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调节对个体非理性风险决策的干预作用
——负性收入冲击情境下的实验研究

(西南交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31)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负性收入冲击与非理性风险决策相关研究

在经济学领域，负性收入冲击(negative income shock)指突然或意外的收入减少〔1〕，不仅可能给个体或家庭造成诸如开销短缺、住房困难等财务问题，还可能引发与此相关的身体或心理疾患〔2〕。负性收入冲击是不可预测的，引发因素包括家庭结构的变化(比如离婚、丧偶、子女增加等)、健康问题、失业、金融危机等等〔1〕，具有多样性特征。个体或家庭一旦遭遇较大的负性收入冲击，往往会陷入收入锐减、开销锐增的怪圈难以自拔。而负性收入冲击的负面影响远不只如此。行为经济学家研究了个体遭遇负性收入冲击后的风险决策特点，发现这些人做出非理性决策的可能性更高。这也意味着他们将受到更多的经济损失〔3～6〕。因此，负性收入冲击毫无疑问是造成贫穷的重要原因之一〔7〕。

风险决策(risk decision-making)，属于不确定性决策的范畴，具有四点特征：(1)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类型的环境条件；(2)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可供选择的方案；(3)决策者虽无力控制环境条件，但有能力对不同环境出现的概率进行较为准确的预测；(4)决策者主观上有达成目标的明确愿望〔8〕。传统的微观经济学认为个体做出的风险决策是理性的①〔9〕。然而大量研究表明，在负性收入冲击的背景下，个体做出的风险决策往往是非理性的，具体表现为过度风险寻求或过度风险规避。在风险偏好的测量上，Haushofer和Fehr指出，风险承担水平(risk-taking)是衡量个体风险偏好的重要指标〔7〕。以证券市场的反应为例。文凤华等将股票市场的整体行为作为研究对象，选择世界上具有代表性的十几支股票综合指数为样本，通过构建模型研究前期损益对个体当期风险决策的影响，发现股票市场整体行为存在一种“赌资效应”(House Money Effect)，即前期收益会增加个体的风险寻求程度，而前期损失或负性收入冲击则能够增加个体的风险规避程度〔10～11〕，并基于卡尼曼提出的前景理论〔3〕以及Thaler和Johnson在该理论基础上进行的多期动态扩展研究〔12〕论证这种“赌资效应”存在的合理性。来自台湾的证据同样证实了负性收入冲击和风险规避行为的关系。2011年台湾股市暴跌、2012年“证所税”开征，均给台湾投资者带来了经济损失，进而风险厌恶水平〔13〕。在这种状况下，同时期台湾地区的失业率也显著上升，使更多的普通民众遭受负性收入冲击，引发该地区的整体风险厌恶水平大幅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台湾投资市场的不健康运行。不仅如此，研究表明，即使投资者没有实际面对负性收入冲击，也会因为周边市场环境的恶化而做出更多的风险规避行为〔14〕。例如国际金融市场上存在的“金融传染”现象——一国发生的金融危机能够作为启发性事件引发投资者对于新兴市场国家风险偏好的改变。危机到来时，投资者更加倾向于风险规避，进而从新兴市场国家大规模撤资，导致这些国家也发生金融危机并难以恢复〔15〕。

另一方面，负性收入冲击并不总是导致个体风险承担水平的降低。部分研究发现，个体在处于亏损状态时，宁愿承受更大的风险进行赌博，从而在风险决策中表现出风险寻求的倾向〔16〕。这同样是一种非理性的风险决策，表现在股票交易上即为长时间持有或加购亏损股票〔17～18〕，这一现象被称为“处置效应”(Disposition Effect)。蒋慧荣通过研究不同金融情境下个体做出的风险决策，发现当个体处于收益情境中，普遍表现出风险规避，而在损失(即受到负性收入冲击)情境下，个体则普遍表现出风险寻求〔19〕。

综上所述，负性收入冲击能够引发个体的非理性风险决策。然而，相关的经济学、金融学研究对这种非理性决策往往是基于经典的前景理论从“损失厌恶”的角度加以解释，而极少考虑到负性收入冲击和非理性风险决策的情绪机制。随着行为经济学领域研究的不断发展，研究者发现，复杂情境下个体产生的情绪反应是诱发非理性风险决策的主要原因〔20〕。因此，探究情绪在个体经受负性收入冲击后对于风险决策的影响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负性收入冲击引发个体负性情绪的相关研究

情绪是跨越了许多心理子系统的有组织的反应〔21～22〕。情绪的分类方式较多，与决策有关的最常用的分类方式是根据效价将情绪分为正性以及负性情绪〔23〕。正性情绪源于个体的某种需求得到了适当的满足，是一种伴随着愉悦的主观体验的高动机的、热情的、愉快的情绪；而负性情绪则源于个体的某种需求得不到适当满足，是一种伴随着不愉悦的主观体验的情绪，包括愤怒、厌恶、悲伤、害怕、后悔等〔24〕。

按照以上观点，负性收入冲击必然是一种负性事件，对个体的情绪存在着普遍的负面影响。以失业为例。作为负性收入冲击的一种表现，失业不仅影响着个体或家庭的收入，也同样会给个体或家庭的身心健康带来重大的负面影响〔25〕，这些负性影响不断累积则会引起极大的社会问题，阻碍经济发展。研究表明，失业个体的情绪以消极体验居多，部分个体表现出的高度焦虑以及怨愤，引起了不同程度上的心理、精神疾患〔26〕。当失业率上升时，投资者普遍会对未来的经济状况抱有悲观的预期，进而引发其悲观情绪的产生〔13〕。失业率也和在校研究生的压力、抑郁水平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7〕。除失业外，当个体遭受创业失败等较大的负性收入冲击时，引发的负性情绪则更为强烈〔28〕。

而且，一些研究也提供了负性收入冲击引发个体情绪问题的生理依据。Chemin等人发现，由于作物歉收导致的负性收入冲击，可导致当地农民皮质醇水平以及自我报告的压力水平显著升高〔29〕。Arnetz等对354名瑞典蓝领工人失业前后的皮质醇水平进行测量，结果表明失业后被试的皮质醇水平显著升高〔30〕，反映出较高的压力水平。Mendolia以某夕阳产业作为失业的外生变量，采用测量被试皮质醇的方法，发现失业对于家庭成员心理健康具有负面作用〔31〕。

(三)负性情绪与非理性风险决策的相关研究

研究表明，经济损失能够给投资者的预期效用带来负面影响，但这种影响与损失的实际大小无关，而与投资者的情绪紧密相关〔14〕，反应了情绪在个体做出风险决策时起到的重要作用。

上文提到，负性收入冲击必然给个体带来负性情绪。然而关于负性情绪究竟能够导致个体的风险寻求或是风险规避行为这一问题依然存在分歧。相关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两个，分别是情绪渗透模型(Affect Infusion Model)和情绪维持假说(Mood Maintenance Hypothesis)。两种理论在该问题上持有相反的观点，然而均得到了相关研究的佐证。这与前文提到的“负性收入冲击能够导致个体风险承担水平的降低或升高，在风险决策上表现出风险规避或风险寻求的倾向”的现象是一致的。

情绪渗透模型(Affect Infusion Model，AIM)指出情绪会影响个体认知加工的内容和过程〔32〕。人们通常会做出与情绪一致的反应，即在正性情绪状态下个体会做出积极的判断，而在负性情绪状态下则会做出消极的判断〔33〕，这种现象在风险决策中同样存在〔34〕。负性情绪能够给个体带来消极暗示，因此个体在面临不确定性时通常会保持怀疑态度，避免风险，从而表现出较低的风险承担意愿。相反，积极情绪则提供了一种积极的线索，暗示可能存在的积极后果。所以处于积极情绪状态的个体往往对决策后果持乐观态度，表现出更多的风险寻求行为。情绪渗透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体育赛事的结果对投资市场的影响。体育赛事作为一种非经济事件，能够给大众(包括投资者)的情绪带来积极或消极的影响〔35～37〕，进而引发其风险决策的变化。当人们支持的球队赢得比赛时，其情绪状态变得更加积极，进而提高人们对于投资的信心，促使其提高风险承担水平，做出更多投资；而当人们支持的球队表现较差时，则会引发其负性情绪，促使人们做出抛售等风险规避的行为，进而影响股市的整体表现〔38〕。此外，体育赛事也能够通过情绪影响人们购买彩票的意愿。当某地足球队赢得比赛时，公众的积极情绪被引发，促使该地当天彩票的销量大增，并且明显高于该球队输掉比赛时的销量，反应了乐观情绪能够引发个体的风险寻求，而负性情绪则能够引发个体的风险规避〔39〕。

与上述理论不同，情绪维持假说(Mood Maintenance Hypothesis，MMH)将情绪对决策的影响视为目的驱动的过程，即处于积极情绪状态的人们为了最大程度地维持他们当前的情绪状态将避免冒险；而处于负性情绪状态的人们则倾向于冒险，以尝试获得收益，由此产生积极的情绪以改变原有的情绪状态。因此，个体的决策目的是为了维持积极情绪状态或改变消极情绪状态〔40〕。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有不少证据显示，天气能够正向影响个体情绪〔41～43〕。在2003年，有学者将1987年12月至1995年12月的标准普尔500指数期权价格和相同时期的白天的大气可见度(可见度越高，天气越好)联系起来〔44〕，结果显示，好天气往往和投资人不愿承担风险有关，而坏天气和投资人风险寻求有关。其原因可能就是，好天气带来的好心情使得投资人倾向于风险规避。反之，投资人可能企图通过风险寻求来改变坏的心情。而且，由于人类具有明显的“负性偏好”，相比于正性情绪，受负性情绪影响的人做出风险寻求决策的动机更为强烈，这也导致决策的非理性程度越高，导致的结果反而更加不利〔45〕。

(四)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

从上述综述来看，负性收入冲击能够引发个体的负性情绪。然而，关于负性情绪具体能够提高或降低个体的风险承担水平这一问题仍存在争议。因此，本研究将验证由负性收入冲击所引发的负性情绪具体能够降低或是提高个体的风险承担水平，从而导致非理性风险决策的产生。

情绪调节能够对个体决策以及其他认知过程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46～47〕。李夏发现愉悦情绪和愤怒情绪能够影响风险决策的结果，并提出如果能够对情绪加以管理和控制，或许能够指导人们的决策过程，使得决策结果更加理性〔48〕。然而，目前多数研究集中于探究负性情绪能够对个体风险决策产生何种影响，鲜有研究从情绪调节入手，探究如何通过对负性收入冲击引发的负性情绪进行有效调节，减少非理性风险决策行为。本研究运用实验法采用注意分散作为情绪调节方式，探究个体在遭受负性收入冲击后，通过注意分散调节，其风险承担水平是否能够恢复到正常状态，从而促使个体做出更加理性的风险决策。在实验范式上，本研究设置一组被试，在遭受负性收入冲击后给予此组被试一段静默时间(与注意分散任务时长相同，作为注意分散组的对照)，意在探究个体在遭受负性收入冲击后，若不经过任何来自外部的情绪调节，其情绪状态和风险决策方面是否有所变化。

基于上述研究问题，结合前文的理论及实证研究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负性收入冲击能够引发个体的负性情绪，在无情绪调节的情况下导致个体风险承担水平的降低；意外收获能够引发个体的正性情绪，在无情绪调节的情况下导致个体风险承担水平的升高。

假设2：遭受负性收入冲击的被试在经过注意分散调节后，情绪得到恢复，其风险承担水平趋近于正常状态。

假设3：遭受负性收入冲击的被试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静默后，情绪及风险承担水平没有变化，与遭受负性收入冲击且无情绪调节的被试无显著差异。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选取

根据Baucells和Rata的研究〔49〕，在校学生和在职人员的风险行为没有显著差异，为本实验的取样方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本实验随机从西南交通大学招募被试共201名，其中女生113名，男生88名，被试在过去三个月无生理或心理异常，无财务危机。被试的年龄范围为18～33周岁，平均年龄为23.98周岁(SD=2.244)。为减少外生因素对于实验结果的影响，在保证样本量的同时，招募地点涵盖西南交通大学的九里、犀浦等校区，在教学楼、图书馆等场所向学生简单介绍本研究的相关信息并询问是否愿意参与实验，获得被试同意后邀请被试在实验室进行实验。

(二)实验设计

实验以一对一的形式在实验室内完成，实验室环境整洁、舒适。被试坐在电脑桌前，平视电脑，在电脑上独立操作。实验程序利用E-prime2.0软件编写。

实验设计5组被试，分别为Gain组(意外收获组)、NIS组(Negative Income Shock/负性收入冲击组)、NISD组(Negative Income Shock Distraction/负性收入冲击——注意分散组)，NIS-15s组(Negative Income Shock-15s Silence/负性收入冲击——15s静默组)以及NN组(No Shock-No Regulation/无收入冲击——无情绪调节组)。5组的区别在于被试是否受到负性收入冲击以及是否采用情绪调节方式对负面情绪进行调节。值得一提的是，本实验对于NN组被试的设置是对于以往实验范式的补充完善：以往研究往往采用给予所有被试基础奖励后，通过给部分被试施加负性收入冲击将被试分为“富有组”和“贫穷组”，而这种基础奖励实际上是一种意外收获〔50～51〕。本实验中NN组被试没有基础奖励，同时不经受任何收入冲击(正性或负性)，从而模拟正常状态下人们的风险决策行为，使各组间对比更具有说服力。这是本研究在实验范式上的另一个创新。

实验开始前，工作人员向每位被试介绍相关信息，包括如何操作系统、数据用途等。此外，为增加本次实验的逼真效果，工作人员在实验开始之前会告知除控制组外(控制组被试没有基础奖励，没有负性收入冲击)的被试，他们在实验结束时持有的R币金额将会被兑换成一定金额的人民币发放。被试表示理解后实验开始。各组的实验流程如下：

NN组被试首先利用类似李克特十级量表(the 10-point like-Likert scale)对其情绪状态进行打分，0代表极坏，9代表极好。打分完毕进入风险偏好测试环节。此环节中，被试的屏幕上会显示一个开放式问题〔14〕：“游戏开始！设想你现在在一个房间里，在你面前有两扇门，1扇门背后有10000元，另一扇门背后没有钱。同时在你的背后还有一扇小门，如果选择从这个小门出去，你会得到一小笔钱(大于0小于等于9000元)，但这也意味着你没有机会拿到那10000元钱了。那么，至少给你多少钱，你愿意从身后的小门走出去呢？填写金额大于0小于等于9000，且为100的倍数”。其意义在于：了解在上述情况下，被试愿意至少获取多少收益退出此次赌博。金额越低表明被试的风险承担水平越低，越高表明被试的风险承担水平越高。

其余四组，被试在游戏初会获得1000R币的基础奖励。之后，Gain组被试的实验步骤与NN组被试完全相同，直到结束。其余三组被试，在获得基础奖励后需完成一个赌博游戏。此时屏幕上会出现三张卡片，并且被试被告知，其中一张卡片可使1000R币的基础奖励变为2000R币，其中一张使其变为0，其中一张使其保持不变，请被试在此三张卡片中选取一张。实际上，无论被试选择的是哪张卡片，此环节中，三组被试的基础奖励都将变为零，即负性收入冲击。

赌博游戏结束后，三组的实验步骤出现不同。对于NISD组，被试需做15s的简单数学题以分散注意力〔52～53〕，从而帮助其由负性收入冲击引发的负性情绪中恢复；对于NIS-15s组，被试被要求盯着屏幕上的加号15s，作为NISD组的参照。NN组无15s任务。之后，三组被试须填写前文提到的类似李克特十级量表(the 10-point like-Likert scale)以及测量风险偏好的开放式问题(实验流程，见图1)。

图1 实验流程图

游戏结束后，被试凭借剩余的R币数量以500(R币)∶1(人民币)的汇率兑换人民币，其余被试会得到工作人员准备的小礼物一份。

本研究采用的实验调查方法具有如下优势：一是通过对实验环境进行较为严格的控制，保证被试在安静的环境下独立完成实验，能够有效排除外在环境因素对于被试情绪、风险决策带来的干扰；二是通过给予各组不同的任务设置，可以清晰地展现出各组被试在不同情境下的情绪及风险决策特点，对照性鲜明；三是可操作性强，被试遵从电脑指示即可完成，不需耗费过多时间或占用过多心理资源，这也保证了实验结果的有效性。例如实验设计中的开放式问题，可以快速地测量被试在当前情绪状态下的风险承担水平，避免过多的问题使其丧失回答的信心或热情，也不会对被试当下的情绪状态产生过多的影响。

三、结果

本次实验共设置5组被试，各组被试特征情况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1所示。实验数据分析使用SPSS 19.0软件完成。

表1 各组被试特征情况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一)各组被试的情绪测量结果

对于各组被试的情绪测量结果采用了单因素方差分析和事后分析的统计方法，比较各组被试情绪水平的差异，并验证本文采用的注意分散的情绪调节方式是否有效调节被试的负性情绪。

单因素方差分析以组别为自变量，被试情绪水平为因变量。结果表明，各组情绪水平的主效应显著，F(4，191)=11.82，p<0.001；且无性别差异，F(1，191)=0.04，p=0.846。NN组被试的情绪均值为6.03分(SD=1.99)；Gain组被试情绪均值最高，为6.98分(SD=1.23)；NIS组被试情绪均值最低，为4.41分(SD=1.91)；NISD组被试情绪均值为6.30分(SD=1.86)；NIS-15s组被试情绪均值为M=6.13分(SD=1.67)

事后分析表明，Gain组的情绪水平显著高于NN组(p=0.012<0.05)，且显著高于NIS组(p<0.001)，说明当个体获得意外收入时会更加高兴。NN组被试的情绪水平显著高于NIS组(p=<0.001)，表明负性收入冲击引发被试的负性情绪，导致其情绪水平低于正常状态下或获得意外收入的被试。

NISD组及NIS-15s组被试的情绪水平显著高于NIS组(NISD组：p=<0.001；NIS-15s组：p=<0.001)，表明被试在15s的注意分散或静默后，情绪出现恢复。NISD组的情绪水平略高于NIS-15s组，但无显著性差异，p=0.715；NN组与NISD组无显著性差异，p=0.420，说明实验中采用的注意分散调节方式对于恢复被试的情绪状态是有效的；NN组与NIS-15s组无显著性差异，p=0.609(见图2)。

图2 各组情绪比较

由于NISD组被试通过回答简单数学题的方式分散注意力，因此本文使用双变量相关分析验证被试回答数学问题的正确率是否与其情绪水平相关，进而验证本文的情绪调节方式是否有效。经测量，被试回答数学问题的正确率与其情绪水平无关〔r(40)=0.049，p=0.766>0.05〕，说明无论NISD组被试在此期间答对或答错了多少题，他们的情绪都得到了恢复。这证明了本实验中采用请被试完成15s简单数学题的注意分散调节方式是有效的。

(二)各组被试的风险承担水平测量结果

对于各组被试的风险承担水平结果采用了单因素方差分析和事后分析的统计方法，比较各组被试风险承担水平的差异，并验证注意分散是否能够对于经受负性收入冲击的被试的风险决策产生影响。

单因素方差分析以组别为自变量，被试风险承担水平为因变量。各组风险承担水平的主效应显著F(4，191)=8.63，p=0.000<0.001；且无性别差异，F(1，191)=0.123，p=0.726。NN组被试的风险承担水平均值为5152.5(SD=1524.67)；Gain组风险承担水平均值为6030(SD=1686.63)；NIS组风险承担水平均值最低，为4000(SD=1915.86)；NISD组风险承担水平均值为4492.5(SD=1827.76)；NIS-15s组风险承担水平均值为6087.5(SD=2061.76)。

事后分析表明，NN组被试的风险承担水平显著高于NIS组，p=0.015<0.05，且显著低于Gain组，p=0.034<0.05。Gain组被试的风险承担水平显著高于NIS组，p<0.001。NISD组被试的风险承担水平显著高于NIS组，p=0.023<0.05；显著低于NIS-15s组，p=0.007<0.01，且与NN组无显著差异，p=0.772。NIS-15s组的风险承担水平显著高于NN组，p=0.024<0.05，且显著高于NISD组，p=0.007<0.01，但与Gain组无明显差异p=0.893(见图3)。

图3 各组风险承担水平比较

(三)情绪与风险承担水平的相关分析

在执行情绪和风险承担水平的双变量相关分析过程中，以Pearson系数进行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个体情绪和风险承担水平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201)=0.233，p=0.001〕，这说明被试的情绪越好，其表现的风险承担水平越高。

上述实验结果表明，情绪与风险承担水平呈正相关关系。被试在受到负性收入冲击后，情绪水平下降，在无情绪调节的情况下风险承担水平降低；意外收获能够提高被试的情绪水平，在无情绪调节的情况下风险承担水平升高。假设1得以证实。

遭受负性收入冲击的被试在经过注意分散调节后，情绪得到恢复，其风险承担水平趋近于正常状态。假设2得以证实。

遭受负性收入冲击的被试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静默后，情绪得以恢复，且风险承担水平大幅升高。假设3不成立。

四、讨论

本研究证实了负性收入冲击会引发个体的负性情绪，进而降低其风险承担意愿；而意外收获能够引发个体的正性情绪，进而提高其风险承担意愿。这可能是由于负性情绪能够使个体的注意偏移到负面线索上：遭受负性收入冲击的个体由于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可能出现的损失上，导致其倾向选择即时且安全的收益，这可能是个体降低风险承担意愿的一种内在机制〔20〕。

此外，上述现象的产生也可能受到个体心理账户的影响。Thaler与Johnson提出，在前期收益的情境中，个体在做出风险决策时倾向于把潜在的损失整合到前期收益中去，这样一来，人们心理账户中的损失就相对减少，因而更加愿意接受赌博，变得风险寻求；而在前期损失的情境中，潜在的损失则无从抵消，心理账户中的损失增加，导致人们在后续的风险决策中变得更加风险规避〔12〕。

本研究揭示了注意分散不仅可有效调节个体因负性收入冲击诱发的负面情绪，使情绪状态恢复正常水平，同时可帮助个体在之后的风险决策中有效规避负面情绪的影响，恢复正常状态，更加趋于理性。注意分散能够使遭受负性收入冲击的个体恢复风险承担水平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注意分散能够通过减弱情绪反应的大小以减轻情绪对个体风险决策的影响。情绪反应指个体在处于诸如悲伤、喜悦、愤怒、后悔等特定情绪状态时表现出的反应，常常伴随着一系列生理变化，能够引发个体在行为或决策上的偏差，例如思考力和判断力的下降、做出冲动决策等等，因此在实验中得到意外收获或者遭受负性收入冲击的被试做出的风险决策的非理性特点较强。此外，注意分散能够缓解个体生理和心理上的紧张以及焦虑，从而降低个体在决策中可能出现的非正常的应激反应〔52,54〕，因此在经过注意分散调节后，个体的负性情绪状态得到改善，表现在实验中即被试的情绪水平得以恢复接近至正常水平，并且由于负性情绪引发的一系列情绪反应也同时减轻，这就降低了个体做出极端的风险决策的可能性，因此在随后的风险决策中表现得更加正常。

其次，注意分散通过同时执行两种认知任务以进行注意资源竞争，从而成功地转移个体的注意焦点，改变心理资源的投放。前景理论指出，人们对损失和获得的敏感程度是不同的，损失的痛苦要远大于获得的快乐，因此在遭受损失时，人们通常会更多地将注意焦点放在已有的损失上，诱发认知上的偏差，从而引发非理性的经济决策〔3〕。实验中注意分散任务能够成功地将个体的关注点由遭受损失转移到当前的算数任务上，进而降低个体对于先前遭受负性收入冲击的敏感程度。因此，在进行注意分散调节后，个体在进行风险任务时的注意点更多地集中于任务本身而非先前的损失，所以在风险任务中表现出更多的理性。

最后，注意分散能够有效减少个体对于情绪诱发事件(The emotion-triggering event，ETE)的记忆，并且在ETE持续发展的不同时间段均有效〔47,55〕。在本研究中，当被试进行注意分散任务时，其关于ETE(在第一个赌博任务中输掉1000R币)的记忆减少，这是由于解答数学题占据了被试的工作记忆，因此被试从输钱引发的负性情绪状态中恢复，这使得被试在风险承担任务中，注意力更多集中在客观的任务本身，而非盲目地风险寻求或风险规避以补偿之前的损失。因此从实验结果中可以看出，接受注意分散调节的被试，其风险承担水平趋近于正常状态。

实验中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遭受负性收入冲击后进行15s静默的被试情绪同样得到恢复。然而，不同于注意分散调节的被试，静默组的被试风险承担水平大幅升高，甚至接近于意外收获组被试的风险承担水平。对于情绪的恢复，有研究表明，个体的情绪调节有时会在无意识状态下进行〔56〕，当负性情绪被引发时，个体会自发地进行调节以减少不愉悦的体验，而心理资源的大量消耗可能会提高个体做出高风险决策的可能性〔57〕。

此外，静默组被试风险承担水平的升高可能基于以下几点原因：原因之一是个体关于损失的记忆可能增强。由于15s的静默几乎没有占用被试的工作记忆，被试关于先前遭受1000R币损失的记忆不仅没有削弱，甚至会由于在静默过程中被试可能反复回想之前的ETE(损失)而加强，因此被试在风险任务中无视潜在的风险而做出更加冒险的决策以补偿先前的损失。其次，不同于注意分散，静默不会改变个体的注意焦点〔58〕：静默组的被试不会将注意焦点从1000R币的损失转移，甚至会反复回想先前发生损失的情境〔59〕，因此在风险任务中，被试会通过冒险获取更多的收入以弥补损失。

五、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运用实验法，验证负性收入冲击、负性情绪以及个体风险决策的关系；同时探究注意分散对负性收入冲击下个体风险决策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负性收入冲击能够引发个体的负性情绪，受到负性情绪的影响，个体在做出即时的风险决策时表现出较强的风险规避倾向；而意外收获能够引发个体的积极情绪，由此个体在做出即时的风险决策时表现出较强的风险寻求倾向。这与Forgas等人提出的情绪渗透模型理论相一致，也佐证了部分前人研究的结果。

第二，注意分散能够有效地调节个体由负性收入冲击造成的负性情绪，并帮助个体的情绪水平恢复到正常状态；此外，注意分散能够有效地干预个体的风险决策，降低个体由于负性情绪造成的非理性风险决策的几率，使个体在面临风险时保持更加客观、正常的决策状态。

第三，当个体遭受负性收入冲击时，一段时间的静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个体恢复情绪，但是这种方式可能诱发个体做出更为极端的风险决策，例如在决策中表现出较强的风险寻求倾向。

本文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负性收入冲击常常伴随着负性情绪，诱发个体做出非理性的风险决策，对个体、家庭的经济状况、健康状况以及幸福感带来极大的不良影响。在负性收入冲击发生时，人们往往过分强调负性收入冲击在物质层面上带来的不利影响，而忽视了情绪的作用，这是片面的。现实生活中，很多研究者和决策者侧重通过发放补贴等物质手段减轻诸如失业等负性收入冲击给个体、家庭带来的负面影响；本文则从新的视角给出合理化建议，即在负性收入冲击下，关注人们的情绪变化，运用情绪调节手段帮助其恢复健康的心理状态至关重要。尤其对于贫困人士，由于其对于负性收入冲击较为敏感，情绪易受影响，导致做出不理性的风险决策的可能性较高，而不理性的风险决策给处于贫困的个人、家庭带来的负面影响尤其重大：过于风险规避促使个体或家庭过分追求近期收益而忽略教育、健康等长期投资，从而难以脱离贫困状态；而过于风险寻求则是赌徒心理的表现，这可能导致更大的负性收入冲击，给处于贫困中的个体或家庭带来灾难性的打击。由此可见，帮助负性收入冲击下个体、家庭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有利于促进个体、家庭做出更加理性的经济决策，有利于帮助贫困人士走出“贫穷怪圈”。

对于负性收入冲击、情绪以及风险决策三者间的内在作用机制还缺乏更加深入的研究，这是本文存在的不足之处，也是当前同类研究中少有的研究课题之一。未来研究者可对情绪变量在负性收入冲击和非理性风险决策之间存在的具体效应进行探究，也可采取ERP、fMRI等研究方式对该课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补充相关领域的理论、实践空白。

注释：

①传统的微观经济学对于理性的定义是基于期望效用理论给出的：(1)人们采取行动的目的是使他们的效用最大化；(2)存在一个偏好顺序以使人们选择效用最大的选项。理性决策者的行为要符合一系列的规则，包括有序性、占优性、相消性、可传递性、连续性和恒定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