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儒林“名士”景兰江与杜慎卿之“雅”与“俗”

江彩雯

摘要：景兰江和杜慎卿同为《儒林外史》中的“文人名士”，但两人却有不同的文化生活。作者吴敬梓既有对两人各异的精神志趣和言行举止的讽刺，又有对其相似的清高酸腐名士之“雅”的批判与汲汲于功名之“俗”的鄙视，由此也含蕴着“雅”与“俗”并非完全对立的辩证的思维。本文通过对两位生活在“竭力求雅，又难脱俗相”纠结中又醉心于功名的“名俗士”的对比分析，来探究吴敬梓先生的雅俗观。

关键词：景兰江;杜慎卿;雅;俗

从中国古典文献来看，雅与俗，既是审美取向，又是价值标准;既揭示道德要求，又凸显文艺方向，是解读文学的重要指标。但二者并非完全对立，在《儒林外史》中，以景兰江、杜慎卿为代表的人物正是“竭力求雅，又难脱俗相”的文士形象，由此也反映出吴敬梓先生带有批判與辩证色彩与人文关怀倾向的雅俗观。

一、“雅”与“俗”无关乎身份地位

传统观念中，知识分子身份地位越高，越被视为“雅正之品”，但名门贵族的富贵气象也不失“至俗之为”;而为身份地位较为低下的普罗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往往被视作“俗士之行”，这就将二者对立了起来。

然而，雅与俗并非完全对立。黄庭坚曾说：

若以法眼观，无俗不真;若以世眼观，无真不俗。

真俗二谛相互依存，“真”不碍“俗”，“俗”不碍“真”。此种辩证意识反映在文学作品上便有“雅俗对立统一”的韵味。

低微俗士若注重精神修养，便可由俗达雅。在“重农抑商”的传统社会，商人景兰江因对诗词文学“手不释卷”，故而并未沾染过多世俗的铜锈气。

生于望族世家子弟常被视为纨绔少年，没有后顾之忧的他们热衷于俗世的贪图享乐。然而作为“富贵闲人”的杜慎卿一出场，便是手摇诗扇，崇尚清谈，有子建之才、潘安之貌的“神仙相”，这般风流倜傥足以合乎吴敬梓对“风雅之人”的初步定位。

然当以“雅士”自居者以庸俗势利之心求雅，便是附庸风雅。生活不富贵、地位不显赫的“市井名士”景兰江本有一派雅士风范，却借此追名逐利。斗方名士的声誉给了困窘的他极大安慰，他却以办诗会为由借银子，结交富贵“名士”，以谋取私利，这是真正的俗态。

相比之下，生活优渥的杜慎卿无须像景兰江一样作诗以求名声，也无须把“雅宴结友”看当作谋生手段，可他却凭家室与旧绩自我标榜。遇到老友便提一句“还是去年考校时相会”，以卖弄他博得首卷的荣誉。引恭维后极不自谦的话语也暴露了他的俗态。

因此，身份地位并非雅俗指标，既有超凡脱俗的容止，又有真实谦逊修养的文士方可拥“雅”之名。

二、以才志兼备为“雅”

关于雅俗的定律，鲁迅先生曾言：

一个人离开“本色” 是就要“俗” 的。不识字人不算俗，他要掉文，又掉不对，就俗;富家儿郎也不算俗，他要做诗，又做不好，就俗了。

因此，一个人的雅俗是可以从其文化修养和言谈举止中流露出来的。

（一）从才情与见识判“雅俗”

本给人“勤于诗书”形象的景兰江在自我介绍时，不但吹嘘诗作众多，还千方百计引出同名士的关系来抬高身价，揭露了作者对俗士常“借大人物造势”之浮夸吹嘘之“俗”的批判。在声明主张时，他也不经意显示了自己“中进士实则是为了名”的俗念。然就其真才学而言，他钻研多年的诗歌创作技法实则与匡超人看了一夜的“诗法入门”半斤八两。他一心想给“未中举”找寻价值依托，借以扬名存姓，实则是在用“俗求”亵渎诗文艺术的高雅性。

相比之下，考取头卷的杜慎卿的文化修养比景兰江高得多。初遇季苇萧时，一句“如成连先生刺船海上，令我移情”的引经据典足显其雅致。后又从看落照的菜佣酒保身上领略出“六朝烟水气”，契合了名士常在自然中获得审美观照的雅趣，绝非庸俗腐儒可比拟。

虽说杜慎卿有股愤世嫉俗的架势，喜发迥异于俗见的议论，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对历史的见解是有进步色彩的。在雨花台岗游玩时，他并未对碑上的刻文深信不疑，而是从史料出发，否定“夷十族”的合理性，并从效果论对被一贯视为弑君谋逆的“靖难之役”反拨，肯定了永乐皇帝的功绩，批评方孝孺的“迁而无当”。此番“不以成败论英雄”的独到见解，不仅揭示了他非凡的真才实学，也是吴敬梓“借他人之口”的政史评说。

（二）、精神空虚之“俗”

景兰江开头巾铺谋生，却热衷于雅集赋诗，但其“精神生产活动”并无多少实质性，只是仿照文人墨客过“伪高雅”的文化生活。

究其原因，不过是因科举的失落，失掉了精神支撑、价值标准与生活目标，当发现作诗扬名的途径后，便拾起这种庸俗的价值观，从而目陷入了虚妄的追求中。

杜慎卿不必像景兰江一般醉心于功名，但他却大张旗鼓得举办“莫潮湖会”，把浅俗享乐看作人生必需品，实则是精神萎靡的俗世写照，因此即便有才学素养，也不过与景兰江等类人同流合污。

三、以自媚清高为“俗”

在中国古代，真名士应当兼具“自我纾解”和“人文关怀”的情结，既需魏晋文人地放逸与高雅，又要儒生的温柔敦厚与悲悯情怀。

（一）处处避“俗”实为“俗”

文人常携酸腐的“名士气”。但他们也是人，若过分求异，不免夸张造作。杜慎卿和景兰江便反映出具有高尚的道德追求与自我反省精神的吴敬梓先生对“过雅”行为的批驳。

1.不食人间烟火之“俗”

在筹备西湖宴集前，景兰江也回归市民身份，帮忙筹备议价。虽然为蝇头小利奔忙之举使整个雅宴更显酸腐，但至少融入了生活气息，与因吃一口板鸭竟呕吐了半日的杜慎卿相比，增添了“食得人间烟火”的舒适。

2.顾影自怜之“俗”

作为八股时代市井商客的代表，景兰江仰慕高居诗坛的赵雪斋，而他却难靠科举常途扬名，只能退而求其次，以作诗求得世人的另眼相待，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心态，杜慎卿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清高自居，顾影自怜，言行中透出慵懒自负的名士气。他平日很注意梳妆打扮，在与众友同游雨花台时，亭前的自作多情正迎合了韦思弦所言的“尚带着些姑娘气”，矫揉造作甚胜妇人。

（二）缺失人文关怀和匹夫之责之“俗”

虽活得酸穷，但景兰江对有文学追求的人仍示以人文关怀，所以他悉心提携匡超人。但他热衷结交名士的只为疏通扬名之路，所以在为胡三先生祝寿时，面对文章“衣披海内”的老选家，“着实打躬，道其仰慕之情”，鄙俗之性可见一斑。

杜慎卿虽瞧不起那些终日高谈八股、理学并以之为敲门砖的道貌岸然的“文士”，看不上像景兰江一类“雅得这样俗”的斗方名士，却又终日与他们花天酒地。但当金东崖向他请教时，他却嗤之以鼻。这种轻辱他人的行为便是缺乏人性的俗举。不仅对文士友人毫无友善之心，对身边亲近之人他也不以诚相待。虽对酒色歌舞挥金如土，花钱如流水地在莫愁湖标榜优伶，但对匡超人借银一事却推推诿诿。后文中娄太爷临终时嘱咐杜少卿的一句“你家慎卿相公，也不是什么厚道人”也是吳敬梓先生对杜慎卿缺乏人文情怀的指摘。

杜慎卿自称“最厌的人，开口就是纱帽”，然当郭铁笔对他道仰慕之词时，他一面说这是些“恶谈”，一面又说“亏他访得的确”，表面带有蔑视吹捧的“雅趣”，实则奉着未脱“博得声名”的俗心。

因此，杜慎卿虽比景兰江多些才学和情调，却缺乏“烟火气”与责任感，反而更显俗腐。二者都是空有“风雅”外壳的势利俗客，一心想“出世”脱俗，却被俗念困住，也没有道德反省的焦灼和悲天悯人的淑世之愿，只能混沌在俗世中。

四、以言行“失真”为“俗”

对文人雅士而言，“言出必行”是最基本的从事准则之一。《儒林外史》中的俗士文人虽口诵圣贤之言，却常行为不端，“名士言论”与“无度欲求”的“失真”形成了一种巧妙的“自然之讽”。

（一）贪色享乐之“俗”

杜慎卿曾言“朋友之情，更胜于男女”，知己难觅更是枉费他的“万斛愁肠，一身侠骨”。但他对“知己”的寻求，不过是对“男风”的痴迷。在初遇相貌出众的戏子王留歌时，不禁“拉住细看”，还吩咐其见了姐姐就出来同坐。俗士季苇萧也暗称他已着魔，故让他去会肥胖油黑，满脸胡须的“妙人”来霞士。被欺骗蛊惑的杜慎卿反而赞赏说季苇萧“做得不俗”，可见他表面渴望的知己相交之“雅”，实则是耽恋美色之“俗”。

此外，杜慎卿的贪色也从他对妇女的态度中暴露出来。他自言厌恶“妇女的臭气”，却在媒婆吹嘘王家姑娘天色容貌后，决定次日前往相识，为此他却还辩护道是为“嗣续大计，无可奈何”。

因此，他的“轻世傲俗”仅为以一种俗气遮蔽另一种俗气的虚妄，已然失去了向“雅”觉醒的可能。

（二）追名逐利之“俗”

《儒林外史》卧闲草堂本有评语称：“‘功名富贵为全书第一着眼处”。这在景兰江和杜慎卿身上也颇为显著。

诗歌承载着历史演变，是创作者追求心灵解脱和表情达意的渠道，而景兰江却将之视为向上攀登的“社交媒介”和获得自我满足感的实用凭借，将作诗与科举的功用等量齐观。

在向匡二介绍胡三公子的情况时，景兰江又将势利之心袒露于口，“文人诗会”也被他这一类“方斗文豪”贬低为利益和诗名双丰收的庸俗社交，这种俗举只能给他们带来一时虚幻的风流，最终只得被“盐捕分府”扫荡得一干二净。闲斋老人也借对景兰江的塑造，对“以诗求名”的恶俗加以嘲讽和斥责：“斗方名士，自己不能富贵而幕人之富贵，自己绝无功名而美人之功名，大则为鸡鸣狗吠之徒，小则受残杯冷炙之苦，人间有个活地狱正此辈当之，而尤欣欣然自命为名土，岂不悲哉。”

风流才子杜慎卿对“诗会”是不以为然的，在萧金铉提议“即席分韵”时，他笑拒这是“俗套”，还是清谈和听曲为妙。可他在一心操办的“选美大赛”，又何尝不是媚俗的扬名作乐之举。

杜慎卿在科举方面的踌躇难定也反映了他未脱世俗的市侩气。他虽竭力摆脱狭隘俗夫的求名求官的常路，以显自己雅致优越的精神追求，却始终难抑对名利的向往，因此在科举与风流间徘徊不定，若是中了，便做官;不中，仍有富足的财产与自得的才情来聊慰他的“闲谈雅致”。此前推辞友人的借贷，一方面暗指愿谋官职，也委婉表示出之前的“卷首”虽是考来的，也大有行贿应试的疑点;另一方面也着实体现了吴敬梓先生对这位有“文”无“行”又潇洒风流的俗士的批判。

因此，尽管二者都极力以风雅之躯掩饰对功名利禄的贪图，但他们相悖的言行却与世俗名利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实则只是内心空虚，志趣粗俗，缺失风雅之辈的风骨和情怀，只是贪图享乐的凡夫俗子。

总而言之，景兰江好清谈酣醉、吟诗作文，将自己伪装成“满腹诗书”的高雅之士，实则对声名的俗求，在吴敬梓看来其实是在用风雅的庸俗来掩饰实质的庸俗。与他相比，杜慎卿是有才情识见的，然而富足的生活、怡然自得的风流自赏和清高的态度却使得他精神空虚，于是他便以游览名胜、评判艺人、谈诗论艺的闲谈引人注目，同样与那些愚蠢伪妄者一起在自我满足的虚荣中过着空洞无聊的生活，雅得俗，俗得雅，吴敬梓赏识其“文”，却鄙视其“行”。

五、结语

吴敬梓以志趣高洁、才识卓越、忧国忧民的、言行一致的“真名士”为“雅”，以自媚清高、虚无享乐、贪财逐名、言行“失真”的“假名士”为俗，而景兰江和杜慎卿两位“假名士”既未参透魏晋时期文人淡泊名利、率真洒脱的独立人格，又缺乏唐宋儒生心怀天下、仁义担责的救世情怀，只能生活在逃俗而俗迫的纠结中。从对他们的批判中，吴敬梓先生也为知识分子进行了灵魂的检讨和雅俗观的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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