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杜莎

［英］派特·巴克　杨嵘　译

我离开大教堂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下着毛毛雨，这种雨看起来细蒙蒙的，但分分钟就会把你淋透。我低着头走得很快。走到市场，这里周五的夜市正热闹，穿着紧身裙和恨天高的女孩儿们在喧闹的人群中一摇一摆地走过，吸引着男孩子们的目光，他们假装漠然地看一眼，就赶紧回头和自己的女伴说笑。那些女孩是怎么穿着那么高跟的鞋子走路的？我脚上的鞋子和她们的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但还是让我备受折磨。要知道，我通常都不穿高跟鞋的。牛仔裤、运动鞋才是我的标配。只是那天下午我觉得有必要穿得正式些，因为我得去盖里立礼拜堂看着他们悬挂我的画作。这可是我的第一次画展。

我转过弯，走到银街，压根儿没留心周围的环境，我的头脑依旧沉浸于白天的展览。那是我近期的所有作品，都是关于一个主题——变形：女人变成兔子，狐狸，乌鸦，鱼，海豹，还有树。这些画我已经太熟悉了，熟悉到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有时候画作第一次离家的时候，它们看起来那么柔弱、粘人，就像是压根不愿意离开画室。可这些画不同，它们强壮，独立，甚至有些自命不凡。我们非得跟你有关系？它们似乎是在诘问，在油亮的黑木相框中嘲笑我。不过这可能是个好兆头也说不定。正走神间，眼角的余光好像看见一个人影闪过，但也有可能只是街边空白橱窗里掠过的自己的身影，这里以前是玛莎百货的所在地。

我是不是就在这里被人盯上了？我当时当然不知道身后已经有了尾巴。

我到家的时候浑身湿透，又冷又饿，一脚踢掉脚上难受的鞋，赶紧脱掉外套和裙子，裹上浴袍。然后跪在壁炉前，生起炉火，再拉上窗帘，环顾一周：我需要热茶。但随即又自我抗议起来，去他的热茶，我要来杯酒。艺术家这个行当不太靠谱，常常入不敷出，我所知的仅有的可以维系自己干下去的办法之一就是，但凡有一点儿好事发生就该庆祝一下，而个人画展怎么说都不是小事儿。

走进厨房，我看见四五袋垃圾堆在门边等着清理。那天一早我把房间清扫了一遍，本打算把垃圾拿出去的，但为了按时赶到大教堂就给忘了。当然我也可以不管它们，第二天早上再说，可它们实在碍眼，而且我希望第二天是一个崭新的开始，所以我先把厨房门开了条小缝，伸出手去，外面的雨依然很大。可扔个垃圾也要不了几分钟，我想。于是拿起那些垃圾袋，用手肘推开房门，我跑进了雨夜。

刚出门，我什么都看不见，除了有只猫的眼睛在黑暗里闪动。多走几步，离得房子远些了，提示房门没锁的安全警示灯亮了起来。斜斜的、银亮的雨线打在院子里的鹅卵石上。我打开院门，来到街上。一如既往，垃圾桶满的都溢了出来，周围一地的垃圾，什么鸡蛋壳，剩披萨，还有边缘沾着咖喱酱的皱巴巴的锡纸托盘。不知什么家伙把垃圾桶打开了，可能是老鼠或者狐狸，也有可能是我刚才看到的那只猫。雨水聚集在黑色塑料袋的凹陷处，一洼一洼的，闪着光。我打开垃圾桶里的密封袋，一股腐臭的气息扑面而来，我赶紧把垃圾袋一股脑的塞了进去。随后，可能是出于可笑的责任感，我捡起地上的蛋壳、披萨和锡纸盘，把它们都扔回垃圾桶。这个时候，雨下得更大了，我的头发全都贴到了头上，天哪，我太需要喝上一杯了。我一路跑回院子，冲进开着的厨房门。就在我伸手去拿红酒的时候，听到身后有声音——很轻微，可能只是呼吸声——我转过了身。屋里站着个人！一个陌生人。淡蓝色的眼睛，麻色的头发，一张大嘴，嘴唇很厚。起先，他的出现吓得我大脑一片空白，但后来我想他一定是马路对面47号公寓的那群学生中的一个。有一个他们的包裹几天前寄到我这里，他们一直没人来取。于是我问道：“你是来拿包裹的吗？”

他没有回答，只是死死地盯着我看，然后伸出一只脚把门踢上。

天哪，他肯定不是学生，他们来都会走前门。我得出去，但不行。他堵住了我到门口的路。我偷偷看向身后的刀架，开始朝那边一点点的挪动。

得说点什么。

“凸显你自己，让他们认识到你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交谈。”不知怎么，我突然想起了很久以前某個无聊的周日下午，随便翻阅的什么杂志的增刊上有这些可能救命的自救小贴士。

“我叫伊琳，你叫什么？”

“你干嘛要知道？”

“没，没什么，就是这样显得更加……”

友善，我本打算这样说的，但终究没说出口。

“史蒂夫。”

我能看出他说得非常谨慎，生怕会有问题。“史蒂夫，”我挤出一个微笑，说：“不如我们到那边去？我那儿有一瓶酒。”

其实我想的是如果能到门厅，我就可以跑出门去。他什么也没说，我于是就拿了两个酒杯和一瓶酒，一点点地绕着桌子，远离他，挪向过道——动作非常轻微，以免惊吓到他。他跟着我，手里攥着刀子。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我已经开始留心他的细节。他不高，比我还要矮那么三四英寸，但上身非常敦实，一看就经常锻炼，穿着一件T恤衫，但极不合身，显出他鼓胀的胸肌。袖子高高挽起，露出壮硕的上臂上和一部分纹身，像是两把交叉的剑，又像是个火炬，看不出来是什么。他是右撇子，食指上有黄黄的印子，身上一股子难闻的烟味儿，混杂着汗臭和薄荷糖的味道。我这时已经走到了门厅的中间，一切都还顺利，就快到了。微笑，保持微笑。当挪到起居室门边的时候，我拔腿就跑。一步，两步，三步——

随后就被绊倒了，被那该死的47号的包裹绊倒了。我仰面朝天倒在地上，这一摔差点儿让我背过气去，手里的酒瓶也滚到了一边，一个酒杯碎了，另一个远远的甩了出去——这一摔似乎给了他足够的勇气，他一下子扑到我身上，扯开我的浴袍，胡乱地解他的牛仔裤，他的体重全压在我身上，我的身体都好像被压进了地板。但这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是那把刀子。我从眼角勉强能看到他死死地握着刀子，指节都发白了。随后他用一个膝盖顶入我两腿之间，使劲将我的双腿撑开。

此时，我倒不害怕。相反，我的头脑清晰而冷静。我知道，他完事儿的时候才是最危险的时刻。如果他感到羞耻或者恐惧，认为我会打电话报警，告诉警察所有他的细节，他就会惊慌失措而举刀杀人。他在我身上的耸动达到了高潮，随即便停了下来。我试着小心地把自己从他的身下挪出来，但他举起了刀。我慌忙开始胡诌起来，说我只是最近才搬来这里，还不认识多少人，只有我的舍友吉安娜;说我多么渴望周末，我的父母和兄弟们会过来给我过生日。“杰克刚找了份儿在伦敦的工作，乔治就住在阿伯丁，这儿是他们的必经之地。”

不用说，这些当然是胡扯。吉安娜是我的闺蜜，但她不住这儿。我的父亲已经死了，我也没有什么兄弟。我只是绝望地想告诉他我不是一个人，没人保护，害怕他知道真相。

慢慢地，他从我身上撑起身，但我也没打算立即起来，那把刀子，想想它能对我的身体和我的脸造成多大的伤害！我们相互看着，他吞了吞口水，喉结抽动了一下。我注意到他脖子上有斑，可脸上没有。这时外面传来一群人的脚步声，谈话声，笑声和歌声，是酒吧回来的、喝高了的学生。等他们走近大喊救命？可万一他因受惊而暴起怎么办？

外面的声音越来越近。

“是吉安娜回来了，听着好像她把麦克也带回来了。”我这样说，是因为外面的人里面听着至少有一个男声。

他猛地站了起来，随着那些声音的临近犹豫不决起来，握刀的手也开始颤抖。他低头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房门。他们现在就在门外，再过一会儿就会走过去。我用尽力气大叫道“吉安娜！”，他听我喊人，转过身就逃走了。我的直觉是跟着他跑到厨房，确认他逃走了，但我却跑去打开房门，喊着“嗨，吉安娜;你好，麦克！”。那群学生此时实际已经走远，上了坡。

我后来曾想我为什么当时没向他们求救，但这个念头我当时真的没有。我就是一门心思地想着去把门锁上。我冲进厨房，当然没人，可他也有可能就躲在外面的黑暗处。我用力把门关上、锁好、挂上防盗链，再跑到楼上检查每一扇窗户，窗帘后面，碗柜里面。我知道他没有上楼，但我还是仔细把卧室检查了三遍才放心。又下楼，检查起居室，窗帘拉开又合上，合上吧，感觉过于憋闷，拉开吧，又害怕被人窥视。总觉得没一个地方安全，什么都不对了。

那段时间一直有个声音在我脑海里和我说话——不，应该是对我喊叫才对。这声音从何而来，这可怕的，霸道的声音？它大声地对我发号施令，只有愤怒，不带一丝同情。“打电话报警！”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非得这样做。“打电话报警！”没必要吧。“你必须打。你知道你必须这么做。没有选择。”当然她是对的，这头好斗的，蛮横的母牛。如果他这次逍遥法外，就会再次施暴。而且，由于我的愚蠢，他还有了一把刀。

非要这样的天人交战吗？

“别洗澡！”

我得洗干净。

“别洗澡！”

不。我不能让自己这样受摆布。我首要的责任是保护自己，活下去。一想起自己会被检查、取样、涂药水、一遍遍的询问，想想自己会被迫一分钟一分钟的重新回忆刚刚发生的噩梦，不，我受不了。我洗了澡。我把浴袍扔进垃圾箱，爬上了床。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看着窗帘的缝隙，直到许多年后那里才能透进光来。

有谁可以述说？肯定不能搞得人尽皆知。最后我只告诉了母亲和吉安娜。接下来的周一，我像平常一样去上班——我在艺术学院一个礼拜上三次课——一旦日子照常运转起来，我就沒那么难过了，日常的事务会拉着我，帮我撑过去。可是，我还是同意学期结束后去和妈妈住一阵儿。

我把行李箱放进车里后，又折返回了房子，来到一个位于二楼的角落里的房间，这儿是我的画室。自从那事儿之后我没再画画。我在那儿站了好一会儿，闻着颜料和松节油的味道，手指抚摸桌子上大大小小的画笔，我知道它们在等着我，于是我说，“我会回来的。”

我的母亲站在院子里等我，我的车一转过弯就看见她冲我招手。我停车的时候，她的男友，德雷克，从房子里走了出来。一通拥抱和问候之后，他们有些局促，不知道该拿我怎么办，我也帮不了他们，我都不知道拿自己怎么办。“想躺一会儿吗？”母亲怯怯地问。“不”，一阵恍惚后，我说。我们就坐在一起看电视，可节目实在太烂，于是我说，想出去走走。可是出了门才发现，对于我，河边的小道过于安静，去往市场的街道又过于嘈杂。我只得回家，不停地看电视，然后睡觉。

“心理辅导，”母亲说，“去做心理辅导吧。”好吧好吧，我去做心理辅导，我试了各种办法想让她闭嘴，可最后实在不耐其烦。“你好像一直在自责，”辅导师说。“不，我没有。我知道该怪谁。但这于事无补，我当时的举动还是像个白痴。出去都不锁门。真见了鬼了。你知道我那时候在屋里脱衣服都不拉窗帘吗？”“伊琳”，她说，想结束这一环节的谈话，“你得决定你究竟是受害者还是幸存者。”“我，是，画，家。”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当她提起那个袭击者，说到“你和他”的时候，矛盾终于爆发了。“我和他？”我怒道，“你什么意思，我和他？他跟我一点儿关系没有。他就是个罪犯，和我有个屁关系！”

“也或许她有些道理？”母亲说，“你的确太过自责了。”

“不，我没有。”

“可你为什么不恨他？”

“因为没什么可恨的，他就是个可怜的……傻鸟。”突然，我想起来这个老爸用过的词，要不是脱口而出，我都不知道我也会说这个词。他死后这些年的时光似乎已经消弭于无形。我静静地坐着，盯着壁炉的炉火，说：“我好想老爸。”

从母亲那儿回来后我去了性病诊所，一通检查、验血之后，结果为阴性。诊所回家后，我打电话叫了锁匠，把我的房子变成了诺克斯堡（当然如果出门不锁门，锁再多也没用）。我变得异常警觉，走路的时候不再忙着讲电话，也不再满脑袋云山雾罩，想着下一幅画作。那些日子里，但凡有影子从墙上滑落，跟在我身后，我都会马上回头查看。

但这并不是说我经常出门。这房间里是发生过那件事，可也是我唯一能感到安全的地方。我拒绝所有的邀请。天黑之后绝不出门。垃圾袋我直接扔在院子里，那里很快就成了老鼠的自助餐厅。自从那件事儿后，我脑袋里一直有这样的执念：如无必要，绝不出门。如无必要，绝不出门。但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意识到实际上是我把自己强行封闭了起来。

“你应该多出门走走。”吉安娜劝我。

我开始走路，然后跑步，而且我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了。我成了街区公园里的阿甘，绕着整齐的草坪和花床一圈圈的跑。公园里的小游乐场上，常有妈妈们推着孩子荡秋千。我讨厌那儿，我不想看见他们。我喜欢野地，喜欢没人的河岸，喜欢废弃的铁路，到了夏天那儿就会变成绿色的通道。我喜欢不远处诺森伯兰的海滩，你可以走上好几英里碰不到一个人。但我又害怕去这些地方。所以，尽管恼怒自己的胆小，我还是选择在公园跑步，和孩子们、老人们和狗狗们一起，我不用担心身后再会有影子。

我都几乎认不出自己了。头发拢起来塞在便帽里，帽子的下沿拉的很低盖住眉毛，脸上带面巾遮住口鼻，身上是宽大的夹克，腿上是肥大的运动裤，脚上是运动鞋。每当有人打招呼，我都压低嗓子回答。不止一次在公园里碰见遛狗的男的跟我打招呼，称呼我为“女士”，而不再是“美女”。这样，正好。

我并不是说那时候很压抑。不是的。有时候早上醒来，我会想，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又没受伤。背上有些地毯上的擦伤，手上有道杯子碎片的划伤，仅此而已。我已经不是小女孩了，不会因为一次遭遇就让我把所有男人都黑化掉。我还拥有美好的生活，不是吗？有很多事正向好的方向发展。教堂的画展上我的八幅作品都卖掉了。八幅啊。原本能卖掉两幅就谢天谢地了。真的，我时常问自己，有什么大不了的？你到底怎么了？答案就在我楼上的画室里。画桌上排成扇形的画笔还是那么整齐，三个多月了，我没用过。在我的记忆里，我从没停止过画画，自从我三岁那年用我的胖胖的手指握住画笔开始。现在我走进画室，似乎它们并不欢迎我，躲着我。我站在门廊，踟蹰着，呼吸着熟悉的油墨和松节油的味道。似有似无的味道。

“我想我需要出去走走，”一天晚上，下班后在学生们常去的酒吧喝两杯的时候，我对吉安娜说。

“咱们五月就要去纽约了。”她说。

“是，我知道，我也想去，可在那之前我就想走。”其实吉安娜也属于我想远离的原因之一。并不是因为她不够朋友，而是我害怕对她过于依赖。“而且，这次就我自己”

我去了佛罗伦萨。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在那儿待过两个礼拜，一直想能故地重游，但总没成行。那时候我住在最廉价的B&B，吃着街边的大块芝士面包，劣质的红酒大家你一口我一口。现在我住在君主广场附近的小旅馆里，在饭馆吃饭。然而体验是一样的强烈：疲乏，兴奋，气馁，沮丧，刺激，激荡，疲惫，激动。我的每一天都塞得满满当当，我几乎没时间歇脚，东跑西跑，凉鞋的跘儿把右脚都磨出了水疱，但还是一瘸一拐地赶往下一个画廊、下一个教堂、下一个壁画，直到最后撑得再也塞不下任何东西。这样的旅行正是我需要的，我右手的感觉又回来了，那种握笔的冲动。虽然整个的旅程里我依然保持警惕，从没有全身心的投入而忘了留意身后，观察身边的人。“他”当然不可能来佛罗伦萨，可我还是不能放松下来。

有一个行程我一直推到了最后，直到我离开当天的下午，我才去了兰齐敞廊，挨个欣赏那儿的雕塑：对萨宾妇女的强奸;墨涅拉俄斯抱着死去的帕特洛克诺斯;阿基里斯，高举短剑，正要强暴一名特洛伊女孩。D.H.劳伦斯认为佛罗伦萨是最具生殖崇拜气息的城市。我在想，他有此感悟的时候是否和我处在同样的位置。我在阿基里斯和那个吓坏了的少女的雕像前逗留了很久，才走向帕修斯的雕像。他也高举着宝剑，上面插着美杜莎的头，美杜莎的身体被扔在他的脚边。我记得，19岁时还是学生时候，第一次看到这个雕像是多么的着迷。而我现在的感触就复杂了许多。最起码，我现在知道了这个雕像的故事，虽然是众多版本中的一个。美杜莎被海神波塞冬在雅典神庙里强暴之后，为了惩罚她（竟然是她，而不是他），雅典娜就把她美丽的长发变成了恶心的毒蛇。被改造了的美杜莎可以把任何看她的人变成石头，真的石头。因此，为了杀掉她，帕修斯用盾牌当镜子观察，等待最佳的机会，一击毙命。即便死了，美杜莎容貌依然迷人，尽管顶着一头盘绕蠕动的毒蛇。我站在那儿，目不转睛。我想我极有可能怀疑过，在这个欧洲文化的中心，对妇女的强暴为什么会如此喜闻乐见。可没有，我当时可能并没有这么想。我只是那么看着。几个月来第一次，我被完全的吸引，忘记了对周围的警惕。

不知道过了多久，可能是十分钟或者半个小时，我意识到有人在看我。这纯粹是生理的反应，就像脸能感觉到放在旁边的手一样。转过脸去，我看见一个男人正好奇又饶有兴致地看着我。他个子很高，肩膀很宽，有一头浓密的卷发。看见他就站在几分钟前我认为没人留意我、很安全的地方，这让我很愤怒。“瞧，”我没好气地说道，“至少她还没把你变成石头。”

“你也没变。”

“我不认为她变过女人。”

“不，实际上她干过。不是有这样的说法吗？她看见了盾牌里自己的样子，把自己变成了石头。”

“你说她杀了自己？”

他耸了耸肩，说：“很可能。”

“自以为是的男人，以为胜券在握了？”

“哇哦！”同时，他举起了双手，后退了一步。

尽管怒气未消，我还是忍不住笑了出来。

“话说回来，”他说道，“我是有备而来。”然后就拿出了一副反光太阳镜。

真见鬼，一个失误还可以忍，这就太超出我的忍耐了。我真的认为带反光太阳镜的人都应该被移除出人类基因库，而且是越快越好。

他似乎能看穿我的想法，说道，“这不是我的镜子，在凳子上捡的。”

这时已近黄昏，人群渐渐散去。我们一起走出长廊，流连忘返，看着夕阳下的广场。清晰的人影在石板廣场上舞动，比他们的主人——那些疲惫的、脚步无力的游客们——更加有生气。就像瓦莱塔的大教堂，地板上那些生动的骷髅们，远比那些尽忠职守俯视他们的那些人有趣的多。我本想问他是否去过瓦莱塔，可后来又懒得问了。

“你有空吗，喝杯咖啡？”他问道。

我犹豫了，但也就片刻。那咖啡馆人很多，离我住的旅馆也就几步之遥。为什么不呢？我已经受够了一直一个人。

二十分钟后，我们捡了一个临河的桌子坐下，我看着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看着他。他很结实，结实得就像砖砌的茅房---老爸一定会这么说。而且他低沉的北方发音也使他看起来更加强壮。他一点儿都算不上好看，我对此很敏锐，我过去的六天可一直看的都是帅哥俊男。他的鼻子断过，可能还不止一次。一边脸颊和一只眼睛周围有些发黄的瘀伤。一定有什么人狠狠地修理了他一顿，而且就在最近。他的头发卷曲粗硬，这种毛发应该是长在两腿之间的——哦，上帝！咱们还是别往那儿想，一定不能发展到那一步。一丝紧张的气氛在我们之间出现，是那种做爱前的紧张。喝水，在我们要的咖啡终于上来的时候，我已经喝了很多的水。

我忍不住去看他的瘀伤。

“那女孩儿块头很大，”边说他边看着我的表情变化，“不是你想的那样，是她和我抢出租才打起来的。”

把我的想法看得一清二楚实在让我不安。我不想让谈话太私人，于是就聊起了我们刚刚看过的那些雕塑：帕修斯和美杜莎，阿基里斯和女俘，还有那些萨宾的妇女。

“恐怕我对艺术一窍不通，”他说，“我就是了解些背景故事。”

“现在没多少人知道那些故事了。”

“我读过一些古典著作。”

“你教书吗？”

“不，我大学没读完。”

“为什么？”

“不知道——反正不是我的原因。我就像桶里的一只小甲虫，周围的空气都被吸光了，我能看见我自己四脚朝天地躺在角落里，无助地挥动自己的手脚。直到有一天，我站起身，走了出来。当时我是在图书馆，我就那么离开了，什么都没拿，本子，钢笔，甚至是我的凉鞋，”他说着就笑了起来，“我光着脚走了出来。”

我试着猜他的年纪。他看起来饱经风霜，我想他可能比看起来要年轻些。可即便是如此，那也一定是几年前的他了。“那么，你是干什么的？”我问道，希望他说自己是背包客。

“以前当过兵。”

“真的？为什么当兵？”

“为什么不呢？”

他面露微笑，但绝对有所保留。你会明白为什么微小的分歧会升级：他做好了较量的准备。

“没什么原因，只是我从来没碰到过当兵的。”如果那个“傻鸟”不是退伍兵的话。我低下头盯着咖啡杯，用勺子不停地搅动出一个图案。“你一定去过伊拉克吧？”

“阿富汗。”

“‘说说你的案子，我好给你开价。”

“哈，‘你一定去过阿富汗，依我看。”

他大笑着说，“你知道吗，我小时候没几本柯南道尔的小说，所以仅有的几个故事我都读过不止五六遍。”

我们的话题平安过渡到了日常琐事，动荡过去了，黑暗在海面升起。我坐直了身体，把肩膀向后靠。随后就发现他正看着我，我知道他明白了我这姿势的含义。

“可你现在退役了？”

“是的，两个月前。”

“那么，你打算干什么？”

他咧了咧嘴，“毫无头绪。”

“那么，你在军队里是干嘛的？”

多蠢的问题，打仗呗，还用说。

“我审讯犯人。”

“哦。”

“别！”他笑着说，“其实还好，不是什么灌辣椒水，比那要精细复杂些。”

他问我住在哪儿。“洛伦佐酒店，”我说，自己也不确定是不是有这么个地方。他没有马上应答，而是停顿了一会儿。我看了看他背的巨大帆布背包，怀疑他是不是一路露营过来的。他给我的印象相差太大，我拼凑不出他的整体形象。

随后，他就开始试着泡我。我有过几次和网友的约会，我很熟悉这些男人，他们会利用你对话中的每个兴趣点，以它们为出发点，开始他们的长篇大论。可他却不这样炫耀。我说起了我的画作，大教堂的展览以及它对我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我故意屏蔽了那晚回家之后的遭遇。

“那接下来呢？”他问。

“一片黑暗，我想。”

我都没意识到我的思绪又回到了原来的轨迹。

“你想不想吃点东西？”他突然问道：“我可是饿坏了。”

这提议让我猝不及防，可我也确实只吃了早饭。另外，难道我还要独自一人坐在旅馆的餐厅里吃饭，和周围的老年夫妇们礼貌地打着招呼，听一位留着托斯卡尼尼一样白发的老人弹钢琴？于是我说，“好啊，没问题。”

我要了鲑鱼，他点了牛排。过来摆台的服务生给了他一把薄刃的餐刀，比我的要锋利许多。“这可从来不是个好兆头。”他拿起刀说道。那锯齿状的刀锋反射着灯光。

我站了起来，“我去去就回。”

我在桌椅之间跌跌撞撞地走到酒吧昏暗的角落，有侍者指给我酒吧后面的卫生间门。

里面没人，谢天谢地！我用冷水冲了冲手，又扑了些水在脸上和脖子上，然后扬起滴水的脸，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那么，就这样了，是吧，就到此为止了？以后每次在餐馆里看见男人手里的牛排刀你都要耍性子、发脾气？你打算一直这样下去吗？一辈子都这样？

她回來了，那个和“傻鸟”一起出现在那个晚上的蛮横霸道的母牛，又回来了，还是那么强横，坚持所有都是我的错。不，我没错。我伸出手把我的头发拉扯出束发带。一解除约束，我富有弹性的卷发顺着肩膀堆泄下去，蜿蜒爬行到我的背上，我的头皮上凉冰冰的。我用手指捋着头发，甩了甩头。然后我抬起头再看镜子里的自己，我想看看自己的脸，看看自己的变化。不再是礼貌的、通情达理的、柔和的微笑，而是被愤怒扭曲的怪物。我几乎认不出自己，但又一点都不陌生。我盯着镜子中的自己看了很长时间，要把它印在脑海里。然后，慢慢地放松面部的肌肉，放松肩膀，抬起头，最后一次狠狠地用手捋了捋头发，便走回到桌旁。

“你没事儿吧？”他问道。

一瓶红酒两个酒杯已经摆好。

我端起他为我倒好的那杯，说：“我很好，前所未有的好。”

然后我看着他，这个以前我可能会喜欢甚至爱上的男人，看着他——变成石头。

责任编辑：丁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