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师痕

2019-11-13 21:14傅朝文
金沙江文艺 2019年9期
关键词:民办教师学校学生

◎傅朝文

白发催人老。蓦然回首,我已退休十三年了。回顾走过的人生历程,最难忘的是饱含酸甜苦辣、喜怒哀乐的二十多年民办教师生涯。

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大面积遭受自然灾害,吃饭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头等大事。教育方面来说,学龄儿童在一天天的增加,教师缺员成了一个极其突出的社会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于是从高中、初中毕业的农村男女青年中选拔优秀者从教,以解燃眉之急。中国的民办教师应运而生。

那时侯,民办教师所从事的工作内容、承担的教学任务和公办教师是相同的,而唯一的区别是报酬的来源、工资数量和身份不同。公办教师的身份是和国家干部相似,从事教书就是教师,改行从政就是国家干部,都是国家按月发工资,待遇高; 而民办教师干的虽然同样是教书育人的活,其身份还是农民,每月只有少量的补贴,甚至只记工分分口粮,没有任何补贴。

1969年秋,十六岁的我从武定红师班学习回来,大队就通知我去附设初中班任教,报酬是一个月十八元钱,吃大队周转粮,与我的启蒙老师李仲德一起工作。从那天起,我开始了漫长的二十多年民办教师生涯。

滚滚奔腾的金沙江南岸有一座巍峨雄奇的大山叫阿紧鲁山,那里有一个叫以赤丹的彝家山寨,是生我养我的故乡,也是我工作的地方。

以赤丹大队有11 个自然村,300 多户,2000 多个彝族同胞。这里山高坡陡,沟箐纵横,土地贫瘠,干旱缺水,是武定县有名的特困山区。

以赤丹大队的人口都是彝族支系阿倮颇,有史以来就有 “男儿读书识字,女儿挑花绣朵” 的古训。封建社会遗留下的 “重男轻女” 精神枷锁还束缚着人们的思想意识,是个教育事业很落后的地方。许多家长不愿意让女孩子上学读书,我们苦口婆心地上门做思想工作,一些女孩子来上学了,到了学校看到女生少,觉得害羞,面临辍学。

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物质匮乏、吃饭要粮票的艰难岁月。李仲德老师和我与两个大队干部一起开食堂,我们4人轮流每人负责办一个月的伙食。由于工作需要,有时候4 个人不能到齐一起吃饭,于是先吃的用筷子在饭锅里打一个 “十字”,把饭平均分成四份,先吃的留下了该属自己的边边角角,让后吃的多得吃一些。这样的分饭方法,发扬了互相关心的集体主义精神,更加增强了我们的团结,虽然生活困难,但是乐观向上,共渡难关,积极搞好自己的工作,获得了当地群众的好评。

那时候,以赤丹大队拥军优属活动开展得热热烈烈,参军成为彝族青年梦寐以求的远大理想。哪个队的小伙子当兵入伍,生产队要为他办一顿欢送饭。去部队那天,到大队集中,学校组织学生敲锣打鼓欢送出村外,直到看不见当兵青年的身影。每年建军节前,李仲德老师带领我们上山砍柴。到建军节那天,学校组织全校五六十个学生,挑选六年级中体格好的一二十名学生背柴。由扛红旗的上前,随后依次是敲锣打鼓的、背柴的及全体学生,到军属家门口放鞭炮,到家里后,先读慰问信,歌唱《献给亲人解放军》《五好红花寄回家》等歌颂子弟兵的歌曲,与军属座谈,帮军属打扫卫生,帮军属把水缸挑得满满的。

以赤丹大队有6 所小学,除以赤丹完小外,其余5 所小学只设一、二年级,三年级都要到以赤丹完小来读,学生上学要翻山过箐、爬坡下坎,有的地段是很窄的悬崖路。特别是黑纳吉村离完小远,要过五条山箐,在雨季,学生们经常被山洪阻止在上学途中,学校的老师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接送学生。

为了解决教学中的一些困难,学校开展勤工俭学活动。我们带领学生到道路边山箐里的小桐子树上去摘桐子果,把桐子果敲打开,把里面的籽粒晒干,拿到供销社去卖成钱。还带领学生到地边地角种植蓖麻。用勤工俭学收入买铅笔、作业本、笔记本扶持困难学生和奖励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那时,许多民办教师在本村教学,一师一校在教学时间上可以根据情况,可以灵活掌握,提前上课、提前放学;农忙时少上几天课,农闲时多上几天课,把课程补上。我就不一样,一直在村完小,教师以前3 个,后来6 个,有的是本村委会的,大部分都是外地的,星期天教师们就回家去了,我要守校,还有暑假寒假两个假期两三个月,要住守学校。还要应付来学校调查研究、检查工作的政府领导及相关部门单位的人员,特别是扫盲工作,在那个办夜校的年月里,大多数时间由我带着公社 (乡)、中心学校的扫盲专干深入到各村寨做动员说服工作、上课、检查、考试,经常半夜两三点才返回到学校。

在 “远学大寨,近学平地” 的运动中,武定县是 “农业学大寨” 的先进县之一,平地公社又是全州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学校要按照公社的指示,星期天带领学生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

为了广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结合公社党委的中心工作,积极做好思想教育,宣传好人好事。村村寨寨都要组建文艺宣传队,我们以赤丹小学也成立了文艺宣传队。为了搞好文艺宣传演出,文艺宣传队夜晚要排练节目,在不影响教学的情况下,每天利用最后一节自习课排练文艺节目,根据各时期的宣传演出需要,星期天还要留下参加文艺宣传队的学生排练文艺节目。

我们跋山涉水走村串寨,把人们喜闻乐见的花灯歌舞、相声小品、民族舞蹈等文艺节目送到各族人民群众中,丰富了彝山的文化娱乐生活。

我们在生产队划给学校的学农基地里种上包谷、白薯和南瓜等农作物,每年饲养一头肥猪,过新年那天把猪宰了,师生们有的粘贴墙报,有的下厨房帮忙,扯来青松毛铺在球场上,师生团团圆圆地坐在一起聚餐,晚上进行文艺演出,欢欢喜喜地庆祝元旦,迎接新的一年到来。

1983年前以赤丹小学还没有办寄宿制,住校生没有伙食补助,又要收书学费,一些学生交不起书学费,随时面临辍学,这些困难学生中有一部分是品学兼优的,辍学回家,实在可惜,我拿出微薄的工资帮他们垫上书学费,他们中有的过了几年以后,把钱还上,有的一直还不了,我也忘记了。近些年这些学生遇着我,都会提起帮他们垫书学费的事,以示感谢和歉意。

多少个动员辍学学生的漆黑夜晚,我和同事放晚学后翻山越岭来到十里外的黑纳吉、罗干莫、以莫古等山村。东家进西家出,虚心听取学生家长对学校工作的意见建议,耐心做好说服动员工作。为了不影响第二天的教学,经常连夜返校,冒着危险摸黑行走在悬崖陡峭的山路上。

有一年冬天,以莫古村的一个住校男生半夜突发急病,我和李应芳、付自文、李玉清等老师替换背着患病学生,走了十来公里羊肠小路,涉过冰冷刺骨的勐果河、环州河 (那时河上没有桥),连夜送到东坡卫生院抢救医治。

阿紧鲁山头、山腰、山脚十个村寨的彝家父老乡亲的苞谷饭、花豆汤、香腊肉、高粱大麦闷锅酒,我不知吃了多少喝了多少。彝家父老乡亲的茅草屋、土掌房、大瓦房,我不知住了多少夜。

1995年武定 “10·24” 地震以后,我所在的以赤丹小学受到了上海浦东新区清流中学、西沟小学以及昆明求实小学的资助,我写了《求实小学为特困山区小学办实事》《上海——彝山心相连》《西沟师生献爱心彝家兄弟喜上学》等文章在报刊上发表。书信来往和新闻报道搭起了 “连心” 桥,信件和汇款单像雪片似的飞来,使以赤丹村公所4 所小学的200 多名学生得到了资助。

每当听到一个个学生亲切地叫我老师,或者在春节、教师节里收到了学生们祝福,我的心里就有说不出的高兴。不时传来喜讯:学生中有的被推荐为民办教师; 有的考上了中央民族学院; 有的参军后当上了连长; 有的成了乡文化站站长。我每次知道后,都会激动好一阵子,因为这里面有一份自己的功劳,觉得自己的汗水没有白流。

民办教师苦,他们的妻子更苦,教学的成果里面饱含着她们的辛勤汗水。七十年代中期,我和本村的彝族姑娘阿秀结了婚。从那时起,这个苦命的妻子就到我家开始了艰难的人生旅程。那些年头搞集体生产,上高山下河谷、挖路筑坝、兴修水利,重活难活她都得去。

土地承包到户以后,自家干自家活,大家自由多了。可是,我在学校工作,家里的生产和家务,一副沉重的担子全压在了妻子一人肩上。妻子白天下地干活,早晚背水磨面舂米,给娃娃喂奶喂饭,几个孩子也不争气,经常生病,一年有无数个夜晚只能抱着生病的孩子熬夜到天亮。由于自己是民办教师工资低,又要每年为学生垫书学费,随时东拉西借,靠妻子每年卖一两头肥猪帮我充账抵债,解决我进城开会学习的路费伙食钱。

那个年代,推荐读中专上大学提乡干,不知填了多少表,不知有多少群众支持过我,不知有多少基层领导同情过我,许多好事跟我好像有缘又无缘与我擦肩而过。一直到1996年,我教材教法考试过关,教龄在二十年以上,教学质量连续三年在全乡同年级前3 名等三个条件都合格,被转为公办教师。

据我了解,以赤丹村委会当过民办教师的人,从1958年起,到1997年的四十来年里有31 个。他们有的是早年国家对民办教师进行整顿,考试不合格被辞退的; 有的是觉得民办教师工资太少自动离职的; 也有的是工作责任心不强,群众反映被地方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辞退的; 也有极少数是劝其离职等原因,他们先后离开了教育岗位。

在我端起了 “铁饭碗” 的那一刻起,经常想起同我一样在三尺讲台挥舞过教鞭的民办教师伙伴们,他们为我国的教育事业,付出了多大的牺牲,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他们中有的被家庭困难所迫自动离职了; 有的被提拔使用了;有的被相关部门辞退了; 有的在执教中途逝世了。

回顾我的执教生涯,我的文体特长和文学爱好在乡村学校得到较好的施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民办教师二十多年,却有一种价值回归的感觉。

我至今还保存着那本红色民办教师任用证书。外壳红底黑字,“楚雄州民办教师任用书” 十个字十分显眼,里面左页写道: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记得1996年7月,我去禄丰参加楚雄州民办教师转前培训班。有一天,州上的几位领导来看望我们,在座谈会上,有一个年纪与我不相上下的女性老民办教师作了发言,她在丈夫患精神病,经常要人招呼、赡养老人哺育儿女,还要耪责任田的艰难困苦下,干了二十多年民办教师,她流着泪水的发言,感动着在场的所有人,大家的眼眶湿润了。当时一位领导问我干了几年了,我回答干了二十七年。他说 “了不起”,只拿公办教师五分之一的工资,干了这么多年,你真是为山区教育作出了很大贡献,党和人民感谢您! 听到我的工作得到了人们的肯定,我辛酸和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心里感到十分的温暖。

2006年10月,我参加 “夕阳红” 旅游团到北京、上海、南京等地观光旅游。在车上,一位女导游向我们这些老年人问起职业,当问到我是教师时,她就说:“军人为国家的和平安宁作出牺牲是最可爱的人,教师为祖国培育花朵作出贡献是最可敬的人。”

记不清有多少人问我,二十多年的民办教师是怎么熬过来的,我说靠的是“自信” 二字,是自信使我本来薄弱的意志变得坚强,哪怕是报酬再微薄也照样坚持工作,漫长的民办教师岁月锻炼了我的意志,使我在人生的道路上一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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