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对大学生村官农村适应性的影响

姜文斌

摘 要：基于对300多名大学生村官的调查，本文研究了社会资本对大学生村官农村适应的影响。研究表明，大学生村官的信任程度可以正向预测其农村适应程度;大学生村官的关系强度可以正向预测其农村适应程度;大学生村官的网络资源可以正向预测其农村适应程度。

关键词：大学生村官;社会资本;适应

一、问题的提出

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是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对于改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结构、培养新农村建设骨干力量和党政干部后备人才，推进新形势下农村改革发展，夯实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具有重大意义。目前，全国大多数省份开展了大学生村官计划，其高潮期是以2008年4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出台的《关于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的意见（试行）》为标志。

在社会适应方面，赵晓凯提出大学生村官存在功利和投机心理，把大学生村官当做跳板的同时对当前的农村实际缺乏足够的认识和了解，对困难估计不足。耿相魁认为大学生村官虽然专业理论知识比较扎实、牢固，但是对农村现行的政策、法规等内容还缺乏足够地掌握，农村基层工作的经验不足，缺乏应有的魄力。林美如认为由于大学生村官主观意愿与政策初衷不一致、考核机制不健全、监督管理制度欠缺、培养机制不明确、保障机制不健全等方面的原因导致大学生村官对其社会适应性产生了影响。郭明认为大学生村官是游走于国家政策与农村社会之间的 “弱化的国家政策嵌入者”、村务工作中“秘书人员”以及“无根的农村治理群体”的角色。

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力量假设和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研究了个体的社会行动能力与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所处的地位、在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及关系紧密度跟个人社会地位的关系。在国内，周红云运用社会资本理论研究了中国农村的治理，认为在中国农村宗族、家庭、亲属、同乡、朋友、邻居等各种“关系”有着很重要的影响。从家族宗族网络、象征性活动网络、功能组织网络和一般关系网络四种社会资本形式考察对农村社会治理的影響。由此可见，从社会资本的视角研究大学生村官在农村社会的适应是可以从以往的研究中获得指导和借鉴的。大学生在毕业获得“村官”身份后如何在农村社会建构其社会关系网，如何获得村民、乡镇等领导干部的信任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的拓展对大学生村官在农村社会的适应是具有借鉴意义的。

既有的大学生村官研究更多的是基于制度设计出发，研究大学生村官计划项目设置的意义、价值、大学生村官的未来出路，探索大学生村官政策的长效机制。但问题的核心在于很多关于大学生村官的探讨是建立在国家层面上的，忽视了大学生村官才是这一场运动的主角。鉴于此，本文尝试运用社会学中的社会资本理论，对大学生村官在农村社会中的适应进行研究，探索建立有效的大学生村官计划的长效机制。

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涉及的大学生村官主要为2016年和2017年目前在岗的大学生村官，这些大学生村官主要分布在长沙、株洲、邵阳、怀化等地。对这部分在岗的大学生村官采取了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320份，回收有效问卷315份。

（二）变量测量及设置

1.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社会适应。我们认为所谓的社会适应指的就是个体调整自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行为，进而适应新的环境的过程。借用此定义，我们将大学生村官在农村的适应界定为职业角色适应、职业技能适应、人际关系适应和心理适应。在操作上用“您对基本村务的了解程度”等12个问题进行衡量。

2.自变量

社会资本是本研究的自变量。本文将社会资本操作化为信任程度、关系强度和网络资源。在操作上用“请问在你的工作过程中，帮助的人多吗”等问题进行测量。本量表共有18个指标，指标采用李克特计分形式， 选择“非常多”“比较多”“一般”“比较少”和“非常少”，分别被赋值为1分、2分、3分、4分和5分。

3.控制变量

本研究涉及的控制变量主要有性别、是否独生子女、生源地、是否担任学生干部、政治面貌、学校类型、家庭经济条件等7个变量。在数据处理中，对控制变量进行了虚拟变量处理。

本研究采用SPSS22.0进行数据处理。

三、结果分析

（一）大学生村官社会适应情况

从表1可以看出，大学生村官社会适应各项指标平均分介于1.9-2.85之间，这说明大学生村官社会适应的内部差异不大，比较集中，但均低于选项的中间值3。其中“你的性格对农村的适应程度”和“你对村民生活方式的适应程度”平均分还不足2，分别为1.93和1.9，同时，这两项选择“非常不适应”的分别占到了51.1%和56.3%。反映大学生村官对自身身份认同的选项“你对大学生村官身份的适应程度”“你对村官工作环境的适应程度”“你在农村生活的适应程度”在选择“非常不适应”时所占比重都比较高。而“你的性格对农村的适应程度”和“你对村民生活方式的适应程度”对农村生活的总体不适应程度分别达到了69.4%和68.3%。因此，从表1可以看出大学生村官的农村社会适应总体是比较低的。

上述统计结果的差异性及类别化在表2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为了进一步了解大学生村官农村适应的内在结构，我们对大学生村官农村适应的30项指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PCA），做了因子分析（本项测量删除了一些因子负荷值比较低的指标）。本研究共提取出3个公因子，解释总变异的56.39%，因子分析的具体结果见表2。

根据因子分析的结果，我们对3个公因子进行了命名，分别是心理适应、职业角色适应和人际关系适应。心理适应包含“你在工作过程中的心理适应程度”等4项指标，值为0.903。职业角色适应包含“你对大学生村官身份的适应程度”等5项指标，值为0.843。人际关系适应包含“你对农村的人际交往方式适应程度”等3项指标，值为0.809。

（二）社会资本对大学生村官适应性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社会资本对大学生村官社会适应的影响进行了线性回归分析（见表3）。本研究以大学生村官的农村适应为因变量，以信任强度、关系强度、网络资源为自变量，以性别、生源地、独生子女、政治面貌、学生干部、学校类型、家庭经济条件等为控制变量。所建立的模型VIF值均小于2，不存在自变量的共线性问题。

表3中的模型1是一个基准模型，本模型中只纳入了前文所列的因变量与设定的控制变量（剔除了部分VIF值大于2的控制变量）。根据模型1显示，性别、生源地、独生子女、政治面貌、学生干部、学校类型、家庭经济条件等变量均对大学生村官的农村适应有较显著的影响。例如，女生的农村适应性要比男生的高;跟来自于农村的大学生相比，那些来自于乡镇和县级城市的大学生村官的农村适应性要低;独生子女要比非独生子女的适应性要高;政治属性是群众的大学生村官要比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大学生村官农村适应水平要低;担任过学生干部的（校级干部和班级干部）要比普通学生的农村适应性要高;来自专科学校的大学生村官要比来自一般本科的大学生村官农村适应性要高;家庭经济条件一般的大学生村官要比富裕的大学生村官农村适应性要强。

为了考察社会资本对大学生村官农村适应的影响，我们在模型1的基础上纳入了信任程度、关系强度和网络资源等3个变量，所得结果见模型2。根据模型2，信任程度、关系强度和网络资源对大学生村官的农村适应性有较明显的正向影响。其中，信任程度每增加1个单位，大学生村官的农村社会适应性增加8.5%（p<0.001），关系强度每增加1个单位，大学生村官的农村社会适应性增加9.2%（p<0.01），网络资源每增加1个单位，大学生村官的农村适应性增加9.5%（p<0.001）。根据统计结果我们可以看到以信任程度、关系强度和网络资源为代表的社会资本对大学生村官的农村适应性具有比较强的影响力，提升大学生村官的社会资本有利于大学生村官更好的融入农村社会，为农村建设发挥自己的才智。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考察了社会资本对大学生村官农村适应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大学生村官的社会适应水平比较低，总体得分低于平均值，得分为2.34。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一是大学生村官的信任程度可以正向预测其农村适应程度;二是大学生村官的关系强度可以正向预测其农村适应程度;三是大学生村官的网络资源可以正向预测其农村适应程度。

我国农村是一个建立在“差序格局”基础上的人情社会，血緣、地缘等传统的社会资本对农村的人际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影响了农村的人际交往方式和工作方式。大学生村官是嵌入于传统的农村社会结构之间，是借助于外力的作用，其身份的认同主要是来自于政治场域的构建。大学生村官其生源地大多不是来自于其工作服务的场所，其自身的社会资本并没有很好的带入到农村社会中。根据我们的调研，他们对自己未来的构想是借助于国家对大学生村官的特殊政策，早日进入国家的正式编制体制。来自于农村社会的排斥及其自身的抵触，使其融入农村社会存在一定的障碍。但如果大学生村官能够在赴任之前对农村社会有深入的了解，弄清楚农村社会的伦理结构、风土人情等也是非常有利于加强大学生适应农村生活，加强与村民之间的信任与沟通。而这种信任一旦建立，这种嵌入性的社会关系也就变成了真正的融入了农村生活，适应农村生活，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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