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故乡记忆的两种方式（评论）

李珍妮

故乡是人生的坐标原点，是每个人出发的地方。作家的生命、思想、品性都与故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作家终生的创作都以故乡作为依托。熊育群是一个对世界充满好奇的作家，西藏、欧洲、非洲等地都曾留下过他的足迹。然而，他的两部长篇小说《连尔居》和《己卯年雨雪》却不约而同地选择回到故乡，以湖南汨罗作为书写对象。熊育群曾说：“现在与从前的故乡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了”①，城市化进程带来了乡村物质条件的丰富，也不可避免地导致很多原始村庄的衰败。

当记忆中的“乡”已不再时，一代人的乡情乡缘无从依附。随着时间的推移，“故乡”反而愈发施展自身的魅力，在每个人的回忆中不断重建。在人们的回望与追溯中，“故乡”的意义被建立起来，作家们也借由文字实现了精神上的“还乡”。从创作意图上来说，两部小说均是熊育群的“抵抗遗忘”②之作，作家通过对童年经验与战争经历的重构抵抗当下社会对乡村历史的遗忘。在故乡记忆的重构中，两部小说分别指向两个问题：“什么是我们不愿遗忘的？”“什么是我们不能遗忘的？”

一、一个故乡，两种记忆

从《连尔居》到《己卯年雨雪》，两部小说为我们呈现了同一片土地上两种截然不同的记忆。

《连尔居》从少年“我”的视角回忆了20世纪70年代乡村的变迁。一个相对闭塞的农场构成了“回忆的空间框架”③，在这个框架内部，一切都按照最原始的样貌被保存了下来。这里有从历史深处流淌而来的汨罗江，有关系着村庄命脉的老樟树，有单纯到近乎愚昧的村民。在这里，孩童们任性嬉戏，青蛙白鹭自由生长。对连尔居往事的追忆重现了70年代乡村特有的珍贵。生活在连尔居内部的人们保留着原始的本真状态，物质尚未成为他们追求的重要目标，每一个个体都拥有独特的个性，或追求自由，或充满好奇，或爱慕虚荣，一切皆出自人的天性。有关连尔居的记忆并未因拓荒建村、“大跃进”“文革”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而显得宏大壮阔，连尔居始终是琐碎的、实在的，是自然原始的村庄和生活在其中的连尔居人共同奏响的浪漫乐章。

《己卯年雨雪》的创作源于一段近乎空白的历史。熊育群发现仅仅过了20多年，空前绝后的“营田惨案”竟被掩埋得毫无踪迹。异常的集体“失忆”和身为作家的自觉让他钻进历史，挖掘这段惨痛回忆，进而修复历史的残缺。小说一改以往抗战题材小说从中国立场出发的书写范式，以中日两对恋人的视角讲述了1939年营田惨案的发生。通过对他们战争经历的追踪，作家试图修正中国人对中日战争的集体记忆，带领读者重新认识长久以来从情感上仇恨、敌视的日本。同时，作家将对日本人的刻画聚焦在与中国家庭的互动中，通过焦点的置换重构了以往片面化、脸谱化的日本人形象。在打开这场劫难的同时，作家超越以往的眼光，开创性地揭开战争的其他面，完成了对营田惨案的重新阐释。

创作上，两部小说实现了较为明显的转变。第一，表现在从个体记忆到集体记忆的转变。哈布瓦赫认为，个体记忆仅仅是集体记忆的一个“视角”，“集体记忆并非个体记忆的总和，而是构成了生活在特定社会或集体的个体进行回忆时依据的基础和进行调整的坐标”。④在记忆理论中，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是密不可分的，然而不同的表现内容和主题决定了两部小说在记忆主体的选择上各有侧重。《连尔居》集中呈现了个人的成长记忆，而《己卯年雨雪》主要呈现了一段集体的苦难记忆。《连尔居》以少年个人的成长经验为基础，小说中很多情节源自作者真实的生命体验。孩童时期的一个舊梦成为打开连尔居记忆的入口，十几年后，“我”带着彷徨与未知奔赴未来的人生，逐渐成为故乡的“局外人”。由于身份、年龄等诸多要素的限制，关于连尔居的记忆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在“我”眼中，家就是故乡的中心，故乡的一切都以此为圆心，“我”的活动范围为故乡划定了明确的边界。在“我”的个人记忆里，所有参与一代人集体记忆建构的重要历史事件同样不可缺席，但于“我”而言，这些并未直接参与的事件只是个人成长中的背景。《连尔居》最富魅力的部分也正来自鲜活生动的童年经验与记忆，来自幼时的懵懂无知，在神话般的土地上与万物共生、不去为事物建构复杂意义的纯粹生命状态。

不似《连尔居》中对个体记忆的调取，《己卯年雨雪》书写的是一段无法抹去的集体记忆。对这场民族血泪的述说牵扯着无数个体的记忆，其中，既涉及了被侵害的中国人民，也牵扯了日本军人及普通人民。“营田惨案”对于熊育群而言完全是非亲历的历史事件，为了更全面、客观地了解这段历史，他调查走访了上百位战争亲历者，查找大量史料，甚至亲赴日本，想要从侵华日军身上得到更多历史细节。从小说文本的呈现来看，《己卯年雨雪》主要通过祝奕典、左坤苇、武田修宏和千鹤子四人的视角出发再现了这段民族的苦难记忆。事实上，四段回忆的背后是无数破碎的个体记忆，每一个人物背后都站着一个群体。营田惨案绝不该仅仅存活于少数人的个体记忆中，对中国而言，它事关无数被残害的百姓与牺牲的战士，是整个民族的一次集体创伤，对日本来说，战争的欺骗性、残暴行为的发生乃至对普通家庭的伤害等历史真相同样需要被揭开。熊育群通过采集、整理，将无数碎片化的记忆放置在集体的框架中，实现了对这段战争记忆的重新建构。作品中，将虚构的人物与准确、真实的历史细节精妙地结合，有代表性地呈现了集体历史中的共性部分，也是因此，《己卯年雨雪》作为一部抗日战争小说能够首次突破日本的“文艺禁区”，在日本翻译出版。

第二，表现在由个人情感向民族国家情感的转变。《连尔居》中呈现了两个空间。一个是少年的“我”眼中的农场，“我”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少年成长的故事，通过儿童的眼光发现被忽视的乡村之“趣”，挖掘无法被贫穷掩盖的魅力。另一个是成年后作为异乡人的“我”眼中的故乡，时隔多年，再看故乡的变迁，更能看到被多方力量攻击之下的乡村之“悲”，更能看清故乡的衰败，以及那些自我之外压抑和不安的生命。不论处于哪个空间，对于连尔居故事的讲述始终浸染在“我”的个人情感中，少年的情感是丰沛细腻的，“我”至今能回忆起瞒着大人挖地洞时的紧张、初次走出连尔居远行时的新奇感动、看着木匠刻字时的崇拜着迷，“我”深知自己的个性“敏感、自卑、脆弱、独立、多愁善感，却又倔强、自我、顽固、孤独、自尊”，与生俱来的性情让我在回忆很多童年往事时都带着自我独特的情绪和温度。这些情感在成年后更多了一份隐忍的悲哀，《连尔居·后记》中突出表现了这种变化，作家在这里简要交代了连尔居后续的重大事件，此时再也不见幼时那种日子慢慢走的状态，仿佛随着年岁增长，连时间的流逝都在加快。作为一部回忆式的作品，少年“我”行走在故乡的记忆中，中年“我”则站在故乡的记忆之外审视着这段记忆。少年的乐伴随着成年人的悲，两种情感相互缠绕，渗透在《连尔居》的字里行间。

如果说《连尔居》渗透着个人之悲，那么《己卯年雨雪》则承载着民族之痛。个人的情感到了《己卯年雨雪》中，成长为对同胞苦难、民族危亡的深切体会。小说中并非缺乏对个人情感的表现，相反，《己卯年雨雪》相当重视个人的情感，不过，重视个人情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有力地表达民族、国家情感。“营田惨案”撕扯着整个民族尤其是营田人记忆中最悲痛的部分，这次浩劫却从未得到全面的记录。在这部小说中，熊育群重新建构了这场战争，民族主义的立场不再是以往抗战小说中对日军暴行的揭发控诉和对民族血泪的表达，而是抛开个人情感中的仇恨和愤怒，带领读者看到真实的“敌国”，是以成熟的态度引导整个民族达成自我和解。作家深知，两对恋人之间救赎与被救赎的故事仅仅作为边缘的战场存在，在不远处的村庄，丧心病狂的屠杀令人窒息。他谨慎地避开人道主义叙事的陷阱，始终自觉且坚定地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上，通过对武田修宏等人心理的追踪，细腻具体地揭示出日军在战争中的残暴行为。具有感染力和震撼力的场景，使民族情感得到了更真切的表达。

在熊育群的笔下，“故乡”是魔幻绮丽的农场，它带着青草的气息，也历经苦难，浸染着血液的鲜红。在两部小说中，作家通过对童年和战争的书写重建了故乡同一片土壤下两段不同的历史阶段，将目标从“我”个人的故乡记忆延伸到历史深处。在两段记忆的重建中，《连尔居》用深情演绎着少年为故土的“招魂”，《己卯年雨雪》则代表了后辈对民族苦难记忆的有力承担。

二、叙事艺术

为了呈现两种不同的记忆，作家在艺术表现上也有所不同。

这种差别一方面表现在叙事时间与空间的安排上。《连尔居》以叙事主体“我”的成长过程为依托，对连尔居故事的讲述基本遵循线性时间，脉络清晰。故事开始于“我”7岁，一直持续到17岁上大学，伴随着“我”的离乡，连尔居的故事也不得不终止。空间上，也基本局限在村庄内部，以屈原农场为中心，幼时的“远行”看似打开了连尔居之外的世界，事实上，远行之处“它是异乡，多少年后，它也是故乡”，在如今看来，依旧是同样的村庄、树木和道路，依旧是可以称之为故乡的地方。连尔居的十年变迁就发生在这段有序的时间和限定的空间里，“我”的旧梦、外乡人的到来、惜天二爹出门远行、大鱼的故事、湛木青和玉娥的故事，一个个情节如卷轴般缓缓打开。这样的效果源自作家童年经验与记忆的深刻性，《连尔居》倾注着熊育群对童年时光全部的眷恋，在他的回忆里，连尔居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是精准和熟悉的，每一个连尔居人都是具体生动的。

平稳的时空秩序到了《己卯年雨雪》中，遭到了全面的颠覆。在这部作品中，熊育群打破了线性叙事，现实时间不断被梦境和闪回的记忆打断。这些交替推进的片段同时打开了更广阔的叙述空间，实现了空间上在中国和日本间的反复切换。时间与空间的断裂，既将故事填充得更为完整，战争的真相、普通民众的处境以及武田修宏夫妇、祝奕典夫妇迥异环境下的爱情故事都在这些裂隙中伸展开来，同时，文本上的断裂也暗示了战争带来的破碎和失序。战争中，两对恋人艰难的生存处境与往日单纯烂漫的生活状态构成了鲜明的对比，战火对普通家庭的毁灭性不言而喻。除此以外，對过往生活的破碎回忆还交代出祝奕典与王旻如的情感纠葛、武田千鹤子深深喜爱着汉民族文化等关键信息，也只有这样，祝奕典在面对日本女人时的延宕行为、千鹤子能快速接受“支那人”融入中国家庭这些反常行为才具备充足的合理性。在这点上，也能看到作家有意在混乱的战争中开辟一个有序空间的努力，表面看来混乱的战争叙述中自有一套战争的逻辑在。

另一方面，《连尔居》展现了一种融合的艺术，《己卯年雨雪》则展现了一种对抗的艺术。根据熊育群的说法，连尔居“几乎是一个理想的模型——人类在大地上最原始本真的生存状态。它让人回到了人类童年的状态”⑤。即便是在物质匮乏、政治事件频发的年代，连尔居人也始终继续着最普通的琐碎日常，生老病死、男女婚嫁，如同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一样安静生活。首先，在一派祥和的表象下，《连尔居》展现了对苦难的融合。连尔居毕竟不是理想的桃源，它像任何一个村庄一样经受磨难，风平浪静的外表下藏匿着民族苦痛和个人隐伤。现代文明的入侵冲击着他们的生活、村支书侵占少女、右派分子黄石安、地主胡茂钦等悲剧性事件和人物同样是连尔居内部不容忽视的重要部分。只是连尔居人善良悲悯的本能与崇尚自由、不遵教化的天性使他们将大部分苦难自我消解了。恬静美好的乡村生活画卷更是具有吞并一切的力量，掩盖了存在于其中的粗糙鄙陋。同时，《连尔居》将虚幻与现实融合得恰到好处。小说中的很多情节极富魔幻色彩，神秘的预言、巫术、幻象始终伴随着连尔居人的日常，然而熊育群并未将连尔居打造成另一个“马孔多”小镇，在他眼中，现实乡村本身就包含了魔幻的成分，这种反映正是对现实主义的坚守。最终呈现的《连尔居》是浑圆和谐的，苦难的存在赋予它厚重，虚幻的书写又使这片汨罗大地独具特色。

《己卯年雨雪》则在多重的对抗中实现了艺术上的平衡。战争题材注定充斥着矛盾和冲突，除了最明显的中国与日本、正义与非正义的对抗外，这部小说还涵盖了生存与死亡、希望与绝望、理性与冲动、罪恶与救赎等多方矛盾。在战争的复杂机制下，人类在爱与恨、善与恶中实现艰难的撕扯、游移和转化。小说中，几乎每一个主要人物都是充满矛盾的个体，他们充分地展示了在战火之中，想要做一个纯粹的“人”有多难。战争为祝奕典加上“抗战英雄”的名头，为千鹤子扣上“日本女人”的帽子，武田修宏背负着“圣战”之名来到中国，明确的使命催促他们杀敌、复仇，作为“人”的本能和天性又抑制着他们的行动。因此，我们看到祝奕典面对千鹤子时迟迟无法动手的犹疑，千鹤子被救后在复仇和报恩之间挣扎的痛苦，甚至是作为军人的武田修宏，在战场上也天然地抗拒着杀人。在战争的逻辑中，他们丧失了应有的理智，而作为人，他们却在一次次挣扎反抗中，艰难地守持着自身的理性。正是这样的内在对抗，才将一个个丰富立体的人物竖立在读者眼前。除了人的自我冲突，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同样处于复杂的对抗关系中，整部作品在从个人到民族、从内在到外在的多重矛盾与对抗中指向唯一的目标——和平。

两部作品在艺术上也有共同之处。对日常之美的重视与挖掘是两部小说都着意表现的。在投入小说创作以前，熊育群在诗歌、散文领域已颇有成就，谈及散文创作时，他曾说，“诗意是任何文学体裁都在追求的最高境界”⑥。在小说的创作上，熊育群同样坚持着这样的原则，一直以诗人的方式认识并表现着世界。这也造成了两部作品中，虽然都包含着不同程度的苦难，但在悲情中始终有着对美的执着。例如，《连尔居》中，为了更加形象地突显乡村之美，作家调动了多个感官，眼、耳、口、鼻的记忆统统被唤醒，“风全被花香染过了，清新香甜之气，醒人头脑，让人难以入眠。各种植物以他们特有的香气在空中飘移，像伸长舌头的狗，走一走，停一停，风是他们的脚。”诸如此类的描绘不胜枚举，在连尔居，任何朴素平常的事物在作家笔下都被赋予了独特灵气。到了《己卯年雨雪》中，纵然村庄中枪声回荡，洞庭湖的秋景却俨然一片人间仙境，“无垠的芦苇在秋风中摇摆，芦花飞舞，清澈的江水倒映蓝天，鱼群嬉戏水中就如鸟儿翱翔天空。”荒洲之上，长时间的相处使左坤苇和千鹤子亲如姐妹，她们互相交流烹饪技艺、尝试不同的口味、一起做同一种食物让人点评、学习对方的生活习惯和礼仪，一个日本女人完全融入中国的乡村中，宛如一家人的温情场面带来战争之中的别样感动。

此外，两部作品都具备一种道家的精神气质，集中表现在作品中生态意识和生命意识的张扬。庄子在《齐物论》中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观点，主张人与自然万物平等的自然观。这样的观点在两部作品中都得到了完整的体现。连尔居的春天是一派自然和谐的景致，人类与万物一样平等的共享着乡村，动物、植物都拥有自由生长的权利，“各种冬眠的动物都出来了，很多动物我们秋冬两季都没有见过了，蛇、青蛙、瘌头蛤蟆，还有燕子、白鹭、杜鹃、黄鹂，我们都久违了！”《己卯年雨雪》中，左太乙和鸟的相处更是呈现了理想的自然状态，在左太乙的口中，熟悉的鸟儿都有属于自己的名字，麻羽、雪羽、长脚仙、野汉子，他视它们如孩子一般，鸟儿们“亲昵地围着左太乙转，抬起长长的喙，发出兴奋的叫声。左太乙喂给它们小鱼小虾，轻轻梳理它们洁白的羽毛”。正是这样对生命的平等意识决定了连尔居人以悲悯之心对待“右派分子”，在他们被批斗时喂水送饭，善待外來的陌生人。左太乙保护女儿自由活泼的天性，他们一家为求清净远离村庄，安全自在的生活被打破时，不因千鹤子的日本人身份而心存芥蒂，发自内心地接纳这个特殊的客人。

对日常之美的挖掘与道家精神气质的参与固然与作家的身份有着密切关系，也来自童年记忆为《连尔居》加上的浪漫滤镜，游子的身份不自觉地筛选保留了故乡中美好的部分。到了《己卯年雨雪》里，如诗如画的荒洲之美则兼具了对极度残忍的平衡，自然风光的刻画使小说避免堕入仇恨和悲伤的深渊。在紧张的战争之中，洞庭风光与日常温情如一道撕开的缝隙，让人在极度压抑之中有了喘息的机会。

三、故乡记忆书写的文学价值与现实意义

故乡不仅培养了熊育群独特的气质，同时，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源，通过进入故乡的历史，作家打破了时空的屏障，展现了不愿遗忘的乡村往事与不能遗忘的民族劫难。在故乡记忆的重建中，两部小说分别实现了不同程度的突破。

首先，《连尔居》对童年记忆的书写在同辈作家中别具一格。“60年代出生作家”在创作中不乏书写童年经验的作品，对他们来说，“文革”这样的特殊历史时期给他们带来了不同于上一代的童年记忆，他们“往往守住自己的童年和少年生活记忆作为心灵的栖所”⑦。 童年和少年记忆也是苏童、余华等人的重要创作资源，他们对童年经历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叙事热情。不同的是，在“60年代出生作家”大都充斥着暴力、血腥与边缘化儿童视角叙述中，《连尔居》采取了一种诚挚的、单纯的态度，从男孩懵懂天真的视角观察那个宏大沉重的时代，还原了一段相对轻松有序的岁月。在成年人们忙于“双抢”“革命”“斗争”的年月里，20世纪70年代乡村最动人的部分反倒是在儿童的记忆中被捕捉记录下来。

同时，《连尔居》在个人悲悯中兼具对现实清醒的思考。作为一部书写故乡变迁的作品，小说并未因人事变迁陷入“乡愁”的情绪中，反而始终在理性的思考下保持克制的悲悯。一方面，作家站在当下的立场上审视历史进程中的那些被碾压的生命，这份悲悯源自对生命苦难越发清晰的认知。《连尔居》是孩童视角下自由自在、率性而为的村庄史，也是村庄中一部分群体被扭曲、被改写的命运史。若干年后，当“我”再度返乡，迎面遇到曾经的地主胡茂钦时，才认识到几十年来他承受了怎样一段隐忍的生活。只是在当时，年幼的“我”不谙世事，对于“身边人的悲剧总是浑然不觉”⑧。另一方面，进入故乡的记忆也让作家能够从历史的角度思考当下社会的困境。连尔居经历了现代物质文明的侵入过程，现代化器物直接地冲击着他们原本的生活状态。即便大部分人都接纳了现代化机器的进入，还是有一部分人看到了这种伤害。原始乡村特有的价值在这个过程中被不断剥夺，同时，人的价值和主体性也受到伤害。传统手工业者的成就感被批量生产的工厂剥夺，机器耕田引得惜天二爹感慨“人会越来越冇得用了。有用的是少数人，他们会越来越高级，好多人都冇得卵用了！”朴素的话语里道出了时代的重要危机。如果说《连尔居》中呈现了物质文明进入乡村的初期阶段，机器正开始取代人类的劳动，那么当下的社会中，随着物质文明的全方位渗透，技术已经从改变人类生活逐渐过渡到改变人自身，人的异化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必然面临并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其次，《连尔居》绝非对童年记忆与乡村往事的简单追忆，在熊育群的笔下，《连尔居》背后是一个广阔的意义空间。如前文提到的，作家丝毫不避讳对神秘事物的书写，小说开场，童年回忆就笼罩在一种神秘的氛围中，即便孩童们之间的游戏很快吸引人的目光，但神秘的疑云始终没有消散。随着情节的发展，有着阴阳眼的青华、能够作法招魂的玉清娭毑依次出场。奇异的自然景象也自然地融入乡村日常，如“能迷神”的老樟树、汨罗江里七百多斤的大鱼，它们带着魔幻的力量沟通前世与今生、梦境与现实。完整地阅读完《连尔居》会发现，许多神秘的事物只是以特殊的方式指涉着历史和现实，例如，旱田改稻田时挖出尸骨，整个村子做了同样的梦，这场梦即“营田惨案”的噩梦。除了对神秘事物的书写，湘楚文化同样是《连尔居》重要的文化内核。连尔居是庄子曾痴迷的楚地，这片土地上的人曾“放浪形骸”“纵情山水”，过着理想的生活。连尔居人率性自由的天性，对生活、对生命的态度都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湛木青和玉娥的感情遭到双方父母的强烈反对，白发丛生的两人可谓尝尽人间冷暖，最终还是在连尔居得到接纳，获得难得的慰藉。巫鬼文化在民间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小说中作家精细还原了为亡人做道场的细节，湛木青口中吟唱的《招魂歌》《万空歌》等反映了楚人对时光、生命、死亡的思考。熊育群曾说过，“《连尔居》一旦面世，它的内涵、意蕴一定超过我所能说出来的”⑨，《连尔居》的背后是尚待破译的文学和文化空间，等待着读者以不同的生命体验去开启和挖掘。

《己卯年雨雪》是一部对历史和生命极度真诚的作品。在这部小说中，“营田惨案”首次作为历史事件进入文学创作领域，既作为对逝去英灵的祭奠，又承担着新的使命，在苦难记忆中探索当下社会的困境与出路，带领后辈走出长期以来作为被侵略国的仇恨和悲痛。最重要的是，《己卯年雨雪》突破了以往战争题材小说的写作模式，真正实现了从个人角度出发对集体记忆的建构。

第一，小说修正了以往战争小说中对个人关注不够的问题。作为一部战争小说，《己卯年雨雪》鲜少对战场战况的正面描写，也放弃了对英雄人物的塑造，反而集中描写战争中的普通百姓，关注战争状态下人的处境。小说中着力刻画的几个人物都是被动参与战争的普通人，他们没有明确的家国意识，因为种种原因卷入战争之中。以祝奕典为例，被视为传奇人物、名震天下的他，首次杀日本人完全是出于意外，杀人后的他也像常人一样经受着对灾难的恐惧，加入帮会对抗日本人依然是身不由己做出的决定。成为抗日英雄后，他丢掉了胆怯，却不得不放弃正常人的生活，承受命运的无法掌控。巧合之下救了日本女人却因此被判10年监禁，令人唏嘘。小说清晰地呈现了一个普通年轻人如何在不知不觉中被战争推向悲剧。战争的暴虐既是铺天盖地的杀戮，也是对无数普通生命悄无声息地改写。《己卯年雨雪》成功关注了战场之外的普通人在生活、爱情全面被伤害时的无助与绝望。

第二，小说在个体人物的塑造中实现了对集体记忆的重新建构。《己卯年雨雪》几乎是靠人物支撑起来的一部作品，人物的日记、回忆、梦境、呓语推动了大部分的情节，更填补了以往战争题材小说缺失的重要部分。特别表现在对武田修宏夫妇的塑造上。战争的发起、日本军国主义的欺骗性以及部分日本军人的觉醒都是在对这对夫妇心理追踪的过程中实现的。在以千鹤子为代表的日本民众心中，日本军人是一群远离故乡、为了天皇和家族效力的战士，电影画面传递出“支那人都很爱日本”“支那孩子学习日文”“支那老百姓挥舞日本旗”的虚假信息。然而，中国之行颠覆了千鹤子对战争的认知，国内对战争的美化与她眼前的残酷血腥严重不符，这让她开始思考“究竟哪里出了问题？这真的是‘圣战吗？”同样，作为杀人机器的武田修宏也是被欺骗、被蒙蔽的受害者，他震惊地发现自己曾深信不疑的大亚细亚主义在中国竟只剩下“杀人”两个字。部队的过往暴行让他遭受精神上的折磨，“经常陷入噩梦，看到滚落的人头，喷向天空的血，魑魅魍魉蠢动的蓝黑色暗影，泣血的呼号……”越来越多的日本士兵在异国他乡醒悟过来，认清了战争的本质，“大亚细亚主义明显是被人利用了，或者它本来就是一场骗局。大亚细亚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它是反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

最后，对个人的关注为战争书写增添了立体感、真实感，身体与情感的在场是体验和表现战争的最直接依据，对个体本能反应的重视使战争成为活的集体记忆。小说中，通过人物之眼揭示战争的惨烈，透过人物之心感受到同胞的逝去，人物的生理、心理状态更彻底、直接地还原了战争现场。种种惨况因身体的介入更为直观，例如，日军在徐州站台杀害中国伤员的场面让千鹤子深受刺激，“此起彼伏的惨叫声，如帘的鲜血飘落车窗，路基铁轨瞬间染得猩紅……”王旻如被残忍虐杀后，祝奕典对日本人的恨意达到了极致，这一事件直接影响了祝奕典的行动，抱着王旻如的尸体，他“胸腔内全身都被怒火点燃，他一次次要冲出去杀日本人”，甚至愤怒地吼出“日本梁子，老子操你祖宗八代”！意识到旻如彻底离开，他再也无法欺骗自己时，“他突然失去了力气。心痛得像被人紧紧箍住了。他一趔趄又摔倒在荒坡上。”对个人身体与情感状态的重视，搅动着这段记忆，使它始终保持高度的感染力，以鲜活的状态呈现在读者眼前。

从内容层面上看，两部小说面对的都是故乡的过去，指向身后的历史。然而，历史并非固定不变的，特别是在文学中，无论是乡村还是战争都经历着一次次的重建，以何种方式呈现过去与当下社会的需求密切相关，它是作家与社会共同建构的结果。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两部作品又是一种面向当下及未来的写作，对故乡记忆的书写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1939年，遍地尸骨、血流成河的营田，30年后悄然变成了生机勃勃的连尔居，自然环境以强大的复原能力掩埋了这片土地上曾发生过的种种。然而，一代人所遭受的精神创伤却从不会轻易翻过，地下埋葬的尸首永远提醒着人们铭记这块土地上曾发生的一切。对过往历史进行回忆的目的不在于还原两段历史，任何一段历史的建构都基于对当下社会的认识，如何回忆过去关系到我们如何对待现实。两段历史也不仅仅是回忆的背景，对历史的洞察带有一种沉重的力量组织着人们当下和未来的生存经验。连尔居是无数个乡村的代表，名为连尔居的乡村消逝了，还有另一个“连尔居”在经历着相似的一切，己卯年过去了，也可能会有下一个“己卯年”重新上演。

如今，抗战胜利已70余年，名为“连尔居”的乡村也早已改换了模样，但人类的物欲依然在日渐膨胀，现代文明导致的弊病与战争的威胁依然存在。在营田的土地上，己卯年的悲剧是生与死、血与泪，今天的悲剧则是对过去苦难的一无所知，是后辈们选择性的集体遗忘。熊育群意图在故乡历史的回望中，找寻一种面对物质文明、面对战争的合理态度，引导人们在当下光怪陆离的生活中不迷失，规避可能再度发生的历史悲剧，这或许就是作家重建记忆的最终意义。

注释：

① 熊育群：《从〈连尔居〉到〈己卯年雨雪〉》，《华文文学》2018年第4期。

② 杨庆祥：《以书写抵抗遗忘——〈连尔居〉〈己卯年雨雪〉读札》，《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5期。

③[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1页。

④ 金寿福：《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外国语文》2017年第2期。

⑤ 熊育群：《从〈连尔居〉到〈己卯年雨雪〉》，《华文文学》2018年第4期。

⑥ 熊育群：《重塑散文的文学品质（代序）》，《路上的祖先》，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⑦ 郜元宝：《匮乏时代的精神凭吊者——60年代出生作家群印象》，《文学评论》1995年第3期。

⑧ 熊育群：《连尔居·后记》，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350页。

⑨ 何晶：《熊育群：向真实与魔幻同时靠拢》，《文学报》2013年3月13日。

责编：李京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