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农村居民点用地与农村人口变化耦合关系研究

刘 燕，杨庆媛，何 星

重庆农村居民点用地与农村人口变化耦合关系研究

刘 燕1,3，杨庆媛2※，何 星3

（1. 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重庆 400715；2. 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重庆 400715；3. 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勘测规划院，重庆 400020）

该文以重庆市镇域单元为研究对象，建立了农村居民点用地与农村人口数量变化的耦合关系模式，基于净变化率和结构变化率，采用组合特征分析、空间分析和趋势面分析等方法，从区域整体和局部样带层次，探讨了二者数量变化的耦合关系。研究表明：尺度特征上，镇域单元的农村居民点用地和农村人口数量变化体现出更多异质性；二者数量变化格局存在部分空间重合；“人减地减”“人增地增”等同向变化是主要耦合类型，且主要分布在渝西地区、长江沿线地区；逆向变化类型中，“人增地减”型主要分布在渝西地区，“人减地增”型主要分布在渝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居民点数量和农村人口变化的耦合关系作用显著，居人弹性系数在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呈现出地带性分布规律。着眼于乡镇单元分析农村居民点和农村人口变化的关系模式，有利于为制定更加切合乡村发展实际的土地利用政策提供参考。

土地利用；农村地区；居民点用地；农村人口；耦合关系；重庆

0 引 言

农村居民点用地是农村地域人地关系的核心表征[1]，其变化主导着农村地域土地利用变化趋势[2]及土地利用转型[3]。进入城镇化高速发展阶段以来，中国农村人口及农村居民点用地发生剧烈变化，农村人口持续迁往城市，数量不断减少；农村居民点用地因区位、功能等差异，表征出多样化、分异性等演变特性[4]。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截止2016年，仍然有58 973万人口居住和生活在农村，农村建设用地规模仍占城乡建设用地总量的61.95%。农村人口迁移与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主导的农村地域人地关系应当是人地关系系统理论中的重要子系统。但受到城市偏向思想影响，对于人口迁移和土地利用变化的研究多从城市视角展开[5-6]；从农村视角开展的农村人口迁移和农村土地利用变化的研究相对薄弱。

人口因素是驱动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重要人文因子[7]，农村人口迁移是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重要驱动因子。已有研究发现农村居民点用地与农村人口变化的关系体现为宏观上不协同、微观上分异明显的特性：全国尺度，农村人口与农村居民点用地协同增减的格局尚未出现[8]，平原地区、经济发达地区农村人地增减不协同的状态更加突出[9]；区域尺度，大部分省域农村建设用地与人口变化之间呈强脱钩关系[10]；地块尺度，农户就业、收入等个体分异与农村居民点变化演化密切相关[11]。相关研究也对二者之间的作用机理进行了深入分析，其中在农村居民点用地利用变化特征[12-13]、农村人口转移特征[14]、农村居民点退出背景下劳动力转移[15-17]、劳动力转移背景下农村居民点用地利用方式转变[18-19]等方面有丰富的成果。但当前有关研究多侧重于农村居民点用地或农村人口变化某一单方面的变化分析，对二者的耦合关系研究较少；对二者时空变化特征或耦合关系的研究又多放置于城乡建设用地和城乡人口变化的系统中，聚焦于乡村地域和乡村人地关系变化系统的研究较少；着眼于全国、省级、县级等宏观尺度较多，小尺度的研究又多为村社个案研究，难以覆盖多样化地域类型。事实上，农村环境的复杂性决定了农村人地耦合关系多样性。乡镇作为中国最基层行政的单元，是省市县等宏观单元及网格、农户等微观单元的重要补充[20]。镇域单元不仅比全国、省、县等宏观单元体现出更多的空间异质性[20]，也比村、社、地块等微观单元体现出更丰富的时空规律性。特别是，乡镇地域差异化的主导功能将对农村居民点利用产生不同的需求导向[21]。已有研究对镇域尺度人口分布特征已经开始关注[22-23]，但镇域尺度的农村居民点利用特性，以及该尺度上二者之间的作用关系研究较少。因此，本文拟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基于重庆市镇域尺度2010年、2016年两期截面数据，结合农村人口变化特征，构建镇域尺度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与农村人口变化的耦合关系理论模式，并对理论模式进行实证检验，深入分析镇域农村人口及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耦合格局，以期为乡村聚落空间优化提供决策参考，助推乡村振兴。

1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处理

1.1 研究区概况

重庆市位于中国西南部、长江上游，处于青藏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地带，地理坐标为28°10′—32°13′N、105°11′—110°11′E。辖区东西长470 km，南北宽450 km，幅员面积8.24×104km2，辖38个区（县），838个镇街、190个乡。选择重庆市作为研究区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一是全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具有多种经济发展类型。东西方向，以主城区为中心，向渝东北、渝东南地区延伸，经济发展水平逐次降低。主城区和渝西地区承载了全市一半以上的经济产值和人口数量，而渝东北地区和渝东南地区则集中分布了全市的贫困乡镇。二是重庆市地形复杂，具有多种地貌类型（图1）。南北方向，以长江河谷为轴线，地形逐级升高，西北部和中部以丘陵、低山为主，东部和南部分布着大巴山、巫山、武陵山等高山。三是全市农村人口变化和农村居民点变化呈现出不协调的总体趋势，但镇域尺度表征出更加多样的变化类型。2010年以后，全市进入人口城市化水平过半的转型阶段。2010－2016年间，全市农村人口从2196.45万人减少到1139.98万人；而同期农村居民点数量由36.25×104hm2减少到35.46×104hm2，期间人均居民点用地水平增加近一倍。但在全市农村人口和农村居民点持续减少的趋势下，乡镇地域农村居民点数量、农村人口数量减少和增加现象并存。

图1 研究区地形及行政区划图

1.2 数据采集及处理

尽管短时序数据难以全面揭示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趋势规律，但重庆市作为一个发展极不均衡的省级架构直辖市，各个地区面临不同发展条件，特别是镇域单元具有丰富的发展类型、地域类型及人地关系变化类型，研究单元这种丰富的差异性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研究时序长度的不足，研究单元之间的横向比较可以为农村居民点的数量变化规律提供分析依据。因此本研究采用2010、2016年2个时间节点，以重庆市乡镇行政单元作为研究对象。行政界限来源于第二次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库，行政区界线有所调整的区域，以2016年行政边界为基础进行修正。农村居民点数据来源于2010年、2016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库。根据第二次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的土地利用分类标准，农村居民点用地包括农村住宅、商服、工业、仓储、学校等用地，反映了农村居民居住及其相关活动的用地情况。农村人口数据来源于重庆市及各区县统计年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市县社会经济统计年鉴。

行政界限调整一致后，将人口数量、农村居民点面积等属性数据与研究单元空间通过行政代码关联。需要说明的是，因中心城区所处的街道（共计188个街道）位于城市规划区范围内，考虑到此类型镇街未来发展极为可能纳入城镇建设[24]，故该部分区域不纳入研究范围。剔除中心城区范围内的镇街后，共得到840个乡镇行政单元。

2 理论分析与研究方法

2.1 农村居民点数量与农村人口数量变化

2.1.1 农村居民点数量变化及类型判别

农村居民点数量变化说明了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的增减趋势，通常采用绝对变化、相对变化、年均变化等总量及比率指标[9,25]。事实上，需要同时考虑总量及比率变化才能更加准确地呈现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增减趋势，如在同等变化比率下，农村居民点分布集中区和稀疏区的变化规模是显著不同的；而在同等变化规模下，农村居民点分布集中区和稀疏区的变化比率又各有差异。因此，本文采用净变化率（land net rate，LNR）表征研究时段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总量变化，式（1）；采用结构变化率（land structure rate，LSR）表征农村居民点数量的比率变化，式（2）。参考乔陆印等[3]的研究，以净变化率区分农村居民点数量变化的增减趋势，再结合结构变化率对增减变化的急缓程度进行划分（表1）。

式中LNR、LSR分别代表第个单元农村居民点数量变化的净变化率、结构变化率；1i、(1+t)i分别代表研究初期和末期第个研究单元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1i、(1+t)i分别代表研究初期和末期第个研究单元的城乡建设用地数量（含城市、建制镇和农村居民点用地）。

2.1.2 农村人口数量变化及类型判别

考虑到中国户籍身份的城乡差异正在弱化，本文采用农村常住人口进行农村人口数量变化分析。人口总量和比率变化与区域人口分布的集疏基础密切相关。参考刘盛和等[26]、戚伟等[27]的人口流动类型划分方法，综合净变化率式（3）和结构变化率式（4），将农村人口数量变化划分为4种类型（表1）。

式中PNR、PSR分别代表第个单元农村人口数量规模变化的净变化率、结构变化率；1i、(1+t)i分别代表研究初期和末期第个研究单元的农村人口数量；1i、(1+t)i分别代表研究初期和末期第个研究单元的常住总人口数量。

表1 农村居民点及农村人口变化类型划分标准

注：LNR，居民点用地净变化率；LSR，居民点用地结构变化率；PNR，农村人口净变化率；PSR，农村人口结构变化率。

Note: LNR, land net rate; LSR, land structure rate; PNR, rural net rate; PSR, rural structure rate.

2.2 农村居民点变化与农村人口变化耦合关系类型

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的变化受经济发展、政策实施及人口变化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其中农村人口迁移是广受关注的重要要素之一。农村人口迁移的条件、机制和作用在城乡二元结构理论中已有深刻的阐述。根据城乡二元结构理论，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将逐步增加，与此对应，农村人口在总人口的占比将呈现倒“S”曲线规律（图2）。在城镇化发展的加速阶段（T1-T2），随着农村人口数量减少，闲置废弃的农村居民点用地将通过退出途径和整治措施，恢复为非建设用途；随着城市化发展速度趋缓，农村人口迁移的速度和规模放慢，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在降至20%左右时趋于稳定[28]，农村居民点数量减少速度和规模也同时趋缓（T2-T3）。在乡村振兴战略促进下，一些资源丰富、区位条件优越的镇域具备更强的吸引力，出现了人口由城到乡回流、农村人口数量增长态势。在此过程中，农村发展活力增强，农村居民点数量减少势头弱化，甚至因农村二三产业发展出现增长态势（T3-T4）。

构建居人弹性系数可以揭示农村居民点数量变化与农村人口转移的作用关系，式（5）。

式中C代表居人弹性系数。

农村人口可能出现增加和减少2种趋势。按照人地同步原则，农村居民点用地应当体现为与农村人口同步增加、同步减少的同向变化趋势。此时C应当大于0。因此，C>0时，农村人口与农村居民点同向变化，对应16种耦合关系中的8种类型（表2中A、B、I、J、O、P、G、H）。C值越大，表明农村居民点面积增加或减少的趋势受人口变化的推动作用越强。若二者同为增加型，则表明农村人口的增长对农村居民点数量增加具有较强的推动作用；若二者同为减少型，则表明农村人口减少较强地促进了农村居民点集约利用。

图2 农村人口和农村建设用地变化趋势图

表2 农村居民点和农村人口数量变化耦合类型

注：C>0时A、B、I、J为人地同增型，O、P、G、H为人地同减型；C<0时 C、D、E、K为人增地减型，M、N、E、F为人减地增型。

Note: A, B, I, J mean residents and settlements increase, O, P, G, H mean residents and settlements decrease whenC>0; C, D, E, K mean residents increase and settlements decrease, M, N, E, F mean residents decrease and settlements increase whenC＜0.

事实上，因农村居民点用地退出滞后等原因，可能出现二者逆向变化趋势。农村人口与农村居民点用地逆向变化时，C应当小于0，同样对应16种耦合关系中的8种类型（表2中C、D、E、K、M、N、E、F）。此时，C绝对值越大，表明农村居民点面积变化受农村人口变化的影响越弱；其中，若农村人口数量增加，而农村居民点用地呈减少趋势，表明农村居民点集约利用水平受人口的作用因素小；若农村人口减少，而农村居民点用地表现出增加趋势，表明人口迁移推动农村居民点数量减少的效应并不显著。

综上，在农村居民点数量和农村人口数量同时各有增加或减少趋势的复杂情况下，值大小体现了人口数量变化对推动农村居民数量变化的强弱。在同增同减同向趋势下，农村居民点数量受农村人口变化的强影响；而在增减逆向的趋势下，农村人口变化对农村居民点数量变化的作用为弱影响。

2.3 空间集聚关系分析

1）全局空间自相关

通过计算Global Moran’s反映居民点用地数量变化的空间集聚总体特征。公式如下

2）局部空间自相关

通过计算局部Local Moran’s反映居民点用地及人口数量变化与其周边单元的相关程度，以此分析相邻镇域净变化率是否在空间上存在高值集聚和低值集聚的区域。公式如下

式中Z、Z为镇和的净变化率的标准化值，其余参数同式（6）。按照和Z的取值，将居民点及农村人口的变化程度划分为HH、LL、HL、LH 4个象限。

2.4 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用于揭示居人弹性系数与人均GDP之间、平均高程之间的关系密切程度，式（8）。

式中为相关系数；代表居人弹性系数的标准化分值，是与研究单元GDP或平均高程的标准化分值。

3 结果与分析

3.1 农村居民点与农村人口变化的时空格局

3.1.1 农村居民点变化格局

2010－2016年，全市农村居民点数量呈现总体减少趋势，总减少量为4 575 hm2，总变化率为−1.46%；农村居民点用地在城乡建设用地总量中的占比由88.38%减少至82.19%，降低了6.19个百分点。区县尺度农村居民点数量变化体现出较少的异质性，表现为仅有8个区县农村居民点数量增长，仅有1个区县农村居民点用地占比增长；其余区县均呈现农村居民点数量及结构双减少的变化态势。乡镇尺度农村居民点数量变化趋势呈现出丰富的异质性，表现为全市56.07%镇域农村居民点面积减少，但在农村居民点面积总量减少的总体趋势下，仍然有43.93%的镇域农村居民点面积增加。采用综合指标法，将农村居民点数量变化划分为活跃增加型、平稳增加型、活跃减少型和平稳减少型4种类型（图3）。其中，活跃增加型区域共包含122个乡镇，占研究单元总数的14.52%；平稳增加型区域包含247个乡镇，占研究单元总数的29.41%；平稳减少型区域71个乡镇，占研究单元总数的8.45%；活跃减少型区域包含400个乡镇，占研究单元总数的47.62%。活跃变化（含增加与减少）类型占研究单元总量的62.14%；平稳变化类型仅占37.86%。增加型区域在城口、巫溪、奉节等渝东北地区，黔江、酉阳等渝东南地区分布更集中；减少型区域在涪陵、丰都、万州等长江沿线地区，璧山、永川、荣昌等渝西地区分布更广。

图3 农村人口和农村居民点数量变化类型

3.1.2 农村人口变化格局

2010－2016年，全市农村人口数量呈现总体减少趋势，总减少量为1 056.47万人，总变化率为−48.10%；农村人口在常住人口中的占比由46.98%减少至37.40%，降低了9.58个百分点。区县尺度农村人口数量变化依然体现出较少的异质性，表现为所有区县均呈现出农村人口总量和农村人口占比双减少的单一变化模式。但乡镇尺度同样呈现农村人口变化的丰富异质性，表现为全市59.40%镇域农村人口数量减少，但在总量减少的总体趋势下，仍然有40.60%的镇域农村人口数量增加。根据镇域农村人口总量变化及结构变化综合指标划分的镇域农村人口变化类型如下：活跃增加型区域共包含96个乡镇，占研究单元总数的11.43%；平稳增加型区域包含245个乡镇，占研究单元总数的29.17%；平稳减少型区域226个乡镇，占研究单元总数的26.90%；活跃减少型区域包含273个乡镇，占研究单元总数的32.50%。可见，从农村人口数量变化体现出较大的波动特性，平稳变化（含增加与减少）类型与活跃变化（含增加与减少）分别占研究单元总量的56.07%、43.93%。农村人口变化的增加型区域和减少型区域在各个功能区穿插交互分布，在空间上没有形成明显的增加类型或减少类型集中分布区，对比图3发现，农村居民点数量增加区域或减少区域大多也是农村人口的增加区域或者减少区域，特别是在渝东北、渝东南等边远地区，人口减少类型区域分布相对较多。

居民点数量变化和农村人口变化的全局Moran’s指数分别为0.261 8（=0.001）、0.071 8（=0.002），表明无论是农村居民点数量变化还是农村人口数量变化，研究单元在空间上与周边单元变化正相关，但Moran’s指数值并不高，这种正相关性并不显著。农村居点数量变化全局Moran’s指数大于农村人口变化的全局Moran’s指数，说明相对而言，农村居民点数量变化与周边单元的变化类型关系更加密切。

3.2 农村居民点与农村人口变化耦合格局

3.2.1 整体区域耦合格局

农村居民点和农村人口数量变化的高高值区和低低值区域直接重叠的区域较少，但二者在功能区的分布趋势较为一致。图4显示的农村居民点数量变化50个高-高集聚区域，在渝东北、渝东南地区分布了47个；而农村人口变化的41个高-高值集聚区域，在渝东北、渝东南地区分布了37个；农村居民点数量变化的32个低-低值区域，在主城及渝西地区则分布了29个；农村人口数量变化的61个低-低值区域，在主城及渝西地区分布了20个。这种空间上分布的重合，直观上反应了农村居民点数量变化与农村人口数量变化存在着空间变化趋势一致性。

图4 农村人口和农村居民点数量变化局部空间自相关

根据式（5）计算居人弹性系数，发现重庆市农村人口数量的变化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变化的推动作用地域差异显著。图5为农村居民点与农村人口数量耦合类型分布。2010－2016年间，全市共有489个镇农村人口数量与农村居民点数量变化呈同向趋势（C＞0），其中人减地减型341个，是农村人口数量与农村居民点数量变化耦合关系模式的主要类型，主要分布在渝西地区、渝东北沿长江两岸地区；人增地增型148个，主要在渝东南山区、渝东北山区零散分布；在351个农村人口数量与农村居民点数量逆向变化（C＜0）的镇域中，人增地减型130个，主要分布在渝西地区；人减地增型221个，主要分布在渝东北山区。可以看出，研究期内重庆市镇域农村人口与农村居民点数量变化的耦合关系以同向变化为主，逆向变化为辅。同向变化中，以农村人口减少同时农村居民点数量减少类型为主；逆向变化中，又以农村人口减少而居民点数量增加的类型为主。“人减地增”“人增地增”型区域与全市贫困度水平较高区域[29]较为重合；“人减地减”“人增地减”型区域与全市贫困度水平较低区域[29]较为重合。居人弹性系数的全局Moran’s指数为0.000 5（=0.431 0），说明全市总体来看，镇域居人弹性系数在空间上正相关性并不显著，各耦合类型在空间上并未形成显著的集聚态势，更加难以形成空间集聚格局。

但全市农村居民点与农村人口变化的耦合关系依然有一定的空间分布规律可循。采用ARCGIS10.5趋势分析工具（Trend Analysis Tool），运用二次多项式拟合生成居人弹性系数的全局趋势图（图6）。在轴方向值呈现先增大后减少趋势，在轴方向上，值呈现先减少趋势；说明农村居民点和农村人口变化耦合关系在南北方向和东西方向上呈现出地带性变化规律。由重庆市的经济发展东西差异和地形特征的南北规律可以初步判断，东西方向上的变化规律由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主导；南北方向上的差异由地形条件差异主导。因此，可以进一步以主城为核心向外围扩展，寻找不同经济梯度差异上的耦合关系模式；以长江沿线为轴向，向东西和南北方向扩展，寻找不同地形梯度差异上的耦合关系模式。

图5 农村居民点与农村人口数量变化耦合类型分布

图6 农村居民点与农村人口变化耦合关系的全局趋势图

3.2.2 典型样带分析

农村居民点特征变化是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30]。为进一步论证农村居民点与农村人口变化的耦合关系空间趋势规律，综合全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特征，分别在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选取处于同一经济发展阶段但处于不同地形条件，以及处于同等地理条件但经济发展水平有所差距的典型镇域进行进一步论证。综合考虑数据可获取性，最终选取荣昌区、永川区作为渝西横向样带；涪陵区、丰都县、忠县作为长江横向样带；万州区、开州区作为渝东北纵向样带。从渝西横向样带、长江沿线样带到渝东北纵向样带，离主城区的距离逐渐增大，经济发展水平逐渐降低；地形由平坝丘陵、中山、过渡到高山地区，地形条件逐渐复杂。

对比3个样带的趋势分析发现，在轴方向（绿线方向），居人弹性系数总体比较平缓，但渝西横向样带表现出更加明显的递减趋势；在轴方向（蓝线方向），南北跨度更大的样带表现出更加明显的字形趋势规律（图7）。

进一步利用SPSS 23.0分析典型样带居人弹性系数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形条件之间的相关关系。采用各研究单元人均GDP代表经济发展水平，平均高程代表地形条件，居人弹性系数与GDP呈现显著负相关（=−0.137，=0.03）；与平均高程之间呈现弱正相关（=0.059，=0.198）。典型样带的分析表明，从平坝、丘陵到山区，农村居民点数量变化和农村人口变化耦合关系模式受到地理条件的直接影响。但由于研究时序较短，这种地理条件的直接影响作用并不显著。在高山地区、高海拔地区，因其地理位置偏远，农村居民点用地体现出的土地财产价值更低，转移人口更愿意通过交易、腾退等方式退出土地。但局部地区有农村人口减少但农村居民点数量增加的趋势，这是由于高山地区因其气候优势，发展观光旅游业条件优越，农村居民点承载当地人口的居住、生产功能弱化，为外来旅游人口提供服务的功能强化。从城市近郊到远郊地区，农村居民点数量变化和农村人口变化耦合关系模式受到经济发展的显著影响。在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农村人口具有更加稳定的非农就业保障，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趋势更加显著，但同时也由于其区位条件好，地理条件优越，农村居民点用地体现的财产价值更高，农村人口迁移和农村居民点退出同步实现的难度更大。

图7 典型样带居人弹性系数趋势图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 论

1）尺度特征上，镇域单元农村居民点用地与农村人口变化类型更加多样。在全市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及结构减少总体趋势下，仍然有43.93%的镇域农村居民点面积增加。其中14.52%的镇域单元活跃增加，29.41%的镇域单元平稳增加；在全市及区县尺度农村人口数量及结构减少的单一趋势下，仍然有40.60%的镇域农村人口数量增加，其中11.43%镇域单元活跃增加；29.17%镇域单元平稳增加。

2）空间特征上，农村居民点用地与农村人口数量变化在功能区分布趋势一致。全局趋势上，农村居民点和农村人口数量变化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局部趋势上，农村居民点数量变化的高高值区域和低低值区域在功能区分布趋势一致。渝东北、渝东南等高山高海拔地区是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增加类型的主要分布区，主城区和渝西地区是农村居民点数量减少类型的主要分布区。耦合类型为“人减地增”型区域是需要重点关注“人走地退”政策的区域；“人增地增”型区域主要分布在高度贫困化的地区，说明了乡村振兴发展政策已经体现出一定的农村人口回流效应，是需要重点关注农村二三产业发展用地保障的区域；耦合类型为“人减地减”“人增地减”型主要分布在渝西地区、主城地区，说明了农村居民点退出机制在经济水平更为发达的地区执行度更高。

3）地带特征上，农村居民点与农村人口变化耦合关系模式的地带分异特征显著。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居人弹性系数表现出明显的地带性分布规律。农村人口减少对农村居民点数量变化的作用关系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梯度地带和地形地带表现出不同的作用规律，短期内地理条件对农村居民点数量和农村人口变化的耦合关系作用并不显著；但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居民点数量和农村人口变化的耦合关系作用显著。根据典型样带分析，农村人地关系优化要充分考虑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层次差异。

4.2 讨 论

本文探索了农村居民点数量变化与农村人口变化的空间特征及耦合关系，丰富了乡村地域人地关系作用理论。但研究中还存在几点局限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索：

1）农村居民点用地与农村人口数量变化的耦合关系理论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本文是基于农村居民点和农村人口的数量等显性变化特征构建二者的耦合关系模式，对农村居民点的结构、功能，农村人口的生活方式、生活质量等隐性变化还欠缺探讨。对优化农村居民点结构功能、为农村居民生活宜居提供建议的针对性、实践性有待加强。

2）研究时序还有待加长。一般土地利用转型理论将研究期限界定为10 a以上。本文选取2010、2016年2个时间点进行研究，时序长度不足。这主要是因为选用统一口径的第二次土地利用调查数据以便对比分析。更长时序的调查数据因统计口径的差异，可能会出现数量规模的突变，掩盖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变化规律。镇域单元的多样性一定程度上弥补研究时序的不足。后续研究，将进一步挖掘研究单元的历史数据，扩展研究时序，深入分析耦合格局演变趋势。

3）影响因素分析还有待深入。农村居民点数量变化仅是其显性变化的一个方面。同时还有空间布局形态变化、利用水平变化、利用方式变化等。其相关的人口变化也包含了人口年龄结构、就业结构、迁移方式等多方面的变化。本文仅研究了农村居民点和农村人口的数量规模变化，反应了农村居民点变化最直观的特征。要从系统的视角综合判定农村居民点这一用地载体与农村人口这一土地利用主体之间变化的耦合关系，还应当丰富研究指标，综合分析作用过程，构建农村人口变化与农村居民点变化的系统驱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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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pling relationship of rural settlements and rural resident population change of Chongqing

Liu Yan1,3, Yang Qingyuan2※, He Xing3

(1.,,400715,; 2.,,400715,; 3.,400020,)

Coordination between rural residents and rural settlements is an important goal in man-land relationship system. However, the research on rural residents change and rural settlements change from rural perspective is relatively weak due to urban bias. There are few researches focusing on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land relationship changes. Based on existing researches and cross-section data of Chongqing in 2010 and 2016,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d the change types of rural residents and rural settlements. The change types wer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rapidly increase type, steady increase type, steady decrease type and rapidly decrease type. Secondly, through the coupling analysis of the two, four models of the change of rural resident and rural settlements are constructed: residents decrease settlements increase, residents increase settlements decrease, residents and settlements decrease, resident and settlement increase. Finally, in order to further demonstrate the spatial trend of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residents and rural settlements change, Rongcheng and Yangchuan were taken as transverse sample zones of western Chongqing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eographical features of the city and the availability of data; Fuling, Fengdu, Zhongxian were taken as transverse sample zones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Wenzhou and Kaizhouas longitudinal sample zones in northeast Chongqing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nhabitant elasticity coeffici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opographic condi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change of rural residents and rural settlements in town shows more heterogeneity. Under the general trend of decreasing in number and structure of rural resident in the whole city, 43.93%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town area increased, and 40.60% of rural resident in town area increased. 2) There is obvious spatial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land use of rural settlements and the changing pattern of rural residents and there is a spatial overlap between high value area and low value area of number change of rural settlements. Types of “residents decrease settlements increase” and “residents increase settlement decrease”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highly impoverished areas while types of residents and settlements decrease, resident and settlement increase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western Chongqing and main urban areas. 3)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residents and rural settlements change has significant zon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Along Yangtze river and in North-South direction, the residential elasticity coefficient shows obvious zonal distribution rules. In the short term,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have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umber of rural settlements and the change of rural residents. However,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umber of rural settlements and the change of rural residents i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economic development. Focus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settlements and rural residents changes in towns will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ormulation of land use policies in line with the reality of rural development.

land use; rural areas; settlements; rural residents; coupling relationship; Chongqing

10.11975/j.issn.1002-6819.2019.15.033

F323.1

A

1002-6819(2019)-15-0266-09

2019-02-24

2019-07-2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实现渠道与改革路径研究（14YJAZH097）

刘 燕，博士生，主要从事土地利用与规划研究。Email：805080284@qq.com

杨庆媛，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国土资源与区域发展研究。Email：yizyang@swu.edu.cn

刘 燕，杨庆媛，何 星. 重庆农村居民点用地与农村人口变化耦合关系研究[J]. 农业工程学报，2019，35(15)：266－274. doi：10.11975/j.issn.1002-6819.2019.15.033 http://www.tcsae.org

Liu Yan, Yang Qingyuan, He Xing. Coupling relationship of rural settlements and rural resident population change of Chongqing[J]. Transaction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Transactions of the CSAE), 2019, 35(15): 266－274.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doi：10.11975/j.issn.1002-6819.2019.15.033 http://www.tcsae.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