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汉语主施宾受观

■张英达/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目前为止，学者普遍认为我国古代没有形成系统的语法理论，偶有语法问题在训诂典籍中被提及。近代以来，一些学者借助西方的语法学研究成果确定了汉语语法体系。1898年《马氏文通》问世，将主宾语以主施宾受定义从此开始。随后，这种认为主宾语与施受关系相对应的说法遭到学界质疑。著名学者杨树达先生在《古书疑义具例续补》中提出：“古人美恶不嫌同辞，俞氏已言之矣。乃同一事也，一为主事，一为受事，且又同时连用，此宜有别矣。而古人亦不加区别。”同一个词兼可能有施事和受事两个对立意项，如“伐”“受”“知”等词，既可表主动，也可表被动，这也说明了与之相关的主宾语之间的施受关系，不能简单地用主施宾受来概括。20世纪70年代，吕叔湘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一书中说到“汉语主宾语认定的症结不外乎位置的先后和施受关系的矛盾。”“从语义方面看，名词和动词之间，就是事物和动作之间，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关系，决不限于施事和受事。”赵元任《北京口语语法》中认为，即便是一个动词前出现多个名词，主语的认定，也须按由前至后的顺序来进行。两位学者的观点不谋而合，在学界也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由此，以位次为标准判断主宾语成为学界主流。某些情况很难说明主谓语之间的施受关系，以位次为标准的判断方法就能显示其优势。但是，不论是主施宾受论还是按位次来判定主宾语，很多情况下都不能解释得通。为了弥补这些问题，学者们又提出判断主宾语时应从语法、语意、语用三个角度进行综合性的考查等方法。不得不说，关于主宾语的判定方法，后人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完善，最终在理论与方法上都取得许多建设性成果。

虽然，在现代汉语里，无法用主施宾受来分析所有句子的主宾语。但是，从一些上古时期的文献中，不难发现，这个时代的学者对在行文时，虽然没有系统的语法规范，但主施宾受的观念尤为突出。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

一、当谓语是动词的时候，古代主语绝大多数是施事，即主施宾受为常例

如：

1、沛公军霸上。《史记·项羽本纪》

此句中，“军”为谓语，动词。沛公为主语，霸上为宾语。从语义上来说，沛公在霸上驻扎。沛公是驻扎的施事，霸上是驻扎的受事。主宾语与施受关系符合主施宾受的观念。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主施宾受句。

2、张良至军门见樊哙。《史记·项羽本纪》

除去“至军门”这一状语成分，句子主体为“张良见樊哙”，同样，张良为主语、施事，樊哙为宾语、受事。也是主施宾受的一个表现。

除此二句以外，在《史记·项羽本纪》这篇文献中，还能找到很多主施宾受的句子。“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于项羽”“范增说项羽”“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谁为大王为此计者”“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哙即带剑入军门”“我持白璧一双”等等，不胜枚举。足以证明主施宾受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心理基础。

二、若将受事提前作主语，后面通常用代词回指

古人强烈的主施宾受观，除了表现在惯用主施宾受结构的句子以外，一般认为，将受事宾语提前时，动词后习惯于加上“之”“其”等代词回指，也是主施宾受观的一大表现。如：

1、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诗经·秦风·蒹葭》

“溯洄从之”一句，“溯洄”前省略了受事主语“我”，而“我”所从的对象肯定不是“之”，而是“之”所指代的，被提前的宾语“伊人”。毫无疑问，此句中，省略了的施事主语是“我”，受事宾语“伊人”，将宾语“伊人”提前，从后加“之”回指宾语“伊人”。

2、艰难险阻，备尝之矣。《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同上，只要熟悉文献，不难看出句中省略了主语“晋侯”，“尝”作为谓语动词，他的宾语为被提前的“艰难险阻”，加上“之”字回指，我们今天把“之”的作用也叫取消句子独立性。

3、圣人，吾不得而见之也。《论语》

此句主语没有省略，施事主语“吾”不得而见的受事宾语本应为“圣人”，此处“圣人”提前，用“之”加以回指。

4、吾不忍其觳觫。《孟子·梁惠王上》

句中“吾”是施事主语，“其”回指受事宾语，根据语义，受事宾语应为上文中的“牛”。

三、施受同辞现象有较为固定的动词

施受同辞是指一个动词，兼有施事与受事两个对立的义项。这类词语的出现看似可以推翻主施宾受论，但由于数量不多，用法较为固定，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可以理解为是对主施宾受的认同。

著名学者杨树达先生曾举出：受”“买”“慁”“糴”等既可表授予义，也可表接受义的词。如：“受”字，杨先生说“受义之反为‘授’，字从受声，则二字古代本同音，与今相同。受、授本无区别，加手作“授”以示区别。

可见，上古时期，虽没有系统的语法学约束，但古人主施宾受的观念是有一定的心理基础的。根据我们目前的语法研究成果，想要推翻主施宾受论是轻而易举的。然而，我们用于推翻所例举的语法结构，大多在近古、近代、现代文献中出现，在上古时期却鲜有出现。例如：“一封信写完了。”在这个句子中，根据位次分析法，可以将“一封信”看作是整个句子的主语，但是根据语义，“一封信”在句子中又充当受事成分。这就和主施宾受论有点格格不入了。诸如此类的句子还有“饭做好了”“铁路通西昌了”“这匹马没有人骑过”等等。在上古时期的文献中实在难以找到这样类似的句子结构。那么，从古到今，主施宾受的观念是如何发生转变的呢？

众所周知，语言三要素中，最具稳固性的一大要素当属语法。从目前现有文献来看，最早能够成文的文献应当是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但是，甲骨卜辞是否能作为殷商时期的语法代表，这一点遭受到学界的质疑。有些学者认为，甲骨卜辞多是在占卜这一特定语境中，并不能代表当时人们的语言习惯。同理，金文文献刻于钟鼎，多用于歌功颂德，是否具备语法价值也是值得学界进一步探讨的。在一些上古典籍中，当谓语是动词时，主施宾受是为常态，这一点在上古文献中能找到许多例证。那么，这种常态是什么时候开始被打破的呢？两汉之际，佛经传入中国，梵语佛经能在国内流传，势必要经过一些学者的翻译，在翻译的过程中，或多或少会受到梵语语法的影响。魏晋时期，志怪小说萌芽于世，这种文体的语言风格与历来的百家经典有着极大不同。志怪属于小说文体，来源于想象，落脚于生活，融入较多的口语化元素。而我们日常的口语不同于书面语，即使不成句的几个词汇排列，也能表达人物心中所想。经过唐宋时期的酝酿，明清直至明清小说的繁荣。口语化的语言被写入小说、戏剧流行于世，这就使得传统经史文献的惯用语序进一步被受到冲击，主施宾受的观念在此过程中慢慢淡化。随着诗词的繁荣，写诗作词不再是贵族和文人的专利，各个阶层、文化水平的人都有诗作交流，俗语入诗的情况也越发多见。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汉语语法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主施宾受的观念古已有之。近代以来，主施宾受论虽多次遭到反驳，但是，学者们也都是在此基础上，更加完善对主、宾语的界定。主施宾受论虽不能概括所有的情况，不过，只要细细分析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例子，当谓语是动词的时候，主施宾受也依然还是汉语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