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石壕吏》：从叙述学的角度来分析

成丹彤

作者：成丹彤，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610065。

中国诗歌中，“诗言志”和“诗缘情”传统强大。而“缘事而发”的传统，虽然有汉乐府、杜甫叙事诗等作品的发展，但是对叙事诗的分析，却长期在现实主义和“诗史”概念的影响下，研究者过分看重诗歌对历史的真实反映，而忽视了叙事诗本身所包含的“叙事”技巧。

然而在具体诗歌分析中，不少诗评家在只言片语中往往蕴含对诗歌叙事特色的精当分析。在阅读杜甫的《石壕吏》时，笔者就注意到一些诗评家从叙事角度分析的典例。如汪灏这样评价《石壕吏》：“举一家而万事可知，举一村而他村可知，举一陜县而他县可知，举河阳一役而他役可知，勿只作一时一家叙事读过。”自现代小说和叙述学理论传入中国之后，学者们看待《石壕吏》的态度又发生了转变，胡适率先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在《论短篇小说》中，胡适谈到：“到了唐朝，韵文散文中都有很妙的短篇小说。韵文中杜甫的《石壕吏》是绝妙的例。”“这首诗写天宝之乱，只写一个过路投宿的客人夜里听得的事，不插一句议论，能使人觉得那时代征兵之制的大害，百姓的痛苦，丁壮死亡的多，差役捉人的横行，一一都在眼前。捉人捉到生了孙儿的祖老太太，别的更可想而知了。”胡适直接把《石壕吏》当做成押韵的短篇小说来看。那么什么是胡适理解的短篇小说呢？对此他其中一条界定是“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即是指“一人的生活，一国的历史，一个社会的变迁……横面截开一段，若截在要紧的所在，便可把这个‘横截面’代表这一人，或这一国，或这一个社会。这种可以代表全邦的部分……”。我们可以注意到胡适的观点与汪灏提醒的“勿作一时一家叙事读过”，都在向我们强调杜甫叙事诗中的“事”不同于历史记实，其所叙之事经过诗人的叙事剪裁有典型性，能代表更广泛的意义。

胡适的观点启发性在于他看到了《石壕吏》的“不插一句议论”的叙事特色，因此将其看作短篇小说。从文体上说诗歌不等同于小说，但是叙事诗和小说在叙事上又有许多共通的本质。从叙述学的定义来看，“实际上凡是用一种符号手段再现一系列事件，而这些事件的排列又是具有一定的‘可跟踪性’，这个符号意指过程就称为叙述。”当代叙述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本身也就包括了小说和叙事诗。

本文选取杜甫的《石壕吏》为研究对象，它既是杜甫现实主义风格的代表作品，也是叙事诗中特色的作品。本文着重从叙事技巧上分析杜甫的创造，并且从历时性角度分析杜甫叙事诗对汉魏乐府的继承，从而发掘出中国叙事诗形式发展的潜流，同时以此为论据来反驳认为《石壕吏》为现场直录的说法，而不过多涉及内容与情感的分析。

一、杜甫是叙述者吗？

《石壕吏》使用第一人称“我”来叙述，在惯常阅读中，我们会认为“我”就是杜甫。但站在叙述学角度，我们就会追问，《石壕吏》是否为杜甫个人真实经历的实录和记事报导，诗中的“我”是否可以坐实为杜甫。在叙述学中，叙述者和作者之间的关系本就争论不已，而杜诗一贯被强调的“诗史”精神和现实主义，更加深了人们对杜诗真实性的印象，从而在叙述者问题上产生更多的争论。我们要分清叙述者，首先就要从把“诗史”当做真实历史记载的观点入手。

“诗史”说的源头从孟启的《本事诗》开始，“‘诗史’本是唐人在阅读杜诗时总结而得的文学概念，但此概念经过宋人和明人的辨析，已经逐渐脱离杜诗文本的缠绕，成为重要的理论资源。至明清之际，……不但形成了‘以诗证史’的阅读传统，而且还影响了诗歌的创作。”

在历代不断被建构的“诗史”说传统下，我们形成了这样的阅读习惯，年谱、编年、本事作为背景研究，考察诗人的生平、家世，从诗歌中寻找历史信息来“诗史互证”，探寻诗人对社会现实的看法，也就是“知人论世”的阐释传统。因此我们常常认为《石壕吏》是杜甫个人经历的真实记录，并以此与杜甫的生平相对照，诗史互为补充。

这个角度启发我们即使面对被当成“诗史”和现实主义的《石壕吏》，也不能用完全真实报导的眼光看，更应该从叙事诗本身的价值入手。因此也不能简单把《石壕吏》当成杜甫个人经历的真实记载，把杜甫简单归并为叙述者。

在叙述学的眼光下，杜甫的叙事诗都不是完全的记实叙述，加入了诗人的剪裁与虚构，它们是虚构叙述，也就是委托叙述，因此我们必须找出叙事诗的叙述者，来对它进行分析，看杜甫如何发挥叙事技巧来讲故事。

二、谁说话？谁见到？——第一人称叙述者+次要人物有限角度

《石壕吏》被认为是杜甫最具有写实色彩的作品，从叙述角度来看，也是最有叙述技巧的作品。我们寻找叙述者，其实就是在探索“谁说话”，即这个故事被谁来讲的问题。

驾出北郭门，马樊不肯驰。下车歩踟蹰。仰折枯杨枝。

顾闻丘林中，噭噭有悲啼。借问啼者出，何为乃如斯。

亲母舍我殁，后母憎孤儿。饥寒无衣食，举动鞭捶施。

骨消肌肉尽，体若枯树皮。藏我空室中，父还不能知。

上冡察故处，存亡永别离。亲母何可见，泪下声正嘶。

以第一人称“我”的叙述开始，随后“我”发现异常现象，并被悲啼声吸引，与啼者(主要人物)交流才进入故事的主体——孤儿悲惨遭遇讲述，最后结尾两句“传告后代人，以此为明规。”则是第一人称叙述者跳出来说话。

《石壕吏》也继承了阮瑀《驾出北郭门行》的叙述结构，即以“我”述说自己的经验来开始整个故事，之后突然被某种声音或者某个场景吸引，在“我”的寻访或旁观下，人物叙述者才出现讲述自己的经历或者发生故事。这样固定的叙述结构，自杜甫之后，更是被新乐府运动的诗人模仿，如白居易的《琵琶行》里，“我”被琵琶女的琵琶声吸引，倾听琵琶女讲述自己的身世，随后发表自己的身世之感。

因此，这样的结构下，《石壕吏》中的“我”作为叙述者，在故事中担任的是次要人物，而叙述的角度就是从这个次要人物的感知经验出发的。所谓叙述角度，就是指事件是被谁感知的，谁在看这个故事的发生，谈的是“叙述者自我限制”的问题。在第一人称叙述者的故事中，且叙述者在故事中是次要人物时，杜甫创造性地在中国叙事诗中采用有限的叙述角度。在《石壕吏》中，“我”是故事的叙述者，同时“我”是故事中的次要人物，“我”感知到(“听到”和“看到”)故事的发生，作为来“暮投石壕村”的客，“我”的角度必然是受到限制的，“我”无法界入妇人和老翁的内心进行描写，“我”知道的讯息有限，关于老妇人家的经历只能源于讲述，只能感受到“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而无法进入家中进行场景的描写。读者也如同叙述者“我”一样，“偷听”到整个故事的发展却无法仔细窥其全貌。

三、没有进行干预的叙述者

在中国叙事诗中，第三人称的叙事诗一般采用全知视角，在诗歌末尾多有道德训诫，如《孔雀东南飞》结尾“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而在第一人称叙事诗中，本就带有强烈抒情色彩的叙述者，一般都会在末尾发表评论，参与抒情。如同样作为次要人物的叙述者，阮瑀《驾出北郭门行》里的“我”最后“传告后代人，以此为明规”点破主旨。而被认为继承了“三吏”精神的《宿紫阁山北村》亦是如此，

晨游紫阁峰，暮宿山下村。村老见余喜，爲余开一尊。

举杯未及饮，暴卒来入门。紫衣挟刀斧，草草十余人。

夺我席上酒，掣我盘中飱。主人退后立，歛手反如宾。

中庭有奇树，种来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断其根。

《石壕吏》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叙述者几乎不动声色地讲述了整个故事，全程没有对自己见证的悲惨故事发表评论干预，也没有进行描写的铺陈和自我抒情，最后也没有抒发对政治、军事的看法(像《潼关吏》《新安吏》那样)这在中国叙事诗中也是十分少见的情况。

即使在杜甫自己的叙事诗中也算少见的冷静客观，在《潼关吏》和《新安吏》中，“我”作为主要人物，从与官吏交流开始，诗歌的重点就是“我”的质疑、议论和抒情，《新安吏》里的“我”最后分析军事形势，说明此行只是轻役，规劝安慰送行之人。《潼关吏》中的“我”在诗歌末尾劝告潼关吏“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

在这样的叙事诗中，叙述者“我”作为主要人物，角度却是接近全知的，“我”发表的议论看法才是整个叙事诗的中心所在。

在这样的传统之下，《石壕吏》就显得十分独特了，叙述者极其自我限制和克制，在故事最伤心处并不介入，最后戛然而止，没有给叙述者留下任何感伤和发挥道德谴责的余地。面对于如此的人伦惨剧，一贯推己及人的杜甫没有让叙述者发出任何评论性干预。目睹一场战争造成的惨剧，叙述者最后的举动是“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叙述者为何表现得如此置身事外，不动神色到甚至令人觉得异常？

四、说谁的话——叙述中的语言行为

实际上，在叙事诗中，用直接转述语在形式上是“直接记录”人物语言，但是实际上不可能真正用人物的语汇，只能用叙述者的语汇，即句式整齐，讲究押韵和平仄的诗歌语言。在一些乐府诗中，保留了很少的民间语气词和俗语，如《孔雀东南飞》中“阿母谓府吏：‘何乃太区区！’”中的“区区”“阿母得闻之，槌床便大怒：‘小子无所畏’”中的“小子”，已经成为中国叙事诗中现实主义的风格标志之一，而无论是何种人物语言，他们所说的话都是被叙述者的语言，也就是士大夫文人的语言所取代。

因此在中国叙事诗中，出于语言质地必须诗化的内在规定性，加上没有标点符号，因此为了提醒人物语言，必然出现了许多我们常见的引导语。如果没有明显引导语的标志，我们无法从语言质地上区分叙述者与村妇的语言。(我们可以清晰地区分白话小说《红楼梦》中林黛玉和刘姥姥的话，也能区分叙述者的话和王熙凤的话，白话小说中的语言质地区分相对明显)

典型的如《孔雀东南飞》中，出现大量的引导语，如，“堂上启阿母”“阿母谓府吏”，“府吏长跪告”，“阿女含泪答”“阿母白媒人”，诗中的“启”“谓”“告”“语”“答”“白”。同样，在《陌上桑》中，使君和罗敷对话前，往往也有引导语的提醒，如“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的“问”，“罗敷前致辞”的“前致辞”。《琵琶行》中“自言本是京城女”的“自言”，《秦妇吟》中“借问女郎何处来”的“借问”，“丧乱漂沦何堪说”的“何堪说”也都作为了叙事诗中常用的引导语。同样地，在《潼关吏》和《新安吏》中也都是以“借问”为引导语提示下面的对话开始。《石壕吏》中继承了“前致辞”这个引导语，“前致辞”也在后世发展成了提醒人物要开始长篇发言的程序套话。如果没有“前致辞”的提醒，我们其实分辨不清楚后面介绍老妇家中的话，是直接引用老妇的，还是叙述者的表达。

因此，老妇的话其实是文人化的五言诗的语言。民间的老妇的声音是被文人化改造后传达在诗歌中的，叙事诗接受了“老妇”这个民间身份所传达出来的信息，却排斥了语调的因素。人物并不“拥有”自己的语言，没有取得人物的控制权，人物的语言仍然在叙述者的统一控制之下。从这个层次上来看，老妇的话并非是直录，而是一种“代言”。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石壕吏》的叙述者没有直接进行干预，也没有作为主要人物自叙情事，而是引述他人的对话和故事，但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叙述者强大的存在和其对诗歌的控制权。正是因为文人化的诗歌语言的规定性，所有形式上的“直录”变成一种本质上的“代言”，在叙述者“翻译”老妇所说的信息的时候，他的语言中已经渗入了诗人主体的情感和意向，使得诗歌统一在同一种声音的语调之下。

通过对叙述者的分析和对对话中的语汇的分析，笔者认为，《石壕吏》的叙述者并非杜甫本人在自道个人经历，而是采用了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虚构叙述。杜甫继承了汉魏以来叙事诗的叙事结构，创造性地打破了叙事诗中叙述者一贯进行评论干预的特点，采用了有限的角度，没有陷入抒情叙述者的窠臼。但同时，由于中国叙事诗的形式规定性，叙事诗中所有的语汇都是叙述者的文人化语言，并非是人物语言的直录，老妇并没有真正地“发声”，因此诗歌的意识仍然被牢牢控制在叙述者的强大意志之下，而固定的引导语也成为一种形式上区分的必要，这些既是《石壕吏》的重要叙事特点，也成为了中国叙事诗发展的重要偏向。

注释

①本论文的关于叙述学的观点，主要以赵毅衡的著作《广义叙述学》和《当说者被说的时候》为理论基础，赵先生谈到关于“叙述”和“叙事”用法区别，建议统一用“叙述”，但由于中国“叙事诗”的固定用法，为了避免混乱，本文提到“叙述者”“叙述层次”“叙述视角”等叙述学专用概念时用“叙述”，而关于“叙事诗”的部分仍采用“叙事”一词。

②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1291页。

③胡适：《胡适文存》第一册，外文出版社，2013年，第176页。

④胡适：《胡适文存》第一册，外文出版社，2013年，第170页。

⑤胡适：《胡适文存》第一册，外文出版社，2013年，第176页。

⑥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1页。

⑦依据洛阳市郊区白马寺镇帽郭村出土的孟家四方墓志显示，孟棨之名应为“启”，参见陈尚君《〈本事诗〉作者孟启家世生平考》，项楚主编：《新国学》第六卷，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

⑧张晖：《中国“诗史”传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11页。

⑨详见周裕锴：《中国古典诗歌的文本类型与阐释策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