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之歌》:未曾落幕的青春篇章

2019-09-18 02:09:41 读书文摘 2019年9期

张玉瑶

1957年底,《北京日报》 记者田藏申联系上杨沫,说從作家出版社那里获悉她的长篇小说 《青春之歌》 即将出版的消息,因写的是北京地区的学生运动,希望能在 《北京日报》 上连载。这是第一家因 《青春之歌》 找上门的媒体,杨沫同意了,尽管小说尚未正式出版,她也并不确定是否能被广大读者接受。

次年1月,《青春之歌》 正式面世,与此同时,开始在 《北京日报》上连载。小说出版后反响很好,或者说可能比杨沫本人所曾设想的更好——《青春之歌》 迅速成为名副其实的畅销书,至次年已加印至130万册。1959年,据其改编的同名电影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影片上映,在国内轰动一时,再度扩大了原著的影响。由谢芳饰演的女主角林道静端庄而坚定,她举起右拳宣誓入党的特写画面辨识度极高,可以说成为中国影史的经典镜头之一。

这段时间,堪称是 《青春之歌》的高光时刻。虽然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杨沫和这部小说所经历的,都称得上曲折。时至如今回首望去,《青春之歌》 和 《林海雪原》、《红日》、《红岩》 等一起被统归于红色经典的大旗之下,但这一种笼统的划分,难免会遮蔽这部作品的某种独特气质以及它所带来的特殊的问题视域。今天重读 《青春之歌》,不仅仅是重温一段热血史,也是重新回到历史现场—— 林道静们的现场和杨沫们的现场—— 中去。

写作

杨沫的“半自传”

今年五月初,为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北大歌剧研究院排演的歌剧 《青春之歌》上演,仿佛与六十年前的电影形成一场隔空对话。在诸种红色经典中,《青春之歌》 无疑是最“青春”、最能代表五四精神的文本;而在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同时也是小说人物林道静、余永泽、卢嘉川们活动舞台的北大上演,亦多了些不算巧合的意味。

杨沫的儿子、作家老鬼 (原名马波) 受邀去看了这场演出。采访他时,尽管他一直强调“对歌剧不太懂”,但话语之间,依然听得出他为母亲作品的经久不衰而感到欣慰。

《青春之歌》 里投射了不少杨沫本人经历的影子,某种程度上被视为“自叙传”式的写作。杨沫原名杨成业,1914年生于北京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但这个家没有给她什么温暖。1931年,因反抗母亲安排的包办婚姻,正在读中学的杨沫被断绝了供给,后来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当时正在北大国文系念书的张中行,张中行介绍她去哥哥所在的河北香河县立小学教书。

在张中行眼里,第一次见面的杨沫“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而在杨沫看来,张中行极有学问又文雅谦逊,两人联系不断,不久后便感情升温,开始热恋。母亲病故之后,回到北京的杨沫开始与张中行同居,与此同时,也坚持去北大旁听。

张、杨两人在北京过了一段清贫、琐碎,间或点缀以高雅情趣的平淡生活,但好景不长,他们之间开始产生分歧。直到1933年的除夕之夜,杨沫来到胞妹、著名演员白杨(原名杨成芳) 的公寓,见到十几位从东北流亡来的爱国青年和共产党员,深深被他们的热情以及他们带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吸引并震撼。这就是她后来所说的人生中的“急转弯”。反观张中行,则愈发显得是个一心钻研古书、不追求政治进步的“老夫子”,这让杨沫越来越难以忍受,也不再甘心在小家庭中当一个贤妻良母。1936年,两人分道扬镳。不久,杨沫与共产党员马建民结婚,并由丈夫介绍入党。

《青春之歌》 女主角林道静的人生,在包括逃婚、第一次婚姻生活、除夕之夜“急转弯”、入党等几处重大节点上都复刻了杨沫自己的经历。有所不同的是,与杨沫不同,林道静的母亲是被地主强占的佃户的女儿,这让林道静身上天然带有了更为彻底的阶级反抗基因。张中行也被视为是余永泽的原型,杨沫将余永泽这个传统知识分子刻画得褊狭、平庸而自私,让张中行在小说出版后遭受了不少压力和指点。不过公允来说,余永泽只是一个被矮化的文学形象,在当时中国前途不明朗的环境下,张中行不选择革命而倾心学术也并不为错。尤为难得的是,张中行确有中国传统文人的正直和风度,没有为此指责和辩解过,还坦然解释说“人家写的是小说,不是历史回忆录”。即便在“文革”中,也顶住压力,对杨沫持有正面、积极的评价,让杨沫很感念。

至新中国成立,杨沫已从事多年革命工作,但因长年劳累过度,她饱受种种病痛折磨。1951年,受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鼓舞,杨沫决心将盘旋在脑中已久的革命故事写下来。她很快拟定了提纲并开始动笔,小说最初取名为 《千锤百炼》,后改为 《烧不尽的野火》。利用工作间隙,1955年,这部35万字的书稿全部完成。

争议

出版与修改

被杨沫寄予厚望的小说写完之后,出版却并不顺利。

听说杨沫创作了一部反映20世纪30年代学生运动的作品,中国青年出版社率先要走了《烧不尽的野火》 的书稿。经由阳翰笙介绍,延请中央戏剧学院欧阳凡海审读。欧阳凡海看后给杨沫写了一封长达六千字的信,肯定了小说的语言、结构和对卢嘉川、许宁等人物的刻画,但大部分都在分析其缺点,认为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对林道静的“小资产阶级意识”未能给予充分的批判。显然,出版社很看重这一意见,小说被关进了抽屉,迟迟不见动静。

1956年,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出版界的空气一度变得宽松和活跃,这让原本已灰心的杨沫看到了一线希望。她把稿子拿给老战友、时任 《人民文学》 副主编的秦兆阳看,让她欣喜的是,秦兆阳给出了积极的意见,并转给了作家出版社。事情有了转机,杨沫一边催促出版,一边按照意见进行修改,并将作品最后定名为 《青春之歌》,1958年正式出版。

甫一面世,《青春之歌》 很快在社会上掀起风潮,多家媒体进行正面评论,杨沫本人也收到了大量读者来信。读者显然被书中的故事喝人物引发了共鸣,据老鬼回忆,来信询问最多的是林道静、卢嘉川等人物是否还活着、现在在什么地方工作。之所以受到这样广泛的喜爱和欢迎,老鬼认为,缘于题材上的独树一帜和“母亲运气好”。“当年‘反右以后,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提倡写工农兵,写知识分子的少,把知识分子当主角写的更少,容易受批判,所以当时这一类没什么好作品。”

在立为“十七年文学”标杆的“三红一创、保林青山”(《红日》 《红岩》 《红旗谱》 《创业史》 《保卫延安》 《林海雪原》 《青春之歌》 《山乡巨变》) 和诸多革命英雄传奇中,《青春之歌》 是唯一以知识分子而且是女性知识分子为主角、以学生运动为题材的作品,这为其带来了阅读上的新鲜视野。但从另一方面说,也包藏着另一种评价失衡的风险,这在“双百”过后的新的文艺政策风向下更为突出。1959年第2期 《中国青年》 上便发表了北京电子管厂工人郭开的文章,严厉批评 《青春之歌》“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没有很好地描写工农群众,没有描写知识分子和工农的结合”。这一论题迅速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讨论,最后茅盾、何其芳、巴人等文艺理论家也发表了重磅文章为《青春之歌》 辩护,认为林道静的形象是真实、典型的,“指责 《青春之歌》 坏处多于好处”。

然而,即便有茅盾等人的结论,身处当时偏“左”的批评传播环境中,杨沫还是对小说做了较大修改,加写了林道静在农村工作的七章和北大学生运动的三章。在这些章节中,林道静时不时对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感情”进行反省和检讨,以实现彻底的自我改造和政治进步。这一增加部分曾在 《北京晚报》 上连载。

20世纪80年代后,不少批评界意见认为这次修改是失败的、概念化的,减损了原稿独特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不过杨沫本人并不认可,也坚持以修改后版本作为最后的定本。老鬼提到,母亲后来也曾强调,她写林道静和工农相结合,是因为这是“一二·九”之后的客观事实。但无可否認的是,作家的作品受限于它的时代,杨沫对林道静发展道路的重新校订,并不仅仅由三十年代的客观历史来决定,她所身处的“书写历史的年代”,也深深参与进了文本的叙述中去。

重读

时代中的阐释

杨沫写 《青春之歌》 时老鬼尚年幼,对母亲的写作没留下太深印象,只模糊记得“她成天在家里写东西,很忙”。作为小男孩,他也不太能看得下去林道静的成长故事,更喜欢“看打仗”,钟爱 《林海雪原》 《敌后武工队》 这类作品。直到“文革”以后,他才认认真真阅读了母亲的作品,这时思想更加成熟,觉得母亲写的所谓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其实是普遍的人性。时代变换,许多著作已经不复当年光芒,但 《青春之歌》还 能不断以各种艺术版本推陈出新,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无论杨沫为林道静规划的归宿如何,她的来路注定与“五四”分不开。茅盾指出,林道静的成长经历了三个阶段:反抗封建家庭干涉她的婚姻自由,意识到个人奋斗没有出路而要和人民利益相结合以及最后与工农结合、献身革命。从封建家庭中逃出,又从和余永泽的小家庭中再度逃出,完全是“五四”式的母题,让人联想到“娜拉走后怎样”的论题。但比起鲁迅对此的悲观预想,比起众多五四书写中小知识分子找不到出路、彷徨于无地,写于20世纪五十年代的林道静多了一种选择,或者说注定会拥有一条道路,即完全抛弃五四式的个人主义,投身于一个先进的组织、一种既成的历史洪流中去。这当然是一种时代立场所赋予的政治优越性,但在某种程度上,在承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流行的“革命+恋爱”式小说模式的同时,也为其带来了新的变奏。

比起当年对 《青春之歌》 从特定意识形态上进行批判,今天对这部小说的解读更为多元,可以从政治、性别等多个维度上进行阐释。譬如有看法认为,林道静与余永泽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卢嘉川 (马克思主义理论导师)、江华 (与工农结合的共产党实干家) 几位男性的关系,分别对应着她成长的几个阶段,也暗示着知识分子在各种政治力量中何以选择。从这个角度看,这部小说不仅是一部知识分子成长史,也可视为是一部典型的社会主义成长史,甚至一部国家寓言。

杨沫晚年创作了 《青春之歌》 的续篇 《芳菲之歌》 《英华之歌》,但时过境迁,再也没有取得像《青春之歌》 那样轰动的效应。1995年,杨沫逝世。《青春之歌》 里的热血篇章曾激励了一代人,而它所带来的文本内外的阐释空间还在进一步扩大,这无疑令它产生了超越单一红色经典的意义。但正如老鬼对母亲的延迟性阅读,经典的意义,正在于常读常新。

(选自《北京晚报》2019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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