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天气

国生

那医生是一个远亲的远亲，爸爸让我叫他涂叔叔。我没叫出口。“涂主任。”我说。我们在电话里确定了时间，下个星期二。妈妈问我，那是几号？我说了一个日期。妈妈算了算，说，噢，初六啊。

妈妈给大姑打电话，知会她，终于讲通了。让她放心。妈妈还说，到合肥去，肯定得麻烦她。大姑骂妈妈假客气。事实上，妈妈要麻烦的是我那位当官的大表哥。大姑父肝癌去世后，表哥把大姑接去合肥同住。她老了，不能一个人待在老家，那样对双方都不好。住在景区里也不行。

“姐，你说不会有事吧？”妈妈担忧地说。

“能有什么事？！”

妈妈从没喜欢过大姑长姐如母的口气。她以前说，有钱人的腰板怎么那么硬？

现在，她恭恭敬敬地听着大姑给她上肝病课，殷勤地答应了大姑额外的吩咐。

“你们来的时候，帮我带点东西。”

她的钥匙在我家，妈妈从保险箱里翻出来，让我收好。我家竟然有个保险箱。

我们没有立刻出发。第二天没有，第三天也没有。第四天，妈妈指派弟弟去拿。

“你开个车，还不快么？”妈妈说。

“我今天有事啊。”弟弟说。他的哥们儿在邻镇给他搞了一个小聚会。而我不会开车。

出发去合肥的前一天，星期一，妈妈忙完服装店冬装上架的事情，爸爸给他雇来做铝合金门窗的小工交代了之后两星期的工作。午饭后，妈妈说，我们一起去，反正下午都没事。

我怎么没事？带回来的书还没看完。但我不能这么说。我跟回老家，是带爸爸去做手术，不是度假看书。

好吧，我想。

况且，明天就要走了。离开这个只能买到速溶咖啡（雀巢二合一，还不是黑咖啡）的小镇，离开我的大别山老家。

况且，一夜大风后，窗外的天空一丝云也没有。上海可看不到这样的蓝天。

下午三四点，我们终于坐上车。一条公路剖开小镇，笔直地变窄延伸，让你错以为，它通向小镇尽头那座笨重的大别山主峰。镇上的河从那儿来，构成了小镇的轴对称。我们不必过河，也不会抵达主峰的山脚。出了镇子，我们转了一个弯，开进坡度和缓的山路。这是秋天，山体染上了红褐色，我仔细地看了看，主要是因为枫树和水杉。

我的位置很窄，是后推的副驾驶座挤占了空间。妈妈坐在那儿，穿着一件棕色的薄大衣，一边衣摆耷在椅侧，印着一头展翅欲飞的大鸟。她松开红围巾，回头看了看我们，我和弟弟。她说：“热死了。”

“谁把暖风开了？”弟弟说。

“你爸怕冷。”妈妈说。她的笑容让我觉得，这是个只有他们两人明白的笑话。但爸爸没笑。“老侉子保暖内衣都穿上了。”

我侧着身，坐在妈妈的座椅后面，在后视镜里瞥见了爸爸的眼睛。

“坐得下吗？”妈妈问。她往前欠身，想够调整座位的机关。

“坐得下，坐得下。”我说。

“在边上。”爸爸说。

“啥？”

“在你那边上啊。”爸爸摇摇头，“调一百遍也找不到，真是比牛还要蠢。”

“我要是真蠢，能给你生这两个大儿？”

她又转过来冲我们笑，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她的自夸，更因为这笑话中含有的性意味。她的儿子们已经长大。

“要去拿什么？我后备箱里有东西。”爸爸的话打断了她的笑容，也避免了我们回应。

“一袋窖着的红薯。还有一袋什么衣服。”妈妈说，“合肥少衣服卖啊？”

没人说话。我们现在沿着河边的公路开车，路在半山腰上，真正的河边长着树，我能看见树冠。我和树冠间隔着弟弟的脸。他双手伸直，握住前方座椅的两侧，从挡风玻璃里向前看去。

“这儿风景是好啊。我多少年前就说可以来这儿开农家乐，你们不相信，现在被别人弄去了吧。”

“你十六岁就去开农家乐啊？”妈妈说。

“先开着，等我长大。”弟弟说，“占着茅坑不拉屎不好吗？”

“小狗日的。”妈妈笑骂。那束阳光从她脸上一闪而过时，她“哎呀”一声。“一家人，快乐幸福最重要。”

“快乐幸福你还骂我？”弟弟说。

爸爸握着方向盘，凝视着前方。

“你说对不对？老侉子？”妈妈用胳膊肘戳了戳爸爸。

“在开车，别碰我。”爸爸说。但他的兴致似乎高昂了起来。“我们山里比城市里好吧？”

是对我说的。

“幸福啊。”妈妈说，“你爸身体好了，我们就更幸福。”

我没有真的感到幸福。但从他们的反应中，我感到了一种幸福。这令我愉快。我到了这样一个年龄——刚刚领悟了这种获得幸福的方式。不过，你要说我很年轻也可以。

那块岩石出现了，从公路上方的山体里伸出来。上面刻了字。黄柏山风景度假村。

爸爸又说起那个让人发笑的巧合。这地方叫黄柏山，景区老板也叫黄柏山。黄柏山的祖上是黄柏山人。他嘿嘿地笑着，打了右转弯，拐进一条小道，先上坡几十米，再一百米下坡。大姑家在一个大坑旁边，以前那儿是一片低矮的梯田。

房子有着弧形的阳台、三角形的房顶，二楼左端的落地窗户，说明它肯定经过某个设计师之手。车停在院外，院子里铺着干燥的防腐地板，有一圈空荡荡的花圃。进了那扇显然是爸爸做的铝合金大门，一组巨大的深蓝色皮沙发迎上我们。我走到里面，转过身，阳光将门的线条打落到地面，乳白色的地砖上升起明亮的光斑，随着我的步伐悄咪咪地晃动。

我们四个人在大厅里沉默了几秒——我和弟弟站在大厅纵向的两侧;妈妈仿佛很累，直奔沙发坐下;爸爸在门口，研究他的金属门老化的程度。

“她说衣裳在卧室。”妈妈说着，站起来，走进沙发右边的一条过道，“陈详，你过来。”

那是弟弟。

大厅左边有一扇小门。我推开，毫无准备地撞上了一些回忆。我在流经房子的水沟里玩过泥巴，坐在石阶上看过表哥的连环画。石阶上面，是更高一进的砖房，尿尿的桶放在屋檐下的雞笼边。在外打工的父母决定把他们的大儿子带出大山前，我在两边的亲戚家周转着过了几年。

“你大姑父只让拆一半。”爸爸在我身后说。我没听到他的脚步声。

他告诉我，大姑父是我们这儿第一个做药材生意的人，赚了钱，盖起县里第一座砖房。

“怎么可能？”我装出惊讶的样子。事实上，我确实有些惊讶。“那不是有三四十年了？”

“房子盖得牢，经住了风吹雨打。”爸爸说。

水沟里放着一块石头，顶部微微往下凹。我踏上它，走到对面。石阶两边长着几根半人高的蒿草，我伸手摸了摸，叶子毛茸茸的。

“他为什么不让拆？”我问。

“因为新房子不是他盖的。”爸爸说。他的声音忽然变得狡黠又天真，“你要是给我盖房子，想拆什么就拆什么。”

“真的吗？”我的喉咙收紧了，“那你的祠堂怎么办？你天地君亲师的牌位怎么办？”

“到你们这一代，这些都不重要了。”爸爸说。

“是啊，时代总是在发展。”我带上点儿打趣的尾音。

我上了台阶，仔细地观察着坑坑洼洼的墙面、砖砌的檐柱。我记得我住的是右端的表哥的旧房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门锁着，那是一把小小的刷了红漆的铜锁。但我还是试着推了推。

“走，我们到外面去看看。看看我们的黄柏山景区。”爸爸说。

我没有理由说不。而且我刚好也想到了这一点。我们从小门出去，穿过大厅和院子，走上外面的水泥路。爸爸停住脚步，面朝阳光，伸了个懒腰。他打着哈欠，听上去像是一声叹息，松弛又满足。

“瞌睡来了？”我说，“去车里睡一下。”

“没有哇。”爸爸含糊地说，“你晓得这个大坑是干吗的？”

“不知道。”但我大概能猜到。我们沿着公路，往右手边走，与来的方向相反。刚才下坡的拐点，岔出一条小路，通往大坑的另一边。我扭着头，认真地看着坑，联想到一个巨大的干枯的湖泊。关于尺寸的感受，来自对面山体的遥远。我曾跟着表哥，沿着迷宫般的田埂往那个方向走。我们要走上无数个“之”字、“弓”字、“己”字，才能到一条河边。他是怎么记住准确路线的呢？我从来没有问出口。直到有一天，他告诉了我一句和路线有关的口诀。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放了两三年了，今年要动工。”爸爸说。

“边上怎么还有这么多房子？”我问。我指的不仅仅是大姑家，还有大坑斜对面一排竖着放的火柴盒般的楼房。

“那不是挺好的吗？度假村玩够了，出来看看当地人家。”爸爸说，“你应该常回来。写作就是写家乡的风土人情。”

“那我写写你给村支书行贿的事情？”

“那不是的。那叫礼尚往来，互帮互助。”

我们都笑了，气氛很愉快。然后爸爸问我，记不记得枣林村的刘支书？

“他是黄柏山的表连襟，今天早上给我打电话，说黄柏山回来了，让我去见见。”

“见他干吗？”

“你晓得有多少窗户要做吗？这个度假村投资几千万上亿啊。”

“决定让你做？”

“所以说先见见。”爸爸叹了一口气，“其实我明天真走不了。”他又补充说：“我哪儿走得了呢？”

“钱是小事，这你肯定明白。医生都联系好了。医院不是我们家开的。”

我还想说，如果投资真那么大，会找你一个乡镇里的小作坊？

爸爸不说话，双手别在背后朝前走。他不想争辩时，就会这么走，把头朝别的方向扭。但这个姿势有利于椎骨的健康。我在上海看过一次颈椎，医生告诉我。那是个有良心的好医生，没给我开药，还从办公桌后站起来，把这个姿势示范给我看。

“我记得那边有条河，是吧？”我试着转移话题。

“你怎么晓得？榆树溪。”爸爸说，“以前从你奶家到你大姑家，要过那条河。”

这与我知道的路线不太一样。我的路线，以小镇为原点，连接着两个方向的盘山公路。

“那时候没有大路。看到那座山了吗？”爸爸指着山后面的灰色的山，“我们家就住在那上边，得从小路走过来，到了这里，踩石步子过河，但夏天过不了。”

“为什么？”

“水位上来了，石步子不就淹掉了吗？夏天要从那上面绕。”爸爸又指了一个方向。“秋天也危险，因为石步子在夏天长的苔藓还没干掉。一年要来几次，你大姑趁你大姑父不在家，偷偷让我挑粮食回家。那时候人真可怜。”

“那现在呢？”

“现在好了。”

我告诉爸爸，其实我说的是，现在怎么看不见河了？

“哦。改道了。”爸爸说，“从山那边走了。”

“这座山？”

“山后面。”爸爸说，“风水不太好，大水把钱都淌走了。”

“还真有人信这个？”

“你以为一点道理都没有？”

但我不是表示反对，也不想讽刺什么。我很好奇，好奇他们到底是怎么“信”的。我开始说，这只是一个结果。是因为他们知道、或自身有相关的经验？还是总得做点什么，好把荒谬的恐惧打发走？我让我的声音充满困惑，想让爸爸明白，我不再有任何自作聪明的结论。

“所有人都这么说，肯定有道理。”爸爸说。他不明白，但也不在意。

我忽然真的感到困惑。我刚才的困惑真的不再自作聪明了吗？那么，我要怎么解释我的好奇。

“你看到那个医院了吗？”爸爸突然说。

他说的是我们的正前方——如果我们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会上去的某条街道。一座建筑背对着我们，和两边的房子都隔开一段空隙。我快速地数了一下，横着六个，竖着五个。一共三十扇正方形的铝合金窗。房顶的正中央，一组钢架支起一块牌子，红色的十字架。

“这不是挺好的吗？”

“我看不出哪儿好。”

我的视线中多出了一点东西。一扇窗戶被拉开，伸出来一个白花花的脑袋。接着，凭颜色的变化，我知道那人抬起头，朝我们这边眺望。

“好喽。你看。”爸爸朝我走来，展示着那个点亮的屏幕。摁灭又点亮。

“那你技术真不错。”我说，“年轻时修过雨伞就是不一样。考虑再开个手机店吗？”

“他要有工夫，先把家里洗衣机修修好吧。”妈妈踮起脚，亲昵地用胳膊箍住爸爸的脖子，“我麻烦你啦。修好了我请你吃拉面。”

“好了吗？走不走？”弟弟转过身问。“我晚上还有事儿啊。”

“我们到那边去看看。”爸爸说。

“到哪儿去？”弟弟问。

“到对面去。我去看看还有没有窗户做。”爸爸接过我递回的手机，放进了裤子口袋。

“怎么哪儿都有你的生意？”弟弟拖长声调，“都几点了？”

“你能有什么正经事儿？”妈妈说，“走，我们一块儿去。”

爸爸想开车，妈妈拦住了他。

“天气这么好，散散步。”

我们出了门，左转上坡，拐上通往大坑另一边的路。爸爸妈妈走在前面，我和弟弟在后面跟着。我找弟弟要了一支烟，风太大，点了好几次才成功。快到那排房子时（不是医院所在的那条街道），我看见了大三角形已经消失的黄柏山。我突然感到无所谓，我可以等下一个这样的晴天。

这地方和我们的小镇很像。两排房子，夹着一条柏油路。相邻的房子共用一面墙，路面一层装着卷闸门。这种地方，总是只有一半的卷闸门是拉起来的。那些开着的门边，都坐着一个焐严实了晒太阳的老人。他们头顶窗户的形状一模一样。要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这里的房子看着更新。白刷刷的墙面两边展开，一点新旧色差也没有。没有人贴瓷砖，无论是小的白瓷砖还是大的黄瓷砖。我看见两家杂货店——卖的东西稍有不同：一家榨油店，金黄色的油正从机器里流进一个插着漏斗的透明油桶;一家是卖菜的，不光是蔬菜，地上摆着红色的塑料脚盆。我认出了鳊鱼、草鱼和鲫鱼。

“哪儿有窗户给你装啊？”弟弟说。

我们都没理他，漫不经心地往前走。走到街道的一半，弟弟又说：“我饿了。”

“这儿哪有吃的啊？”妈妈反问道，但目光逡巡四周。离我们不远，有家开着的早餐店，门口摆着两个大油漆桶改成的灶台，油锅上搭着放油炸食物的铁丝网。站在里侧的女人看见了我们，露出好客的笑容。她身材很瘦，头发扎在背后，穿着一件脏兮兮的红罩衣，手里握着的长木筷正在锅里不停地搅动。

“来坐啊。”她用确信我们能听见的声音招呼道。

“在忙啊。”妈妈回道。等我们走到跟前，妈妈埋怨道：“他讲他饿了。”

仿佛弟弟的饥饿来得不合时宜。

“是快到吃晚饭的时间了。”女人笑着为弟弟解围，“你看看，有想吃的吗？”

其实只有一种食物。三角形的油炸物一块挨着一块，躺在铁丝网上，排成整齐的两三排。新炸出来的那几枚，正往下滴着油。

“里面还有鸡腿、鸡翅和鸡柳。”女人补充说。

“喔！油果子。”妈妈惊讶地叫道，“多少年没见人炸过了。”

“就是的。现在不很看到人卖了。”女人说。

“你吃吗？”妈妈转头问弟弟，不等他回答，妈妈说，“拿四个。”

“以前人吃得多，剩菜并并，面皮一包，炸了就是一顿饭。”女人从靠墙摆着的桌子上拿了几张油纸。

“你姥娘以前就爱炸这个。不过我们那个生产队穷，这也是过年才能摸到嘴的。”

“你们那时候哪儿来这么多油？”弟弟一针见血地说出了我的疑惑，“我不用那个。”

他指的是油纸。女人用筷子夹起一块油果子，递给弟弟。女人体贴的“当心烫”还没说完，他就昂起头，一下丢进嘴里。从他发出的吸溜吸溜的声音来看，温度确实不低。他夸张地扭动着身子，转过去背对我们，吞下了整个油果子，一个疼字也没叫。

妈妈也自己动手捻起一块，刚尝了一口，就说：“这些全要了。”

“味道怎么样？”女人笑盈盈地将小油纸换成了塑料袋。

“我总记得往年姊妹多，要抢着吃。”妈妈说。

“小时候我家不做这个，还是长大了一个朋友做给我吃的。我看没人卖，就做起来了。卖包子也没啥意思。没想到爱吃的人还挺多。”女人一边往塑料袋里装着油果子一边说。妈妈忙着吃东西不搭话，她又说，“我怎么看你有点面熟？”

“面熟是因为长得太普通。”弟弟嬉笑着插嘴说。

“我家大婆姐嫁在这儿，就在那对面。”妈妈说，“陈东珍，你认识吗？”

“喔！”女人惊叫道，“我的妈呀！”

她停下了手里的活儿，眼睛瞪得圆圆的，看着妈妈。妈妈脸上挂着不太自然的笑容，等着女人揭开眼前局面的谜底。

“我的妈呀。我就讲你面熟。你认出我了吗？”

妈妈局促地笑了一声，仿佛想说些什么，却感到困难。她拍了两下自己的额头，很为难地说：“哎呀，我这个人记性差得很。你是——？”

我和弟弟盯着这一幕。我想提醒那女人，木筷滑进了油锅。

“算了算了，你不记得就算了。”女人的客气全丢开了，快活的语气有些咄咄逼人，“我是明丽啊，你不记得了？”

“喔！”妈妈成功地表现出双倍的惊讶。她的声音，她的神情，她拍头时让人心下一惊的力道。她双倍地快活。“你說我蠢不蠢？我竟然没认出你。这想着真好笑。我的老天爷啊，多少年没见了。有三十年了吗？”

隔着油锅，她们惊喜地算着时间，互相说着，“我老透了，你一点也没变。”我不禁把她们两人放在一起看。妈妈胖，她瘦;她五官纤细，年轻时一定比妈妈更好看，现在脸上的喜悦也比妈妈的更真实。

等她们的惊喜耗尽了，妈妈开始介绍。

“这我家大的，这我家小的。这是你们张阿姨。我以前去广西打工，就是和她在一起。”

这段我知道。有一阵子，为了收集写作素材，我对长辈们年轻时的经历起了兴趣。妈妈初中没毕业，就去邻镇的猪鬃厂上班。来进货的广西人见她手艺好，想叫去广西干活。妈妈见工资高，很动心，但一个人胆子不够。她是那样的人（她不好意思地笑着承认），和小姐妹们去偷猪鬃厂后面的红薯吃，从不敢亲自动手。她跟广西人说，她得带上几个人，又偷偷问了厂里几个要好的朋友，最后连她一共三个女孩，跟着广西人走了。最小的那个，刚满十三，待了两个月，就被家人接走了。妈妈待了一年半，快做到小组长，姥娘用一封假死的电报把她骗回家，没结婚不准再出门。还剩一个人，妈妈说，厂长的儿子看上了那个女孩。

有一天，我或许只是没话找话，问她，你怎么不嫁给厂长的儿子？她脸色一变，笑着骂了我一句。我忽然明白，我那些关于爸爸撕照片的记忆是怎么来的。我连一张妈妈在广西的照片也没见过。

“大的长得跟你年轻时候真像。”女人说，“你妈那时候好看啊。广西一枝花。”

“你怎么还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妈妈害臊地说。

她们迅速地找回了三十年前的熟络。

“你讲你蠢，我讲我才蠢呢。”女人说，“这半天了还不知道让你们进屋坐。快进来，快进来。”

我们坐在她搬到门口的小椅子上。里面摆着几张油腻腻的桌子，显然她不觉得那是合适的待客地方。不一会儿，我们手里捧着热茶，边上的凳子上放着瓜子和饼干。弟弟又从铁丝网上捻了几块油果子吃。妈妈假意想制止他，女人制止了妈妈。

女人告诉我们（主要是告诉妈妈），她一直在深圳打工，五年前女儿上初中，成绩退步得厉害，老公在家只知道打骂，她這才回了老家。（妈妈问，你婆家说在哪儿？女人说了一个我听着陌生的地名。大山旮旯里。）在街上租门面是四年前的事儿，做过快餐盒饭，卖过水果烟酒，最后开起了早餐店。这儿位置离中学近，学生生意毕竟稳定。本来打算等女儿上高中她再去深圳，但想了想，还是懒得去了。

妈妈也把她——我们的经历告诉了她。以前在上海打工，为了儿子上初中，回了老家，男人开了铝合金店，雇了几个小工。她也没闲着，盖了两座房子，转手卖了挣家用，两年前开了个服装店。

“你真是混好了。那时候就觉得你有能力。”女人有些激动地说，“我总记得，那时候出去吃饭啊，住店啊，都是你妈跟人交涉。我们都不敢。我比你妈还大一岁。”

“什么好不好，吃得饱就不错了。”妈妈推辞道。但她没能掩饰住她脸上的得意。至少我看得一清二楚。

当然，她熬过了一个男人的青年期，大部分的中年期。现在将要跟他携手走进老年期。谁听过男人老了还打老婆？

屋里传来的脚步声，我猜是有人从楼上下来了。一个男人走出来，手里拎着沾了泥的锄头，靴子上同样沾着泥。他头发稀疏，乱糟糟地蓬在头顶上。他和女人一样瘦。

“你黄叶菜秧完了？”女人抬头问。

“嗯。”男人闷哼一声，把锄头靠墙放好。“地下室灯怎么没关？”

“我晓得啊？”女人说，“罗五子讲后个下霜。叫你早两天秧早两天秧。”

“我等会儿把那个鸡巴灯砸掉。”男人语气忿忿，听上去又不像真的生气了。

女人扭回头，冲妈妈撇撇嘴。妈妈立刻说：“这是你家当家的啊？”

女人随即为几个人作了介绍：“我家小孩子她爸。这是陈东珍她弟媳妇。还有她家两个儿。”

“噢，噢，你好，你好。”男人打着招呼，向我们走过来，“今天有工夫上来坐？”

这时，我发现他走路的样子很奇怪。右腿向前迈步后，身体费力地向右边倾斜，仿佛得用身上的力量，才能将左腿提起来。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支递给我。

“孬烟。”男人说。

“不会抽，不会抽。”我连忙站起来，飞快地摆着手。

“斗一根呐。”男人继续伸着手，“你回来看看啊？听说你在省政府。”

“这是她弟媳妇的儿，不是陈东珍的儿。”女人在男人身后说。

“哦，哦。我认错了。”男人说。但他继续看着我，脸上热络的讨好变成了误会后的微微尴尬。接着，仿佛为了挽回点什么，那双眼睛开始变得有力，射出打量与评估的目光。我感到脊背一凉，好像那目光打在了我的背后，而我对此有所察觉。他似乎看出了我的不自在，眼神变得更为坚定与勇敢，丝毫没有移开的打算。

我感到了一个问题的存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于是我转过头，看着妈妈。她正在眉飞色舞地跟那个女人说着话。我有时候会看到她这种神情。在我们镇上，她似乎是一个小圈子里的大姐大。

她意识到我在看她，抬头看向我。

“妈。”

“怎么了？”

现在我必须说出那个问题，但我还没完全准备好。准确来说，这无关于我的准备。谁也说不好一个念头是怎么来的。它就像海平面上出现了某个物体，蹑手蹑脚地漂向坐在沙滩上的你。我看到它了——只是浮出了一个表面，一个凸起。但你不知道，那究竟是一艘沉船，一件废弃的救生衣，还是一头濒死的海豚？

我换了一种方法，从纯粹的心理感受，换到理性的逻辑推演。我在脑海中摁住男人的目光——它伴随一个条件，我必须战胜它，才能抵达我想去的地方。好在这时我占着明显的优势，我只需用我脑袋的另一部分命令这一部分——战胜——我就战胜了。

那问题是关于一个男人。但不是跟我一样的男人。

“我爸呢？”我终于问了出来。

但妈妈也不知道。她一脸惊惶地看着我，无意识地欠起身，看着外面被太阳晒得发白的街道。一个老头在敲钹。

我感觉很暖和，几乎有些热。房间里光线昏暗，只有卫生间外的小廊灯亮着。天花板上一块墙皮剥落了，随时可能掉下来。或许是因为窗帘拉上了。我扭头看了看，它只拉了一小半。天阴着，肯定还有雾霾。

我接起手机，是妈妈。

“睡着了吗？”

“睡着了。”

“刚才有个医生来，让等下做个CT，看看是不是术后内出血。”

“好，我马上来。”

“不急，你再睡一会儿。”

但她没有挂电话。

“你说不会有事吧？”她压低声音问我。

“不会的。”我告诉她。

（责任编辑：钱益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