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宇宙”：地方风景与认识装置
——论张楚小说的叙事美学

□林培源

进入中国当代文坛之前，张楚是个文学的局外人(河北滦南县的一名税务员)，近年来他调至作协系统成为专业作家，又在中国人民大学接受“创造性写作”训练，毕业的同一年推出小说集《中年妇女恋爱史》，目前针对张楚的研究和批评已有不少，但正如有论者所言，张楚笔下的人物“不是中层也不是高层，他写的不是未来也不是过去；但是，在平原尽头的城市中，那些孤独的男女，他们在人世间的爱欲、苦痛和软弱，似乎真是放不进关于底层或现实的通行批评话语里”。“通行的批评话语”指向当代文学中的底层叙事和现实主义的传统，而近年围绕张楚小说的综合性研究，基本上围绕以下几个维度展开：作家个人与“70后”整体关系的研究、小说与当代社会的关系、现实与虚构的“轻重”关系，小说的结构张力与情感张力、创作谱系的变化、生命伦理的叙事等。但鲜有人关注张楚小说的“世界文学”色彩，张楚尤其钟爱约翰·契弗(John Cheever)、理查德·福特(Richard Ford)、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蒂姆·高特罗(Tim Gautreaux)等美国当代小说家——其中前三位系“肮脏现实主义”的代表，他们书写日常生活的庸常一面，塑造了大批美国当代社会的边缘群体和失落男女，张楚曾在随笔中对这些作家做出独到的分析。当然，张楚绝非“肮脏现实主义”的忠实信徒，他更多迷恋和效仿的是这批作家对细节的把握、对“非正常状态”的精神世界的捕捉。这点在其新作《中年妇女恋爱史》中体现得尤为鲜明。本文拟从张楚创作谱系的旧胎与新质入手，以《中年妇女恋爱史》作为主要观察坐标，借“地方风景”与“认识装置”两个概念，来把握张楚所创造小说“宇宙”的叙事美学。这一小说“宇宙”容纳理想与现实、地方与世界、爱欲与疯癫等丰富元素，为当代小说增添了新的向度。

一、小说“宇宙”的诞生

《中年妇女恋爱史》和张楚的《樱桃记》《夜是怎样黑下来的》《七根孔雀羽毛》《野象小姐》《梵高的火柴》等小说集一并，绘制了一幅璀璨的文学图谱。这一次，张楚在深入日常生活的肌理时，也将小说技艺打磨到了新的高度。从1990年代中期创作至今，二十年间，张楚一直秉持着小说家特有的熨帖和温润，他的作品散发着日常生活的余温，也揭示出普通人内心的贫瘠和丰裕；他善于捕捉人的孤独和逃离的欲望，也描绘着县城的活色生香和乡村的尘土飞扬。

借助文本细读，我们可以发现，天文学知识的介入一直是张楚小说鲜明的叙事特征。在《七根孔雀羽毛》中，天文学术语和知识俯拾皆是，小说里的天文爱好者和基督徒李浩宇，对主人公宗建明侃侃而谈其丰富的天文知识，并得出结论，“我们这些人，不过是依附在玩具上的细菌。或者说连细菌都不如，只是一个个原子那么大的物质”，他甚至得了一种“宇宙恐惧症”；《刹那记》中，女孩樱桃在冬夜里惨遭陌生醉汉强奸后，“凝视着夜空。星星多得很，银白银白的，并不如何耀眼。有那么片刻她甚至怀疑是夏天到了，自己正躺在干草堆里，观望着打灯笼的萤火虫。及至后来，下身的刺痛和冰冷方才慢慢浮腾上来”；《夏朗的望远镜》的主人公夏朗也是个天文爱好者，他在自家阳台上摆了一台天文望远镜，“喜欢一个人伏在望远镜上，静观那些旁人看来司空见惯的星云”，小说里甚至安排夏朗和一位自称“被外星人劫持过”的陌生女人相识的情节。这几篇作品中的人物，都有精神重负，在生活沉痛的现实中伤痕累累。只有通过对星河宇宙的遥想和观望，他们才能摆脱庸常世俗的羁绊。到了《中年妇女恋爱史》这部小说集，张楚小说中那位叙述者的形象逐渐明朗起来：他热爱书写，对天文学(宇宙、星河)与科幻有着超乎寻常的执迷。《朝阳公园》中三十多年后的“我”回忆1983年和几个病孩子住院的遭遇。彼时9岁的“我”喜欢记日记，“他们知道我每天必须写日记，随时随地地写，他们也知道我为何如此勤奋。住院之前我写了一篇作文，被语文老师当成范文在全班朗读，并且说，如果张楚同学每天记日记，每天摘录好词好句，长大后就会成为一名作家”，叙述人、作者和小说人物，在这篇小说中是同一的。时间的流逝使记忆荒疏，但在文字中，童年时的这段遭遇却散发着苦涩、迷离的光，《直到宇宙尽头》中的姜欣从小喜欢科普读物，小学时写过一篇关于时空隧道的科幻小说并获了奖，高中时她读了《时间简史》(霍金)、《通向实在的路》(彭罗斯)以及《暗淡蓝点》(卡尔萨根)。对姜欣而言，科普读物和科幻小说，是她暂时卸下生活沉担，短暂喘息的载体，同时也让她时刻意识到生而为人的渺小和谦卑。姜欣的这一形象让人想起《夏朗的望远镜》中的李浩宇。姜欣的这一喜好延续至成年，在破碎的婚姻(前夫包养情人，并有了私生子)和世俗生活(5岁的孩子患了自闭症)中，她时不时会仰望星空，心游物外，甚至在做爱时，眼前也会幻化出宇宙和星系。作为对前夫和庸俗生活的反抗，她和王小塔的三个铁哥们“偷情”，在偷情时，她反复追问的是“你知道宇宙有多大吗?”追问并没有答案，而姜欣一再想起的是少女时期的一段奇遇：她在夜晚撞见了不明飞行物。这一亦真亦幻记忆在作者笔下熠熠生辉。过去与现在的落差，对应的是高贵与贫瘠、星空和尘世的迥异：“她渴望头顶上神秘高贵的星空，而事实是，她的双脚只能陷进牲畜的排泄物里……”《直到宇宙尽头》为读者勾勒出生存的真相和悖论：“宇宙的尽头，就是时间的尽头”，而“时间没有尽头，所以，宇宙也没有尽头”。可以说，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在这篇故事中泛起了回响。

同名中篇《中年妇女恋爱史》更是将这一对科幻、宇宙和星系的痴迷展现得淋漓尽致。小说以每五年(或六年)作为一个时间单元，以“编年体”叙述了主人公茉莉从少女到中年的“恋爱史”。每段故事的间隔处，又插入融合真实和幻想的“大事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1997 年(香港回归)、2003 年(“非典”)、2008年(汶川地震)、2013年(薄熙来案)。和这些真实社会事件并置的，是作者虚构的外星文明事件。在描写“中年妇女”的心态、县城的生活以及男女关系上，小说家张楚的笔力透纸背，入木三分。这些文本上的巧妙设置看似毫不相关，但对作者而言，“每章后面的大事记，我也写了点外星球的轶事，它们与茉莉无关，与爱无关，与衰老也无关，遗憾的是，它们跟时间有关”(《跋·虚无与沉默》，《中年妇女恋爱史》)茉莉人生的起伏，婚姻的失败与反复，占满了小说的字里行间，但在宇宙的长河中，又显得如此微茫，像一朵朵扑腾的浪花。

我们不妨将这些涉及宇宙、星河、天文知识的小说视为张楚作品中一个隐秘的系列。围绕对“宇宙”的痴迷，一个繁复迷人小说“宇宙”诞生了。这一小说宇宙，既跟人物和故事有关，也是作者小说观的隐秘投射。张楚擅用第一人称叙事，《七根孔雀羽毛》《在云落》等都是第一人称叙事的典型文本。在《朝阳公园》，这一叙事的惯习又有新拓展：小说中的那位叙述人“张楚”叠合了成年和孩童视角，五个病孩子(老白、泥鳅、“我”、苹果、小猪)的集体出逃和春游，呈现的是成长中的“断裂”，外部世界带给“我”的恐惧(苹果被一个男孩霸凌，小猪则溺水失踪)，在“我”成年后依旧像一道阴影挥之不去——这种成长的书写在《樱桃记》中也有所呈现；《直到宇宙尽头》的姜欣在神秘、高贵的星空和庸俗琐碎的人间烟火中摆荡并撕裂，这篇小说主人公所面临的婚姻和精神危机，和《夏朗的望远镜》有着隐在的关联；到了《中年妇女恋爱史》，为我们呈现这一小说“宇宙”全貌的，则是一位隐而不露的叙述人。他们像细胞分裂，带着作者独一无二的基因，游走在浩瀚的宇宙和卑微的人世之间。小说的光束打下来，那些互为镜像的人物碎片便反照出夺目的光芒，生出一种“日常生活的诗性”，成为小说家张楚的“美妙仙境”。

二、“风景”：历史记忆与志异传奇

在构成小说家鲜明叙事形象和小说“宇宙”的一系列作品之外，张楚的小说兼具某种“地方风景”，张楚鲜少在小说的行文中使用方言土语、俚语等，也很少对风俗民俗做细描，所谓的“风景”更多体现为一种“文学地理学”。张楚的小说往往将故事发生地设置在有着复杂社会关系网络的县城(桃源县)和乡镇(夏庄)。这是作者观察当代中国社会的样本，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县城和乡镇是连接国家与世界的不二“中介”。以《七根孔雀羽毛》为例，在写到商人郭六(他是主人公宗建明前妻曹书娟的情人)时，作者对郭六所在的农村做了这样的介绍：“他居住的那个村子比较奇特，家家户户都在大规模地生产钢锹、铁锄、斧头、镰刀之类与农活有关的器具，他们将这些农具抛光上油，再卖到缅甸、埃塞俄比亚、厄瓜多尔、哥伦比亚这样喜欢种植罂粟和马铃薯的国家。他们的村子据说是全亚洲最大的钢锹生产基地，也是整个县城包二奶包得最疯、最明目张胆的地方。”小说因此展现了一个由商人(郭六)、富豪、房地产开发商(丁盛)、建筑公司老板(康捷)、税务师事务所员工(宗建明)、富二代(李浩宇)等不同阶层人物组成的复杂社会关系网：这是一处欲望横飞，充满凶杀、情爱纠葛的灰色地带。“风景”还体现为《刹那记》《夏朗的望远镜》《在云落》《大象》等小说中有关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的记忆书写。如《刹那记》借樱桃的视角写道，“一九七六年地震，整座城市死了二十四万人，据说当时天崩地裂鬼哭狼嚎。有时候樱桃会胡乱地想，这座城市是个栖息着诸多幽灵的城市，那些魂灵并未抛弃苟活下来的亲人，他们在黑夜里孑孓徘徊，在风里睡眠在麦田里散步，同时嘴唇里发出虚无的、忧伤的叹息”；《夏朗的望远镜》中夏朗和妻子在一处“幽灵遍布”的地震遗址约会；《大象》中也谈到了这场“二十世纪全球最惨烈的地震”；《在云落》中，苏恪以和他的女友，以及诊所老板苏医生都是地震孤儿。它像幽灵般潜伏于文本的深处，虽不是小说的核心，却总成为人与人相遇、相知的共同记忆与背景，是张楚反复挖掘的历史命题。

除了落实到在县城的世俗羁绊、复杂人情之外，“风景”还体现在与河流有关的传奇和志异之中。倘若小说“宇宙”的诞生与“时间”有关(时间是流动的、永无止境或往复循环的)，那么《盛夏夜，或盛夏夜忆旧》《水仙》《听他说》《金风玉露》与《伊丽莎白的礼帽》，则和一条名为“涑河”的河流有关。这条河流经小说中的桃源县，也流淌在现实的大地之上。张楚的小说“宇宙”朝向的是遥远的星河和外太空(同时勾画尘世中人的灵魂)，与其相对应的，则是现实和沉痛的历史记忆。借助这几篇小说，作者潜伏到了历史的地貌之下。此处的河流，流淌着历史的无名尸体、沉渣和残酷真相。关于创作的起源，作者在《中年妇女恋爱史》这部小说集的“跋”(《虚无与沉默》)中说道：“2015年，初冬，从宜昌上船，开始了为期四天的三峡之游。在行将抵达重庆的晚宴上，勒·克莱齐奥倡议在座的中国作家每人写篇关于‘水’的小说。我恍惚想起故乡的那条河流，那条差点在夏天干涸的河流。在水中生活了数千载的神，如果河流消失，他们何去何从?是在等待中消亡还是迁徙至水草丰美之地?在众神衰落的时代，在神话消解的时代，人类的贪婪为何仍得到造物之神的青睐?水的死亡比人的死亡更让人沉思。我陆续写下了《盛夏夜，或盛夏夜忆旧》、《水仙》、《听他说》。当然，《金风玉露》与《伊丽莎白的礼帽》里也有那条叫作‘涑河’的河流。”

如作者所言，“在众神衰落的时代，在神话消解的时代，人类的贪婪为何仍得到造物之神的青睐?水的死亡比人的死亡更让人沉思”。《盛夏夜，或盛夏夜忆旧》所思考的问题，即是这样一种“水的死亡”。小说中的“我”(一名中年房地产开发商、失眠症患者)在酒店偶遇一名乡村老妪，他们在盛夏雨夜交谈，在针锋相对的问答中，老妪向“我”剖出了桃源县的陈年往事，一步步逼向了“我”的内心。小说带着些志异的意味，又将历史变迁和资本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倾轧(房地产开发、拆迁、水源污染等)揭示出来。这里显示出作家对社会现实的体察，对弱者的体恤和对无情的权力资本的批判。更难能可贵的是，小说通过老妪对“我”家族史的追溯，从侧面进入了共和国历史的腹部，完成了一次过去/现在的叙事对接；接下来的《水仙》和《听他说》，延续了“河流”的主题，它们构成了硬币的正反两面。《水仙》讲述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大跃进”之后的“四清”运动时期，女主人公和神秘的白衬衫男子之间，产生了暧昧而又混沌的情感，这一情感，迥异于她和青年干部之间充满浓郁政治意味的关系。小说对女性心理的描摹如此细腻，浓烈的抒情笔调，渗透了浪漫主义的气息。某种程度上，它对火热的革命年代和政治运动构成了幽微的嘲讽。到了《听他说》中，志异、传说和现实进一步融合。河神和他的副手沈玉(专事收集溺水亡灵)幻化成人，他们在图书馆谈论哲学和书籍，谈论人间的种种遭遇。在河神的叙述中，《水仙》的情节得以重演。这个故事以倒置的方式，为读者揭开了《水仙》中那位在月夜起舞，化身大白鲢的白衣男子的神秘面纱——他竟是假扮河神，潜入秘境来到人间的沈玉!“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古代传说中的“人鬼恋”在这里被作者置换了性别。

这种透着神秘色彩的书写在《在云落》这篇中也早有体现，小说写到了精神失常者的内心世界：苏恪以寻找失踪的女友未果，时常向“我”描述她是一个长着翅膀的天使，有可能逃遁到了一个“平行宇宙”。可以说，这些篇什都体现了作者在叙事探索上的独具匠心。在如何书写历史的问题上，它们也为作者提供了恰如其分的叙述方式，而这种方式在作者此前的小说中较少体现。以志异传奇来书写当代中国，使得这批作品透露出一种颇有批判力度的叙事效果。我们不妨将其视作张楚这一小说“宇宙”的内面，它同时富有风景和传奇志异的叙事特征，呈现的是人在特定时代中的疯狂、欲念和无止境的贪婪，其叙事形态，更接近中国古典的叙事传统，也将张楚小说提升至新的美学高度。

三、认识装置：“向下看”和“向上看”的目光

当然，尽管有“风景”所带来小说叙事的异质性和陌生化，小说家张楚最擅长的，还是那些描写人间烟火的“世情小说”。忧伤的、温情的现实主义，一直是他的小说调色盘中挥之不去的底色。这方面，以“对话体”推动情节的《人人都应该有一口漂亮的牙齿》，讲述年轻人相亲、一夜情和孤独问题的《风中事》和《金风玉露》，以及聚焦于老年人忏悔“文革”的《伊丽莎白的礼帽》，都堪称代表。其中最打动人心的，莫过于《风中事》一篇，小说中那位相亲无数次，又无数次以失败告终的小警察关鹏，热爱动漫模型，对感情有着宗教般的洁癖。在县城的逼仄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他身处体制和家庭的夹缝中，犹如风中尘埃一样难以自主。小说写了关鹏几段无疾而终的感情，其中那位令他魂牵梦绕的神秘女子段锦，最后因非法代孕而死去，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但对世道人心的描摹深刻而圆熟。这篇小说涉及的“情事”，和《在云落》一样有着打动人心的情感力量。

《金风玉露》中的北漂女子美兰和前来相亲的男子小潘原在两年前的圣诞节有过一夜情，此番重逢，小潘假借相亲名义，将美兰骗去酒店并再次发生了关系。小说最后，留给美兰的除了怅惘和绝望，别无其他。小说的故事虽然充满了戏剧性，但在细节刻画和人物心理的描摹上，作者就像手持精密仪器的外科医生，层层解剖，既精准，又残酷。美兰就像无根的浮萍，在北京和县城里飘摇着，游荡着，无所归依。一如作者所写：“一切都在生成，一切都在衰亡，一切都在死神的爱抚中周而复始。”《金风玉露》将古典叙事中的浪漫(“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做了倒置，深刻地道出了现代人情感的虚无和存在的虚妄，与此相类似，《人人都应该有一口漂亮的牙齿》，以牙齿为线索，串联起的三个故事，也事关现代城市中的情感牢笼。饶有意味的是，两篇小说都写到了青年人的孤独和抑郁症。不消说，这是另一种无意识的“疾病的隐喻”——类似的有关“疾病的隐喻”在张楚其他小说中也有所体现，张楚喜欢塑造患有抑郁症和精神疾病的人物，也书写了许多与此相关的死亡事件：上述的《金风玉露》中患抑郁症的女主人公、《梵高的火柴盒》中经历丧子之痛的妇女以及患“再障性贫血”的女孩(《大象》和《在云落》)等都是其中优秀的叙事范本。《伊丽莎白的礼帽》从“我”的视角出发，叙述了姨妈的老年生活，她练习书法，跳广场舞，又制作礼帽，并将它们兜售出去。小说的笔调带着些欢脱和幽默，但内在裹着的，却是一个沉痛的主题。姨妈看似风光的老年生活背后，是某种精神的衰落。因此，她需要不断地培养“爱好”来填充自己。小说最精彩的一笔，是“我”跟踪姨妈，目睹了姨妈的一次忏悔：“文革”中，姨妈给童年玩伴徐正国的母亲剃了阴阳头，对她的精神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小说的最后，姨妈将精心缝制的礼帽送给了这位受难的母亲，而她忏悔的话，如礼帽上的翎毛飘在空中。

细数张楚的小说，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特征，他喜欢借助某个具体而微的“物件”来勾勒情节，串联故事：曲别针(《曲别针》)、羽毛(《七根孔雀羽毛》)、毛绒玩具(《大象》)、天文望远镜(《夏朗的望远镜》)、牙齿(《人人都应该有一口漂亮的牙齿》)、礼帽(《伊丽莎白的礼帽》)……“这些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平常物象，经过了作家的精心打磨，在文本中获得了自足的生命和自由的生长空间。那些经过了作家类似现象学还原式处理的‘事物’，成为文本的重要支撑点，与人物的命运发生隐秘的内在关联，同时负载了作家对自我意识的探究。”可以说，这些“事物”构成了张楚小说中非常重要的“认识装置”，以《夏朗的望远镜》为例，小说中的夏朗痴迷于仰望星河，对宇宙中的种种天文迹象都充满了好奇，可是结婚之后，生活的琐碎、妻子与丈人、丈母娘一家人对他生活空间、志趣的步步挤压让他一步步陷于庸常之中。而只有拾起这一“望远镜”，夏朗才能将视线脱离日常生活的臃肿、沉痛，进入精神辽阔的宇宙中。这一“望远镜”，已经不单单是人物观照世界和人心的器物，而成为张楚小说中借以透视现实和虚构、历史与当下的“认识装置”。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写作至今，张楚的目光总是向下看，他站在那些草莽底层和无名之辈的中央，用慈悲的目光注视着，用敏锐的双耳倾听着，用小说家温润的笔触抒写着。到了《中年妇女恋爱史》，张楚的目光又往上抬起，伫立于喧闹的人世间仰望星空，洞察人心。

对一个成熟的小说家而言，如何借虚构叙事这个载体，书写人心，甚至将其对宇宙、灵魂和历史的思考倾注于故事中，始终是充满诱惑和巨大吸引力的挑战。回到小说的“宇宙”这一话题，我们似乎可以说，张楚至少在三个维度上展示了小说家的训练有素和老到经验，他的触角涉及宇宙/星系、现实社会和历史传说，这一小说宇宙，在空间上含纳了当代中国的乡村、县城和城市的地方风景，又以具体而微、充满象征意味的“物件”作为“认识装置”。如批评家程德培在为张楚所写的长篇评论中所言：“他揪准人的生存状态不放，把时间交给四处流窜的情绪，把空间抵押给无法摆脱的孤独。”那些为生活所累，寻求精神通道的人物在张楚的小说舞台上登台和谢幕，又在缥缈无垠的宇宙中自由而畅快地呼吸。

注释：

①张楚：《中年妇女恋爱史》，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

②李敬泽：《那年易水河边人——〈“河北四侠”集结号〉丛书序》，《夜是怎样黑下来的》，花山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

③按发表的先后顺序，关于张楚小说的较有代表性的综合论述包括：张学昕、李壮飞：《张楚创作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李建周：《张楚小说论》，《小说评论》2016年第5期；程德培：《要对夜晚充满激情——张楚小说创作二十年论》，《上海文化》2017年第3期；郭君臣：《张楚的小城和宇宙》，《上海文化》2017年第3期；宋夜雨：《“轻之沉重”与“沉重之轻”》，《新文学评论》2017年第3期；荀羽琨、周国栋：《生命残缺处的美学建构——张楚小说创作论》，《小说评论》2019年第1期；张翼：《“大时代”的同路人与独行者——张楚创作论》，《小说评论》2019年第1期等。

④“肮脏现实主义”指的是1960年代以降美国的一个文学运动，正如其提倡者比尔·布福德(Bill Buford)所言：“肮脏现实主义是新一代美国作家的小说，他们描写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被遗弃的丈夫、未婚的母亲、偷车贼、扒手、吸毒者——但他们写出了一种令人不安的疏离感，有时接近喜剧。这些故事隐晦、讽刺，时而野蛮，但始终富于同情心，在小说中构成了新的声音。”

⑤张楚：《短篇小说到底有多美》，《秘密呼喊自己的名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版，第102～110页；张楚：《弟弟的十四次告别——闲读约翰·契弗的短篇小说》，《野草》2015年第2期。

⑥李建周：《张楚小说论》，《小说评论》2016年第5期。

⑦程德培：《要对夜晚充满激情——张楚小说创作二十年论》，《上海文化》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