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实体经济筑牢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础

2019-11-18 01:58原磊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 2019年5期
关键词:实体经济制造业金融

原磊

[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将发展实体经济视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体经济的重要论述中,不仅对发展实体经济的重大意义和必要性进行充分阐释,而且明确指出了中国发展实体经济的方向和路径。实体经济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动力、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对中国而言,发展实体经济是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提高经济发展质量、防控金融风险的必然选择。当前,中国实体经济发展面临新形势,必须要抓好制造业,以创新驱动战略提高实体经济发展质量,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力度,以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改造实体经济,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力度。

[关键词]实体经济;制造业;金融;现代经济体系

实体经济是相对于虚拟经济而言,是指物质产品、精神产品的生产、销售及提供相关服务的经济活动,不仅包括农业、能源、交通运输、邮电、建筑等物质生产活动,也包括了商业、教育、文化、艺术、体育等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服务。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社会生产力的直接体现,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将发展实体经济视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体经济的重要论述中,不仅对发展实体经济的重大意义和必要性进行充分阐释,而且明确指出了中国发展实体经济的方向和路径。

一、实体经济的重大意义习近平指出,“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1],指明了实体经济的重大意义。

(一)实体经济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

人类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自身的物质文化需求,而这依赖于实体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最初,人类通过种植、养殖和渔猎等方式,直接从自然界获取物品,这是实体经济的最初形态,这些经济活动也被称为第一产业。后来,在第一产业的基础上,人类对从自然界获取的物品进行加工制造,形成更为复杂、种类多样的产品,实体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这些经济活动也被称为第二产业。再后来,为了满足人类的非物质需求,提高工业生产的效率和水平,形成了大量以服务为基本形态的经济活动,实体经济进入深化发展阶段,这些经济活动也被称为第三产业。由此可见,实体经济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也是人类满足自身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过去,人类解决温饱和短缺问题,依靠的是实体经济的发展;未来,人类要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和水平,仍需要依靠实体经济的发展。

(二)实体经济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动力

从历史视野来看,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历程,也是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升的过程。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200多年时间里创造的物质财富,远远超过了此前人类创造的各种物质资产的总和。工业是实体经济的核心部分,工业快速发展对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和生产方式、社会制度、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冲击,形成了新的社会文明形态——工业文明,取代了传统的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然而,在工业发展极大地拓展和丰富了人类的物质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了生态环境危机等一系列问题。对此,国家提出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指出,生態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2]必须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给自然生态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3]。总之,人类社会从游牧文明、农耕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目前向生态文明发展,关键依靠实体经济的推动。

(三)实体经济是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

实体经济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纵观历史,世界上任何一个强大经济体,无一例外地都要依赖于一个庞大而高效的物质生产体系,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源于其组织大规模分工协作的广度、深度和复杂程度。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1978年的1.8%上升到2017年的16%,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国也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巨大贡献,2008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维持在20%以上,甚至在2009年达到最高点42.26%(见图1)。这些成就的取得,关键原因在于中国一直致力于发展实体经济,经济基础和发展战略自始至终没有脱离以工业制造为核心的实体经济。面对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中国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牢把握实体经济这一根基,按照经济发展新理念要求,加快推进以“三去一降一补”为重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显著进展。目前,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稳步提升、经济结构在调整中改善、企业效益趋向好转、新的增长动力机制逐步形成,中国正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

二、中国发展实体经济的必要性习近平指出,“工业化很重要,我们这么一个大国要强大,要靠实体经济,不能泡沫化”[4],“中国这么大,必须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壮大实体经济,不能走单一发展、脱实向虚的路子”[5],阐释了中国发展实体经济的必要性。

(一)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是中国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必然选择

经过改革开放40年发展,中国从一个低收入国家逐渐步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2015年世界银行最新收入分组标准为:人均国民总收入低于104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在1045至412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在4126至1273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高于1273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2010年,我国人均GDP达到4382美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序列,2017年中国人均GDP达到8836美元。。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发生重大变化,传统的经济高速增长动力机制正在弱化,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着诸如劳动力价格上升、资源环境约束趋紧、资产泡沫化、投资效率低下和出口受阻等一系列现实约束。针对这一变化,2014年5月,习近平正式作出了“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并进一步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呈现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三大特点。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6]。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状态,具有内在必然性。对中国来讲,经济新常态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机遇。要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必须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位置,更加扎实地推进经济发展,更加坚定地深化改革开放,更加充分地激发创造活力,更加有效地维护公平正义,更加有力地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二)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是中国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习近平指出,“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7]。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关键要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实体经济作为直接创造社会财富的经济活动,是现代产业体系的基础部分。只有壮大了实体经济,筑牢经济的根基,才有可能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虚拟经济应当产生并服务于实体经济,有效发挥其媒介资源配置的功能,以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相反,如果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则会产生经济泡沫,带来经济社会风险,甚至削弱整个经济的长期竞争力和增长的基础。为此,中国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时,必须牢牢把握实体经济这一核心,而金融、房地产等虚拟经济要回归于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否则整个经济体系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三)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是中国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必然选择

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样也面临着一些结构性矛盾,对未来发展造成挑战。一是产业结构失衡,主要体现为很多行业中普遍存在的产能过剩与产能不足并存。社会资本大量向一些行业集中,造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同时由于技术水平落后、体制机制不顺等原因,很多行业存在严重的产能不足,甚至很多产能过剩产业的高端环节,也依赖于大量进口。二是需求结构失衡。2002年开始,资本形成代替最终消费,成为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主导拉动力量,形成了以投资驱动为主要特征的工业经济增长模式,然而这种模式到了现在已经难以持续。高投资率造成了我国投资效率的下滑,同时也带来严峻的资源环境压力。三是资产结构失衡。大量的资产被配置到了金融、房地产等虚拟经济领域,资金在金融体系内自我循环,不仅加大了金融体系的风险,还进一步加重了实体经济的融资困难,同时造成了房价过快上涨,推高了实体经济发展的成本。面对这些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为此,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

(四)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是中国防控金融风险的必然选择

金融风险是当前中国经济最突出的重大风险之一,而造成金融风险的根本原因,就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背离。金融、房地产等产业,以货币金融运作为对象,应产生并服务于实体经济,有效发挥其媒介资源配置的功能,以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然而随着业态的不断创新,这些产业部分活动脱离了实体经济,产生了自我扩张和衍生膨胀的趋势,造成实体经济的产品和资产过度金融化,形成巨大的虚拟经济“泡沫”,成为吸纳社会资源的引力“黑洞”,以至于危及了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导致了巨大的金融风险。[8]对此,习近平指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9]。要防控金融风险,必须使金融、房地产等虚拟经济重新回归实体经济,引导资金助力于实体经济发展,做大做强实体经济,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和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逐渐消除资产泡沫、降低杠杆率。

三、中国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习近平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4],“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新旧动能不能顺利转换,就不能真正强大起来”[5],阐释了中国实体经济发展中面临的新形势。

(一)生产要素发生新变化

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中国要素稟赋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曾对经济增长起到关键作用的低成本优势正逐步丧失。以中国和美国比较为例,1990—2015年,中国制造业年平均工资由2073元提高到55324元,16年间劳动力成本上升了26倍。同期,美国制造业年平均工资由28173美元上升至55292美元,劳动力成本仅上升了1.9倍。美、中制造业平均工资差距已由1990年的65倍降至2015年的6倍。[10]然而,最终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潜力和产业竞争力的不是资源、气候、地理位置、非技术工人和半技术工人等低级生产要素,而是现代化通信的基础设施、高级人力资本、技术、各大学研究所等高级生产要素。中国在传统比较优势丧失的同时,也积累了一些新的、更加高级的比较优势。一是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提高,劳动力质量得到很大提升。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劳动力质量改善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呈现加速提升的趋势,劳动力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最重要体现在未上过学人数的减少和受过高等教育人数的增加,这对于改善劳动力素质和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二是基础设施条件大幅改善。中国始终高度重视基础设施投资的建设,在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里基础设施建设爆发式成长。三是资本积累取得很大成绩,形成了巨额外汇储备。在多年贸易顺差下,中国的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在2018年末达到了30727.12亿美元,位居世界首位。由于资金实力的增强,中国已跻身对外投资大国行列,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从2002年的27亿美元上升到2017年的1582.9亿美元,增长了近58倍。2017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居世界第3位,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居世界第2位。四是科技水平踏上新台阶。2016年中国专利申请总量占世界42.8%,位居世界首位,而位居第2、3、4位的美国、日本、韩国占世界的比重分别为19.4%、10.2%和6.7%。

(二)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发展,中国经济进入全新发展阶段。一是经济总量大大提升。2018年,中国GDP总量达到134572.67亿美元,为美国的65.6%,位居世界第二位;中国人均GDP排名虽然大大落后GDP总量排名,但仍位居世界72位(见表1)。去除价格因素后,1978—2017年,我国GDP总量增长了33.5倍,人均GDP增长了22.8倍。这些数据显示了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也说明了中国经济正面临着新的发展阶段。二是工业化进入新阶段。目前中国已经逐步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前半阶段,与前期和中期相比,工业化后期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机制将发生转变。一个国家在工业化的初期和中期,通常是工业规模迅速扩张的阶段,而到了工业化后期,工业规模的扩张速度会大大放缓。例如,美国建国以后便开始了工业化历程,到1860年进入工业化中期,1925年进入了工业化后期,其中不同阶段经济增长速度有着明显不同:GDP年均复合增长率1820—1870年为4.2%,比世界同期快3.27个百分点;1870—1913年为3.94%,比世界同期快1.83个百分点;1993—1950年为2.84%,比世界同期快0.96个百分点。另外,进入工业化后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工业对服务业的带动作用大大增强。工业作为技术进步的基础载体,将不断改造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从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组织方式和资源利用方式的改进。例如,美国进入工业化后期以后,服务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开始稳步上升,1947年达到53%,目前已经接近80%。三是城镇化开始减速。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目前中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已接近60%,但与此同时城镇化速度也出现放缓趋势。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报告,2011年之后中国城镇化进入了减速推进时期。2018年城镇人口新增1790万人,城镇化率提高1.06个百分点,但其中近40%依赖于行政区划调整。城镇化减速意味着城镇规模扩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大大放缓,从而对经济增长造成压力。

(三)增长动力面临新转换

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所能保持的经济增长速度,往往由这一阶段的潜在产出增长率决定。潜在产出指的是在维持合理稳定的价格水平下选择可利用的最佳技术路线实现资本和劳动力充分利用时所能达到的产出。决定潜在产出增长率的主要因素有三个:一是资本形成速度,主要由工业投资增速决定;二是劳动投入增长速度,主要由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决定;三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主要由技术进步、制度优化、效率提高等因素决定。从资本形成速度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资本快速积累,形成了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然而到了今天,这种模式已经难以持续(见表2)。从劳动投入增长速度来看,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已经大大减少,且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中国人口增速明显放缓,人口年龄结构出现了老龄化趋势,下一阶段劳动就业人口数量增速将大大降低,甚至出现负增长。从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来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转型升级的推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稳步提高,但在短期之内难以抵消资本形成和劳动力就业增速放缓的影响,从而导致了潜在产出增长率的降低。针对传统经济增长动力的减弱和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国家大力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了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引导企业采用信息技术、绿色技术、智能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这将直接带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而使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事实上,从西方国家来看,大多数国家在工业化进程当中,都经历过全要素生产率快速提升的过程。然而目前来看,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短期之内尚难以弥补投资和出口增速的下滑,从而难以代替投资和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拉动力。从产业来看,拉动经济增长的能源、化工、汽车等传统产业增速已经在放缓,但代表产业未来方向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尚小,难以成为拉动工业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

四、推动中国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习近平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11],“我们的政策基点要放在企业特别是实体经济企业上,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健康发展,增强实体经济赢利能力”[12],从不同层面指出了中国发展实体经济的着力方向。

(一)抓实体经济一定要抓好制造业习近平指出,“必须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壮大实体经济,抓实体经济一定要抓好制造业”[5]。制造业的发展是提高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核心保障、提供高质量就业岗位的根本要求、维持国家财政收入平衡的重要前提、产业技术创新的基础来源。制造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经济大国均是制造业强国,全球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中,接近80%都属于制造企业。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其核心是工业化,没有发达的工业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相比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工业化阶段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制造业规模增长的速度将逐步放缓,但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非但没有下降,反而变得更加重要。制造业作为技术进步的基础载体,将不断改造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从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组织方式和资源利用方式的改进,使技术进步取代要素投入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同时,先进制造业实质上是工业和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是将高新技术成果综合应用于产品的研发、设计、制造、检测、销售、服务、回收全过程。下一阶段,随着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制造企业会越来越多将服务业务外包,逐步形成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巨大需求,从而带动服务业比重和质量提升。总之,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部门,也是核心部分,发展实体经济必须要抓住制造业这个“牛鼻子”,将制造业放到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位置,促进传统制造业向先进制造业升级,努力抢占全球分工体系的战略制高点。

(二)以创新驱动战略提高实体经济发展质量

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创新的竞争。目前,中国已建立起门类齐全的产业体系,并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然而经济“大而不强”的问题仍十分突出,很多企业缺乏核心技术,在关键环节受制于人,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例如,装备制造等产业一直呈现“强整机、弱部件”格局,工程机械在整机方面国内企业已做到了世界领先,但在关键的零部件如发动机、液压件方面,还需要从国外大量进口。近年来,虽然中国信息产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在生产自动化方面有较大提高,但是在掌握信息化最新技术,突破自动化控制、计算机辅助生产、资源计划、电子商务等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的关键技术障碍,广泛利用信息技术、信息产品和信息设备,进而推进整个生产体系的信息化方面,与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中国将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发展重点,并明确了未来发展目标,但产业整体创新水平还不高,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处于低端环节。为提高供给体系质量,着力提振实体经济,就必须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企业创新、市场创新、产品创新、业态创新、管理创新等,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要加大对世界科技前沿、具有前瞻性、引领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加快推进新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加强新技术产品的品牌建设和知识产权保护,为各类市场主体营造公平开放透明的竞争环境,建立有利于企业自主创新的激励机制。

(三)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当前全球正面临着一场新的科技革命,数字技术、物理技术、生物技术的有机融合,对人类的生产组织方式带来颠覆性的影响,产业发展出现了全球化、高技术化、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虚拟化、敏捷化、集成化、集群化、绿色化等特征。为了在新一轮竞争中占据先机,西方国家纷纷加大了对实体经济的重视程度,尤其是高度重视先进制造业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美国率先提出了先进制造技术的概念,将发展制造业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将高新技术的研发作为发展制造业的核心,并推出了一系列促进制造业发展的计划和措施。2012年,美国进一步提出了“工业互联网”,并组建了工业互联网联盟(IIC),希望將机器、设备和网络在更深层次与信息世界的大数据和分析连接在一起,带动工业革命和网络革命的两大革命性转变。随后,欧洲、日本,以及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也纷纷做出响应,推出很多中长期规划和鼓励政策,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促进传统产业向先进制造业升级。2013年,德国正式推出“工业4.0”战略,希望充分发挥德国制造业基础及传统优势,大力推动物联网和服务互联网技术在制造业领域的应用,形成信息物理系统,以便在向未来制造业迈进的过程中先发制人。面对全球日益激烈的竞争格局,习近平指出,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11]。总体来看,中国必须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加快发展智能制造,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为实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四)以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改造实体经济

在过去较长时期,中国为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采取了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依靠大规模地投入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来实现大规模的产值增长。然而,这种增长方式到了今天已经难以持续。一是生态环境刚性约束。当前,中国面临大气污染、水环境污染、垃圾处理、土地荒漠化和沙灾、水土流失等一系列环境问题,其中很多都是与经济的粗放式发展方式有直接关系。为减少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就必须要贯彻绿色发展理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二是生产要素难以为继。粗放式发展方式意味着生产要素的高投入和低效率,然而到了今天,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资源成本等都大幅增加,造成企业传统低成本优势大幅削弱而必须进行转型。三是竞争规则发生转变。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西方国家为寻找支撑下一轮经济的新的增长点,纷纷把发展新能源产业、推行低碳经济作为调整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手段,而这也带来国家、企业之间竞争规则和全球分工体系的调整。绿色发展能力将会成为未来制造企业的必备能力,换一句话讲,如果达不到“清洁”“低能耗”等“硬标准”,企业在其他方面做得再好,也无法在竞争中胜出,或者根本就无法取得竞争的“资格”。对中国企业来讲,必须要适应和引领这些标准,才能更好地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为此,习近平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2]。要加大在节能减排、发展清洁能源机制、发展绿色产业等方面的投入,加快用绿色技术改造实体经济,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

(五)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力度

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基础。金融产生于实体经济,服务于实体经济。实体经济为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如果没有实体经济作为基础,金融就会成为“空中楼阁”,蕴含巨大风险且不可持续。另一方面,金融是实体经济的重要支撑。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液,具有媒介资源配置的功能,能够引导社会资源流动,支撑实体经济发展。一个国家金融业的发展水平,往往直接影响了实体经济的现代化程度。要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就必须要正确处理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使金融真正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提高,取决于金融市场自身的完善,资金市场供求结构的优化,金融市场信息披露机制的建立,政府和社会的监督职责的加强。为此,习近平指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11]。为引导资金更多流入和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要建设普惠金融体系,加强对小微企业、“三农”和偏远地区的支持力度,解决中小企业和农村贷款难的问题;要完善金融政策引导机制,发挥金融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中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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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习近平在貴州调研时强调 看清形势适应趋势发挥优势 善于运用辩证思维谋划发展[N].人民日报,2015-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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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J].求是,2016(1).

Making the Real Econom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Deeply Learning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ourse on the Real Economy

YUAN Lei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44,China)

Abstract:Since the Eighteenth National Congress,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pays much attention to the real economy and regard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as the priority among priorities of the economic work.In a series of important discourses,he has not only sufficiently interpreted the great significance and necessity of developing the real economy,but also explicitly figured out the direction and approach for our country to develop the real economy.The real economy is a foundation for th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the driving force pushing the social civilization ahead,and the embodiment of the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of a country.For China,to develop the real economy is a necessary choice for adapting to and piloting the new normal of economy,building the modern economic system,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and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financial risks.At present,as the real economy of China faces a new situation,we must do well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improve the development quality of the real economy with the innovation-driven strategy,advance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of the Internet,big data,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real economy,strengthen the service of finance for the real economy,and restructure the real economy by green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green life style.

Key words:real economy;manufacturing industry;finance;modern economic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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