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来的小说（创作谈）

我的写作是从诗歌开始的。写散文则是我到了广东工作后开始的。这一转变缘由我人生轨迹的改变。而写小说却是我积累了十多年的主动作为。中篇小说《无巢》是《小说选刊》约稿，约定我写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长篇小说《连尔居》是受我一篇散文的启发，在一种冲动之下开始创作。《己卯年雨雪》则是遭遇来的小说。

有一天，我在网上无意中发现“长沙会战”，那时知道它的人非常少。汨罗江防线就是我家门前的河，这仗就在我家门口打的！这让我非常吃惊。那时，亲历者有的还健在，从他们的口中知道了“营田惨案”。但谁也说不清了，连死伤人数都说法不一。也许还能找到营田惨案的幸存者？于是，我找了一个朋友，他组织起人马，我们开始了一场长达一年的田野调查。

收集资料与田野调查的过程是对真相的叩问与挖掘，其次是思考与酝酿的过程、发现的过程。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产生了把它写出来的强烈冲动，但如何写一个惨案、一场战争？作为小说，这是一个写了几十年的老题材，很平常。战争是我最不熟悉的东西，它离我很遥远。若不是遇到了自己家乡如此惨绝人寰的暴行，我不会去写这个题材。但走近事发现场，特别是亲历者的指认，让我开始有了切身的感受。

当我写到五万字的时候不知道如何往下写了。这时候才发现写好这个题材远没有这么简单。我放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找到感觉，觉得写不出来了。这五万字中有些不错的内容，丢了可惜，但它又不是一个完整的东西，我便从中挑了一万字出来，做了一些修改，这便是2006年4月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春天的十二条河流》。想不到这篇文章反响很大，还引起了争议，说它几不像。一些人把它当作我散文的代表作。这让我觉得不能随便就丢弃了。

我的困难很多，一是不熟悉中华民国时期的生活;二是对抗日战争特别是长沙会战了解十分有限。我把握不了吃不透的东西又如何能够独立思考，进而去感受、去发现、去表现？我的立场与情感又如何建立？

随着相关资料的获得，一点点的积累，就像搭积木似的，真相似乎在慢慢复原。譬如当年湘阴县县长谢宝树的《守土日记》中发现，那场战争每一天发生的事情他拣重要的记录下来了。我在地摊上找到了《岳阳百年大事记》《岳阳文史》《湘阴文史资料》等旧书，还有收藏的朋友把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写的《湖南会战》译稿等大量资料给了我，一位朋友从一个台湾将军那里要到了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室编印的《国军抗日战史专辑》。我又读陈存仁的《抗战时代生活史》《银元时代生活史》《八年抗战中的国民党军队》《1937年：战云边上的猎影》等，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生活气息。

特别是有一天，我在大理的旧书店无意间发现了《湘水潇潇——湖南会战纪实》，在这本书中，我看到了一个日本女人近滕富士之的档案材料，一个真实的日本人的内心世界令我感叹，她让我回到了常识——我们是一样的人。正是她引出了小说的女主角之一武田千鹤子。

这时候我认识到要写好这个题材不能缺少日本人，离不开日本人的视角，因為这是两个国家间的战争。而我们这么多年都一直在自己写自己，日本人几乎成了一个符号——魔鬼的代称。写魔鬼容易，写人变魔鬼就难了。但只有写好人变成魔鬼才有启示意义。中国战争题材的小说还不能与世界对话，寻思原因，我们受害者的意识太深，无法超越仇恨，对施害方又缺乏了解的意愿。要说战争中的人性，日本士兵更能提供丰富的例证。

日本女人近滕富士之让我想到，两对生活在各自国家的恋人，过着彼此相近又不同的生活，上学、恋爱、结婚，日常的起居、礼貌与情谊。本来毫不相干的人走到了一起，彼此产生了深仇大恨，都无法释怀，七十年过去了，这仇恨的阴影仍然挥之不去，这就是战争的逻辑。这是一种民族的仇恨，让每个人都不能幸免。由此也可以看出人类的不智与理性精神的缺乏，把利益高高置于生命之上，这是一种自我践踏。我对战争的思考由此开始。

第二次创作，有了一对日本恋人。那时我没想到遇到了更大的挑战：你如何写好日本人，尤其是昭和时期的日本人与他们的生活。日本人的视角必定有他们对这场战争的理解，他们自己认为的战争史与真实历史的区分，他们如何思考如何行动，他们真实的内心世界……这些牵涉到日本的历史、地理、文化、国民性、起居生活环境等，写好了这些，一场真实的立体的中日战争是能够浮现出来的。

这时期我开始看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小泉八云的《日本与日本人》、内田树的《日本边境论》、网野善彦的《日本社会的历史》、尾藤正英的《日本文化的历史》、奈良本辰也的《京都流年》、妹尾河童的《窥视工作间》等，看他们拍的电视剧《坂上之云》和众多电影，读日本作家田边圣子的《源氏物语》、川端康成的《雪国》、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柳美里的《声》等小说。

侵华日军的战地日记也开始出现了，大和民族是一个喜欢写日记的民族，我找到了《东史郎日记》《荻岛静夫日记》，还有太田毅《松山：全军覆灭战场的证言》、小熊英二《活着回来的男人》，这些书有的是我从台湾找到的，有的是朋友惠赠，有的是民间抗战博物馆的高价影印件，它们对我帮助特别大，让我有如亲历。小说主角之一武田修宏立即获得了灵魂，他的每一个行为都有了依据，特别是恶行细节我无一虚构，它们全部来自这些日军日记。

当然，光有书本是远远不够的。我第一次去日本是随团去的，不到十天。第三次投入写作，几乎是推倒重来，大约写到十四万字，感觉写日本人的生活仍然有些无力感，生活的细节仍然缺乏，没有日本人原型也让我感觉有些隔，于是我放下写作，从天津滨海国际写作营回来，第二次去了日本。

这次自由行将近一月，我不但找到了侵华士兵的家，找到了昭和时期生活的真实环境，还找到了千鹤子的原型，再次投入创作时就顺利多了，几乎是一气呵成的。

但最后一稿写得非常苦，反复地修改，估计有二十多遍，一方面是一些地方不太满意，另一方面恰逢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不断有新的史料出现，改得自己都想吐了，到后来，只要一打开电脑我就忍不住要去改，都变成习惯了。那年春节去台湾买了几本有关的书，我还有修改的冲动。可以说，这是我写得最苦的一部书，把头发都写白了不少。

小说是虚构的艺术，但面对这样一个巨大又残酷的事实，我觉得虚构的小说特别没有力量，尤其是现实生活中的人越来越偏爱非虚构的东西，小说面对现实正在失去它的力量。我尝试了一条虚构与非虚构结合的路子，那就是细节、大的事件、背景、环境力求真实，但人物与故事可以虚构，人物能够找到原型的我尽力寻找。我希望读者可以根据小说内容去与现实世界对应，甚至寻访小说主人生活与走过的地方。我自己写作时就沿着小说主人的行动轨迹行走过了。小说因此拥有一股真实的气息，它能够对现实发言，就像一个人站到了大地上，它是能够发力的。

我没想到这个题材深入下去十分恐怖，承受力差的人可能会被击倒，写南京大屠杀的张纯如就自杀了。男人可能要坚强一些。我越来越绝望。绝望不是来自那些血腥的场面，而是人性。我从这一场战争中看清楚了人性，這种绝望是巨大无边的，有时一个人忍不住哭泣，全身发冷，非常抑郁。我在进入一个地狱一样的世界。那么巨大深广的灾难与伤痛让我哭泣，主人公悲惨的命运让我哭泣。我明白了以前我们把“希望”这个词挂在嘴上，是多么轻飘的想法。这个世界希望其实非常渺茫，写作中，我是因为绝望才去追求希望，人世间没有希望，人是没有办法活下去的，我们必须要制造出希望来。是绝望让希望显得珍贵，是绝望催生了希望。

在完成《己卯年雨雪》创作之后，我看世界的眼光也变了，我感到害怕，有一种力量似乎人类还不能控制，这在我小说中追问战争灾难的责任时，竟然追究得十分困难，跳过了那么多的人，很多人都自我原谅了。正如战争机器的发动，有那么多必然与偶然的因素交织成一团，有时让人辨识真相都很难，如同一千个人来凌迟一个人，到底是谁杀死了他？这其中人性的恶更令人心寒，我时时感觉到寒意，我能理解张纯如的自杀。几千年来，社会变化如此巨大，人性却一点没有变化。人类只有自己筑墙自我设限自我警戒，建立重重机制，困住心中的兽性，也许才能够得救。

我的小说采取了第一人称视角，因为伤害人最深的莫过于心灵的创伤，第一人称便于进入人的内心世界。但这个第一人称有所改变，只是以第一人称的感觉来写，因为我还得跳出来，事件成因、背景等更宏观的世界需要交代。

如果不是见证了亲历者内心的痛苦，如果不是对这场战争有新的发现与认识，如果没有超越，如果找不到好的形式，想要写好一部小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写了漫长的战争史，同时也写了人对于自由世界最高的向往——道家的逍遥。它们恰恰成为人类生存的两极，既相互对立，又相互消解。中国文人有两种典型的人生选择——入世与出世，如同道家阴阳两极世界，本身内含有对世界的认识与态度。这种人生选择跟儒与道对应，都拥有自己行为的理论依据。当战争来临，这两种人生会表现得更加明显更加极端，更凸显出儒道两种本土传统文化的对比。特别是小说中的左太乙把道家的人生态度推向了一种极致，以此来表达他对人对世界极端的失望心情，这更能表现战争的野蛮、生命的荒凉，这是一种生命控诉！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与左太平所代表的儒家相互排斥的人生态度，你会发现都是对的。恰如太极的阴阳世界，是一种对立统一。

千鹤子能够活下来，正是中华文明儒家与道家文化救了她，儒道在与野蛮对峙时显现了文明的高度：良知与正义超越了仇恨与冷血的杀戮，人道情怀超越了种族与国界。一场战争的胜利绝不仅仅是冷血杀戮的结果，一定有文明感召的力量。

小说写道家文化，本身也贯穿了道家的精神与风骨，它如云中之笛，有如天籁，这才是生命的境界，是超越生死的大悲咒大悲悯。写两个国家两个民族的大题材，一定要看到文化。这是最初的出发点也是最终的归宿。也是道家精神让战争小说有了魔幻色彩。

长篇小说《己卯年雨雪》出版三年，目前已有德语、俄语、英语完成翻译正在出版，签订翻译出版合同的还有意大利、匈牙利、日本等语种。作为抗战小说引起国际文坛关注算得上非常迅速。国内发行量一路攀升，出现了盗版。德国汉学家、翻译家郝慕天在翻译《己卯年雨雪》时说：“我一边翻译一边哭，我翻译莫言的小说时也曾这样，熊育群的小说是一样的，写得非常非常感人！感觉很深很深！”

作品走出国门是每个作家所追求的。这样的结果也是我追求的。我首先想到的是要让日本人看到这场真实的战争，让他们知道真相，所以我一定要写得客观。其次，一方面我觉得要有民族性，越是民族的东西越是世界的;另一方面，民族的东西要与世界接轨，要有普适性，要有世界性因素。德国汉学家郝慕天曾问过我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你写中国那么遥远的一个小镇，事情也是很久以前的，凭什么德国人要有兴趣？第二个是从她个人角度来说的，她讨厌战争，连战争题材的书她都不感兴趣。

这样的问题对我并不存在。《己卯年雨雪》写的是人，是人的悲剧，一对中国恋人与一对日本恋人之间的悲剧。悲剧的后面是战争，但战争的后面还是人。从人的悲剧反思战争、揭示战争本质性的东西，这就不只是抗日战争，而是所有的战争。我写的虽然是过去的战争，着眼的却是人类还将发生的战争，是世界和平。这就跟发生在哪里和什么时候关系不大。两对恋人间发生的美好爱情，也正是我们今天正在发生的美好爱情，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不分时间，也不分地域，都以感情之纯美而打动人心。

我的回答是请她看两章。她一边哭一边翻译时，给我打来了电话，情难自抑。

这样的小说，当年侵华的日本鬼子看了也深为震动。有亲历者给我写信，说小说真实的情景勾起了当年的记忆，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岁月。有日军遗孀写文章，说小说里的武田修宏与她的丈夫神似，仿佛他的灵魂到了这本书中。小林宽澄是当年的侵华日本兵，他被俘参加了八路军，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时候，这位日本老八路被中国政府请到了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后，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习近平主席的授勋。他前来参加《己卯年雨雪》故事发生地湖南湘阴的和平祭活动时，已是九十七岁高龄。小说中发生的惨案让他十分不安，老人不让人搀扶，一个人爬上长长的台阶，向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敬礼、鞠躬，他绕着纪念塔，边走边哭。在营田惨案百骨塔祭祀会上，他致辞时几度哽咽。在长沙会战纪念馆，老人献花、敬礼、鞠躬、下跪……看到纪念馆陈列的日本兵用过的东西，他说：“羞羞。”在中日战争老兵、营田惨案幸存者及后人恳谈会上，他跟中国抗战老兵拥抱，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老人家不久前在日本去世，那是他最后一次中国之行。这是战争双方士兵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走到一起，共同反省这一场战争。

有评论家认为《己卯年雨雪》体现了民族精神上的成熟。所谓精神的成熟，就是不再只是仇恨，而是能够客观看待，能够看到悲剧背后的东西。失去客观性，不能客观对待，民族精神就不能称得上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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