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军民融合的市级推动路径研究

甘露　赵观兵　刘良灿

摘要：军民融合是推动国防科技建设和地方科技发展的有效战略。我国军民融合尚处于初级阶段，需要稳步推进。市级推动是我国军民融合建设的一个基本点，既可以为省级军民融合建设提供支持，也可以带动县级军民融合建设的成长。

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military and civilian is an effective strategy to promote national defen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nstruction and lo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hina's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and needs to be steadily advanced. Municipal-level promotion is a basic point in the integration of military and civilian construction in China. It can not only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but also promote the growth of county-level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 construction.

關键词：军民融合;协同创新;社会公共服务网络体系

Key words：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collaborative innovation;social public service network system

中图分类号：E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9）28-0174-02

0  引言

军民融合是当前我国一项重要科技发展战略，不仅可以增强国防科技的竞争力，还可以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军民融合在我国已经具有四十余年的历史，但一直没有获得实质性的成长。近年来，随着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我国不仅面临着海内外强大的经济竞争，也面对着日趋严峻的国防挑战。在这种情势下，军民融合愈加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军民融合的重要性，号召军队和政府要将军民融合作为一件大事来抓。

军民融合建设可以分为不同的界别，包括国家级、省级、地市级、县级，以及更小的级别，不同级别的军民融合建设可以相互支持。从具体建设上，军民融合的推进一般是从顶层逐级向下延伸。当前，地市级军民融合建设正成为我国军民融合战略实施的关键层面，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如果地市级军民融合建设取得突破，就可以使我国军民融合战略的实施焕然一新。

1  我国军民融合市级推动路径解析

借鉴于既有的军民融合研究成果，通过对我国地市级军民融合实践的调查性认识，本研究归纳了当前阶段我国军民融合市级推动路径如下：

第一，构建完整的军民融合体系，为军民融合创造有利的环境。十余年来，军民融合体系在市级层面已经初步构建，但还存在着许多薄弱环节，有待进一步完善，继续增强各主体的融合功能。一般而言，军民融合体系包括政府、军工企业及科研院所、民用企业、金融机构、中介机构等基本主体要素。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引导和协调军民融合的发展，制定适宜的政策环境，解决政策上的问题。军工企业或科研院所的主要职能是提供科技成果和生产技术。民用企业的主要职能是提供合作开发产品所需的市场需求信息和用户反馈信息。金融机构的主要职能是为军民融合提供借贷支持。中介机构的主要职能是为军民融合提出信息服务，并协调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在融合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

第二，进一步发挥政府机构在军民融合中的引导作用。军民融合是一项典型的制度创新工程，涉及到技术、法律、市场、人才等各种因素，因而需要发挥政府的引导、协调和支持作用。十余年来，我国市级政府机构在军民融合中已经做了很大的工作，极大地推进了军民融合的进步，但是，对于军民融合的现实发展需求而言，还存在着很大的推进空间，融合度还不够，政府的引导功能需要进一步发挥。政府机构需要进一步在宏观层面和战略层面加大对军民融合的顶层设计，将军民融合纳入到全市经济发展规划之中，建立完善的军民融合体制和机制，组建高层机构对军民融合的重大问题进行指导和决策，减少军民融合的制度壁垒，将军民融合纳入到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之中，纳入到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之中，为军民胡融创造良好的条件。

第三，军民融合规模需要进一步扩大。尽管军民融合在市级层面已经具备一定的规模，涉及到多个行业和单位，但是在范围和深度上仍然不够。军工系统和民用系统在科技研发上在整体上仍处于割裂、封闭的状态，一些重要的研发活动仍在两个系统内重复进行，造成了科技资源的极大浪费。因此，军民融合在市级层面上仍需要进一步推进，不断寻找可行的合作领域，进一步挖掘合作潜力。

第四，进一步提高民用企业在军民融合中的自主性。当前，在市级层面的军民融合中，无论是军转民、还是民转军，都是以政府行业为主，参与企业缺乏独立自主性，缺乏积极主动性，将军民融合作为行政性指派的任务，因而融合效果并不理想，并没有形成在技术层面和工业基础层面的深度融合。民用企业在参与军民融合中大多处于被支配的状态，远离核心技术，主要负责产品生产、销售和市场信息反馈，研发环节参与较少，这就往往使民用企业在军民融合中缺乏自主性，进而缺乏主动性。事实上，军民融合是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在自愿基础上的融合，双方具有平等的地位，不存在从属关系，在融合过程中都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第五，促进民营企业参与军民融合。当前参与军民融合的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寥寥无几，这并不利于军民融合的深度发展。由于一些政策的约束和理念的滞后，现有的军民融合体制将民营企业排除在外，这是一种非正常的现象。对于特定的军工企业而言，民营企业可能是最佳的合作伙伴，不论在技术、人才、资金上，还是在融合创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上，民营企业可能并不弱于国有企业，甚至强于国有企业。

第六，推进军民融合向协同创新转变。军民融合的根本目标就是推进军民科技创新的发展，发挥科技创新在军队武器装备和民用产品中作用。当前，科技创新已经上升到协同创新的高度，国内外掀起了协同创新的热潮，但是，军民融合在市级层面上的创新远远没有达到协同创新的境地，甚至严重缺乏协调创新的思想和理念。协同创新的目标，就是将军民融合系统中的技术、资金、人才要素进行深度的整合，发挥出超过独立效应之和的总体效应。在未来的若干年内，只有将协同创新作为军民融合的创新目标，才能使军民融合获取超越式的发展。

第七，加強军民融合的法律法规支撑和建设。众所周知，军民融合的发展，不仅需要与市场环境相适应，还必须要有法律法规作保障，运用法律法规来规范军民融合的发展。当然，军民融合所依赖的法律法规并不是市级行政机构所能独力完成之事，是由国家层面的法律建设来推进。当前，从国家层面上来看，我国军民融合所依托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相当一批的法律法规出自计划经济时代，已经不能适应国家发展形式的需求，甚至成为寓军于民的障碍。本世纪以来虽然有所补充和修正，但远未尽善尽美，距离预期的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地级城市应该依托现有的法律体系对军民融合进行灵活机动地处理，在既有权限的范围内充分发挥在法律法规解释上的自主性，尽量通过政策性的文件来绕过法律法规上的障碍，为军民融合的事实提供更大的法律空间。

第八，大力推进军民融合的社会公共服务网络体系建设。当前，军民融合在市级层面发展中所呈现出来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缺乏军民融合的社会公共服务支撑平台，融合信息不通畅，其结果是，军工企业不熟悉民用企业的技术和人才优势，民用企业不熟悉军工企业的技术需求，从而导致军民融合存在着很大的随意性和盲目性，甚至服从行政性指派。近年来，由于军事保密的需要，军工企业往往由于缺乏对民用企业的了解而缺乏对民用企业的信任，进而使潜在的合作无法实现。社会共同服务网络体系的作用就是实现信息共享、加强信息交流、提高相互认识和信任，进而确保技术转化、技术转让和项目投融资的顺利实现。

第九，重视对军民融合知识产权和成果转化的保护。知识产权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科技创新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军民融合科技创新成果的重要标志。为了更为有效地维护军民双方的利益获取，需要加强对国防和民用知识产权及成果转化的保护，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将军工企业、民用企业、金融机构、中介机构的利益需求整合在一起。

2  结束语

军民融合作为一项价值极高的科技创新行为，是一项高度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军队、企业、金融机构、政府、中介机构等多种社会主体，同时涉及到技术、资金、人力资本、设备等多种要素，因而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高度的关注。从某种程度上说，军民融合的竞争反映了国家综合实力的竞争。

当前，欧美日的军民融合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尤其是美国，一直将军民融合作为一种重要的科技推动战略。相对而言，我国军民融合的发展较为滞后，规模较小，科技竞争力不足，为我国国防建设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障碍。因此，在这种不利情状下，我国需要进一步加大军民融合的力度，将军民融合推上一个更高的台阶。

参考文献：

[1]秦政强，魏志祥，谢振宇.核心价值观认同、心理幸福感和成功智力的相关性研究——基于知识型人才的数据检验[J].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7（5）：20-29.

[2]王建成，卢桂成，常光辉，张同建.论知识经济时代会计职能的弱化及重构[J].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18，34（173）：105-110.

[3]张成华，王海军，王华.虚拟公司治理视角下国有企业产学研公共地悲剧治理研究——基于寻租、合谋、机会主义行为抑制的中介效应检验[J].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8（6）：81-90.

[4]刘瑞文，黄洪斌，曹利莎，等.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对风险防范促进效应实证研究[J].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17，33（170）：3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