛哥、纳米比亚、尼日利亚、突尼斯、刚果 （布）;亚洲：尼珀尔、柬埔寨、阿富汗、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约旦、老挝、蒙古、缅甸、巴基斯坦、菲律宾、斯里兰卡、东帝汶、越南;大洋洲：斐济、汤加、瓦努阿图;南美洲：玻利维亚、圭亚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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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张彤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