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入产出表与日中贸易结构

摘要：随着国际生产碎片化进展，传统的基于跨境交易为基础的总额贸易核算体系已经不能真实反映经济活动的现实，基于附加值的贸易统计方式应运而生，而国际投入产出表是进行附加值贸易统计的必备工具。文章目的是介绍和分析当今世界上的主要国际投入产出表及其应用情况，并使用日中投入产出表分析日中贸易结构及电子光学器械的附加值变化特征，最后展望国际投入产出表的其他应用趋势。

关键词：投入产出表;国际投入产出表;附加值贸易;全球价值链（GVC）

中图分类号：F13/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9）05-0047-10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9-05-006

特朗普总统执政之后，美国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增强。2017年5月，意大利召开G7陶尔米纳会议，抵制美国“反贸易保护主义”的表述多次出现在首脑宣言中。7月汉堡G20峰会首脑宣言中，明确“继续与贸易保护主义斗争”，但结果还是不得不接受美国对所谓不公平贸易采取的种种单边主義措施。在2017年G20开始之前，特朗普总统还表示要退出地球气候变化框架协议《巴黎协定》。对于标榜“美国第一”就任总统的特朗普来说，削减贸易赤字排在经济政策首位，现在对美国贸易出超最多的国家是中国、日本和德国。图1显示了2005-2015年间三国对美国的贸易收支状况。从图中可以看出，三国对美国贸易收支持续存在盈余，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对美国贸易收支盈余增长非常迅速，从2009年1600多亿美元增长到2015年25多亿美元。2008年之前日本对美国的贸易盈余略高于德国，2008年德国对美国的贸易盈余超过日本。

经济全球化时代，人员、货物和资金等生产要素不断跨越国境，特别是为跨国公司生产活动提供了多重选择，如，中间产品从哪个国家哪个企业进货，中间产品在哪些国家组装成产品，最终产品销往哪些国家，如何减少物流成本等等。分析目前国际经济活动时经常会援引苹果公司手机案例。2009年苹果公司从日本、韩国和德国企业购入零部件，将这些零部件组装工作委托给设在深圳的台湾企业，每年约有1 100万部组装好的手机销往美国，总价值达到20亿美元，仅仅苹果手机贸易一项，就为中国对美国贸易盈余增加了19亿美元，而中国在生产苹果手机中增加的附加值只有7 300万美元[1]。这个例子说明，在超越国境生产活动越来越频繁状况下，传统的以跨境交易为基础统计的总额贸易收支统计已经不能真实反映商品流动的状况。

文章主要分析最近为反映超越国境生产活动而编制的国际投入产出表及其应用情况。首先，介绍目前广为使用的几个重要国际投入产出表编制情况

收稿日期：2019-05-24

作者简介：马场善久（1953—），男，日本富山人，教授，主要从事计量经济学研究。文章是在2017年11月11日、12日复旦大学召开的“特朗普时代的亚太经济一体化与中日合作”国际学术研讨会议的论文基础上完善而成的，在此对给予重要评论的参会代表表示感谢。另外，对河北大学裴桂芬教授的翻译表示衷心感谢。经济研究马场善久：国际投入产出表与日中贸易结构

日本问题研究2019年第5期及其数据特征，其次，梳理运用国际投入产出表分析附加值贸易和全球价值链的研究成果，第三是从附加值贸易和垂直贸易的角度分析日中贸易结构，最后提出了未来国际投入产出表的应用趋势。

一、当前编制并发布的国际投入产出表

投入产业表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里昂惕夫编制的。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各个企业之间相互交易，开展生产活动，构成一种相互依存关系。正像国民经济可以从生产层面、支出层面（需求层面）和分配方面分析一样，投入产出表是从产业之间生产技术关系入手，将支出层面的需求要素和分配层面的收入要素连接起来，从经济运行的整体反映一国经济活动。近年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特别是生产活动跨越国境的生产过程碎片化进展，总额贸易统计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状况，应该根据各国的附加值进行贸易收支统计，这就需要编制国与国之间或者多国间的投入产出表，一般称为国际投入产出表。表1 简单汇总了当前世界范围内主要国际投入产出表。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简称亚研所）是世界上最早编制国际投入产出表的机构，玉村千治等系统地汇总了亚研所编制的多国及两国间的投入产出表情况（见表2）。

1975年开始编制以亚洲各国（包括美国）为对象的多国间投入产出表，每5年发布1版，最新1版发布于2013年，数据截至2005年。当年发布了3个投入产出表（国际、金砖国家，中日韩），产业部分数分别是76个部门、24个部门和7个部门的投入产出表。1985年和1990年分别编制了日本与韩国、菲律宾、中国、中国台湾、新加坡等的投入产出表和中国、菲律宾、马来西亚、中国台湾等投入产出表，部门数从24个进一步增加到78个。

作为政府机构，日本经济产业省是最早尝试编制国际投入产出表的机构，1986年开始编制以1985年为对象年的国际投入产出表，详见表3。1985年和1990年为对象年的两国间投入产出表为日本与美国及日本与欧洲，多国间投入产出表为日本、美国、欧盟和亚洲。1995年开始编制并发布了日美两国投入产出表，每5年1版，2005年是最新版的日美国际投入产出表。2007年编制发布了日中两国投入产出表，前者是在174个部门基本分类基础上，编制了54个部门和27个部门的交易额表。后者是在77个基本分类基础上编制了30个部门的交易额表。

OECD国际投入产出表称为ICIO，2018年发布最新版对象年是1995-2015年，这是一个包括36个OECD成员国和28个非成员国，共计64个国家、36个产业部门的多国间投入产出表。

GTAP是美国普渡大学国际贸易分析中心编制的，至今发布了2004年、2007年和2011年统计数据。最新版是以140个国家和地区为对象，覆盖了57个产业部门，是一个国家和产业数量较多国际投入产出表[2]。

WIOD是11个欧洲研究机构编制的国际投入产出表，2013年首次发布的是1995-2011年间40个国家（27个欧盟成员、13个欧盟以外的主要国家）、35个产业的年度数据。2016年新版数据的对象年是2000-2014年，国家数增加到43个（28个欧盟成员国、15个非欧盟成员国），产业部门增加到56个。

ADB自1969年开始编制《亚太地区关键指标》，是对48个亚洲开发银行内亚太成员国的统计数据库，统计指标不断增加，2015年首次将全球价值链纳入到统计数据库，最新统计报告是2017年《亚太地区关键指标》，包括经济、金融、全球价值链、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等指数。

UNCTAD- EORA是联合国贸发会议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共同开发建设的全球价值链数据库，涵盖全球187个国家、500多项产业活动，这是一个国家数量最多、覆盖产业也最多的国际投入产出表（MRIO）。基础数据来源于各国的投入产出表以及EUROSTAT、日本亚研所和OECD编制的多国投入产出表、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数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数据。

二、国际投入产出表的应用

国际投入产出表是分析附加值貿易和全球价值链（GVC）的重要工具。

1-附加值贸易

正像前面所讲苹果公司案例，在全球化时代的现代生产活动中，由于存在同一货物多次跨越国境交易，采用传统统计方法，就会在贸易统计中产生大量的重复计算。宏观经济学课程所讲的GDP概念，强调企业开展生产活动时，要利用其他企业生产的货物或服务作为中间产品，因此，企业生产的总产出价值会包括中间产品价值，减去中间产品价值之后才是作为附加值的GDP。同样，一国出口的货物或服务中，除出口国增加的附加值以外，还会包括从他国进口而产生的附加值。在跨越国境的分工体制出现之前，出口产品的所有价值都是本国生产的，而出口的货物或服务在很多场合也是满足进口国的最终消费需求，也就没有必要考虑附加值。在供应链超越国境时代，零部件等中间产品会出现多次跨越国境现象。根据OECD测算，2010年，货物贸易中的50%和服务贸易中的70%都是中间产品交易[3]。在这种状况下，就有必要区分基于国境交易的出口额和基于附加值的出口额差异。

最近10年来出现了运用国际投入产出表研究附加价值问题的研究文献，OECD-WTO（2012）研究报告对此做了详细的研究综述，指出近年来附加价值研究是沿着两条研究主线，一条是针对中间产品贸易增长而展开的，开创性的研究是1982年桑亚尔和约恩（Sanyal and Jones）提出的中间产品概念，这是测度附加值的第一个阶段。另一条是2001年胡默尔等人（Hummels et al）提出了垂直贸易的概念，即由国际生产碎片化而形成的垂直专业化贸易[4]。

2013年，OECD建设了第一个版本的TiVA数据库，最新的数据到了2018年。与OECD国家间投入产出表相同，也是64个经济体指标，包括OECD国家，28个欧盟国家，大多数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和几个非洲南部的国家[5]，产业部门中覆盖了16个制造业部门和14个服务业部门，展示了2005-2015年间附加值相关的综合性数据[6]。OECD在2018年最新版TiVA数据分析中明确了2005-2015年间国际生产活动中出现的5个重要变化：一是总出口额中外国附加值比重近年来出现了下降趋势，这说明始于20世纪末的国际分工体系发生了一些变化;二是与2005年数据相比，2015年这种倾向在不同国家、区域和产业部门之间变化比较显著。如，总出口中外国附加值下降幅度最大的是中国，最小的是美国;在制造业出口中，外国附加值下降幅度最大的国家是中国、阿根廷、印尼和以色列，下降幅度最小的是希腊、日本、荷兰和南非;在三个被称为国际融合度最高的产业中（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制造业/机动车辆制造业/纺织服装业），国际生产碎片化呈现区域性特征，东南亚区域出现了小幅度区域内供货增长态势，而北美和欧盟出现了区域内供货的显著下降;三是全球价值链中服务业比重在上升，OECD国家及G20国家中，制造业出口额的25%～40%是服务业附加值，卢森堡、以色列和匈牙利制造业出口中，嵌入的外国服务附加值超过国内服务附加值;四是出口额中，非居民或外国人消费的贡献度在增加，尤其是对于拥有重要旅游资源的开放小国，如，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新西兰等非居民消费的贡献度显著增加，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非居民消费的比重也很高，2015年与2005年相比，亚洲和北欧国家比重有了很大增加;五是对于大多数OECD国家，外国市场需求对国内就业的影响在增强，而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在减弱，即使是最大的经济体，如美国、日本和中国就业中约10%是为了满足国际市场需求。

2-全球价值链（GVC）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国家无论是基于跨境交易出口还是附加值出口在世界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一直在增加，其背景可以归结经济全球化的进展，企业根据全球价值链条在不同国家或地区布局供应链的生产、加工及销售，形成了超越国境的货物、服务相互连接的全球生产网络。在当今的生产活动中，常常出现某种货物或服务2次或3次出入同一个国境，按着跨境交易进行统计的话，就会产生严重的双重或多重计算问题。根据2013年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全球价值链和发展：全球经济中的投资与附加值贸易》的统计，在2010年19万亿美元的全球出口中，约有5万亿美元实际上属于重复计算[7]。因此，这对全球价值链时代的附加值分析提出了现实需求。当前，利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垂直分工或显示性比较优势等指标，可以精准分解出口中的附加值。

王直、魏尚进和祝坤福 （2014）提出了一个将跨境交易额出口分解为不同附加值的方法。将出口额分解为4个部分，一是外国吸收的本国附加值（Domestic value added absorbed abroad，VAX_G），二是本国生成的附加值出口后返销国内时的国内附加值（Domestic value-Added first exported then returned home， RDV_B），三是出口额中外国增加的附加值（Foreign value added， FVA），四是双重计算部分（Pure double counted terms， PDC）[ 8]。如果将基于跨境交易核算的总出口额定义为E，本国生成的附加值称为国内附加值（Domestic value added，简称DVA），VS（Vertical specification）称为垂直分工指数。分别用公式（1）、（2）、（3）表示：

E=DVA+FVA+PDC（1）

DVA=VAX_G+RDV_B（2）

VS=FVA+PDC（3）

亚洲开发银行自2015年起，运用附加值分解方法发布全球价值链统计数据，全称为“国际生产分享下的全球价值链指数”（Global Value Chains Indicators for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Sharing），2018年版数据包括日本和中国在内的62个国家和地区，35个产业部门，时间跨度是从2000年到2017年，数据包括对跨境交易为基础的出口进行分解的附加值、基于附加值的垂直分工指数和显示性比较优势等[9]。

表4是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统计数据汇总的中国初级产业、低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出口额的附加值分解情况，时间选取的是2000年、2005年、2008年、2011年和2015年5个年份。从国内附加值在出口额占比来看，大致的排序是一次产业、低技术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低技术部门的制造业中，国内附加值比重超过80%，2015年达到87%，中高技术产业也出现了略微提升，2015年比2000年提升了一个百分点，达到79%，尖端技术部门的比重从60%提升到70%。其他项目的变化不是特别显著，这意味着中国中高技术制造业进一步嵌入了全球价值链条。

提摩尔等人（Timmer et al，2014）运用WIOD投入产出表，分析了制造业国际生产碎片化现状以及对劳动、资本要素所得的影响，结果显示，在1995-2008年间出现了4个趋势：一是国际生产碎片化在扩大，二是熟练劳动和资本能产生更多的附加值，三是高收入国家的熟练劳动力正在进入专业化，四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正在进入专业化[10]。

2017年开始，WTO、世界银行、OECD、中国对外经贸大学GVC研究中心和亚研所5个机构联合发布了《2017年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全球价值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测度与分析》（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简称“全球价值链报告”。通过分析全球价值链的构成，研究世界范围内各经济体之间的相互联系、专业化分工和增长模式。这是基于国际投入产出便进行的贸易附加值问题的扩展研究，主要目的是揭示国际贸易不断变化的本质。2019年发布了第二期发展报告，题目是《全球化背景下的科技创新、供应链贸易及劳动者》，重点分析了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趋势，指出GVC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下降趋势没有改变，但没有中止，复杂的GVC反而出现了上升态势，科技创新下的自动化将迅速降低低工资的吸引力，数字技术对GVC的影响还是不确定的，可能通过鼓励回流，缩短供应链的长度，还可能通过降低买家与卖家之间的协调或搜寻成本而强化GVC。

三、运用国际投入产出表分析

日中贸易结构王在喆、宫川幸三和山田（2016年）利用日本经济产业省和中国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2007年日中国际投入产出表》，全方位分析了日中经济关系。2007年日中贸易关系如下：中国对日本出口约115亿美元，其中中间产品、最终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比重分别为42%、38%和19%，日本向中国出口约118亿美元，三者比重分别为80%、2%和19%。中间产品和最终消费资料比重差异非常大，这足以证明中国在利用来自日本的中间产品进行加工贸易。王在喆等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一是日本对中国出口的80%是中间产品，主要是其他一般机械为主的生产资料出口，二是在中间产品贸易中，都是多个部门参与的日中双向贸易，三是日本对中国出口产品中几乎没有最终消费品，而中国对日本单方出口最终消费品，四是中国对日本出口50%以上的最終消费品是纤维、服装和皮革制品[11]。

他们还估算了两国最终需求诱发另一国附加值增加情况[12]，具体估算情况见表5。

下面介绍基于王直等的附加值分解方法研究日中贸易结构特征。对前面所介绍的公式进行进一步分解。

VAX_G = DVA_FIN + DVA_INT + DVA_INTrex

DVA_FIN： 出口最终产品中的国内附加值

DVA_INT： 出口中间产品中的国内附加值

DVA_INTrex： 被直接进口国转口至第三国的中间产品出口国内增加值。

FVA分解为 FVA=MVA+OVA

MVA是进口国生成的附加值，即出口隐含的进口国增加值

OVA是第三国生成的附加值，即出口隐含的第三国增加值

表6分解了日本和中国在2000年和2016年出口附加值。从总附加值构成看，在跨境交易计算的总出口额中，从外国吸收的本国附加值（VAX-G）比重都略高于中国;从最终产品的国内附加值看（DVA-FIN），两国出现结构性差异，中国对日本出口最终产品的国内附加值约为50%，而日本向中国出口最终产品的附加值占比不足30%（2000年和2016年呈现同样趋势）;相反，从出口中间产品的附加值比重（DVA-INT）看，中国向日本出口的比重从2000年的28%减少到2016年的19%，而日本出口中国的中间产品附加值也从2000年的45%降至2016年的38%。从外国附加值（FVA）看，2016年双方均为15%，中国只是出现了略微上升，而日本是从2000年的7-5%翻番提升到2016年的15-6%。从出口隐含的进口国增加值（MVA）来看，日本从2000年的0-6%大幅度提升到2016年的9-5%，说明日本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出口在中国的货物与服务业生产中的比重在过去的16年间有了非常大的提升，中国只出现了小幅度提升。从第三国生成的附加值（OVA）看，中日两国都出现了略微下降。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过去常说的日本向中国出口中间产品，中国生产并向世界出口的方式正在发生一定的变化，贸易模式正在向着水平贸易转变。

这种分析方法也适用于特定产业分析，如果运用于日中贸易中比重最高的电子光学器械产业，更能发现日中贸易关系的变化趋势。根据2016年数据，中国电子光学器械对日本出口比重超过40%，日本对华电子光学器械出口比重超过30%。表8分解了2000年和2016年日中电子光学器械出口附加值变化情况。从中国的出口额看，与2000年相比，2016年外国吸收的本国附加值（VAX-G）构成比例没有变化，只是最终产品的国内附加值（DVA-FIN）增长了12个百分点，中间产品的国内附加值（DVA-G）下降了8个百分点，外国附加值（FVA）基本没有变化，出口隐含的进口国附加值（MVA）减少，第三国附加值（OVA）略微上升。这说明中国正在增加使用日本以外其他国家生产的中间产品，通过增加本国的附加值，向日本增加最终产品出口。

从日本对中国的出口看，中国吸收的日本附加值（VAX-G）减少了3个百分点，最终产品的日本附加值（DVA_FIN）下降了3个百分点，中间产品的日本附加值（DVA_INT）减少了9个百分点，被直接进口国转口至第三国的中间产品出口国内增加值（DVA_INTrex）上升了9个百分点，外国附加值（FVA）变化不显著，说明日本增加了向中国以外其他国家的中间产品出口。2000年—2016年间，在电子光学领域的贸易和生产布局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通过对中日两国企业投资行为的分析，可以找到变化的原因。

至今为止，关于国际投入产出表的运用，除上面分析附加值贸易和全球价值链为题以外，还在进行着两个尝试。一个尝试就是编制地区间国际投入产出表。王在喆等将中日联合编制的2007年日中国际投入产出表与中国的省际投入产出表联结，研究了中国不同地区与日本的经济联系，从附加值和就业的角度，分析了中国8个省市，上海市、广东省、辽宁省、福建省、山东省、江苏省、浙江省、四川省与日本的进出口关系对日中各产业的波及效果。日本亚研所还以2005年亚洲国际投入产出表为基础，编制和发表了“中日韩区域亚洲国际投入产出表”，并尝试在OCED编制的国际投入产出表中加入日本和中国数据，将各国的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编入OECD版的区域间国际投入产出表[13]。

第二个尝试是利用国际投入产出表分析经济活动对环境的波及效果，建立多国间的评价框架。在地球气候变暖问题中，研究经济活动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个重要课题，迄今为止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根据各国的经济活动而测算而来的。随着国际生产活动碎片化的进展，应该根据货物生产的全球价值链和最终产品消费国来适当调整和测算二氧化碳排放量。韦贝和山野（Wiebe， K. and N. Yamano ）就是使用2015年OECD国际投入产出表，建立了一个考虑了货物、服务的最终需求和贸易因素的二氧化碳排放方法，并发布了2009年和2011年的测算结果[14]。

随着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各个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经济日益增多，一国的政策变更会对企业和他国的决策产生预想不到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各国的政策当局不仅要利用可能的信息分析政策变更的短期效果，更要冷静分析中长期效果，国际投入产出表就是提供了一个经济全球化时代包含众多经济变量的信息来源。

[參考文献]

[1]Xing， Yuqing， Neal Detert.How the iPhone Widens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Deficit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R]. ADBI Working Paper Series：2010（257）：.

[2]Lin Jones， Zhi Wang， Li Xi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mong Three Major Inter-Country Input-Output Databas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rade in Value Added Estimates[R]. Office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U.S.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2014.

[3]Istanbul G20 Trade Ministers Meeting. Remarks at session on the slowdown in global trade[EB/OL].[2016-06-01].Http：//www.oecd.org/about/secretary-general/istanbul-g20-trade-ministers-meeting-remarks-at-session-on-the-slowdown-in-global-trade.htm.

[4]OECD-WTO.Trade in Value Added： Concepts， Methodologies and Challenges[EB/OL].[2019-06-04].http：//www.oecd.org/sti/ind/49894138.pdf.

[5]关于64个经济体的详细信息[EB/OL].[2019-06-01].https：//www.oecd.org/industry/ind/tiva-2018-countries-regions.pdf.

[6]36个产业部门和指标定义[EB/OL].[2019-06-01]. https：//www.oecd.org/sti/ind/measuring-trade-in-value.

[7]UNCTRD.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Development： Investment and Value Added in the glpcal Economy[EB/OL].[2019-06-02]. https：//unctad.org/en/Pages/Home.aspx.

[8]Wang. Z. S. Wei， K. Zhu. Quantifying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Sharing at the Bilateral and Sector Levels[R].

[9]亚洲开发银行.亚太地区关键指数[EB/OL].[2019-06-03].https：//www.adb.org/publications/series/key-indicators-for-asia-and-the-pacific.

[10]Marcel P. Timmer， Abdul Azeez Erumban， Bart Los. de Vries “Slicing Up Global Value Chains”[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4，28（2）： 99-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