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哀伤

周江林

“我把命运直接摆在那里！”

新疆下雨了，黑白的雨，诗人坐在驶向无尽头公路的破车上——命运直接摆在那里。这与3000年前的奥德修斯和尤利西斯在历史与战争中的命运背景是一致的。3000年以来，物是人非——人早不是原来的人了，而物还是原来的东西——路还是路，雨还雨。自然永不进步，自然是流逝，再回来，周而复始。

雎安奇这部独自一人带着一个诗人也就是片中的男主角，拍摄于2002年的“新作”《诗人出差了》，试图去触摸四季变换、日月流转的自然中，一个渺小的人走自己之路（耶稣也这样走在孤独的信仰之路上），一群喝醉的汉子在古丝绸之路风沙中——这个迷人的远古意象还包含着382年，苻坚派骁骑将军吕光攻打龟兹，将鸠摩罗什掠回长安，整个队伍蜿蜒在天山南麓，望不到首尾。

今天，在同一条丝绸之路上，越走越近的电影的主角，让我们看出是一个2l世纪的中国人，一个反英雄主义的诗人——他创作他的都市废话诗，应对平庸的日常生活，然后又随波逐流——这就是诗人对这个世界发出“不”的声音。

这让我想起了法国“后新浪潮”代表人物莱奥？卡拉克斯，雎安奇以与他类似的视觉——在空旷的新疆大地，展现令人窒息的镜头语言——强烈的压抑，沉重而颓废的激情以及近乎固执地在无诗意的现实中追逐诗意。

聂鲁达说，“生活中只有两样是不可缺少的：诗歌、爱情”，是的，诗人是一种不分时代、不分地域的特殊物种——他们就是他们自我存在。因此，《诗人出差了》一片关注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做不可缺少的部分——诗、歌和爱情。

卡拉克斯在自己生发爱情，拍了几部爱情电影之后，不得不承认：哪一场爱情不变态。而在《诗人出差了》中，诗人干脆否定了爱情这种东西的存在。

《诗人出差了》的“法国意义”还呈现出与阿尔贝？加缪相近的世界观：“局外人”与“阳光爱好主义者”。

先说“局外人”

20世纪的加繆不是生活在饥饿作为社会问题的19世纪，他不像雨果那样在一块面包上写出冉阿让的19年劳役，而将目光投向精神人格的痛苦层面上：《诗人出差了》接过了加缪这把枪——把人放逐在世界荒漠上——“今天，妈妈死了”，《局外人》这样开头。“幸福和荒诞是同一块土地上的两个儿子”，片中的诗人嘟嚷着，他是来自中国两大都市（出生地上海和生活地北京），这个晃来晃去的诗人如此痛恨日常_生。

诗人与这个变形的世界存在隔阂，他与身边的人们不是同路者，生活中的人们太有“理性”了，他们早成了一群被某种思想及习俗控制住的人。在他们面前，诗人同样显得无趣。《诗人出差了》像《局外人》一般展示了它的无趣味一面，放弃戏剧化情节，而去靠近生活之本质。

当一个诗人超越了常人的经验以及审美观的话，他的行为方式很容易激怒他人——这一点上，雎安奇比美国荒诞戏剧家爱德华？阿尔比的《动物园的故事》还空廓。

《诗人出差了》中的诗人，不断介入他人生活中，他唱歌、讲故事、找女人，与人喝酒，甚至还与人一起晃到山坡上。在阿尔比戏剧中，中年出版人与年轻落魄者在中央公园相遇，两人从交谈到争吵，最后的高潮是一人将另一人杀死。《诗人出差了》有的是激怒，但并没有发展成戏剧冲突以及杀戮。

按常理，《诗人出差了》有了当代性的一面，它会削减其的美感。这在其他人身上是成立的，然而雎安奇，他本身就是一个耽美的孩子，有与加缪类似的“阳光爱好主义者”的一面。

1933年的北非是一个共运中心，此时的加缪可以概括为革命，戏剧，爱情，恼人的肺结核和大量社交活动。他从另一个人手里夺来了他漂亮的女友，并与阿尔及尔全城最漂亮的交际花结了婚，然而他的问题是无法跟交际花妻子相处。阳光刺眼

在《诗人出差了》中，诗人抬手挡一下阳光。“阳光爱好主义者”与诗人是同一地平线上两个孩子，只要有风，他们一直在奔跑，区别无非是朝哪个方向而去。

因描写人的丧失和最终的绝望，逐渐非人化是艺术家的一个方向，而同样存在另一个方向，即是，在作品中缓慢地人性化。《诗人出差了》呈现后者的趋势。电影最后道出的是感伤的未来性——“远在心思以上有一个境域，我们可称之和谐的世界——但我们早已到达不了那里。”这份哀伤应该属于3000年以上的诗人出差了的哀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