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聚落空间的文化生态诠释
——以广东传统民居聚落为例

王 琴

我国幅员辽阔，地势高低不同，地形类型及山脉走向多样。最北部属寒温带气候，最南端属赤道气候，各地区气温相差悬殊。多民族相容共生，多宗教和谐共处，不同习俗观念相互融合。因受太阳辐射、自然资源和气候等自然地理要素以及各地区社会历史文化差异的影响，传统民居和聚落空间呈现多元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广东民居是中国传统聚落的重要组成，有着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社会历史源流与民族、民系文化特征，形成了丰富多样、富有活力的聚落文化与聚落空间体系。本文将以广东民居为典型实例，从文化生态学视角，对区域传统聚落空间的人居营建思想及价值信息进行分析研究，以期为全球化进程中发展可持续人居环境以及现代城市、新农村建设规划提供借鉴。

一、多民系交集的聚落空间形态表现

广东地处岭南，受地理气候、自然环境以及社会历史发展、人口迁移、经济条件、文化习俗等因素影响，形成了广府、潮汕、客家三大民系，这三大民系各自有鲜明建筑文化特征的传统民居聚落。传统聚落的形态是所在区域文化的外在表征与人地关系的反映。民系的复杂性与文化的多元化，造就了广东传统聚落的形态、空间布局、审美艺术与营建技术的丰富多样。

(一)广府民居聚落建筑与空间形态

广府民居聚落建筑分布的核心区在珠江三角洲，是政治、商业中心。这里自然条件丰足，土地肥沃，交通便捷，经济发达，人口密集。广府聚落风格在南宋后逐步形成，成熟于清代中期。聚落选址讲究风水，利用地形、地势，坚持趋利避害的原则。数代人聚族而居，民居建筑群呈现较为封闭的形态。广府民居有竹筒屋、明字屋与三间两廊等形式(见图1)。典型的广府民居是以三间两廊为单元组合而成的梳式布局，形成一列列纵向巷道，横向巷道较少。三间是指三开间主座建筑，前带两廊和天井组成的三合院住宅。厅堂居中，两廊一般用作厨房或门房。布局既强调私密独立，又能与家宅外部空间环境相互联系。宗祠是广府聚落的精神核心，置于聚落前方，引领其后的居住建筑。建筑布局以祠堂为中心，在空间组织和配置上起主导作用。祠堂前置有风水池塘，池边种植大榕树，构成聚落的公共空间。祠堂是办理重要事务与公共活动的场所，这一建筑空间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见图2)。

图1 广府三间两廊式民居图片来源：陆琦《广东民居》

图2 广府聚落民居总体布局图片来源：佛山市地理信息中心

镬耳墙元素是广府民居建筑特色之一。明清时期，富贵之家才能修建镬耳墙。镬耳山墙形似官帽，可挡风入巷，促进空气流通。高耸的山墙也可阻止火灾蔓延。岭南园林是中国四大古典园林派别之一，为商贾所建，多是与住宅相结合的宅院形式，注重选址，建于优良的自然环境之中。广府民居建筑布局常用前疏后密或连房广厦两种方式。运用木雕、石雕、砖雕、灰塑、陶塑与彩绘等民间工艺，门窗格扇、花罩漏窗等精雕细刻，家具典雅精美。西关大屋是具有岭南特色的广府传统民居形式，由清末买办富商建造。西关大屋占地面积大，建筑形式多为中式，砖木结构，大门前有青砖石脚和趟栊、石门套大门。其典型平面为三间两廊，左右对称。中轴线自前而后依次布局为门廊、厅、房、天井等。每厅为一进，一般大屋为二三进[1]。

(二)潮汕民居聚落建筑与空间形态

潮汕民居注重方位朝向，空间形态内部开敞、外部封闭。民居建筑特色鲜明，布局以大宗祠为中心，其他建筑用房依次围绕聚集而建，建筑规整方正，秩序井然，主要有“下山虎”(又称“爬狮”)与“四点金”等基本布局形式。“驷马拖车”“百鸟朝凤”等聚落的平面布局以“四点金”为基础，在横、纵方向扩展空间，并设从厝等，呈现出规模庞大复杂的形态。“下山虎”是由三面房屋一面墙壁组成，正屋居中为三开间，中间大的开间是作为厅堂之用，两旁是卧房，正屋前为天井，天井两侧是一开间的“厢房”用作厨房与贮物间，与正屋相连。天井前为宅外墙，墙上开大门。“四点金”是以前厅、天井与后厅为中轴，前后厅东西两旁各一房，占居四角，因此称“四点金”。类似北京“四合院”形式。“驷马拖车”是以“三厅二天井”式祠堂为“车”，祠堂两侧各并排两座“四点金”为“马”的布局形式(见图3)。“下山虎”多建于乡村，“四点金”为富贵人家建造，配有祖祠，“驷马拖车”则是显赫之家所建，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潮州东府埕许府及潮州三达尊黄府是从厝式府第民居。此外，潮汕滨海的平原地带建有规模颇大的集居式围寨与围楼，多建于明末清初，功能上利于防御海盗与野兽。

图3 潮汕聚落民居平面布局图片来源：陆琦《广东民居》

潮汕民居建筑注重华丽典雅的装饰，所谓“鸟革翟飞”“雕梁画栋，缀以池台竹树”，民谚有“京华帝王府,潮汕百姓家”之说(见图4)。潮汕民居装饰的重点是门楼、屋面和厅堂，檀木漆成红色，椽子漆成蓝色，称“红楹蓝桷”。山墙脊端采用金、木、水、土、火五种造型。运用木雕和石雕、漆画和嵌瓷等工艺制成人物、花草、鸟兽与虫鱼等装饰。建筑古色古香，富有艺术审美价值[2]。潮汕文化是本土文化和中原文化的融合，其中的本土风水文化尤甚，聚落选址、建宅修屋均需看风水。民居将“天时、地气、顺风”等观念融入建筑，体现出人地和谐的建宅理想。

图4 潮汕聚落民居建筑装饰图片来源：网络360搜索

(三)客家民居聚落建筑与空间形态

客家民居聚落多位于山区，有客家围屋、客家排屋、客家围楼等建筑样式。聚落注重朝向，与所在地理环境相适应，为少占耕地，多聚落依山而建。空间构成主要特征是围合性、向心性、对称性与防御性。典型的聚落形式为粤东北围龙屋，建筑前高后低。建筑布局前为主体堂横屋，后部依山爬高建半圆型围垅，围合而成的空地被称为“化胎”。半圆形围垅对山上冲下的泥沙、雨水起抵挡、分流作用(见图5)。客家聚落利用外围的外墙作边界，开窗小，可以增强防御性。民居建筑以木梁承重，砖、石、土砌墙。建造时，泥土中掺加石灰、糯米、蛋清、红糖作黏合剂，以竹片、木条作墙筋，逐层夯实筑墙，坚固耐久，历经多年仍未倒塌。另有现存的民居四角设炮楼，也增强了建筑的防御功能。整体而言，客家聚落形态封闭围合、防御性突出(见图6)。

图5 客家聚落民居平面布局图片来源：陆琦《广东民居》

图6 客家聚落民居外观图片来源：网络360搜索

客家聚落建筑布局由代表宗法礼制的厅堂系统与家庭生活的居住系统组成，祠宅合一。厅堂系统包括祖堂、公厅，天井庭院及门堂、禾坪、池塘，为家族所共有，是公共活动场所，用于起居、家族议事、婚嫁丧葬、祭祀祖先等活动。其中，居核心位置、形制最高的上厅置祖宗牌位，体现了传统的宗法制度，尊卑有序。居住系统的各个家庭单元以祠堂为中心布置，位于两侧或后部的长条横屋，多是增加开间的一明两暗式布局。小家庭占一两个开间，门开向公用的天井、巷道或天街等，居住的私密性较低。居住单元也有“九宫格”，天井屋由小家庭居住，开口与大天井相联系，私密性较强，多见于后期兴建。

二、聚落空间的文化生态特征与成因

(一)文化生态的区域性

影响聚落民居地域性的重要因素有自然环境、地理因素、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状况等。聚落民居的构成形态与类型，深深地打上了区域环境的烙印，形成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与聚落民居景观。

1.聚族而居的空间

考察广东传统聚落，聚族而居是一个重要的特征。广府、客家、潮汕三大民系的传统村落均聚族而居，宗祠在聚落格局中起到主导作用，位于聚落前方，或其他建筑围绕宗祠而建，呈现出向心性。宗法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大特征，是以血缘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形式。“整个结构根深蒂固，盘根错节，使中国成为君臣和宗法双重制度的二元化国家。”[3]聚居的生活场所村落是基于血缘的社会组织模式的物质空间，祠堂为中心的聚落布局是当时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反映。

2.典型的民系建筑文化区划

广东传统聚落另一主要特征是以民系文化区划为主导的地域性。三大民系文化核心区各自形成鲜明、典型的聚落民居文化景观，边缘区则呈现融合、变异的形态。广东北部为山地丘陵，中部为河网密布的冲积平原与三角洲，南临大海，这三种不同的地貌与自然环境奠定了文化差异与并存的基础。人口的流动是形成文化扩散、传播和演变的主要因素之一，促使不同区域间的文化交流、碰撞与融合。秦汉时汉人入岭南，此后历经西晋、唐末、宋元、清初前后数次大移民，广东人口民族组成发生巨变，汉人成为当地居民主体，不同时期从北方迁徙而来的移民较为集中地分布并保有传承自己的文化。约于唐宋时期，逐渐分化发展为广府、潮汕和客家三个民系[4]。因在地理环境条件、文化特质、生活习俗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进而形成了三大民系的建筑文化区划。建筑文化区划是造就聚落文化景观的物质基础。

3.聚落文化的分异

广府聚落相比于客家、潮汕聚落两者的布局，差异在于广府聚落的宗祠布置在聚落的前方，引领后部的家庭居住单元，客家与潮汕聚落的宗祠位于中心。早期村落从化钱岗古村的祠堂广裕祠位于中心位置，始建于明永乐二年(1404)。清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个体私有财产的发达，“一族之内，亦复分房角胜”，使得聚落单一宗祠分成数个支祠，庶民宗族也大量兴起，形成以平行纵列的梳式布局，体现了广府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潮汕民系聚居群落以规模庞大、装饰繁复精美、匠心独具著称，形成因素是独有的自然地理环境、行政建制、历史移民及人文思想意识等。潮汕民居仿效古典宫廷式建筑，富丽堂皇、古朴典雅，反映了当地的经济繁荣、民俗民风和发达精湛的手工艺。

客家人聚落的明显特征是大家庭聚居，即以公共性空间为主导。中轴线上的月池、禾坪、化胎直至龙厅为家族共有，祭祀、节庆、婚丧等庆典仪式在此举行，强化了核心的宗族意识文化。日常居住遵循“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的原则，辈分最高的长者住上堂厢房。防御性也是客家聚落特征之一，广府民居和潮汕民系聚落虽也具有家族聚居与防御性的特征，但建筑方面客家人更具显性。

因地理位置特殊，广东不可避免地受外来文化影响，但中原本土文化的核心作用远大于西方外来文化的影响。岭南地区自汉代就开始进行海外交通及贸易，与海上各国的联系广泛紧密。初唐之时，广州已设置有市舶使，主管对外海上贸易。元代承宋代体制，依然对海外贸易实行开放和鼓励政策。通过海上贸易，东西方文化得以交流互鉴，交相辉映。清末鸦片战争以后，英国、葡萄牙分别对香港、澳门实行殖民式统治，西方文化强行输入。长期的对外通商口岸，从海外贸易带入的异域文化以及国外移民形成了侨乡文化民居，如开平碉楼吸收了西方异域建筑文化元素与形态[5]。

(二)文化生态的适应性

中国传统聚落民居注重营建中的生态智慧，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吉凶意识，即认知环境是否有利于生存与发展，反映出人类在自然界中谨慎持重的生存态度。人们为获得理想的居住环境而探索研究自然规律，逐步运用更具适应性的建造技术与建筑布局，赢得了更有利于生存的建筑环境。广东聚落民居体现的文化生态智慧反映在以下几方面。

1.选址理念

广府和潮汕民系多居于平原，聚落选址重视周边地水资源，多选择近水而居，忌将聚落建立在近河易发洪水的地带，因地制宜，既便于用水，又不易受河流危害。客家地区聚落地处山区，遭受山洪灾害的频率很高，选址时考察山洪路线，在山麓向外突出部位建宅，避免建于易汇水形成山洪的谷地区域，有利于聚落的防洪。

2.聚落规模与间距

聚落规模和聚落之间的距离远近与当地的地形地貌、气候条件和土壤肥力等有关。地势平坦、交通方便、有水利灌溉的地区，自然聚落规模较大，聚落间距离较近，广府、潮汕聚落较为多见。而沟壑纵横、水资源缺乏地区，聚落规模较小，聚落间的距离较远，多见于客家聚落。这是人们为适应特定自然地理环境而有意识选择的建宅策略，客观上保护了当地的耕地资源，有利于生态的平衡。

3.建筑材料

客家民居外墙多用夯实的三合土或是泥砖砌筑，檐柱多用木材，这些材料易获取也适合建造维护。人们临海而居，碱性的海风容易腐蚀泥墙和木材料，因此，使用防水性能好、坚固耐用的青砖砌墙，用花岗石代替木材，建造梁柱、门框、台阶，外露的建筑木构件则涂上油漆。这些措施能起到防潮、防腐、防蛀、防白蚁的作用。装饰工艺灰塑用取材方便、制作简易、性能优良的贝灰为原料，装饰门额窗框、屋脊垂带、山墙膺角等容易受酸雨、海风侵蚀的部位，使民居建筑更为坚固耐用。不同民系的民居建筑用材不同是自然和经济条件差异所致。

4.遮阳避雨防风的建筑构造

广东地区气候炎热，光照时间长，日光辐射量大，因此，民居建筑布局密集，房屋间相互遮挡，以减少阳光辐射。为遮阳，客家建筑屋顶常采用悬山顶，如采用硬山顶则檐部出挑较大。为增加屋面强度与隔热防水性能，屋瓦双层铺设。坡屋面的剖面多为直线，少有凹曲，利于排水顺畅。为防漏，屋面的屋脊构件尺寸较高大，并饰以灰塑、嵌瓷和彩画，既增强了防水功能，也显示了家族的财富名望。为防御台风，聚落旁种植防风林，减弱风力对建筑的破坏。屋顶采用硬山式，屋顶两坡交界处以片瓦或砖铺砌屋脊，两侧山墙与屋面齐平或略高于屋面，增强了防风避雨的功能。

5.引导通风的生态意识

利用山形、水域、巷道、建筑与庭院，采用自然或人工的热惰性建造材料，形成实用有效的通风系统。例如：广府聚落梳式布局中的巷道高宽较大，巷道处于两旁建筑的阴影中，可降低太阳热辐射量而形成冷源，与建筑内部温度较高的部分进行热交换，加强通风效果，为建筑内部降温。同时，长向的巷道对风有较好的引导作用，数条巷道平行布置，利用风压形成通风，带走内部热空气，有效降低聚落温度。梳式布局中的冷巷调节了聚落微气候，使村落获得较为舒适的热环境，布局体现了对湿热气候的适应性。利用冷巷的方式组织通风的做法在客家聚落与潮汕聚落中也都有存在。

(三)文化生态的演进性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传统聚落不断演进优化、发展创造。据达尔文进化论，生态系统进化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聚落除适应自然环境、经济条件，还需要适应人与人之间、个体与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组织模式和社会关系的改变。一旦外部环境发生改变，这些关系必然也调整改变。

广东各个民系聚落具有典型特征，存在差异。尽管各民系有各自独有的思维、观念和价值，但同处一片土壤，共同生活的需要促使人们积极调适自我认知与文化体系，主动交流融会，创造与发展，为获得宜居环境而转变。民系在潜移默化中转变发展，自发向更优秀、更具活力与前景的事物学习。各民系聚落的相互影响是多方面的，聚落的环境、文化、空间形态都处于进化演变之中，因此，在各核心民系文化区划的边缘地带，传统聚落民居呈现了复合交融的状况。

客家民系多居于山区，包括粤东北与闽赣交界、粤北韶关、南雄等地。明末清初，因贫瘠山区人口繁衍增长、局势动荡与灾荒等原因，部分客家群体南下往平原地区迁徙。在新环境中，客家移民尽量保存原有的生活居住模式，同时要为适应新环境作变化调整。平原广府聚居区的自然、社会环境与客家人原住地有很大差别，客家人以谦和的态度才能与本地人和平共处一地。条件优越的土地已被广府人占据，他们只能退而居之。为日常交流、生意往来等，客家人寻求能共同交流的语言。语言的融合是文化交流的现象之一，也促进了客家人生活、社会、经济等方面的演进融合。客家人一方面保存自身民系优秀文化传统，另一方面突破传统，提高经济社会地位融入粤中地区环境中，与广府、潮汕人杂居。在聚落民居分布与形式上也体现了这一现象。

客家人作为后来者，在资源、政治地位上都略逊于广府人，建筑技术方面也相对落后。粤中地区温暖湿润，三角洲肥沃土壤适宜经济作物的生长，与客家以山地稻作为主的农业生产模式有很大差别。客家人原有的以家族公产占主导的家庭经济模式受到冲击，在适应融入本地的社会经济体系时，原有生活居住模式解体，分家现象出现，大家族集居的大型围屋被独立小型民居替代。规整的梳式布局因能更有效利用聚落平面空间，并与外围有效契合而被采用。镬耳墙是粤中广府民居中的常见标志性形式，许多客家民居中山墙也采用镬耳墙，如祠堂的屋脊装饰，有的客家民居建筑也采用广府常用的龙舟脊、博古脊等[6]。宗族意识、家庭多人口聚居的生活习俗与防御性等客家聚落文化仍然存在，平原区客家聚落的演进是为适应新环境而做出的调整。客家民系的聚落民居以实用适用为出发点，保留传统中有价值的文化内涵，同时向其他民系的先进文化模仿学习，创造出具融合性的聚落新形式。

三、结语

农业社会普遍生产力水平落后，于是人们以朴素的文化观、生态观念顺应并利用环境，创造出适宜的居所。从对广东传统聚落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人们的思想观念决定建筑的形态和特征，文化影响聚落营建的渊源、适应机制形成过程以及空间构成的核心原则，社会发展与聚落民居的文化生态系统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文化进程中，积累了丰富多彩的民居建筑经验，不同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风格差别很大，各自形成聚落民居特点。本文以广东民居为例，分析了广府、客家和潮汕三大民系聚落民居，发现这些聚落民居体现了区域性、多样性、智慧性、适应性和演化性的文化生态特点，这些具有文化生态精神的营建经验对建设现代宜居建筑环境仍然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