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大学，完成母亲心愿 退一步，是为了向前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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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打电动

陈旭1959 年出生，对他们这一代人而言，粗略推测，童年与青年大体都能对应时代的缩影。陈旭出生在宁波，满月回京，1966 年又被送回宁波老家。读完小学后，随母亲去了中国科学院在湖北潜江县（现已经改为潜江市）的五七干校。初中一年级，返回北京。1977 年初高中毕业，奔赴昌平十三陵公社下乡插队。同年10 月份，国家恢复高考。受家庭环境影响，陈旭目标很明确：准备高考。只有短短20 天，放下劳动，回家温书。

陈旭从小在中国科学院北京院区中关村长大，身边的一些叔叔阿姨不乏留洋归来的科学家，举止儒雅得体。他们给陈旭的影响是要成为有知识的人，但他却不要学理而是执着要学文：“我们家祖辈就是文官，也就相当于现在公务员，父祖辈灌输的是文官治国思想，这在江浙一带比较突出吧。”于是，他一心报考北大、复旦等名校。结果，被普通高校录取。陈旭选择退一步，放弃。

1978 年，陈旭再次参加高考，340 分，而人大法律系录取分数线大约是370 分。好运降临，国家扩招，分数线降到300 分。陈旭的母亲年轻时，曾一心想报考华东政法学院未果，于是力荐儿子学法律。陈旭就这样带着上一代人的心愿，走进了人民大学（二分校）法律系。

母子都偏爱法律，想来有不同于常人的天赋。人们常说，优秀律师具有将各种纷乱如麻的细节、整理得井然有序的能力。来看看陈旭计算机一般的精准记忆，一本清账：

“（班里）岁数大的同学可以带工资上学，我这样大的学生在班里绝对算得上小孩子。不过我们可以拿现在所谓的奖学金，那时管奖学金叫作助学金，分为一二三等，分别是22 元、18 元和12元，我能够拿到一等助学金。后来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队中长跑运动员在学校田径队训练、参加北京高校田径运动会比赛，每天能够拿到三毛钱的补助；参加比赛时，补助就能拿到每天一元。暑假更是通过参加修操场、刷学校游泳池等勤工俭学，获得下一个学期的学杂费。因此，我上大学完全是靠国家助学金和勤工俭学坚持下来的，没有花家里一分钱。”

“我十分喜欢人大当年积极上进的学术氛围。我们上大学时，大家学习都非常努力，没有人在学校混日子。大学生活中相处的最多的还是身边的同学，虽然那时候我们的年龄差距很大（最大的出生于1946 年，最小的出生于1960 年）；大家也都来自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岗位，但是同学之间并不因此有感情上的隔阂，年龄与背景的差距反而给了我们互帮互助、相互借鉴的机会。由于我在田径队，经常去本校训练，熟识不少本校79 级、78 级的同学。本校的同学们思想都比较活跃，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律师，其实大部分来自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法学生们。”

法律显示的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故事，它不是数学课本中的定律及推算方式，是一项科学性工作，也是一种艺术。如果这句话理解起来困难，可以联想刚刚过去的国庆群众游行“依法治国”方阵。这个国庆，陈旭在国外。仅歌曲《我和我的祖国》，他就在朋友圈推荐了几个版本，激动的心情因不在祖国该是添了一分。作为从业者，祖国法律发展的故事，也该在心里有真切的冲撞。

问：直播中，当群游“依法治国”方阵走来时，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答：这是几十年以来的理想，我们的党和政府以及我们法律业界人士一直在努力，70 年大庆安排这样一个“依法治国”方阵，说明党和政府坚持依法治国的理念不变，我们作为业界人士、作为公民，要坚定地相信这一点。

问：恢复高考后的这一批法学生们，在我国法律界的特殊作用？

答：应该说在改革开放后的法制建设中，这一代人对于建立完整的法律体系，使得“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十六字方针落到实处，做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