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产区农地流转和契约稳定性对土地质量改善行为的影响

李星光，霍学喜，刘军弟，张慧利

苹果产区农地流转和契约稳定性对土地质量改善行为的影响

李星光，霍学喜※，刘军弟，张慧利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杨凌 712100）

为了考察农地产权制度模糊不清的情境下，农地流转和契约稳定性对土地质量改善行为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该文利用OLS模型及762户苹果种植户的调查数据实证检验农地流转、契约稳定性与土地质量改善行为的关系。结果发现：1）农地流转扩大经营规模，摊薄保护性投资成本，促进农家肥投资；2）与自有地相比，租赁地抑制农家肥投资；3）流转租金越高，越有助于及时收回保护性投资成本，促进农家肥投资；4）农地流转获得村集体批准或备案，促进农家肥投资。研究结果表明：土地质量改善收益大小取决于经营规模，而收益可得性取决于地权稳定性。因此，应完善农地确权改革配套措施，强化农地确权政策执行监管；规范农地租赁契约及其条款，积极培育农地租赁市场；充分发挥村集体及其领导者的作用。

土地利用；农村；土地流转；契约稳定性；农家肥投资

0 引 言

长期以来，中国农业经济的增长模式以高投入、高产出和高资源环境代价为特征，从而导致土地质量退化问题突出[1-2]。有研究发现，中国土地表层的有机质含量仅为欧美发达国家的25%～40%[1,3]。一般认为，土地质量取决于自然活动和人类生产活动，而自然活动导致土地质量变化通常是缓慢且稳定的[4-5]，因此，人类生产活动对土地质量变化的影响是巨大的。理论上，农业经营者是否改善土地质量依赖于其收益大小及收益可得性，而土地质量改善收益大小及收益可得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地产权制度。对中国而言，农地产权制度模糊不清导致农地产权不稳定[6]，既不利于培育农地租赁市场，阻碍农业经营者扩大土地经营规模[7]，也不利于农业经营者参与农地流转及时收回土地保护性投资的成本，还不利于提高剩余索取权安全性，进而可能抑制土地保护性投资。

在产权界定模糊不清的情境下，如果农地租赁契约具有完全性，有助于降低产权风险，增强及时收回保护性投资成本的预期，从而改善土地质量[8-9]。然而，实践中不确定性、资产专用性和机会主义倾向造成租赁契约不完全，此时农地交易者面临机会主义行为的风险[9-10]。如果预期到无法获得土地保护性投资的完全剩余索取权，农业经营者通常降低投资意愿，从而可能不利于改善土地质量。鉴于此，本研究试图探析农地流转和契约稳定性对土地质量改善行为的影响。

对土地质量改善的影响因素而言，现有研究主要围绕农户特征、地理及区域差异、经济因素和政策及产权制度因素等四方面展开[6,11]。然而，本研究重点关注产权制度对土地质量改善行为的影响。现有研究认为，农地流转对土地质量改善行为的影响路径有二：其一，农地流转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刺激土地保护性投资的意愿，最终改善土地质量[4]。贾蕊等[12]研究发现，土地经营规模越大，有助于摊薄土地保护性投资的成本，提高土地保护性投资的收益，最终增强采用水土保持措施的积极性。与之类似，龙云等[13]指出，改善地权流动性有助于盘活农地资产价值，刺激农业经营者从事土地保护性投资。其二，地权稳定性有助于提高剩余索取权安全性预期，激励土地保护性投资的意愿，最终改善土地质量[4,14]。在产权制度模糊不清的情境下，农地流转导致租赁地的地权不稳定，从而造成租赁地有机肥使用概率和用量均显著低于自家地，且这种差异随使用权稳定性的增强而减弱[15-17]。与此同时，产权制度不完善导致农地交易权不完整，农业经营者参与农地租赁市场并未显著影响化肥等短期生产要素投入，但对土地长期肥力存在明显负外部性[9]。然而，Saint-Macary等[18]研究越南北部山区土地政策对土地保护技术采用的影响后发现，拥有正式土地权利有利于提高土地保护技术的利用率。农地确权是当前最重要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有助于明晰农地产权结构，降低产权风险，提高农地内在价值，培育农地租赁市场，进而刺激生产性投资[19-21]。应瑞瑶等研究发现，农地确权颁证显著促进农家肥投资[22]。

还应指出的是，规范化的农地租赁契约及其条款有助于稳定产权风险预期，提高土地保护性投资收益可得性，从而刺激土地保护性投资，改善土地质量[9,23]。有研究发现，土地调整过于频繁损害产权稳定性，不利于签订书面契约，且流转期限趋于短期化，从而降低农业生产投资[24]。与之类似，Kousar等[23]研究巴基斯坦农地流转契约对土地保护性投资的影响后发现，与分成契约相比，固定租金契约激励农户施用更多化肥和更少有机肥，这与Deininger等[25]的结论相一致。可能的原因是固定租金契约平均流转期限少于分成契约，从而造成农业经营者生产行为短期化，不利于刺激土地保护性投资。

综上，现有研究详细讨论地权稳定性对土地保护性投资的影响，但并未深入分析农地流转、契约稳定性对土地质量改善行为的影响机理。因此，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把地权稳定性细分为产权界定和产权实施2个层面，采用OLS模型及762苹果种植户的调查数据分析农地流转对土地质量改善行为的影响机理，之后采用OLS模型及地块层面的调查数据分析契约稳定性对土地质量改善行为的影响机理。

1 数据与方法

1.1 理论逻辑及研究假设

1.1.1 农地流转与土地质量改善行为

本文定义土地质量改善行为为在土地利用过程中保持或改善土地质量的生产行为，主要包括秸秆还田，种植绿肥，施用商品有机肥、农家肥和土壤调理剂（如石灰等）和测土配方施肥等提高土地贫瘠的措施，以及平整土地和整修水渠等提高保水、保土和保肥能力的措施[1,26]。现有研究表明，土地质量退化是由于不合理地使用化肥和农药，不充分地使用有机肥以及不科学的耕作制度等农地利用及投资行为造成[11]。更重要的是，当期土地质量取决于上一期土壤营养物质总含量加上当期土壤营养物质等土地保护性投资量，再减去作物生长过程中损失的土壤营养物质含量，因此，对土地质量改善行为的分析可简化为对土地保护性投资行为的分析[4]。

理论上，土地质量改善的收益大小及收益可得性决定农业经营者是否愿意改善土地质量。对收益大小而言，经营规模越大，越有助于摊薄土地保护性投资的成本，从而实现规模经济，促进土地质量改善行为，最终提高土壤肥力[4,13]。因此，农业经营者参与农地租赁市场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有助于促进土地保护性投资，改善土地质量。对收益可得性而言，农地产权制度模糊不清导致地权不稳定[6]，而农地投资回收期限较长，如果预期到无法获得完全剩余索取权，农业经营者通常降低土地保护性投资，从而不利于改善土地质量。然而，在农地租赁市场具有有效性的情境下，发育良好的农地租赁市场有助于农业经营者通过参与农地流转及时收回土地质量改善行为的成本[27]。换言之，农地流转租金水平能有效反映土地质量好坏，有助于及时收回土地保护性投资的成本，从而促进土地保护性投资，改善土地质量。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农地流转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摊薄土地保护性投资成本，从而促进土地保护性投资，改善土地质量。

假设2：在产权制度模糊不清的情境下，租赁地产权稳定性较弱，从而导致租赁土地保护性投资少于自有地，不利于改善租赁土地质量。

假设3：在农地租赁市场具有有效性的情境下，农地流转租金有效反映土地质量的好坏。因此，租金水平越高，越有助于及时收回土地保护性投资的成本，从而刺激土地保护性投资，改善土地质量。

1.1.2 契约稳定性与土地质量改善行为

本文定义契约稳定性为在参与农地流转过程中，交易双方的违约可能性。在产权制度模糊不清的情境下，如果土地交易者预见到未来所有可能状态，并在事前规定交易双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此时流转契约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土地交易双方有激励遵守并维护流转契约及其条款，从而有助于稳定农业经营者产权风险预期[8-9]，提高收益可得性预期。简言之，完全的流转契约有助于降低农地交易双方的违约可能性，改善地权稳定性，提高土地保护性投资收益可得性预期。然而，现实中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导致流转契约不完全，农地交易者面临其他当事人机会主义行为的风险[8]，从而损害剩余索取权安全性，减少事前专用性投资。

契约期限是反映契约稳定性最重要的指标之一[24]，契约持续期限越长，越有助于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导致的农业生产无效率。不完全契约理论认为，一方当事人进行事前专用性资产投资，而事后面临其他当事人机会主义行为，则事前投资的资产专用性越强，从事投资的当事人要求更长期的交易持续性[28]。值得注意的是，土地保护性投资通常与特定地块相连，从而导致保护性投资的资产专用性较强，因此，流转契约期限越长有助于刺激土地保护性投资。还应指出的是，在流转契约不完全的情境下，事前的产权制度安排是重要的，通常决定着契约类型的选择[10]。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实施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导致农地所有权属于村集体，因此，农地流转获得村集体批准或备案有助于实现对租赁土地合法性和持续性的认可或背书[29]，从而稳定产权风险预期，刺激土地保护性投资。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流转契约期限越长以及农地流转获得村集体批准或备案反映契约较稳定，刺激土地保护性投资，有利于改善土地质量。

1.2 数据来源及识别策略

1.2.1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表1 苹果种植户样本数量与区域分布

表2给出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对土地保护性投资而言，样本户的平均农家肥投资为19 662.30 Yuan/(hm2·a)，62.6%的样本户采取平整土地等改善土地质量的相关措施。对农地流转而言，样本户的平均果园经营规模为0.71 hm2，而平均果园流转规模为0.28 hm2，平均流转租金为6 652.50 Yuan/(hm2·a)。对农地流转契约而言，农地流转的平均期限为15.48 a，其中不约定农地流转期限的比例为21.29%，流转期限在5 a及以下的比例为8.82%，流转期限在15 a及以上的比例为52.26%，反映出农地流转契约趋于长期化，而农地流转获得村集体批准或备案的比例仅为1.7%，反映出村集体介入苹果园土地流转的积极性不高。对户主特征而言，样本户的户主平均年龄为52.20 a，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28 a，4.2%的样本户是苹果经纪人。对家庭特征而言，样本户的农业劳动力占家庭总人口的比重平均为57%，且16.5%的样本户有水窖等设施。对地块特征而言，样本地块发生自然灾害或病虫害的概率较低，土地质量主观评价较高，离最近乡镇政府的平均距离为3.34 km。

表2 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1.2.2 识别策略

为验证研究假设1，考虑到农家肥投资是连续变量，本文采用OLS模型，可设定为

式（1）中，是被解释变量，表示农家肥投资对数值，这里选择农家肥投资表征土地质量改善行为是因为农家肥投资是一种典型的与特定地块相连的土地保护性投资，且单个农业经营者有能力承担农家肥投资的成本，而不必依赖村庄集体行动。为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这里使用是否采取平整土地等改善土地质量的相关措施表征土地质量改善行为，考虑到该变量是二分变量，采用Logit模型进行检验。是核心解释变量，表示是否发生农地流转和转入果园面积对数值，而是控制变量，包括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地块特征和区位特征。其中，户主特征包括户主年龄对数值、户主受教育年限对数值、户主是否苹果经纪人，家庭特征包括家庭农业劳动力占比、是否有水窖等设施、村庄网络和通信方便吗、果园总面积对数值，地块特征包括离最近乡镇距离对数值、土地质量主观评价、是否发生过霜冻等自然灾害和是否发生过病虫害，区位特征包括是否山东省和陕西省（具体含义及取值见表2）。此外，和分别是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系数，而0和分别是截距项和随机误差项。

为验证研究假设2，考虑到农家肥投资是连续变量，本文仍采用OLS模型，可设定为

式中是核心解释变量，表示是否租赁地，和分别是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系数；0和分别是截距项和随机误差项。

本次调查并未收集到地块层面土地质量改善相关措施的数据，因此，这里并未分析租赁地对土地质量改善相关措施的影响。

为验证研究假设3，考虑到农家肥投资是连续变量，本文仍采用OLS模型，可设定为

式中是核心解释变量，表示农地租金对数值；和分别是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系数，0和分别是截距项和随机误差项。

为验证研究假设4，考虑到农家肥投资是连续变量，本文把租赁地土地保护性投资影响因素的OLS模型设定为

2 实证结果与分析

2.1 农地流转与土地质量改善行为

为避免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本文计算所有模型的方差膨胀因子，结果表明，所有模型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经验值10，故不必担心存在多重共线性。依据式（1），表3给出是否发生农地流转、流转规模与土地质量改善行为的估计结果。模型1给出是否发生农地流转对农家肥投资的影响，而模型2给出转入果园面积对农家肥投资的影响。为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模型3给出是否发生农地流转对是否采用改善土地质量相关措施的影响，而模型4给出转入果园面积对是否采用改善土地质量相关措施的影响。

模型1的结果表明，与未发生农地流转的农业经营者相比，参与农地流转有助于促进农家肥投资，且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模型2的结果表明，转入果园规模越大有助于显著刺激农家肥投资，从而改善土地质量。为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使用是否采取土地平整等改善土地质量相关措施表征土地质量改善行为。模型3的结果表明，与未发生农地流转的农业经营者相比，参与农地流转促进农业经营者采用土地平整等改善土地质量相关措施，且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然而，模型4的结果表明，农地流转规模越大并未显著促进农业经营者采用改善土地质量相关措施，这可能是因为改善土地质量相关措施并未显著提高农业经营收益，从而不利于刺激改善土地质量相关措施的采用。上述结果表明，农地流转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显著促进土地保护性投资，改善土地质量，从而验证研究假设1。

其他变量对土地质量改善行为的影响符合预期。家庭农业劳动力占比越高显著抑制土地保护性投资，这可能是因为部分土地质量改善措施属于资金偏向型投资。对农家肥投资而言，苹果种植户生产项目高度集中于种植业，苹果主产区普遍缺乏畜牧业等相关产业，导致苹果种植户获取农家肥的成本较高。实地调研发现，部分苹果种植户需要在内蒙古等较远地区购买农家肥，从而导致资金成本相对较高。因此，农业劳动力占比负向影响土地保护性投资。

表3 是否发生农地流转、流转规模与土地质量改善行为

注：括号外表示模型的估计系数。括号内表示稳健标准差，模型3和模型4是指Pseudo R-squared，*，**，***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Note: Numbers outside parentheses denote estimated coefficient of modes. Numbers in parentheses denote standard deviation. R-squared of model 3 and model 4 are Pseudo R-squared. ***, **, * denot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at the 1%, 5% and 10% levels, respectively, the same below.

依据式（2）和式（3），表4给出是否租赁地、流转租金与土地质量改善行为的估计结果。模型5给出本地块是否为租赁地对农家肥投资的影响，模型6给出流转租金对农家肥投资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考虑到流转租金与农家肥投资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本文利用准自然实验法进行稳健性检验。2013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要求“用5 a时间基本完成全国范围内的农地承包经营权登记颁证工作”。理论上，农地确权改革明晰农地产权结构，有助于降低农地产权风险，提高农地流转租金[31]，从而促进土地保护性投资。因此，农地确权改革作为外生制度冲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准自然实验，有助于解决流转租金对农家肥投资影响的内生性问题。模型7和模型8分别给出确权户和未确权户的流转租金对农家肥投资的影响，模型9和模型10分别给出是否进行农地确权颁证对农家肥投资和流转租金的影响。主要的解释是，如果流转租金对农家肥投资的显著促进作用并不是双向因果、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导致的，而是真实客观存在的，则农地确权改革提高流转租金，导致确权户的流转租金显著高于未确权户的流转租金，从而造成与未确权户相比，确权户的流转租金更显著地促进农家肥投资。然而，主要的担心是农地确权改革可能降低产权风险预期，从而直接促进农家肥投资，故本研究必须排除农地确权改革直接促进农家肥投资这一竞争性机制的可能影响。

表4 是否租赁地、流转租金与土地质量改善行为

注：为节省篇幅，这里未给出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地块特征和地区特征的具体估计结果，下同。

Note: Estimation results of control variables are not reported to save space, the same below.

模型5的结果表明，与自有地相比，租赁地的产权风险较高，导致农家肥投资显著下降，从而验证研究假设2，这与龙云等[13]的研究结论相一致。模型6的结果表明，流转租金越高有助于促进土地保护性投资，且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从而验证研究假设3。为保证流转租金对农家肥投资影响的稳健性，模型7和模型8的结果表明，确权户的流转租金显著促进农家肥投资，而未确权户的流转租金对农家肥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与此同时，模型9和模型10的结果表明，农地确权改革显著提高流转租金，但对农家肥投资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这表明农地确权改革通过提高流转租金促进农家肥投资，进而验证上述结论是稳健的。

2.2 契约稳定性与土地质量改善行为

依据式（6），表5给出契约稳定性与土地质量改善行为的估计结果。模型11的结果表明，农地流转期限越长有助于刺激土地保护性投资，但效果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流转期限越长对土地保护性投资的促进作用依赖于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的有效性，在正式制度具有有效性的情境下，农地流转期限越长反映农地租赁契约越稳定，而在转型国家中，正式制度普遍缺乏有效性，违背契约及其条款的行为并不会受到符合效率标准的惩罚，从而减弱流转期限的促进作用，或者随着流转期限越长增强契约稳定性，其边际效用逐渐减弱。然而，农地流转获得村集体批准或备案有助于在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促进农家肥投资。上述结果表明，农地租赁契约越稳定，越有助于促进农家肥投资，改善土地质量，从而验证研究假设4。

表5 契约稳定性与土地质量改善行为

2.3 稳健性检验

农业经营者是否参与农地租赁市场可能存在自选择问题，这里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稳健性检验。表6给出利用不同匹配方法的倾向得分匹配估计结果。结果显示，无论采用最近邻匹配、半径匹配或核匹配，农地流转均显著促进农家肥投资，改善土地质量，从而表明上述结果是稳健的。在匹配前，本研究检验平衡性假设和共同支撑假设。结果显示，匹配后大部分协变量不存在显著差异，且大部分样本处于共同支撑域内，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是合适的。

表6 倾向得分匹配法的估计结果

流转规模对土地保护性投资的影响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双向因果等内生性问题，这里利用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本研究选取第二轮承包时村集体经济组织分配给农户家庭的初始土地规模作为工具变量，这是因为第二轮承包时初始土地规模与当前土地经营规模高度相关，且农业经营者无法改变土地初始分配的规模，从而保证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表7给出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模型12和模型13的结果表明，转入果园面积显著促进农家肥投资，而对改善土地质量相关措施的影响并不显著，从而表明上述结论是稳健的。模型12的值大于经验值10，故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而模型15的沃尔德检验结果表明，值大于0.1，故不存在内生性问题。

表7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

注：为节省篇幅，这里并未汇报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第一阶段的估计结果。

Note: Estimation results of first stage of 2SLS are not reported to save space.

3 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OLS 模型及762农户层面和1163地块层面的调查数据，实证检验农地流转、契约稳定性对土地质量改善行为的影响机理。结果发现：

1）农地流转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摊薄土地保护性投资的成本，从而促进土地保护性投资，改善土地质量。实证结果表明，参与农地流转显著刺激农家肥投资，且果园转入面积越大有助于显著促进土地保护性投资，从而改善土地质量。类似地，参与农地流转显著促进改善土地质量相关措施的采用，但果园转入面积越大并未显著促进农业经营者采用改善土地质量相关措施。此外，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2）在农地产权制度模糊不清的情境下，农地流转导致租赁地产权不稳定，从而造成租赁地土地保护性投资少于自有地，最终降低租赁地的土地质量。与自有地相比，租赁地产权风险较高，农家肥投资显著下降。

3）在农地租赁市场具有有效性的情境下，流转租金有效反映土地质量好坏，租金水平越高有助于及时收回土地保护性投资的成本，从而促进土地保护性投资，改善土地质量。确权户的流转租金显著促进农家肥投资，而未确权户的流转租金对农家肥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反映出农地确权改革显著提高流转租金，促进土地保护性投资，从而验证上述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4）农地租赁契约越稳定，有助于促进土地保护性投资，改善土地质量。农地流转期限越长并未显著刺激农家肥投资，而农地流转获得村集体批准或备案显著提高农家肥投资。

总之，土地质量改善的收益大小取决于经营规模，而收益可得性取决于地权稳定性。为此，本文建议：1）完善农地确权改革的配套措施，强化农地确权政策的执行监管。农地确权颁证明晰农地产权结构，有助于降低产权风险，但是实践经验表明，发放土地证书并不必然稳定产权风险预期和提高农地租赁市场有效性，这可能是因为政府执行农地确权政策的能力不足或农业经营者缺乏对确权政策可持续性的信心等。因此，加快制定和完善农地确权改革的配套法律法规，保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加强农地确权改革执行过程的监督，加大损害农地确权改革的惩处，保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而充分发挥农地确权改革的实际效果；2）规范农地流转契约及其条款，积极培育农地租赁市场。规范的农地流转契约及其条款反映农地租赁市场发育的质量，有助于减少当事双方的机会主义行为，提高产权稳定性预期。同时，农地流转契约及其条款的有效性依赖于完善的法律法规，因此，产权界定和产权实施互为补充，相辅相成；3）充分发挥村集体及其领导者的作用。在国家公权力逐步退出乡村社会的背景下，村集体及其领导者既充当上级政府代理人，具有正式规则的权威性，又充当本村村民代理人，具有非正式规则的权威性，因此，充分发挥村集体及其领导者的作用，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维持乡村内部交易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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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farmland transfer and stability of rental contracts in apple production areas on apple growers’ behaviors for improvement of land quality

Li Xingguang, Huo Xuexi※, Liu Jundi, Zhang Huili

(712100)

How to improve land quality is still a big challenge for most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oretically, whether farmers are willing to improve land quality depends on the size and availability of the benefits of improving land quality. And farmland is a kind of immovable property whose financial return period is relatively long, which means that tenure security can affect the security of residual claims for those farmers who rents farmland. More importantly, the system of China’s farmland property rights is ambiguous resulting in tenure insecurity, which may hinder the development of farmland rental markets and discourage agricultural long-term investment. However, in the context of ambiguous system of farmland property rights, perfect farmland rental contracts are important because these contracts improve the expectation of tenure security. Thus, this paper attempted to examine empirically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s of farmland transfer and the stability of farmland rental contracts on behaviors of improvement of land quality using OLS model and survey data from a 762 household-level and 1163 plot-level survey in apple production areas of Shaanxi and Shandong province. To ensure the precision of conclusions, we used PSM model, IV method,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method and plot-level survey data to solve the endogenous issue. Thus, the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d that: 1) farmland transfer could be conducive to expanding farm size and decreasing the costs of the investment of land conservation, which encouraged the investment of farmyard manure and consequently improved land quality; 2) compared with owned plots, the risk of property rights in rented plots was usually higher, which inhibited the investment of farmyard manure; 3) higher rents of farmland transfer were conductive to obtaining the returns on the improvement of land quality in time, which encouraged the investment of farmyard manure; 4) farmland transfer approved by village collectives could encourage the investment of farmyard manure. According to the abovementioned empirical results, we found that the size of the benefits of improving land quality depended on farm size, and the availability of the benefits of improving land quality depended on tenure security. Thus, thre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can be made: 1) central government should improve the supporting measures for the reform of farmland registration and confirmation, and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of performing and implementing farmland registration and confirmation; 2) in the context of ambiguous system of farmland property rights, farmland rental contracts should be designed to be more standard and formal, which can be conducive to reducing the opportunistic behaviors and stabilizing the expectation of tenure security for farmers, and government should develop actively farmland rental markets as well; 3) he role of village collectives and their leaders should give full play. Because village collectives and their leaders not only act as the agents of superior governments, but also act as the agents of villagers in their own villages, which can be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ransaction order within villages and reducing transaction costs.

land use; rural areas; land transfer; stability of farmland rental contracts; investment of farmyard manure

10.11975/j.issn.1002-6819.2019.15.034

F301.2

A

1002-6819(2019)-15-0275-09

2018-11-22

2019-07-14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项目“中国苹果产业经济发展研究”（编号：CARS-28）

李星光，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Email：447474492@qq.com

霍学喜，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产业经济、农村区域发展和农产品贸易与政策。Email：xuexihuo@nwsuaf.edu.cn

李星光，霍学喜，刘军弟，张慧利. 苹果产区农地流转和契约稳定性对土地质量改善行为的影响[J]. 农业工程学报，2019，35(15)：275－283. doi：10.11975/j.issn.1002-6819.2019.15.034 http://www.tcsae.org

Li Xingguang, Huo Xuexi, Liu Jundi, Zhang Huili. Impact of farmland transfer and stability of rental contracts in apple production areas on apple growers’ behaviors for improvement of land quality[J]. Transaction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Transactions of the CSAE), 2019, 35(15): 275－283.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doi：10.11975/j.issn.1002-6819.2019.15.034 http://www.tcsae.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