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的遐想

我的学生说起几天前去北京故宫参观，在午门展厅举办的“贺岁迎新”展里看见了单皮鼓，也就是现在戏曲乐队里打击乐四大件之一，起引领作用的板鼓。其在故宫里三进午门展厅、流连于板鼓的展台前不舍离去，听罢不禁引起了我的遐想。

板鼓是鼓的大家族里的一员，我想在人类的早期可能就出现了鼓的身影。按《礼记·明堂位》的记载，在很早的传说中，伊耆氏之时就已有“土鼓”即陶土做成的鼓。我想皮木制鼓会更早，没有考证，只凭推理。

制鼓的两大要素，一是鼓皮，二是支撑鼓皮的材料，这两样在古代都不缺。兽皮在具备制衣御寒的主要功能外也完全符合制成鼓面材料的需求，而把树木掏空即可加工成圆形的鼓皮支撑物体，再用藤蔓将兽皮固定于上，鼓的雏形便已形成，所以我相信皮木制成的鼓比陶鼓更早（陶是发现了火以后才出现的），一是因为取材的便捷，二是因为制作简单，三是因为便于携带和保管。

说了鼓的由来，不由的想到了任何事情是有需求才有供给，原始人是不会平白无故地做出鼓来然后再去想它的用处的，一定是在祭祀、狩猎、节庆、典礼的时候产生了需要一个器物帮助自己进行情感宣泄的想法。这时候，鼓的易得、易制、易用的特性使古人选中了它。放眼古代，上自庙堂祭祀，下自乡野节庆，文到衙门告状，武到两国交锋，鼓的功用无处不在。

鼓敲击所产生的声音有两个特点：一是声大，二是余音长。声大者惊天动地，长余音如滚滚惊雷不绝于耳，这两种特性为鼓的广泛应用提供了宽阔的舞台。鼓的响亮和绵延余音的特性为古人祭拜苍天，祷告神灵增加了虔诚的氛围；为狩猎山林，围堵野兽增添了雄壮和恫吓的气势；为丰收节庆，婚娶添丁增加了喜庆的色彩；为国破家亡，生老病死笼罩上了悲哀和凄凉。可以说鼓要是失去了余音这个特性的话，就不可能有如此高的成就和地位。

在远古时期鼓被尊奉为通天神器。鼓作为乐器是从周代开始。周代有八音，鼓是群音的首领，古文献所谓“鼓琴瑟”，就是琴瑟开弹之前先有鼓柷声作为引导。从这段话可看出鼓作为引领乐器开始崭露头角。周代的统治者意识到音乐的教化作用，他们把“乐”跟“理”看得一样重要，他们也曾明确指出进行音乐统治的目的，是要人民保持平和态度和服从意识，所出现的诗歌音乐题材都是中正平和的，绝没有明显地表示反抗斗争情绪的诗歌在内。既是要表现平和的情绪，那么用大鼓面的鼓来伴奏是最为合适的，宏亮的鼓音有某种震慑意味，同时绵延的余响又能涣散人民的斗志。

那么现代的板鼓是怎么出现的？板鼓为什么会变成现在的模样？现代板鼓的雏形初现于，一是说：南北朝时期歌舞音乐开始倾向于表达故事，进入为戏剧音乐服务的萌芽阶段，同时有了单皮鼓及锣、钹、星等铜制乐器。二是说：早在唐代（公元618年至公元907年）就已用于清乐中，那时称为“节鼓”。从以上两个说法可以看出，歌舞音乐表现的题材不同了，从而出现了适应其表现的板鼓。板鼓的周围拥有了一批相互帮衬的打击乐器；板鼓不仅带领这些打击乐器讲故事，还可以节制清唱曲的快慢节奏和强弱情绪，在文武场中都能起到掌控作用。

由大鼓演变成现在的板鼓，是随着鼓的服务对象及表现题材的不同而变化的，进入说故事后表现的题材就开始多样化了，这其中有表现激烈战争、人物打斗的，也有表现矛盾冲突和宣泄情绪的。这就对鼓在演奏时的多样性和精准性等方面有了更高的要求，而板鼓的特性使其在音量与复杂节奏的操控性上都极具优势。

鼓的演变，变成板鼓的形制是因板鼓不仅要自己演奏，同时还要带领一众下手共同演奏，在完成越来越复杂多变的锣鼓点子的同时，还要眼观舞台配合演员，兼顾文场引领曲唱。

确定了现代形制的板鼓后，板鼓的鼓堂也在不断地变化，由适合打清曲的大堂子鼓到适合打一般戏曲的中堂子鼓再到适合打武戏的小堂子鼓。为了能在一众打击乐器的铿锵喧闹声中游离于外，起到音量上的引领节制作用，就必须缩小鼓堂提高音量以示警醒。缩小鼓堂的另一个好处是缩短了余音（省略了掐音的环节），这就将双手彻底地解放出来从事击打和指挥工作。在鼓堂缩小的同时，鼓楗也相应地变细，变细的鼓楗愈显灵活，能达到更加紧凑细密地击打要求。为了细长的鼓楗能准确地击打在银元大小的鼓堂上，又将膝盖垫高做为双手的依托，膝盖垫高的又一好处是促使鼓师收腹挺胸，抬头远观，密切注意台上的动向，为此提供了科学的形体基础。

收住信马由缰的思绪，回到眼前。板鼓作为鼓的一个分支的发展进化已到顶峰，再下来我想象不出还能怎样发展了，就像板鼓本身就是属于那个时代，它只有在那个时代才能发挥出最强功效。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传承好这个物质遗产的非物质部分，让它不是静静地躺在展台上，而是继续活跃在舞台上，这是告慰前辈的最好的方法，也是全球化时代保持本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最好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