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苦菜花》与《金锁记》中母亲形象看革命现实主义与人文主义在真实观中的异同

2019-10-21 07:18吴彩云
鸭绿江·下半月 2019年11期
关键词:金锁记

摘要:本文借英国文化评论家泰瑞·伊格顿的文学真实观理论论述文艺的真实,通过对《苦菜花》与《金锁记》中母亲形象的对比分析看革命现实主义与人文主义在真实观中的异同。

关键词:文学真实;《苦菜花》;《金锁记》;母亲形象

英国文化评论家泰瑞·伊格顿曾言:“我们称之为文学的东西,通常在写作时主要不是为了告诉我们事实”“文学作品希望读者‘想像出这些事实,从这些事实中建构想像的世界”“因此,一部作品可以同时是真实的与想像的”[1]。不可否认,文学的真实首先是文学的对象——被反映的社会生活的真实。而真实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真的基础是科学,但如果在创作中按科学的真去书写,那么文学作品将与“实验报告”无异。

其实,真实所包含的含义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性。文艺创作要求的创作的真实,受创作者的政治倾向、思想意识、世界观、本质等主观见解的影响,作品自然也就成了依赖人的主观意识的真实,即作者的真实观的反映。

但无论如何,追求“真”进而向读者展现“善”与“美”是任何民族任何时期作家的理想,也是他们创作的目标所在。作家在创作中,当他全面地掌握史实,并对史实进行深入研究与分析后,创作时又从史实中跳出来,那么这个作品所具有的是历史的真实感。

而当作家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同时,又进行必要的艺术虚构与艺术创造,他的作品则具有艺术真实。无论是哪位读者,他爱读的肯定是“真“的作品,无论这个作品是属于历史真实还是艺术真实。当然,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除了品味作者所展示的真实观外,读者本身的”真实观“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真实感的获具除了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真实,读者本身的社会环境、生活阅历、人生观甚至喜好都会影响读者的判断。当我们以现代人的眼光去评判过去的已远离现实生活的作品,“真”与“不真”在每个人心中的衡量度也是不均衡的。同样,作家所处的年代、当时创作的思潮的要求同样也在影响甚至左右作家的真实观。那么到底怎样去认识文学作品的真实观呢?

文真实观有规范的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人文主义,都有它们自身的特点。对于现实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论现实主义倾向文学:莎士比亚与席勒化》中谈到“在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2]。”而卢卡契则认为文上上的现实主义指现实的主要特征在文学作品中得到真实的表现,既真实地表现现实。

在中国,现实主义几经发展。从20年代后期开始,“五四”现实主义的主要论点还是强调“要讲真话,强调生活的真实[3]”。邵荃麟也说,要“深刻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艰苦性与困难与挫折[4]”,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推动历史前进。

了解了什么是真實,那什么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思想体系,主要针对前现代的宗教、伦理、政治对于个体的压抑,主张个性的张扬,强调感官、此岸、现实、工具的重要性,主张从宗教的神灵的彼岸的王国,回归到世俗的感官的物质的生活,认为前者是虚幻的,后者才是现实的,才是人本身。简单说就是主张以人为本,一切为了人的利益,赞美人性,追求现世幸福,否定禁欲主义和来世思想。而人文主义的真实观就是尊重人。

当革命现实主义与人文主义在文学创作中相遇了,彼此双方又是如何表现?谨以革命现实主义作品《苦菜花》人文主义作品《金锁记》为比较,看看这两个不同时期不同思潮的作品在真实观方面的异同。

《苦菜花》是冯德英写于20世纪50年代的革命作品,是“红色经典”中特殊的一部。说它特殊,是因为他的创作无论是典型人物的刻画还是历史事件的描写都能在作者的生活历程中找到原型。据作者在《后记》中记载:《苦菜花》这本书,就是以这些真实的生活素材(作者年少时曾在军队中生活,借车不少干部与八路军战士,目睹或听闻不少平凡而朴素、崇高的人民战士的英雄事迹),有不少情节几乎是真是情款的写照,书中所有的人物都有一定的模特儿为蓝本……

《金锁记》创作的素材则来自张爱玲曾生活过的家庭,来自她所接触的“新旧文明杂糅交错”的社会,是她亲身经历的生活或事件,文中人物也大凡来自她身边的人,如文中的“长白”就与她弟弟十分相似。

这是《苦菜花》与《金锁记》在取材中真实观的一个相同点。就都从现实出发,讲述身边的人或事。

在这两部作品中,主人公的形象都为“母亲”。《苦菜花》中的母亲这个典型人物,是个没有文化的农民,但她身上有着深仇大恨且爱恨分明。《金锁记》讲述了一个母亲曹七巧的成长经历,用张爱玲的话来说,曹七巧是个“极端病态”、“彻底的人物”。她“三十年来带着黄金的枷锁“,”用沉重的枷锁劈杀了几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

一谈到母亲,,母爱是凝聚的焦点。《苦菜花》中的母亲,时刻为子女的安危冷暖牵肠挂肚。但是,她“并没有把儿女捆在身边”,当革命需要的时候,她毅然决然把儿女交给党。当儿女真的离去时,她又是那样心疼、难过,担心受怕。——“每当那个听说发生了战斗,听到枪声,她——母亲的心就收紧起来。”她甚至后悔,不该让孩子离开自己去冒险,可又不希望孩子当逃兵,只好自我安慰希望孩子们“只有胜利没有死亡”。

曹七巧是“开麻油店”的人家的女儿,兄长贪图钱财,把她嫁入姜家,丈夫病残,十个半死的人。出身的低微与丈夫的不中用让她在夫家地位低下。在金钱欲望的支撑下,她在精神与肉体的劳役海中煎熬了十年后,终于分到了财产。此刻,她已经由一个有过纯真梦想与憧憬的少女变成一个刻薄、神经质、而又变态的母亲。她对孩子的爱是畸形,对子女的感情已不是出于正常的母亲心态,而是出于极度压抑的变态心理。她千方百计把孩子拴在身边,甚至是已婚的儿子,只因他能稍微减轻她对“性”的压抑。她在女儿十三岁时还硬要给女儿缠足,痛得女儿“鬼哭神号”。她存心与本家比赛,别人的孩子上洋学堂,她也托人说情送女儿上学——女儿成了她与别人攀比的物品。没多久又因女儿的衣物常丢失而用恶毒的话与大骂女儿“天生的败家精”。这还不算什么,女儿生病了她“不替她研医服药”、“只劝她抽两口鸦片”,让女儿“上了瘾”。 而女儿因恋爱而“时时微笑着”,“她不由得有气”,最后甚至不惜毁掉女儿的名声而让她孑然一身。

在对待儿女的婚事上,《苦菜花》中的母亲对孩子的爱从不加干涉,即使是德强所爱之人杏莉出身于地主家庭。对娟子与姜永泉以革命为基础的恋爱更是放一万个心。曹七巧在盘问儿子的房闱之事中,她“伶牙俐齿,说出的每一句话都像铜片,也不管伤人有多深”,在“咯咯咯”的尖笑中将儿媳妇逼迫致死;在不经意的“偶尔抽两口”声中彻底扼杀了女儿最后的幸福。

在儿女相继参加革命后,《苦菜花》中的母亲眼界不断开阔,思想境界不断提高。她由爱自己的子女发展到爱革命队伍中的每一个人。她悉心照料着住在家里的姜永泉、赵星梅、侯敏,像母亲一样为她们的婚事操心。每当她想念自己的孩子时,便“觉得每一个八路军战士都和自己的儿子一样,家里也有一个像她一样的母亲在日夜思念着儿子。”因此,她无私自觉地照顾着战士们,这种扩张的爱,体现了正常人性与革命性的统一,极具人情味。母亲无名无姓,但是放眼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靠的就是千千万万的无名无姓的母亲的支持、付出与牺牲。

曹七巧的一生就是被金子锁住了的一生。一开始因为钱,她被卖了;到后来有了钱,她又被压抑地变疯狂,最终成了金钱的奴隶。追踪曹七巧的不幸开端,源于她的兄嫂,他们无财无势,但又贪财,所以将曹七巧“廉价出售”——这是命运的无常性。没了父母,唯一的亲人却又不珍惜她;掌握了经济权,她又将小叔子姜秀泽赶走,不让他对自己用一生换来的那点钱动念。曹七巧恨兄嫂的薄情,恨姓姜的每一个人的势利,包括她儿女的累赘,继而发展到她身边所有的人。从她违心地讨好姜家的人不被她们接纳开始,她认为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她的敌人,都是冲着她的钱而来的,特别是男人,除了儿子外,连小侄儿都被她训成“狼心狗肺的东西”,想“霸占我们的家产”,对长安则教导她:“表哥虽然不是外人,天下男人都是一样混帐——谁不想你的钱。”钱在她看来比亲情、比一切都要重要得多,对她的兄嫂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

这就是作家所塑造的两位不同时期、环境下的母亲形象。前者的一切所作所為都以革命为出发点,围绕革命展开,对孩子的爱与拥护革命是统一的,这与革命现实主义的观点一脉相承。后者的言行,乍一看似乎不太可能,但只要仔细揣摩,看她在姜家所受的委屈与她泼辣的性格,以及她曾经渴望爱与被爱的心,一切都豁然开朗。

曹七巧是一个深受压抑而又不得到充分释放的人,恨丈夫的无能与恨家族的怠慢让她同样恨子女,以致发展到恨身边的所有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张爱玲在这里讲述的不仅仅是社会对曹七巧这样的女人的残害,还展示了与曹七巧有关的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伤害以及生活于这种情态下的人们病态心理。她以深刻的笔触去撩拨这根冷涩的琴弦,把一切都撕开来放在我们面前,这位“母亲”的形象也就丰满了,这是人文主义的真实观——写人的本来面目,不加夸饰。

在《金锁记》中,作者并没有忽略对曹七巧性压抑的描写。在姜家中,她曾爱恋过身体健全的姜永泽,也有过和她在一起的幻想,但这一切最终因她对金钱的固守而破灭。最终只有从身边最后一个男人——儿子身上寻找解脱,让儿子给她讲闺闱之时事,从臆想中获得精神上的满足。这与人文主义的否定禁欲主义相承合,她不否认人的这一需求,这与显现了人文主义中尊重人的核心。文章中曹七巧、长白、长白、长安都吸食鸦片,鹃姑娘还吞噬鸦片自杀,这一幕幕都是旧上海封建家庭特有的,张爱玲详尽地阐述了。读后让人感到这就是这个时代的情景、产物,真实可信。

由此看来,在这两部作品中,作者都用了真实的笔触,现我们展示了符合各自潮流的生活场景,它们各自符合自己的创作流派。文中的主人公,两位母亲,身份、地位、言行各不相同,但都遵信了各自的创作原则。两部作品对母亲的塑造是革命新世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真实观的反映。她们不尽相同,但都是从各自的创作原则出发的,这是二者在真实观中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表现。由此可得,《苦菜花》和《金锁记》在革命现实主义与人文主义中的真实观,是求同存异的。

参考文献:

[1]如何阅读文学[M]. 泰瑞·伊格顿.台北:商周出版社.2014(0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马克思.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06)

[3]再谈革命的现实主义[J]. 康濯.文学评论.1979(06)

[4]中国当代文学讲座[A]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编.1982(02)

作者简介:

吴彩云(1978-),女,海南海口人,硕士,海口经济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艺批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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