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河地区哈尼族民歌分类之术语表达探究

■徐立群（云南艺术学院）

位居中国西南边疆的哈尼族，是一个拥有众多人口以及丰富生态资源的跨界民族。其分布比较广，多聚居在滇南红河、把江边、澜沧江流域和哀牢山、无量山脉等地区，以行政区划论，则是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思茅地区、玉溪地区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境。在约公元7世纪时，哈尼人就已居住在今哀牢山和蒙乐山一带，与彝族同属于古代氐羌族群的逐渐南迁者。哈尼族在经历了长久的迁徙之后，积累了很多丰富的哈尼文化。聪明的哈尼人在没有自己文字的情况下，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和超凡智慧开发、建设了自己美丽的家乡，他们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创造了如同古哀牢山、无量山般奇伟瑰丽的民族文学，创造了属于他们自己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系）以及自己的音乐文化，如劳动生产时唱的歌、谈情说爱时唱的歌以及祭祀民俗活动时唱的歌等等，都用“民歌”演唱的形式把哈尼族内部的原生状态表达了出来。

■红河地区哈尼族民歌分类中术语表达之现状

纵贯古今，哈尼人在人生的每一个环节都有他们自己的仪式，而在仪式的进行过程中相伴而生的还有一些音乐现象。与此同时，哈尼祖先的博大智慧形成了哈尼族民间音乐的族群记忆。哈尼族的民歌分类是当今我国学术界研究少数民族民歌分类的其中之一。针对哈尼族民歌分类这一问题，笔者在查阅中国知网、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以及国内一些知名的核心期刊、论著，探寻哈尼族民间歌曲传统分类的诸多材料时发现，哈尼族民歌的传统分类都是在李元庆先生对哈尼民歌传统分类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的，所以笔者在本文中只选取了两位有影响力学者的分类进行了整理分析。

（一）分类情况

谈及红河州的哈尼族音乐，就不免提到我国著名民族音乐学家李元庆先生，他在《哈尼族民间歌曲的传统分类》 （于1988年撰写）中，于第二大部分把哈尼族民间歌曲，按照其习俗功能为主的多元化标准分为了八大类：节日宴会与嫁娶活动中产生的“哈吧”和“然阿米畀”两类民歌；祭祀祈祷与丧葬仪式中产生的“贝玛突”和“谜刹围”两类民歌；领哄娃娃与儿童娱乐中产生的“阿尼托”和“然阿咕纳差昌”两类民歌；劳动与谈情说爱中产生的“阿哧”一类民歌以及庆典娱乐与社交来往中产生的“罗作”一类舞蹈歌曲。

后来，在《关于哈尼族民间音乐的若干问题——应中央电视台青年导演吴字文先生之采访而写》 （于2018年在民族音乐第5期发表）一文中，于文章的第二部分他又简要论述了哈尼族古老民歌的八大类别：一是“哈巴”（在任何场合都可以唱）；二是“阿哧”（劳动、谈情说爱时歌唱），同时还分为“哧玛”（大声唱）、“罗百”（中声唱）、“哧然阿”（小声唱） 三个子类别；三是“苏咪衣”（嫁姑娘时唱的歌），按身份分的话，其又包括出嫁者唱的“苏咪威”、长者用“哈巴”祝福同时用“苏咪衣哈巴”讲述嫁姑娘古规古理的歌曲以及女伴们送新娘唱的“哟却瑟赫”三种；四是“咪煞威”（送葬时女儿因老人去世而伤心唱的歌）；五是“阿尼托”（看婴幼儿时唱的歌），其又包含父母、祖辈、小兄姐唱的三种；六是“然阿咕差”“阿密策”（儿童做游戏时自己唱的歌）；七是“莫批突”（摩批/贝玛唱的祭祀歌，如敬神撵鬼、叫魂祈祷、安葬逝者等）；八是“罗作”（歌、舞、乐出现在同一个音乐场域的歌曲）。

原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毛佑全先生，他在《哈尼族文化初探》 （于1991年发表）一书中，于论著第十部分的开头简要论述了哈尼族风俗歌谣的种类：大致包括歌唱自然宗教祭祀活动（如《祭寨神规矩歌》《建寨歌》《叫魂歌》《送鬼歌》《敬山献水歌》等）和生产生活习俗（如《出嫁歌》《四季歌》《送葬歌》《新房落成典礼歌》等）的歌曲。

（二）分类的依据及方式

音乐学界研究的重要论域之一，民歌分类中的“分类”二字即归类，它是把一个种，按照一定的标准，区分出来的若干属的概念。其划分规则为：划分的属必须互相排斥；每次划分需遵循一个标准；各个属之和必须等于种。也就是说，哈尼族民歌的分类也应如此进行。

在已经分类的哈尼族音乐文化研究中，李元庆先生与毛佑全先生均根据自己的学术背景对哈尼歌种进行了分类：李元庆老师在深入到哈尼社会与一些著名民间歌手交谈后，弄懂了民间歌手对哈尼民歌的分类称谓，进而在尊重客观实际的基础上，以哈尼人的习俗功能为分类标准，用哈尼民歌中的开腔用词为分类标志，将哈尼民歌以独特的民族语言呈现了原生态的哈尼民歌称谓。

毛佑全老师则是以哈尼族民歌音乐曲调中的歌唱内容、歌唱的时间地点以及歌唱的对象为划分依据，他将习俗场合分成了两类，把哈尼民歌根据歌唱内容的不同分为了不同的民歌歌种，因而他并没有指出这些歌唱内容的“歌”是用什么民歌曲调唱的。如宗教祭祀活动中所举例的《祭寨神规矩歌》《叫魂歌》《送鬼歌》《敬山献水歌》，都应是由祭祀主持者莫丕来唱“莫丕突”；《建寨歌》既可以同时用“哈吧”来唱，也可以只用“哈吧”来唱。

通过阅读两位前辈的著述可以得知，两位老师在分类的过程中，李元庆先生是以哈尼人的观念为基础，结合自身的认知，将其按照哈尼人所认同的标准、规则，用哈尼人自己的“乐语”进行分类的。笔者在红河学院参加“国家艺术基金2019年度艺术人才培养资助项目——哈尼族八声部民歌演唱人才培养”时，有幸听到了李元庆先生对于哈尼音乐的细致讲解，当他讲到哈尼民歌的分类时，有不少哈尼族的工作者以及传承人发出了赞同的心声。我想，这正是因为李元庆先生从哈尼人内心的实际出发，并将此与自己的认知结合在一起，用哈尼人民自己的术语去表达哈尼民歌的称谓，才形成了国内民族音乐学界以及哈尼族内部都认可的哈尼族民歌分类。

（三）分类的角度

事物的属性是多方面的，所以对某一事物可根据其某一方面或某几个方面的属性进行不同的分类。李元庆先生为了准确理清民间歌曲的“民歌”与民间诗歌的“民歌”之关系，他从哈尼族民间歌曲的角度出发，又兼及民间诗歌的角度审视，以此用独特的民族语言对哈尼族内部的民歌分类进行了学习、梳理。如，嫁姑娘时唱的“苏咪衣”与祭祀时唱的“莫批突”，它们都是在某一个音乐场域中用一种独特的民族语言来表达的歌种概念；而毛佑全老师则是从民间文学的角度进行分类的，他实际上是把民俗场合中唱的歌曲内容，如哈巴里面的很多歌、开天辟地的歌、男女相爱的歌、抬棺材时唱的歌以及出嫁时唱的歌等等，用汉语意译作为了哈尼民歌的称谓，因此并不能表明歌唱内容的“歌”的民间歌曲类别属性。

由此得知，毛佑全先生的分类是文学意义上的一种具体内容的分类、是一种具体的举例性质的歌唱内容的歌、是哈尼歌种局部的一种划分，因而这种分类既不是民间歌曲意义上种类的分类，也不是对李元庆先生梳理的哈尼族民间歌曲传统分类的一种否定。

■哈尼族原生性“乐语”之几点思考

长期以来，中国民歌的分类一直是音乐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其最早在《诗经》里就有了基本雏形，即关于“风”“雅”“颂”的划分。但是，真正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视角对中国民歌进行分类的学术成果，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陆续出现的。随着中国民歌的分类慢慢走向了规范化，红河地区哈尼族民歌的分类在李元庆老师的引领下，也得到了很多学者的关注。下面笔者将把自己的几点思考论述如下：

（一）李元庆先生与毛佑全先生对哈尼民歌分类的差异性

通过梳理红河地区哈尼族民歌的分类情况可以看出，在哈尼族音乐文化研究中李元庆先生与毛佑全先生两位学者，各自以自己的学术视角在向民间艺人学习之后对哈尼民歌进行了分类。当你进入哈尼社会与哈尼人同吃住时就会发现，李元庆老师的那种分类并不只是学者自己对它的分类，而是根据民间真真正正权威的歌手对此的分类。

简单举几个例子：一是关于“儿歌”的问题。儿童自己唱的歌和领娃娃唱的歌在哈尼社会中为什么不像汉族一样统称为“儿歌”呢？众所周知，有时当我们走在大街小巷中会听到各式各样的汉族儿歌，其中，有小伙伴们做游戏时唱的、有大人领小孩子唱的等等，而这些在汉族的音乐体系当中被统称为儿歌。但是，当我们走进哈尼社会，感受哈尼民歌的魅力，再从李元庆先生的分类中看“儿歌”时，就可以看出，儿童自己自娱自乐时唱的歌和领娃娃时唱的歌（这里需注意，即便是小姐姐唱的歌，其歌唱的内容也是像大人安抚婴儿一样的内容），其所发生的民俗场合、音乐场域以及表现出来的习俗功能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两者都存在着哈尼社会中，我们并不能以某一民歌称谓概括全部，更不能用一些局外人对汉族民歌分类的认识去套哈尼族传统的民歌分类。换句话说，学者在研究某个民族民歌的过程中，必须在尊重所研究民族的传统分类、保持该民族歌种特点的基础之上，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二是关于“叙事歌”“风俗歌”的问题。叙事歌（简而言之就是以叙述某一些事情为歌唱内容唱的歌曲）与风俗歌（简而言之就是将某一地区、族群社会的风俗唱出来）这一汉族的称谓在某些程度上各属于一种民歌分类。而在哈尼族社会中，如果只将八大类民歌的其中一种，如“哈巴”作为叙事歌是不对的，原因是当你仔细听哈尼人歌唱他们的民歌时，你会发现，哈尼民歌中不光“哈巴”有叙事，“阿茨”有叙事，“苏咪衣”也有叙事，“咪煞威”等等都有叙事。可以说，哈尼族的八大类民歌中每一类都有“叙事歌”。比如说，摩批送死者时唱的“咪煞威”，单看它所唱的内容（大体意思是诉说死者生前的各种辛劳，并且告诉神让死者回到祖先来的地方）就是一种“叙事歌”。三是关于“阿哧”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在汉族民歌中，山歌是山歌，情歌是情歌，两者各自为两种民歌类别。而在哈尼社会中，“阿哧”就是日常生活中劳动时、谈情说爱时唱的歌曲，它分为三个子类别，即“哧玛”（大声唱）、“罗百”（中声唱）、“哧然阿”（小声唱）。其中大声唱的“哧玛”就相当于汉族民歌分类中的山歌，小声唱的“哧然阿”则相当于汉族民歌分类中的情歌。从“阿哧”的歌唱内容来看，可以说，哈尼人可以按自身的需求用同一个调唱不同民俗场合里发生的事情，它相当于汉族民歌系统里的山歌和情歌，但是它又不同于汉族民歌系统里的山歌和情歌。比如说，汉族民歌里面的山歌是以地点来划分的，情歌是以内容来划分的，但是哈尼族社会中“情歌”也是可以在山上唱的，同时“山歌”里面还可以包含着“情歌”。也就是说，哈尼族民歌中存在着“山歌”与“情歌”并存的现象。所以，如果在哈尼民歌中用“阿哧”只表达汉族民歌分类里的山歌，就不能包含“阿哧”所要指的全部内容，同时也是行不通的。

毛佑全先生对哈尼民歌的分类则是从民间文学的角度出发的，他把在每一个民俗场合、音乐场域所唱的哈尼民歌的歌唱内容都当作是一个调、一个民歌歌种。可以说，他认为有多少个调（这里所说的调的概念和我们大多数学院派的研究者从小接触的十二平均律中调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有多少个民歌歌种。比如，“苏咪衣”这一类民歌里有很多调，毛佑全老师认为，姑娘不愿出嫁是一个调，谈恋爱是一个调。也就是说，同样的调当演唱者唱一次不同的歌词时就应把它当作是一个调。事实上，那只是歌曲具体内容的调子，而不是音乐的调子。

（二）哈尼族民歌分类中“乐语”表述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如今我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领域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使用所研究民族内部的音乐术语去表达该民族的歌种称谓？古往今来的民歌分类，主要是把汉族的民歌分类作为依据，而或多或少忽视了对某类歌种在某民族社会中的认同与使用情况。民歌的分类，既涉及音乐事件所依存的社会文化环境及文化持有者，又间接涉及同书写方式有关的学术语境、研究者、研究论著以及局外人“阅读者”。对于后一者来说，主要有两方面是学者们在研究中必须了解的问题，即了解认识谁的分类和怎样认识它的分类？目前学术界对于“了解认识谁的分类”这一问题来说，学者们要深入到所研究的民族当中，与局内人一起生产生活，努力把自己也变成一个“局内人”，向他们学习请教他们自己的分类，之后再将此进行整理，以局外人的身份对该民族的民歌有一个科学性的认识；对于“怎样认识它的分类”这一问题而言，学者们要注意在对某一地区、族群的民歌进行分类时，要尽量顺着文化持有者对本民族音乐文化阐释的眼光去表达他们民歌歌种的称谓，同时还要避免套用中国传统音乐的分类体系，最后在重视各民族族群文化本位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尊重本民族的日常用语、风俗习惯，按局内人的标准把民歌进行分类的基本共识。

通过分析红河地区李元庆先生与毛佑全先生对哈尼族的分类区别可以看出，虽然两者的角度不同，但是他们都是从自己的学术视角，按照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哈尼民歌的称谓。但是，就音乐本体而言，特别是从对李元庆先生分类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知，汉族的民歌分类体系在哈尼族民歌歌种分类中是不适用的。所以，若是硬用汉族的民歌分类体系按体裁、内容和形式的模式，或按西方独唱、齐唱的演唱形式，去给哈尼族民歌歌种进行分类的话，就会发现，有的歌种会出现无处安放、交叉重复、囊括全部的情况，同时那也是行不通的，而唯一行得通的则是按照本民族自己的术语去表达歌种的概念。也就是说，在对哈尼民歌进行分类时要用哈尼人自己的母语去表述哈尼民歌的歌种。因此，民族音乐学者（音乐人类学者）必须在研究中尊重局内人他们自己的分类概念、自己的分类观点以及分类标准，只有这样才能将哈尼族民歌永流传，为中国传统音乐的“乐语”库建设添上绚丽的一笔。

■结 语

2019年上半年，一种机缘让我走进了哈尼族。通过阅读著述、深入实地调查，笔者发现，哈尼族民歌给哈尼人带去了欢乐、带去了人生哲理、带去了财富、带去了人生的大智慧。当笔者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时，便有了一些浅显的看法：在进入绿春县戈奎乡下子雄村、元阳县沙拉托乡以及红河县阿扎河乡普春村委会切龙中寨等调查点进行哈尼民歌的实地调查时，采访了本土的民间艺人后，笔者发现，最有影响力的李元庆与毛佑全两位学者在对红河地区哈尼族民歌的分类中，李元庆先生对哈尼民歌的分类更符合哈尼族内部用自己的母语所要表达的哈尼歌种称谓，同时也更为局内人与局外人认可；而毛佑全先生从民间文学的角度对哈尼民歌歌唱内容进行的分类，则是另外一种局部的划分。

音乐学界的地方性“乐语”研究逐渐成为国内民族音乐学界关注度较高的学术领域，并在一定范围内（主要集中在汉族传统音乐）进行了综合性的宏观研究。的确，民歌研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民歌分类，而民歌分类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用本民族的“乐语”呈现该民族的民歌称谓。民歌分类在音乐人类学的研究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搜索学术期刊文库便会发现，受汉族民歌分类的影响，目前少数民族民歌的分类依旧是按照中国传统音乐的分类方法进行分类的，而非根据主位者原本对民歌的称谓进行民歌分类。本文从音乐人类学的学术研究视角，对云南红河地区哈尼族民歌分类的术语情况进行了梳理与分析，愿能为中国传统音乐的“乐语”建构以及少数民族地区“民歌”分类的研究提供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