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与人情
——论於可训的小说《才女夏娲》

■叶立文

一

近年来，随着文学体制的改革和创作热点的转移，当代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身份界限也开始变得日益模糊。在这当中，不论是马原、格非和毕飞宇等小说家转向文学批评领域，还是李陀、於可训等学者致力于小说创作等等，都能印证一种跨界写作的文学潮流业已形成。只不过与作家批评所受到的关注相比，学者的小说创作仍未获得足够重视。其实，较之专业作家，学者写小说自有一定的先天优势:他们或许不像专业作家那样富有想象力，但凭借着学术研究所积累下来的文学经验，却颇能克服一些既往的艺术成规。譬如在於可训先生的近作《才女夏娲》中，知识分子的小说题材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就得到了新的开掘。而这一状况的形成，恰恰得益于於可训先生对“知识”和“人情”等创作因素的深度体察。

作为一部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中篇小说，《才女夏娲》塑造了一批形色各异的知识分子形象。小说以女博士生夏娲为中心人物，围绕她的学术生涯和爱情故事，在一个复杂的人际网络中，生动再现了主人公的命运变化和心路历程。虽然於可训先生也像其他的学者型作家一样，在作品中揭示了士林生活的林林总总，但蕴藉其中的情感指向和价值维度，却与常见的知识分子小说大异其趣。

按新文学史上的知识分子小说，往往会因作家的思想倾向而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创作模式：其一是基于启蒙立场，很多作家会圣化知识分子形象，在一种虽九死而不悔的理想主义氛围中，竭力伸张知识分子的道德风骨与家国情怀——当代作家张承志、叶兆言、韩少功等人或为此中典型；其二是以民间本位为出发点，矮化、丑化甚至是污名化知识分子。从王朔和王小波解构知识分子形象的小说中，庶几可见知识分子在当代文学中的坠落轨迹。与之相比，《才女夏娲》虽然也如学者型小说一样具有丰富的知识含量，但它并不是圣化或矮化知识分子的作品，而是一部以知识分子为描写对象的人情小说。且看那些繁复精深的知识书写，何曾偏离过喧嚣杂沓的市井生活？夏娲、林俊和阿丹等主要人物，哪一个不是借助知识的求索，去反观和审视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因此《才女夏娲》的创作主旨就不是为了确认知识分子群体的社会价值，而是以他们的人际交往为线索，试图再现士林生活的世相百态，它也由此成为了一部“小说”知识和“大写”人情的别致之作。那么，知识如何“小说”？“人情”又当怎样大写？

二

一般来说，知识分子小说经常会涉及到很多专业知识。然而在有的学者型作家笔下，这种知识书写却屡有炫技之嫌——那些游离于情节主线之外的知识介绍，固然可为作品增添趣味，但也常有叠床架屋的冗余之憾。这就是说，即便是省略知识书写，一部作品的情节发展和人物性格也不会受到多大影响。相比之下，《才女夏娲》中的知识书写则完全规避了这种艺术成规。在这部作品中，於可训先生之所以广泛地描写到了各类知识，其原因并非是学者型作家的掉书袋毛病使然，而是他将知识书写作为一种艺术手段，承担起了一系列复杂的叙事功能的结果：作品里围绕各类知识，当然主要是文学知识所展开的描写，既是渲染士林环境，借此推进夏娲身份认同的工具，同时也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内在动力。这意味着若无那些丰富博大的知识讨论，则夏娲的身份认同和命运轨迹，以及作品的情节发展就会显得不合逻辑。从这个角度看，作品里的知识书写实际上是一个无法省略的叙事环节。而“小说”知识也因此具有了双重含义：它既是指於可训先生对知识的一种“小说”方式，也是当知识成为小说里一个必要的叙事环节时的命名指认。

在作品中，主人公夏娲作为一名中文系的博士生，其日常生活无不与文学知识息息相关：不论是参加无边界文学国际会议，还是为了学科建设工作去“跑点”，抑或是撰写博士论文时对文学与哲学关系的思考等等，都反映了夏娲将学术生活与日常生活合二为一的存在方式。围绕夏娲的这种求学经历，於可训先生写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文艺学、西方哲学等等各种专业知识，贯穿其中的对话与辩驳，自然是反映了作家的深厚学养与卓越见识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於可训先生的这种知识书写为作品增添了智性与趣味，可这并非他的创作目标。因为讨论文学知识的内涵、价值和意义等话题，其实都是为了表现人物的命运变化而设。如果从隐喻的角度来看，於可训先生依据情节所展开的知识书写，恰好对应了夏娲的精神成长历程:比如从围绕无边界文学研究的讨论和夏娲对此学术问题的困惑中，作家就以“无边界”一词所寓示的含混和暧昧，指代了夏娲一种懵懵懂懂的生存状态。她不仅弄不清楚“无边界”此类云遮雾罩的学术概念，而且也在爱情生活中习惯了随波逐流——就像“花痴”这一绰号所象征的那样，夏娲即便是身处和林俊的恋爱关系中，也浑然不知自己的心中所爱。这可不就是一种迷茫和蒙昧的存在状态吗？及至经历了学术讨论的各种启示，尤其是在领悟了文学与哲学的关系之后，夏娲方才摆脱了这种处境，继而在立志做文学与哲学的宁馨儿的愿景中，踏上了人生的另一段旅程。就此而言，夏娲在学术道路上的知识求索，实际上与她浸润于人情世态之内，不断追寻自我价值的精神成长有着密切关联。知识与人情，也由此构成了夏娲精神成长的车之两轮。事实上，每当夏娲卷入学术讨论时，她的灵魂就会在不同的知识分子的影响下有所成长。其中林俊和阿丹分别扮演了两个对立的引领者角色，他们的言谈，直接以一正一反的方式，帮助夏娲走出了懵懂的存在状态，继而在一种自我认同中展开了新的人生旅程。

先来看林俊。作为夏娲的正牌男友，林俊其实是以反方的形象促成了夏娲的成长的。在两人的爱情关系中，欲望的诱惑远大于精神的契合。而夏娲对林俊身体的迷恋，不仅说明了她在爱情生活中的盲目态度，而且也为她的精神成长奠定了一个逻辑起点。关键之处就在于，林俊总是喜欢对他人进行精神分析。正是他对爱情关系的见解和对夏娲的精神分析，才使夏娲意识到了自己的所求远不止满足欲望这般简单，她更想要的，其实是一种灵肉统一的理想爱情。在他们之间，林俊所擅长的社会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不仅让他暴露了自私的人性秘密，而且也助推了夏娲对爱情理想的追求。相比之下，阿丹这位大才子，则以一种正面的方式引领了夏娲的精神成长。他的玩世不恭和潇洒不羁，其实隐藏了不少的真知灼见。比如借讨论无边界问题，阿丹就向夏娲揭穿了学术界的名利场本质，同时也在阐述文学与哲学的关系中，促成了夏娲对理想爱情的渴慕。当夏娲选定学位论文题目，以及怀上了阿丹的孩子之后，她也就如自己所期望的那样，成为了一个文学与哲学的宁馨儿。在这场精神之旅中，夏娲的每一次成长，都与知识的启迪密不可分。虽然书生意气让她的这种成长看起来有些固执可笑，但走出欲望的牢笼，却不能不说是夏娲得以成人的重要收获。

三

问题就在于，既然於可训先生的知识书写具有一种促进人物精神成长的叙事功能，那么如何描述这些知识就显得至关重要。通常情况下，在介绍一种专业知识时，叙述者大多会采取一种客观中立的价值立场。但知识的概念、内涵和意义又有着较为清楚的边界，因此很多学者型作家在讲述专业知识时，就会显得有些机械与刻板。而所谓的学究气，大概正缘起于作家对知识本身的这种亦步亦趋。与此同时，虽说谨遵知识界限的书写方式是一种严肃的学术态度，但这种“大说”方式却使作品笼上了一层概念的面纱，并且也极易造成知识书写与情节发展的脱节。而这种脱节，最终会使知识书写沦为一种“正确的废话”。因为所有无助于情节推进的闲笔，都会造成叙述的游移与无力。

或许是基于这一认识，於可训先生在介绍各类专业知识时，就采用了一种“小说”的方式。这种“小说”，意指知识书写是服务于情节推进的，它并不追求知识本身的客观准确。甚至有时为了刻画人物形象和推进情节发展，作家也会以“戏说”知识的方式，使其融入故事之中。如此一来，“小说”知识就指向了作家对专业知识的戏仿。“知识”既不客观独立，也和真伪无关，它只是一种作为方法的叙事。更具体地说，於可训先生“小说”知识的方式，主要表现为对一些专业知识的戏仿式叙述。在他纯正庄严的学术语言下，往往隐含着一种“装腔作势”的戏仿姿态。比如在解释“无边界”这一学术概念时，於可训先生居然从“文革”思潮对钟教授的影响谈起，以为是火力全开的革命批判，冲破了各种知识的学科壁垒，继而经过西学所倡导的学科融汇后，方才诞生了时髦无比的“无边界”学术。而这一学术思潮的发展方向，就是“建设一个没有学科壁垒的大中华学术，最终实现一个无边界的学术大同世界。”在这段一本正经、煞有介事的叙述中，凭借知识谱系去钩沉概念缘起的学术立场，竟施施然地被置换成了一种对于伪知识的去魅行为。可想而知，所谓的一些新兴学科和时髦概念，假如都如无边界这般无厘头，那么它的学术价值也就无从谈起了。再如描写夏娲思考博士论文的选题时，於可训先生形容历届博士生的专题研究，犹如“老鼠尾巴，越做越细，越做越没有出息”。待到另辟新路之际，方才发现兜兜转转了半天，仍然回到了“无边界”研究的怪圈之中。

从叙事功能上说，戏仿专业知识，既可以表现士林环境里的不良风气，也能为夏娲的精神成长设下隐喻性的存在迷局。因为只有以知识的混乱去映射夏娲的迷茫处境时，阿丹等人对她的知识启迪才能有一个逻辑的起点。事实上，待到阿丹解构无边界、宣示哲学与文学的内在关系后，夏娲的知识增长也就与她的精神成长暗自契合了起来。虽然阿丹的学术见解也未必正确，但戳破学术谎言，展示一条精神救赎之路，却真真切切地影响了夏娲今后的人生道路。就此而言，於可训先生的知识书写，确已脱离了真伪之辩的学术之争，从而使其融入了作品整体的叙事进程。

四

与彰显知识书写的叙事功能相比，《才女夏娲》的更可观瞻之处，其实是於可训先生对人情小说这一文学传统的接续。作品中那些喧嚣扰攘的市井生活，不仅让知识分子走出了学术的象牙塔，而且也进一步引领了夏娲的精神成长。从这个角度看，於可训先生在“小说”知识之外，更是“大写”了一番人情世故。这当然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新变，因为较之那种再现历史规律的宏大叙事，於可训先生的现实主义更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缭绕其中的烟火气，几乎涤荡了一众知识分子的书生意气。

在中国的小说传统中，人情小说历史悠久：“以《金瓶梅》为代表的‘人情小说’是中国长篇小说叙事传统的一大转折，此前多依附历史，好言神魔，到《金瓶梅》却转向‘世情’，着重描写社会人生，人欲人性，至《红楼梦》达到长篇艺术的高峰，在‘话本’之后，自成一个文人独创的系统。”人情小说“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十分适合表现人物命运的跌宕沉浮。更有意味的是，如果细究作品的结构设置，那么就会发现人情与知识其实构成了一种互补关系。比如夏娲对人生的感悟，固然有很多来自于文学知识的启迪，但以菜市场那群贩夫走卒为代表的平头百姓，方才是调校她人生方向的支柱性力量。夏娲之所以不像阿丹那样身陷知识的迷宫，继而走上了精神分裂的不归路，其根本原因都可归结为世态人情对她的浸润所致。可以设想，若无姚明亮及其母亲对夏娲的关心和照顾，她也不可能挺过养育孩子的艰难岁月。因此较之阿丹和林俊对她的精神引领，姚明亮这个私营企业的小老板，似乎才是夏娲真正的人生导师。既然市井生活对夏娲的人生旅途有如此大的影响，那么於可训先生又是如何“大写”人情的呢？

其实对一个作家来说，再造一个纸上的市井社会并不容易。它至少需要作家有丰厚的人生阅历，若是做不到人情练达和世事洞明，哪怕是再有天赋的作家，怕是也写不出那种人声鼎沸、熙来攘往的浮世繁华。好在於可训先生从不缺少这些，于是他的“大写”人情，就首先从市井社会的环境铺垫展开。在他笔下，描绘菜市场、藕汤馆和度假村一类的空间场所，其实仍然是为了渲染世相人心所采用的一种叙事手段。如同知识书写不会单独存在一样，作家每写到一个场所，其叙事意图就必然会指向人性与人情。比如菜市场里的大爷大妈率真淳朴，对夏娲这样的知识分子有着天然的崇敬。姚明亮和他的母亲，不论夏娲处于何种境地，都会像家人一般温暖她的心灵。因此菜市场和藕汤馆等空间场所，就以一种独立于大学象牙塔的卓然姿态，呵护了夏娲一度迷失的心灵。同样，市井生活对知识分子的这种救赎功能也体现在林俊的转变之上。因为如果没有田野调查和支教等实践活动的话，那么林俊对人心的猜度，恐怕也依然会停留于精神分析学的胡言妄语之中。在这些人物当中，唯独阿丹的命运最令人唏嘘感慨。正所谓“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比起那些混得风生水起的伪知识分子，阿丹实在是过于较真，因此等待他的命运结局也只有精神分裂。而导致这一悲剧的根源，既是他执着于哲学问题、不沾人间烟火的性格使然，也和他缺乏市井生活的人情历练有关。

在环境描写之外，於可训先生的“大写”人情还主要体现在对人际关系网络的书写上。虽然小说里的人物分属于不同阶层，但突破士林与市井生活的界限，通过展现人物之间的命运交集去开掘其中的世相与人心，却构成了这部作品最为精华的部分。夏娲作为一个高等学府的博士生，平常交往的无不是学富五车的高级知识分子，那些有关文学知识的讨论，固然可以提升夏娲的自我认识，但直至姚明亮闯入她的生活之后，夏娲才真正在市井生活的浸润下，感受到了人性的美好。如果说在遇到姚明亮之前，夏娲的生活还显得有些单调的话，那么受邀参观度假村，和菜市场的大爷大妈们变得熟络之后，夏娲就在一个纵横交错的人际网络中，重新调校了自己的人生方向。是姚明亮一家人对她的支持，她才能将立志做宁馨儿的理想付诸实践。与此同时，於可训先生对这一人际网络的书写，还刻画出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市民形象:像李大爷的古道热肠、姚明亮母亲的宅心仁厚、农家女大学生的不忘初心，都让这些人物成为了足以映射知识分子阶层的价值参照。他们脚踏实地的生活态度和本能质朴的道德力量，不正在凸显知识分子软弱性的同时，为夏娲走出人生的困境带来了希望？就此而言，市民阶层的人性与人情之美，实际上已然成为了疗救知识分子的灵魂良药。

综上所述，从“小说”知识到“大写”人情，於可训先生以其渊博的学识和丰厚的阅历，不仅突破了知识分子小说的叙事模式，而且也在一种悲悯的人道情怀中，重新拓宽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才女夏娲》无疑是当代文坛的一个重要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