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认同到民族复兴

◇ 文/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梁可妮

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一起，构成影响和塑造20世纪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潮。在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的政治运动，也深刻地改变着中国近代的政治发展方向。认真梳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理路，总结其经验和教训，对于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民族主义的内涵和功能

民族主义是人类社会近代化的产物，是随着人类对世界认知的深入和经济文化交流越来越密切，范围越来越扩大之后，与其他地区的人们交往交流比较之后的自我认知、自我归属感和个人情感基础之上的一种群体认同意识。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主义逐渐发展成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社会思潮、一种民族整合和政治动员的意识形态、一种政治活动和政治实践。几百年来，民族主义深刻地影响和塑造着世界民族国家的政治变迁和政治版图。民族主义主要指三种含义：即“民族的语言和象征，民族的社会政治运动以及民族的意识形态。”[1]但三者中的任何一个都必须以一定的民族感情为前提。这是因为民族感情所起的作用是将该群体中主动的、有组织的部分与被动的、分散的、通常占据更大人口比例的部分连接起来。

根据民族主义的特点、目标追求和表现形式，汉斯·科恩将欧洲的民族主义以莱茵河为界，分为东方的和西方的两种版本，“前者是理性和团体主义的，后者是有机和神秘主义的。”[2]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理性的民族主义可以推动民族的发展进步，极端的民族主义也可能成为危及民族自身发展和危害地区安全的利刃。民族主义在促进民族利益方面主要有三个基本目标：民族自治、民族统一和民族认同，对民族主义者来说，民族的生存离不开三者的充分发展。民族主义是“一种为某一群体争取和维护自治、统一和认同的意识形态运动，该群体的部分成员认为有必要组成一个事实上的或潜在的‘民族’。”[3]

民族的语言和象征、民族的社会政治运动以及民族的意识形态都需要以激发民族感情促成民族认同为前提和基础。作为意识形态资源和社会政治运动的组织动员手段，民族主义有时候需要放大民族悲情意识和渲染民族辉煌历史来迎合民族自信心，这不可避免地让民族主义在意识形态动员和政治社会实践中具有了某种程度的非理性因素。所以有学者指出：“由于民族主义在本质上是狭隘的、自私的，如果强调的过分，则容易形成狭隘民族主义或极端民族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或极端民族主义是指只顾本民族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而以损害别的民族的或国家的政体利益为代价的思想观念和运动。对处于强权地位的民族国家而言，狭隘民族主义极易蜕化为民族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4]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就是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遏制其非理性因素，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基础上发展成熟的。

二、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道路

民族主义是影响和塑造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的最重要政治思潮和意识形态。近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道路经历了诸多探索。

中国的民族主义萌发是在反抗西方侵略过程中产生的。布热津斯基说：“19世纪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条约、协定和治外法权条款，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不仅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地位低下，而且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同样地位低下。这一衰败的现实同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发生猛烈的冲突。”[5]

中国现代意义的民族主义起源于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是在反抗西方列强、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自觉意识。梁启超早就敏锐地观察到:“自十六世纪以来，欧洲所以发达，世界所以进步，皆由民族主义所磅礴冲激而成。民族主义者何？各地同种族、同语言、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此主义发达既极，驯至十九世纪之末，乃更进而为民族帝国主义。”[6]所以他最早较为明确地提出现代中国各民族一体观念，且率先使用“中华民族”一词，提出了中华民族由多民族混合而成。他看到西方这种民族帝国主义借助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合群力量以行其扩张之势，认为中国同样也必须通过倡导民族主义，聚合全民族之力，方能抵御之。

近代中国人选择用民族主义来回应帝国主义的侵略、现代国家转型和治理危机，但在民族主义发展道路上却经历了诸多的曲折和坎坷。中国近现代在构建民族国家，实现民族自强独立为目标的民族主义发展道路上需要解决很多重要问题。

第一，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要解决民族平等和民族认同问题，建构现代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但以中华民族为名称的中国近代民族共同体，是否应该包括中国境内各个民族，还是仅仅包括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而少数民族是否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前者是理论认识问题，后者则是个政治实践问题。在以孙中山、章太炎、邹容、陈天华为代表的革命党理论宣传家眼里，中华民族当然是中国境内的汉族人。兴中会的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光复会的誓词是“光复汉族，还我山河”，都体现了浓厚的种族革命意味。为了组织动员中国底层民众积极推翻清政府，他们积极鼓吹种族革命。1903年章太炎发表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驳斥康有为的君主立宪。章太炎认为阻碍变法的不止慈禧太后一个人，而是她身后整个满清贵族，必须推翻满清统治，中国才能自新自强。

在与梁启超、杨度、张謇、康有为等人的论战中，革命党人逐渐认识到了单纯种族革命的危害性。因为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区是因为认同满洲贵族为代表的清政府而作为清帝国的行政区域，排满革命后如何有效地实现对这些地区的治理，法理依据不足。此外，对满洲的种族革命政策还有示范效应，必然引发蒙古、新疆和西藏等民族地区的不良反应，实际上会造成中国行政分裂和领土的分割。

第二，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主要是解决西方列强的欺凌，实现民族独立问题。近代以来，由于列强依靠武力做后盾强加给中国的种种不平等条约而引发的中国人各种形式的反抗此起彼伏，从来没有中断过。特别是随着中国人民族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各种理性、非理性的反抗斗争越来越多，越来越激烈。在争取国权、实现民族独立的过程中，有变法自强的理性道路，也有极端仇杀的非理性活动。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由官方主导和参与的理性民族主义自强运动，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西方国家的同情和支持。像20世纪初的拒俄运动和收回路权运动等民众自发的民族维权运动也保持在一定的理性活动范围内，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像19世纪70年代以来的反洋教运动，既有普通民众的参与，也得到了传统知识分子支持和某些地方大员（如山东巡抚毓贤等）的默许，最后甚至得到了中央最高层的认可和利用。

第三，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要解决政治认同，构建现代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发展的政治目标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既是民族主义由民族认同上升到政治认同的更高目标追求，同时也为民族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国家和政治层面上的推动。所以，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是民族主义的直接和当然目标。但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却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一是政体选择面临各种分歧；一是中央原有的政治权威消逝，新的政治权威迟迟建构不起来，难以应对边疆民族分裂和地方割据势力的挑战。无论是清末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还是民国时期的张君劢、胡适、戴季陶等人的民族主义理论均无法有效回应这些问题。

第四，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要解决政治动员问题，组织动员大众，推动民族主义各项目标的实现。辛亥革命之所以政治成就不大，民国初年之所以政治混乱无序，民主共和国的理想迟迟无法实现，皆可归因于民族主义的组织动员功能没有有效发挥出来。在清政府覆灭后，近代中国的政治权威的重构就一直面临着政体模式选择、南北政治分歧、地方势力的崛起以及边疆地区分裂的挑战。近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试图重建政治权威却难有作为的一个根本原因，是没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社会底层民众的参与和支持。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民族和政治整合的意识形态资源，迟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而国民政府政治主导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认同和民族国家构建是在日本全面侵华的重大历史事件下推动实现的。中国国民党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并没有以国家政权的力量主动、自觉、有意识地主导和推进民族认同和民族国家建设，这也是造成其战后政治合法性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理路

总的来说，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道路，是在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的引导下逐渐克服了非理性的极端、狂热和狭隘，逐步走上一条理性稳健的发展道路。此过程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也在民族主义运动的政治实践中得到锻炼，逐步成长，学会主动、自觉、有意识地高举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旗帜，与中国的政治社会环境和现实政治需要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新民主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构建完成了真正意义的现代民族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历史时期，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在推进中国民族主义发展中都作出了不同的历史贡献。

梁启超对中华民族概念创建及其内涵界定作出了突出贡献。梁启超提出了中华民族概念，而且强调中华民族由多民族混合而成。1903年，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他公开表示：“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7]梁启超的这些主张有利于摒弃大汉族主义，实现国内各民族团结。

杨度等人强调要用文化民族主义来反对以血统依据的种族主义，维护民族团结。1907年5月20日，杨度在《中国新报》连载的《金铁主义说》中指出，“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可决知也与西人学说拟之，实采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说。”[8]杨度特别强调了民族融合的重要性，坚决反对民族分裂。袁世凯、张謇等人在政治实践中敏锐地提出五族共和，基本维持了国家的稳定和统一。在袁世凯和张謇参与下形成的《清帝退位诏书》明确了“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9]

摈弃血统说的种族主义，倡导文化说的民族主义有助于国内各民族的和谐共处，也得到少数民族的认同。“民族融合，合而为一”的思想最后也成为清政府的主导思想，包括满洲贵族端方、留日满洲学生恒钧等创办的《大同报》也专门以提倡满汉人民平等、统合满汉蒙回藏为一大国民为宗旨。

孙中山顺应了中国政治发展的需要，从坚持种族革命转变为五族共和，而且晚年更明确提出了反帝的民族主义口号，使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指向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孙中山逐步改变了以前种族革命的政治主张，提出五族共和。1912年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也郑重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10]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还用法律形式将民族平等规定下来:“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这就是“五族共和”的思想。从旧三民主义到新三民主义思想的发展，更能体现从种族革命到五族共和再到反帝爱国的民族主义思想发展轨迹。

但中国的民族主义在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组织动员民众积极参加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迟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五四运动真正推动了民族意识的觉醒，而抗日战争这一时期民族主义思潮的高涨不仅体现在其空前的声势和影响度上，更是一种现代民族精神的构建和深化过程。它为中华民族的真正融合提供了历史契机，大大增强了全国民众的中华民族整体认同感。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11]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抓住了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功能，解决了民族主义的政治动员问题。毛泽东积极倡导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文化，[12]引导民族主义向着解决民族平等和民族独立的方向发展。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敏锐地抓住了民族主义这面旗帜，及时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主张，坚持统一战线领导权，主动、自觉、有意识地引导中国的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运动相结合，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最终完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

人类进入21世纪，尽管互联网科技推动了经济全球化，国际贸易和区域分工合作把整个世界紧密地连结在一起，但这丝毫没有动摇民族国家依然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国际社会行为主体地位，民族主义思潮依然波涛汹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依然为民族国家和许多政治实体提供合法性支撑，民族主义依然是影响和塑造世界版图的重要因素。站起来富起来并日益强起来的中华民族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主动参与、影响和塑造国际秩序，并获得国际社会各方的认可和支持，也要正确处理好国内民族和世界其他民族国家的关系，全力推动构建理性和平健康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探索和发展，以及世界东西方民族主义发展的经验和教训表明：新时代中国民族主义要理性健康发展，必须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以合理有效的现代国家制度体系为依托，超越狭隘狂热的民族意识，以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共同创造人类美好未来为价值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13]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是中国古代大同思想在现代的发展，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国民族主义在新时代的特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