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迦百农》的后现代色彩

李春香

电影《迦百农》（Capernaum，又譯《何以为家》）把镜头对准黎巴嫩的难民，真实地记录了社会底层人们的生活状貌。印度作家泰戈尔说过，“愉快和痛苦都使人受到教育”。然而，在电影《迦百农》里，小主人公扎因的成长之路痛苦太多，快乐太少，厚重的痛苦远远超出了一个12岁男孩儿的承受力，以至于他的小小内心早早生出了“生即是死”的念头，于是将父母告上法庭，原因是父母生了他。这种充满悖论色彩的情节彰显了影片的后现代意味。

影片以一个小男孩儿的视角审视难民营的生活，经历着艰难生活的扎因对自己和难民营所有孩子的出生、对父母、对家庭、对社会，甚至对上帝都产生了怀疑。怀疑中的否定、难民生活的不安定、犯罪行为的习以为常，所有这一切都给影片蒙上了浓重的后现代色彩，这种后现代色彩主要体现在不确定性和解构性两方面。

不确定性

后现代主义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就是不确定性（ indeterminancy） ：“所谓不确定性，或者更恰当地说，种种不确定性，指由种种不同的概念帮助描述出的一种复杂的对象。这些概念是：含混、不连续性、异端。多元性、随意性、叛逆、变态、变形。‘变形还可以进一步用目前流行的十余种表达解体的术语来说明：反创造、分裂、解构、离心、位移、差异、不连续性、分离、消失、分解、解定义、解密、解总体化、解合法化。”概而言之，一切有违于常态的，具有含混、多变、不可测、不连续性等特点的现象和事件都可以认为其具有不确定性，《迦百农》里展现的难民的生活就充满了不确定性。

这种不确定性首先从主人公扎因身上体现出来：影片从医生给扎因体检开始，体检的原因是这个叫扎因的男孩不知道自己的确切年龄。而他的父母在他出生时没有给他做任何记录，所以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具体多大。最终，医生判断他大约十二三岁。从一开始，影片就给观众一个讯息：主人公的年龄不确定，没有身份证明，是非法出生。而在黎巴嫩的贫民窟乃至整个中东地区，有无数像扎因这样没有出生证明、不知道自己确切年龄的孩子。

这些无证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的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发现，然后被抓起来坐牢或者遣送回国——而回国后更加生存无望——他们在惶惑不安中度日如年。

之后，影片又为观众呈现出许多暗含着不确定性的镜头：

扎因妹妹萨哈被嫁给了大她二十几岁的房东，她痛哭着被父亲强行送走，她的未来将会如何？

没有身份的埃塞俄比亚黑人女工——年轻妈妈拉希尔（化名泰格斯）本来只打算出去给家里的老母亲打个电话，然后筹钱续签证，却因无证而被带走，留下了嗷嗷待哺的儿子和指望她养老的母亲。儿子还能活下去吗？老母亲能否安度晚年？而在家里，拉希尔的儿子并不知道他可能再也见不到妈妈，再也不能在妈妈温暖的怀里触摸着妈妈丰盈的乳房吮吸甘甜的乳汁。

离家出走的扎因就此成了失去妈妈的婴儿的照料者，两个毫无依靠的孩子能否活下去？

拉希尔好多天都没有回来，他们没钱了，扎因想起了曲马多（一种可以制成毒品的处方药），于是他重操旧业，把曲马多溶进水里做成饮料去卖，生意居然不错。他老练地抽着烟（如他妈妈一样），和牙牙学语的尤纳斯畅想着未来——可以去瑞典过有身份证明的生活。而给他承诺的是那个办假证的阿斯普洛，他的理想能否实现还是个很大的问号。

在市场里卖纸巾的小女孩梅森每天都憧憬着她的未来：到瑞典过安定的生活。在她想象中，瑞典的叙利亚人很多，没人会因为国籍找她麻烦，她会有自己的房间，“自己决定让谁进或者不让谁进”。但她辛苦攒钱要办的是假证，她的美梦摇摇欲坠。

影片中所展现的所有人物都努力地活着，但是他们的生活都充满了不确定性，人们提心吊胆地等待着无望的未来。这种不确定性造成的结果就是以扎因为代表的人们对“生”的“合法性”、对伦理道德、对家的温情等的怀疑与否定，这就使得不确定性成为影片的又一后现代特色——解构性的直接原因。

解构性

后现代主义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解构性，细心的读者可能发现，上文提到的后现代主义之父哈桑给不确定性所下的定义中已经暗含了解构的意味，可见不确定性和解构性具有某种重合性。但是二者亦有明显不同，“解构”概念源于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deconstruction”一词，原意为分解、拆解、消解、揭示等，后被学界广泛引用并被不断注入新的内涵，并进入了后现代主义的领域。关于解构这一概念学界争论很多，本文主要借用其“消解中心”的内涵。在《迦百农》里，影片从形式、主题、思想内容等几方面显示了其解构性的特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影片从形式上解构了电影本身。

影片不是纯粹的纪录片，也不是纯粹的剧情片，而是纪录片和剧情片的拼接与融合，这就从形式上解构了电影本身。导演拉巴基没有找专业的演员，而是代之以与她设想的故事有相似经历的普通人去演绎。她不希望这是一部“演”出来的电影，而是让故事的主人公自己去再现他们的生活常态。这样，拉巴基彻底将演员和普通人的界限抹去，使得这部电影不再是一部“常规”电影。不仅如此，拍摄时，她也不规定具体台词，而是告诉“演员”他们所处的情境，让他们根据情况自由发挥，摄影师只负责记录，从而进一步模糊了人物对白与日常生活用语的界限。从演员到台词，都是普通人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反映黎巴嫩的现实问题，其真实性得到有效的保护。

从电影的形式、到演员的选择，再到台词的设定，都和传统电影的录制方式截然不同，这种大胆尝试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后现代色彩。后现代的形成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质疑前人和叛逆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拉巴基可以说是一个具有后现代特质的导演。

其次，对“生”之合法性的解构。

“生活是个婊子”，这样充满颓废色彩的话竟然从一个12岁的男孩口里说出，这本身就具有颠覆性和解构意味。他本该拥有无忧的童年、温暖的家庭、父母无私的爱，还应该坐在教室里接受丰富的知识，而这些他都无福享受。他有的是繁重的劳动、逼仄的生存环境、对他非打即骂的父母、一群需要他照顾的弟弟妹妹，和看着别人家的孩子上学放学时艳羡的眼神。

扎因有着和他年龄极不相符的清醒头脑和成熟心智，他很少笑，眼神里充满了焦虑和忧郁。在扎因眼中，生活“是一堆狗屎”：他出生在一个孩子众多的难民家庭，难民营的生活现状及父母“多生又不善养”的行为，使得12岁的他成为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他既要赚钱，又要照顾弟弟妹妹，经历着无比艰辛的生活。作为儿童，他没能得到父母很好的照料，反而要像成年人一样辛劳养家。更可悲的是，尽管他如此努力，仍然得不到父母的認可与鼓励，反倒常被拳脚相加。他最喜欢的妹妹不到11岁便以五只鸡的价格卖给了三十几岁的房东，不到半年，妹妹因孕中大出血而亡。得知妹妹去世的扎因拿着刀捅伤房东，因此被捕入狱。难民营的杂乱无章、家庭的极度贫困、无数难民的悲惨遭遇……使得扎因开始对其“生”的“合法性”产生怀疑。于是，在狱中，他将父母告上法庭：“我要控诉父母生下我。我想让那些无法养活孩子的父母不要生下孩子。” 扎因对“生”之“合法性”的质疑，生发出的是对难民生存问题的关注。在中东难民营中，贫困是首要问题。但“越穷越生，越生越穷”仿佛是一个充满魔咒的怪圈，充斥着难民营。连12岁的孩子都懂的道理，亿万处在贫困线的成年人却不懂。

影片结尾，母亲来监狱看望扎因，告诉他自己又怀孕了，扎因眼神里流露出了不解、无奈、失望甚至厌恶之情，这种复杂的感情仿佛是对人世间所有即将来临的生命的提前祭奠。扎因说：“你的话刺痛了我的心”“你太无情了”——他和母亲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他认为母亲生孩子是不负责任甚至是罪恶，而他母亲却反以为荣，觉得这是“真主赐予的礼物”——母与子的疏离感彰显无遗。扎因的父母从未意识到孩子是要“养”的，“养”重于“生”。在他们眼里，孩子出生后就是独立的存在，他们将一个个生命“抛”向世界就万事大吉。这些孩子生或死或者被卖，都与父母关系不大，他们想当然地以为人都是这么活着的，因为他们一代代都是这样过来的。在法庭上，扎因的父亲说：“我有什么错？我也是这么被生出来，也是这么长大的。从小到大别人跟我说，‘没有孩子，你就不是男人‘孩子是你的脊梁骨。我哪会知道有一天我会被自己的脊梁骨戳穿心扉。”母亲则称自己“生来就是一个奴隶”。父母找各种理由为自己的无知和麻木开脱，在父母对自己失职的不自知中，对“生”的合法性的质疑也变得无力且毫无意义。扎因再也无法忍受父母的无知，他冲着自己的父亲喊道：“你儿子一出生就死了……他并不存在，连番茄酱都有日期和保质期，你儿子什么都没有。”对他来说“生即是死”，他不屑于这样的“生”，甚至诅咒这样的“生”。人的“生”连番茄酱都不如，这是对人之为人的一种降格。这种降格深刻反映了难民营的悲惨生活给一个12岁男孩儿造成的严重戕害，发人深省。

父母认为生孩子是给予了孩子生命，孩子应当感激，而小主人公却因此而将父母告上法庭。他认为没有能力好好养孩子的父母生孩子是一种自私的行为，应该受到谴责，甚至是违法的。这种看似违背伦理的想法在难民营却是极为合理的，他在为那些没有能力选择是否愿意来到这个世界的未出生的婴儿代言，他说出了他们的心声。每一个初生的婴儿都有权利享受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安定的生活，那些没有能力养育孩子的父母就不应当生育孩子，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道德。把养育孩子这么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到“生”出来就万事大吉的程度是不人道的，影片的深刻之处亦在这里。扎因指控的不仅是他的父母，更是那些造成这么多灾难的个人和组织。影片希望通过孩子的申诉，唤醒那些为了个人利益或集团利益而制造冲突与战争的人的良知，停止冲突、回归和平，让无辜的人正常生活，让无数的“扎因”有一个可以安居的家。

对“生之合法性”的怀疑是影片的主题，这一主题本身就暗含了某种解构意味。扎因解构了“生之合法性”，将父母告上法庭，然而，他的母亲却又怀孕了，这又进一步解构了他的行为，成为“解构中的解构”，使得扎因的一切努力在不断解构中付诸东流。

再次，对伦理道德的解构。

道德是讲给那些解决了温饱的人听的，当人在贫困线上挣扎的时候，道德往往被饥饿所吞噬。在黎巴嫩的贫民窟，婴儿可以被买卖；女孩子未成年就被逼嫁人；男孩子成为童工，无知的父母不停地生育；未婚先孕的年轻妈妈独自承担着养育孩子的重担，而孩子的父亲则成了缩头乌龟……这里的人们卑微地活着：孩子不是孩子，父母不是父母。

拉希尔的男朋友从来不管孩子，甚至拒绝看孩子的照片，因为他自己只是个看门的非法移民，被发现就会被驱逐。作为一个男人，他活得没有尊严；作为一个父亲，他没有尽到责任，也不敢去尽责任。但尽管如此，为了一己之私，他还是制造了孩子。生了孩子却躲起来，把责任全部推给孩子的年轻妈妈——同样是难民的拉希尔，他的道德底线已经“跌破”，甚至没有道德可言。

在贫民窟，街头巷尾到处都是无所事事的人，婴儿随时可能被拐卖，小孩子随时可能会受到侵犯和欺凌，犯罪成了常态。

在这样的生存境地中，孩子无法得到良好的教育，他们从父母的言行举止中学到的是如何苟且偷生的本领，而这些往往和道德无关。以扎因一家为例，为了生存，扎因的父母带着孩子一起制毒贩毒。扎因经常去买曲马多，他奔波于各个药店，非常老练地撒着各种谎，尽可能多地骗买曲马多。回到家，母亲带着一群孩子非常娴熟地把药捣碎，溶解在水里，然后把干净衣服浸没在药水里，再把晾干的衣服送进监狱里的大儿子手里。扎因的哥哥和表哥都在监狱，他的妈妈很热情地和他表哥打招呼，仿佛到了学校或民居，而不是监狱。母亲因为监狱里的儿子抬高了毒品的价格而为之骄傲，他们轻松地谈论着毒品交易，毫不避讳旁边吃奶的孩子和扎因。在这里，犯罪是常态，父母传递给孩子的 “人生哲理”是“只要能活干什么都行”。如果扎因不是一个头脑清醒异常早熟且十分理性的孩子，他会像千千万万难民营的孩子一样在无知中长大，然后重复着父母的生活。

扎因不想像他的父母那样卑微地活着，他想过得有尊严，想去上学，但是父亲没有同意他的请求，因为他得劳动、得养家。他也想做一个好人：拉希尔被捕后，扎因不得不照顾拉希尔刚会走路的儿子。由于没有生活来源，扎因几次想把这个与自己毫无瓜葛的“弟弟”丢掉，但都于心不忍。然而，当他们被房东赶出来，眼看着就要饿死的时候，他还是没能抗拒移民的诱惑，以500美元的价格卖掉了“弟弟”。止不住的眼泪表明了他内心的无奈、痛苦和不舍。但是他还是那么做了，这是一个“逼良为娼”的社会——善良如扎因力量太弱小，他实在没法对抗强大的“恶”。正如他在状告父母时所说：“我以為我们能做好人，被所有人爱，但上帝不希望我们这样，他宁愿我们被踩在脚下。”他的一切反抗和努力都是徒劳，即使后来对父母“只管生不善养”的行为的控诉都是徒劳，因为母亲又怀孕了。影片所传达出的扎因的无力感和抗争的失败，是对人类道德的质疑和解构。

最后，对父母之爱和家的温暖的解构。

在一般观念中，父母对子女应当充满着无私的爱，一家人在一起应当是充满温情的。然而在影片中，扎因一家人在逼仄的环境中过着毫无温情的日子。父母奔波于生计，12岁的男丁早早担负起了家里的重担：他每天都要到杂货店打工，回家还要帮父母照顾年幼的弟弟妹妹，有时还要和妹妹们上街卖饮料。看着其他孩子上学放学，他只有羡慕的份儿。这里，父母养育子女的唯一目的是传宗接代。正如其父亲在法庭上所言：“没有孩子，你就不是男人”“孩子是你的脊梁骨。” 他以毫无计划地不停生孩子显示他男人的存在感；自己无法成为脊梁，就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让他们充当他的脊梁。艰难困苦的生活稀释了父母对子女的爱，扭曲了爱的内涵。

这就难怪在扎因眼里，父母并不爱他，他没有感受到父母的爱：“我只记得暴力、侮辱或殴打，链子、管子、皮带，我听过的最温柔的一句话是：‘滚，婊子的儿子‘滚，你这垃圾。生活是一堆狗屎，不比我的鞋子更值钱，我住在这里的监狱，我像一堆腐烂的肉……”在这个男孩儿的眼里，世界如同地狱般，让他恨不得不曾来过。

当法官问他为何起诉父母时，他哽咽着说：“因为生了我。”这哽咽中充满着的是深深的委屈和他对自己心酸往昔的回顾，更有对家的无情的控诉和对无知父母的无奈的恨。

电影《迦百农》所展现的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直接导致了影片所表现的内涵具有了解构意味，尽显影片的后现代色彩。

莱布尼茨说过：“现在包含着过去，而又充满了未来。”《迦百农》中所展现的是中东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人们正在经历的悲惨生活，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也不在本文所讨论的范围之内，但是它带给我们的触动不应当是一时的，而应当是长久的，因为我们不仅拥有现在，更会走向未来。希望未来的世界里没有受苦受难的“扎因”，只有美好的童年。就像影片结尾，扎因终于有了护照，镜头在扎因那难得的笑上定格了许久，这样的笑耐人寻味，这样的定格充满了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