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建元改制”的风波

黄朴民

汉景帝后元三年（前 141 年）正月甲子日，汉景帝驾崩。当日，时年仅 16 岁的太子刘彻即位登基，是为汉武帝。庄春波教授在其《汉武帝评传》中有云：“刘彻的精神素质继承了曾祖刘邦的大度，祖父刘恒的沉潜，父亲刘启的果决”，同时“也秉承了母系工于心计的特点。”诚哉斯言。不过，如果要更精确地描述汉武帝的性格特征，其实只需要用两个字就可以了，即汲黯所说的“多欲”。

我们在这里暂且撇开汉武帝一生功过不说，他那种“内多欲”、不安现状、热衷折腾的性格特征，也很容易在施政治国过程中患急躁冒进、好大喜功、眼高手低的毛病，他即位伊始所发动的轰轰烈烈“建元改制”最终落得个虎头蛇尾、无疾而终的下场，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

“文景之治”是汉代历史上最美好的阶段，“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基本国策，使大汉皇朝在秦末农民暴动与楚汉战争的废墟上迅速地恢复经济、安定民生、和谐政治、走向强盛。不过，太阳底下有阴影，辉煌背后有危机，“文景之治”的无为放任，也导致了地方势力离心力增强，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管治效率不够彰显，国防政策消极保守。

因此，汉武帝即位后，的确面临着所谓的“更化”改革问题，使通过“文景之治”业已形成的经济上的积富之势，卓有成效地转化为政治上、军事上的积强之态。然而，何时实施改革，怎么推动改革，需要有最大的政治智慧与杰出的领导艺术。从这个意义上，重新认识汉武帝的“建元改制”，我们不能不指出：汉武帝在这场举世瞩目的改革中，不免是过于冒失、仓促行事了。

自西汉皇朝建立以来，当时统治者始终奉行的统治理论与原则，是“无为而无不为”的黄老君主南面之术，致力于因循“虚静”，与民休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景帝到武帝初即位时，朝廷中拥有老资格和特殊权威的政治老人窦太后，是“黄老之学”的忠诚崇拜者与倡导者。汉武帝在统治思想的关注与抉择上，则与其祖母窦太后迥异其趣。在他看来，无论是进取还是守成，儒家学说是远胜于“黄老之道”的。

汉武帝是行动派，想清楚后就着手部署落实。需要指出的是：在尊崇儒学的过程中，他是形式与内容相并重的，既有更多的体现形式特点的礼制构建，更有实质性的统治理论基础的再次抉择。一时间，儒学呼之欲出，儒生跃跃欲试。政治文化气氛悄悄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当时，刘彻的左膀右臂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都属于典型的机会主义者，他们对儒学并无造诣，对儒生也没有特殊的感情，但是，当看到汉武帝如此热衷儒家的这一套东西，他们就迅速明确姿态，调整立场，跟风而上了。由于他们握有荐人用人的权力，于是就把一些儒生拔擢到相当高的官位上，为重振儒学创造条件，打下基础。当然，他们这么做是与汉武帝的内心愿望相吻合的，这样，才能够速见成效：“而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赵绾、王臧等人骤至高位，在田蚡等人的鼓动、支持下，上奏请立“明堂”以彰显天子权威，筹备“封禅”大典以神化绝对皇权。

不过，设“明堂”也好，行“封禅”也罢，都是有相当难度的“技术活”，提倡容易，落实困难，折腾半天，似乎成效并不显著，汉武帝见状，多少有些不耐烦了，流露出失望的情绪。赵绾、王臧之流眼见情况不妙，就只好祭出最后一张好牌，请出自己的老师申公培前来帮忙，助自己摆脱困境。于是，他们很可能在汉武帝情绪尚好的间隙，将申公培郑重地向汉武帝作了推荐。汉武帝“急病乱投医”，很快地采纳了他们的建议。

申公这人可不简单，尽管长期僻居乡下，边缘政治，可心里对朝廷政治的动态却是细致入微、了如指掌。从他内心的真实意愿说，他对儒学的重振是乐观其成的，也希望汉武帝所倡导的“建元改制”能顺利成功。但他同时又是非常清醒的现实主义者，知道光有善良的愿望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要看时机是否成熟，如果急于求成，往往会适得其反。受这种想法的主宰，申公培到了京师长安后，入住高端的“五星级”的酒店，过着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悠闲生活，可就是保持令人匪夷所思的缄默。

汉武帝是一个耐不住性子的人。他可不愿投入这么大的成本而请来一座只会吃饭、不会说话的尊神。于是，他一再向申公请教治国安邦之道，希望申公能为大汉王朝统治指导思想转型提供足以服众的建议。在汉武帝这样非常诚恳的态度面前，申公也只能打破沉默，开口说话了。但他的话依旧是十分简洁，简洁到几乎吝啬的程度，即只有简简单单的两句：“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

这里，表面上是申公学风质而少文的体现，实际上，情况并不这么简单。应该说，申公对汉武帝崇圣尚儒的内心渴望是洞若观火的，对汉武帝不计成本将他从千里迢迢之外迎到京师的动机也是心照不宣的。在申公看来，汉武帝的志向可以理解，汉武帝的魄力值得敬佩，但汉武帝急于求成的做法则是错误的。这种错误，归根到底，是朝廷内外的政治空气依然凝重，推行“新政”的战略时机还不成熟。

而申公之所以认为汉武帝在当时推行“新政”属于战略时机不成熟，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因为汉武帝的祖母大人——窦太后还健在，不但健在，而且还拥有特殊的权力与影响，还喜欢干预朝廷的政治，给前台的皇帝下指导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不加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全面推崇儒学，那么，一定会彻底惹恼窦太后，招致不测之祸。

不过，此刻头脑已经发热的汉武帝是无法理解申公老先生的良苦用心的。他正沉浸于改制的初步成功的狂喜之中，根本听不出申公话中的弦外之音，也不会去考究谜面背后的谜底。老师帮不上忙（或者说是不肯帮忙），汉武帝只好回过头来找老师的学生来抬轿，于是，他更加信任赵绾、王臧等人，倚重为自己的左膀右臂。

他们既然蒙承圣上的恩典，也就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写下政治上的最大败笔、酿成生命中的致命苦酒。这就是他们居然在历史上第一个公开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然，在推动此事过程中，王臧 、赵绾等人还是对窦太后的威权有所忌惮的。所以，他们不敢公开地将罢黜“黄老之言”列入任务的清单之中，而只是将法家、纵横家的学说作为直接打击的对象，当然，这也是一种投石问路、旁敲侧击。想观察窦太后本人对此的反应之后再相应地推进改革。

可是，他们也太低估窦太后的政治智商和政治魄力了。在窦太后看来，赵绾、王臧之辈的真实意图，是企图用儒学来替代“黄老之学”，从而实现国家统治指导思想的“鸠占鹊巢”“桃代李僵”。这根本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而是关系到国本动摇的政治和平演变问题，居心叵测、莫此为甚！作为“黄老之学”的坚定信奉者，作为西汉王朝当时实际上的最高权威者，窦太后是绝对不能容忍这种可恶的政治挑衅行为的。

窦太后的雷霆之怒，很快就落到了趙绾等人的头上，“窦太后大怒。乃罢逐赵绾、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在窦太后的绝对权威面前，作为赵绾、王臧等人后台的汉武帝也抗不住了，不得不忍痛割爱，丢卒保车：“上因废明堂事，尽下赵绾、王臧吏。”

赵绾、王臧入狱后，知道窦太后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穷追猛打，弄个水落石出。为了保住汉武帝，赵绾、王臧只能有一个选择，就是自我了断，使事情到自己身上终结。于是，他们最终做出了平生唯一一件最正确的决定，“皆自杀”。

至此，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政治大较量中，窦太后终于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汉武帝以儒学取代“黄老之学”成为封建帝国统治指导思想的第一次尝试以失败告终，轰轰烈烈的“建元新政”至此偃旗息鼓、灰飞烟灭。

建元六年（前 135 年），身历四朝的政治老人太皇太后窦氏终于抗衡不了自然规律的作用而寿终正寝了。这时，汉武帝的政治“禁锢期”遂告终结，他终于拥有了全权，可以乾纲独断、随心所欲了。这样，儒学统治地位的确立之时机才完全成熟了。汉武帝于是乎堂而皇之地征召“贤良文学”们询问治国安邦之策略，并郑重其事地公开宣布：“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朕将亲览也。”

在这样的热忱鼓励下，“一代儒宗”董仲舒走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心，正式呈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建言，并为汉武帝所欣然采纳，西汉王朝的统治指导思想遂有了彻底的改变，整个中国的历史文化进程从此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摘自《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