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生命”何以成立

李欧

地球的生态日趋恶劣，是当今人类面临的最大困境之一。生态问题的核心，是人类如何与地球上其他生命和谐地相处。人类必须依赖其他生命才能得以生存和繁衍，而这种依赖常常是通过杀戮其他生命得以成立。当人的能力弱小时，对其他非人类生命的杀戮，还不能构成对它们的生存的重大威胁，即凭人类的力量，还很难使它们灭绝，某个物种的消失，仅仅是大自然的力量。可是，进入现代后，人类能力的强大，就足以威胁到任何非人类的生命的生存，人类可以向绝大多数非人类的生命宣告，不服从便灭亡。

问题在于，现代人也深刻地认识到，人与其他生命是一种共存关系。某个物种的消亡，反过来也可能威胁到人类族群的生存。当欧洲来的白人，用火器将北美野牛屠杀几尽时，印第安人也接近亡族了。“在3月的天空為春天扫清了道路，将溃败的冬天逐出威斯康辛一切的森林和草原”的北美旅鸽，由于人类的捕杀，完全灭种后，北美大草原的原始植被和森林就被有害昆虫肆虐，而奄奄一息。如今在威斯康星州立怀厄卢辛公园里，有一座旅鸽纪念碑，上面写道：“该物种因人类的贪婪和自私而灭绝。”

人与地球上非人类的生命到底应该怎样相处？其实，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古代有大智慧的思想家，都曾为此而焦虑和思考。例如，佛教的“不杀生”“众生平等”“万物皆有佛性”“素食”，等等论述，就内含有试图解决这个困境的思考。现代以来，更多的思想家探讨这个问题。“三料博士”——神学、哲学、医学，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阿尔贝特·史怀泽（另有史怀哲、施韦泽等中文译名）就是在这个领域里，20世纪西方最著名的开拓者之一。

在当代，“敬畏生命”已经成为流行观念，追源溯流，最早提出这个观念，并且系统加以阐释的就是史怀泽。他在“一战”——人类大规模地，全球性质的相互屠杀期间，莫名其妙地作为战俘，在非洲被拘禁。在此期间，他自述由于“天启”而获得这个思想，当然更可能是由于当时人类的状态和自身的处境的刺激而产生的。面对惨烈的现实，生命被毫无价值地巨量毁灭，他认为这是人类的精神和文化已经患病深重而造成的。其根源是对生命本身缺乏敬畏，把一切生命视为材料和工具，而使用这些“材料”“工具”，去试图达到的目的，却暧昧不清，甚至荒谬。不管是用“民族”“国家”“理想社会”等等名义去杀戮，都内含着荒谬。作为哲学家，他试图拯救人类文化；作为神学家，他试图拯救人类灵魂；作为医生，他试图拯救人类本身。

他的思想从伦理路径切入，认为“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而道德伦理的核心应该是生命的神圣性。他还认为，西方的哲学，甚至伟大的哲学家的思想，大都缺乏这个维度，因而是残缺的。西方思想的谱系显明，哲学的重心始终在认识论方面，强调认识客观世界，从而去征服自然，以“人为万物立法”的心态，俯视万物，对自然万物生命当然缺乏敬畏感，延伸出去，甚至对人的生命也缺乏敬畏。近代以来，更是从征服自然，走向征服人类，于是，种种“恶”不断涌现。因而他就从佛教、尤其是古代中国的思想——道家、儒家的思想中去获得资源。他认为，有敬畏生命的人生观，才能彰显人类伦理的深度和广度；而且，不是科学知识，而是伦理才应该是人类思想文化的基础和核心。这与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孟子等是遥相呼应的。现在粗疏地看，似乎这个观点并不多么深刻，似乎卑之无高论，但是实质上，它是针对人类特定困境，试图从当代人类困境中突围，而提出的一种振聋发聩的思想。

在世界大战中，人类生命被践踏，成千上万的人荒谬地相互屠杀，随着人类能力越来越强大，相互屠杀的能力也就越来越强大。而且，从人类史看，简言之，人类的历史就是相互屠杀的历史，就如中国思想家所述，“二十四史血写成。”并且，这种相互屠杀似乎还永无止境。虽然有各种国际条约，有人道主义、人权思想等等，但都不过是一些技术层面的应对策略；人类仍然缺乏一种内在的强大思想力量，缺乏一种深刻思想观念去解决这些问题；因而，人类的相互屠杀仍在继续。

作为哲学家、思想家，史怀泽去探讨：这种无终止的悲剧的深层次的原因何在？人类思想观念的疾病的根源何在？因而，他不仅仅停留在“和平主义”的路径上去问：“人，为什么会这样？”“应该怎样”等等；而是进一步揭示，正因为人类的思想中自始至终缺乏对生命本身的尊重和敬畏，包括人本身的生命，才导致这些悲剧、惨剧持续产生，而且，似乎会永远发生。当然，这种思想，其他思想家也曾提出过，例如中世纪的圣弗朗西斯科·冯·阿西斯，只不过被主流思想所遮蔽和淹没。史怀泽的意义还在于他的进一步推演，强调不仅仅是对人类生命的尊重，对一切生命都应该尊重敬畏，才能真正解决人类的困境。作为神学家，他说：“人类与地球上其他生物建立兄弟般的关系正是来自天国的福音。”作为哲学家他认为，“同情动物是真正人道的天然要素”，“只涉及人对人关系的伦理学是不完整的，从而也不可能具有充分的伦理功能。”

他强调任何生命都是神圣的，而人是地球上生命的最高层次，能力最强大，与其他生命处于一种“不对等”的关系，是一种“非对称的生命”，因而人类对其他生命“负有无限责任”。他认为佛教的“不杀生”“素食”“扫地恐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等言说，耆那教教徒甚至连块茎类的植物也不吃的行为，他们进食其他生命时还言说道：“我的身体会还给你，成为你的食物”等等，都还仅仅是为了自身的“解脱”，是一种“自利”的思想，还不是一种深刻的伦理。在当代，这种不杀生的思想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和升华。他阐释的“敬畏生命”思想，是为了爱、同情、奉献和同乐，是一种“利他”伦理。而且，他认为只有这种伦理，这种人生观，这种哲学，才能使人类本身得到拯救。以这种思想来衡量现在流行的所谓“生态保护”的思想，就显得狭隘和偏颇了，甚至肤浅了，因为仍然是从人类自身的利益去考量。而他认为“活着就是与万物共存”，如果将动物保护完全建立在人类经济价值的发展上，是不可取的。甚至只讲“人权”也是不够的，应该讲“万物生命权”，应该承认鸟儿有存在的权利，不管对我们是否有经济上的价值。

物质世界越来越发达，史怀泽认为，当下人类的悲剧性主要在于，精神的进展与物质发达没有匹配，物质世界过于发达，而精神世界却大大滞后。并且当下人类主要是依赖思想意识而生存的，对外在的物质资源的依赖性比起古人，大为降低；即主要是思想观念决定了人生是否幸福。因而，只有从人类的思想意识的错谬入手，才能解决人类的困境，人类才能得到拯救。于是，他追溯探源人的意识深渊，来为“敬畏生命”的理论确立哲学基石。

他认为意识的根本状态是：“我是要求生存的生命，我在要求生存的生命之中。”而且，凡是生命，只要有意识，有情感，哪怕是最粗浅的最稀薄的意识，最简单的情感，都是立足于此点，从此点出发去生长。人类作为最高级的生命，有最复杂的意识，同样如是。当生命受到阻碍、伤害时，就痛苦；生命能正常生长，就感到快乐。但是，人类意识的最大问题在于，人能够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的痛苦，却难以深切地感受到其他生命的痛苦。孜孜不倦地保护自己的生命，却对其他生命的痛苦视而不见，无所触动。简言之，“能够痛苦，却无法与其他生命一同痛苦，”是人类最大的痼疾，从而无法在自己的生命中完整地体验到其他生命。当然，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人类的思想意识对生命本身无敬畏。甚至，无数的人还进一步，把伤害其他生命作为自己生命的快乐之一，例如为了娱乐去狩猎、去钓鱼等等。人类忽略了自己的生命是与其他生命或远或近的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的。蹂躏毁灭了其他“非我”的生命，自己的生命甚至人类的生命就无法生存延续。因此，不能深切地感受到其他生命的痛苦，是造成人类的种种灾难的重要根源。“世界大战”的种种人类悲剧都证实了人类意识的这种荒谬性。因此，他强调，只有对生命本身敬畏，才能真正体验到非我的其他生命的快乐与痛苦，才能成为“伦理”的人，人类才具有真正的文明，人类才能解除自己的痛苦。简言之，只有“敬畏生命”，人类才能获得“救赎”，应该指出，这是他作为神学家，对基督教思想的核心——“救赎”论的新解。而且，他还进一步指出，由于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我们与宇宙建立了一种新的精神关系。“将使我们以一种比过去更高的方式生存和活动于世。由于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我们成了另一种人。”

当然，他也认识到这种理论的内在的荒谬性。在地球上的任何生命，都依赖剥脱其他生命才能生存。换句话说，不杀生，不能生。自然以最有意义的方式产生着无数生命，又以毫无意义的方式毁灭着它们，自然让生命去干最可怕的残忍事情，这是自然律，无可逃避。即自然律与道德律是对立的，实然与应然是对立的，知识与伦理是对立的，该如何解决？首先，他认为，伦理必须设定，在现实中不可能完全达到，甚至根本就不可能达到的目标，才成其为深刻的伦理；正因为有这种现实中不可能达到的伦理目标，才能引领人类精神与文明不断向前，不断升华，人，才能更人性，才能成为真正的人。

其次，他认为应该将意愿与效果分离，即动机与结果应该而且可以分离。他强调的是意愿和动机，你有“敬畏生命”的意愿，哪怕是其结果使其他生命仍然无可奈何毁灭了，你仍然是一个文明人，道德人，甚至高尚的人。我们不得不吃其他生命来维持自己的生命，有“敬畏生命”的意愿，那么，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带着敬畏心态去进食其他生命的尸体”。这不是“虚伪”，这与孔子“君子远庖厨”的思想路径是一致的。当然，在具体操作中，仍然有一些困境，如大哲学家程颐，抓住了一只毒蝎子，非常为难，因为“杀之，伤仁；放之，害义。”最后，作为孔子的信徒，他将毒蝎子放生，至于此毒蝎子会否伤害到其他人类，只好忽略。或许，这就是“意愿”与效果分离的典型的操作案例，当然这是否正确和妥当，还可商榷。

因此，“敬畏生命”理论，似乎只有强大的理论的意义，很难落实到实际生活中，因为我们每个个体每天都在伤害其他生命。如果像甘地那样：“我认为一只羊的价值丝毫不次于人，绝不愿意为了保养人生而去夺取一只羊的生命。”像史怀泽那样，在显微镜下，看到最低级的生命——细菌被杀死，都感到烦恼，一般的人就会难以生存。史怀泽也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于是，他进一步解释，“敬畏生命”的思想，不在于绝对不伤害生命，甚至中国佛教的“素食”，也不是必须必要的，我们还必须依赖杀害其他生命，包括动物的生命才能生存。“敬畏生命”的理论，作为操作策略，强调的是人类应该实行“自我限制 ”。为了生存，伤害其他生命，但必须不超出必要性，不增加被伤害的生命的不必要的痛苦。这就為“敬畏生命”的理论在当代人类境域中，确立了一定的可行性。即在一定的限度内，尽力而为地去“敬畏”生命。只有在不可避免的必然条件下，才可以给其他生命带来死亡和痛苦。“敬畏生命的人，只是出于不可避免的必然性才伤害和毁灭生命，但从来不会由于疏忽而伤害和毁灭生命，”当然更不能是出于娱乐。

由“敬畏生命”而产生的“对其他生命负责”的思想，当代著名神学家、哲学家莫尔特曼作了进一步的发展。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他同样认为这是人与其他生命的关系出了问题而导致的，追其根源是西方延续几千年的思想意识出了问题，尤其是“文艺复兴”后的“人文主义”“人本主义”的思潮，走向了极端而导致的。人，自认是“万物之灵长”，万物之主宰，视其他生命，尤其是非人类的生命为“非生命”，那不过是盲人瞎马在黑暗中胡乱吹口哨而已。他接着史怀泽讲，上帝是与万物都“立约”了，不仅仅是只与人类“立约”，因此，都应该得到“神意照拂”；而且人类能力超过了其他任何生命，因此人类“受托”，受上帝之托来保养、管理其他生命，必须对其他生命负责。他还进一步阐释，西方思想的核心，说到底几千年都是一种“工作伦理”，而现在应该转换成“责任伦理”，人类才能“复活”。

史怀泽提出这种理论后，起初反响平平，后来就得到广泛重视，尤其是“二战”以后，不到一百年，各个国家都开始制定《动物保护法》《动物福利法案》等等。而“动物伦理”，甚至“植物伦理”都进入了人类思考的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赞同和呼应。除了保护野生动物已经成为人类共识外，对主要为人类提供食物的家畜家禽，也要求不可“虐杀”，不可增加其“临终痛苦”。很多发达国家都制定了详细的操作规则和操作方式，来实现这个原则。比如规定，不能让其他动物看见同类被杀，即被杀的动物在被杀时，应该与其他同类分离。杀的方式，应该尽量减少痛苦。因此，一般都采用在密闭分隔的环境中，释放二氧化碳气体，这样使动物在无知觉的状况下死去。那种“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方式是违法的，坚决禁止。当然这也使得中国人到了国外，认为这些发达国家的猪牛羊肉比较“腥”，因为没有如国内那样，杀的时候“放血”了，成了真正的“红肉”。当然，如国内某些地方，“注水活猪”（这在台湾地区都是犯法的），一些餐馆，曾经什么“活抠鹅肠”“活吃猴脑”，那更是严重的犯罪。当代某些科学家，还用实验来证明，猪牛羊作为脊椎动物，是比较高级的生命形态，当它们临终受到强烈的痛苦刺激，会分泌出一些特殊激素，而这些激素被食用后，会伤害人类身体。其实，作为医生的史怀泽，一百年前也曾经这样推测过。甚至还有人推论，当代人类很多疾病“致病因素不明”，一些所谓的“怪病”不断出现，就是这些被虐杀的动物的一种临终反噬而造成的。

特别指出，史怀泽不仅仅只是“思想的巨人”，而是将“敬畏生命”具体落实在自己的生活实践中。他几十年如一日，在赤道非洲为穷苦的黑人免费治病，历经种种磨难，克服种种困难，为救助其他生命付出自己的一生。另一个同时代的伟人爱因斯坦，慧眼识英雄，赞道“像阿尔贝特·史怀泽这样集善和对美德渴望于一身的人，我几乎还没有发现过。……无论如何，许多人毕竟有一颗毁坏不了的善良的心，否则他们就从来不会认识到史怀泽质朴的伟大。”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是为他的工作和高尚榜样而颁发的。而且，他杰出的工作榜样，也是使他的思想能逐渐扩展传播的重要因素。而人类困境日趋严重，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他的思想的重要性。现在史怀泽已经被认定为是20世纪的重要思想家，人類应该“敬畏生命”的观念，已经得到普遍赞同，成为文明人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