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西南下革命到投身河南建设

郭荣魁　李海民　赵立伟　朱佳

少年记忆

我的老家是山西沁源县，从河南的沁河顺着河口一直走就到我家乡了。沁源县是我们党较早建立起来的抗日根据地，被誉为抗日模范县，1938年建立了县委、抗日政府和自卫队、抗先、妇救会、儿童团等群众团体。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侵入山西，把沁源县作为治安示范区，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日军把老百姓集中到院子里，从外边放火烧，或集中到打谷场用机枪扫射，或把人赶到煤矿的矿井里，向矿井口放毒气……沁源县一共8万多人，被日军杀害的就达1万多人。后来，日军搞“以华治华”，又杀害了3000多不同意“维持”的群众。全县参军抗战的有1万多人，老百姓对敌人实行坚壁清野，抗日军民发动游击战，实行“围困战”，搞得敌人无法安宁，不得不退了出去。

我父亲是抗日积极分子，经常参加抗日活动，常常和八路军一起破坏日军的交通线。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再到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我父亲都参加了。1938年，我当上了儿童团团长，拿唱戏用的大刀和红缨枪站岗放哨送鸡毛信等。鸡毛信分一到三根鸡毛，三根鸡毛表示情况最紧急，谁接到谁送。我还打过石雷，就是做石头地雷，用锤子在石头上打眼，放进火药，安上自制的起爆管，就成了石雷。我14岁开始当民兵，晚上配合大人到离村三里路的村庄去放哨。1944年秋天，我考上了县里办的抗日高小（二民高），开始到县里上学。1946年国民党进攻根据地，学校放假期间，我支援前线运送伤员，当时四个小孩抬一个伤员，一天要走80多里路。有一天，我抬完伤员回家后被通知第二天到学校报到。可一到家就病了一个多月。病好后到学校老师说我没有按时报到，被除名了。我告诉老师自己是因为支援前线抬伤员累病的，老师就同意我入学了。

1947年4月，我从高小被推荐到太岳中学插班读书。太岳中学实际上是晋冀鲁豫政府办的一个抗大分校。为了防备敌人袭击，对外叫作太岳中学。我在太岳中学共待了四个月，只上过一堂正规的课，记得是数学课，老师教的是比例关系，其他时间都在给兵工厂运焦炭。当时正在进行解放战争，需要后方支援。有时候部队打了胜仗后，我们就下乡宣传。1947年春天进入战略反攻，到处打胜仗，一天解放一个县城，我们几乎天天下乡去宣传。这一年的8月10日，我在太岳中学入了党。

南下渡河

1947年8月23日，陈（赓）谢（富治）大军渡过黄河，挺进豫西。陈谢大军南下时，动员群众参军参干。我是党员，带头报了名，我们班七八十个人，大家都报了名。我被编入南下干部大队（后改为秦岭支队），准备渡过黄河到豫西去开展地方工作。整个干部大队1000多人，分成了九个小队，有太岳的老干部，也有像我们这样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大约8月底的一天晚上我们到了济源，准备坐木船从济源渡过黄河。我们原计划从两个地方过黄河，但上游那个渡口的船被国民党残余部队打坏了，大家就集中到一个渡口，比较顺利地乘木船渡过了黄河。

过黄河后，就到了新安县境内。当时那里刚解放，情况还比较复杂，敌我相互交织。我们接到通知说过河后不要停，走路步子要轻，牲口蹄子上都裹了布，也不能打手电、不能抽烟。行军时，我们随前方口令向后传，要求随时注意周围的敌情。天亮时，到了新安县，在山上吃了顿饭，到铁门后也没有休息，就又沿着陇海路向西前进。一路上国民党的飞机在上面轰炸，我们经过渑池、陕县等地，到了灵宝。

在灵宝

到达灵宝后，组织上开始分配我们到农村，主要是宣传党的政策，访贫问苦，组织串联，组织民兵、农会等群众组织。我们小组被分到了阳店。刚到灵宝时，情况比较稳定，我们那地方没有进行急性土改，粮食主要是向地主征收，群众情绪也比较安定。有些地方搞急性土改，家家点火，村村冒烟，出现了乱打、乱杀的问题。地主就开始跑，与地主有关系的人也跟着跑。由于急性土改不深入，群众没有发动起来，而反动分子却趁机混入了民兵队伍，他们欺骗外来干部，威逼群众，暗害干部，离间我们与群众的关系，制造混乱，破坏社会秩序，给我们开展工作造成了一些困难。敌人王凌云从南阳给当时的国民党河南省长写信说：“共产党、八路军刚过来时，我们没有办法对付，两手空空。现在他们一搞土改，我是既有人又有枪。”这封信被我们的侦察兵截获了，交给了邓小平，邓小平向中央作了报告，决定立即停止急性土改，实行减租减息，急性土改才得到纠正，社会秩序趋于稳定。

1947年10月到11月间，在豫西还发生了灵宝事件。当时，我军主力渡河后，继续南下作战，灵宝地区兵力空虚，而胡宗南部从西边威胁豫西，驻守郑州的国民党军也从东边压迫我们，灵宝的地主恶霸等反动武装利用急性土改的政策偏差进行暴动。灵宝事件中，敌人先后殺害了我们300多名干部、民兵、农会会员。我们在阳店发展的18个民兵，牺牲了17个。和我一起南下的同学，有不少就是在这里牺牲的。

灵宝事件发生后，领导让我们转移到下硙。反动武装又包围了下硙，我们的一个营组织冲锋，号兵正在吹号时被敌人打死了。当时我们十几个人负责守一个寨门，守到快吃早饭时，领导让我与另外一个同志通过封锁线到阳店传达命令，让阳店的民兵和干部立即撤到下硙来。我们到阳店后并没有找到他们，老百姓说他们去追反动武装可反被敌人包围了，最后只有一个干部和一个民兵队长两个人突围出来。这两个人回到阳店后就藏在阳店的窑洞里，直到敌人走了，他们才出来追我们，直到嵩县才追上。我们回到下硙后找到部队，团长让我们参加阵地防守。我们大多是刚参加工作的学生，不会打仗。团长就告诉我们说，当敌人站起来喊冲锋的时候，你们十几个人一起打，这样能顶一挺机枪，敌人就轻易不敢冲锋了。我们把子弹和手榴弹都准备好，守着阵地，敌人冲锋时，我们就一起打，还真管用，敌人真的不敢轻易发起进攻了。我们从早晨一直守到下午三四点，最后决定向东往陕县转移。

党政军领导机关转移时，领导让我们作掩护，并告知一定要等吹集结号时才能撤。我们把守的这条路非常狭窄，很不好走。敌人一露头我们就打，所以他们也攻不上来。守了40多分钟，听到撤退号声才撤，敌人在后边边追边喊“抓活的”，我们从山上往下滑，因为当天晚上下过小雨，所以滑起来还比较快。下去后，就跑起来，摆脱了敌人，十几个人都没有受伤，最后追上了领导机关。大家看到我们后，都笑了起来，我们再看看自己，一个个都成了泥人，也笑了起来。发生了灵宝事件，我们虽然转移出来了，但许多人都牺牲了，下硙现在有块“下硙战斗纪念碑”，就是为了纪念牺牲在这里的战友。

转战豫西山区

我们到陕县大营住了一夜，第二天又开始转移，转战卢氏、宜阳、宝丰、鲁山、栾川、嵩县、方城、南召等地。灵宝的那个民兵队长和干部在嵩县二郎庙才找到我们，一见面就哭，为牺牲的同志难过。领导一边安慰，一边安排他们两个和我们一起行军。行军中，有时一天吃不上一顿饭。夜间行军，走着走着就睡着了，头碰到前面的同志才醒。当时部队比较多，有的同志行军时走到了别的部队里面。白天晚上都要行军，敌人在后面追，前后就相差十几里路。

行军中，我们组分配我和另一个同志负责大家的生活，到了驻地，我们两个负责给大家找饭吃。记得在一个山区的小镇子上，因为八路军过去曾到过这里，所以群众没有跑。我到一户群众家里，他焖了一锅红薯，我问多少钱，他一听是共产党的部队，不仅不要钱，而且还要给我们送过去。我们讲部队有纪律，最后他才勉强收了一块钱（银元）。但有些地方的老百姓对我们不了解，所以就跑了，地主也把东西藏起来，弄得我们没有饭吃。部队有规定，到了一个地方，老百姓家里不能随便去，找东西只能到地主家里。记得在一个山区的村庄里，老百姓都跑了，我们在地主家里找到一两千斤黑豆，就煮黑豆吃。孙定国副司令员说：“艰苦奋斗吃黑豆，这黑豆可不是白吃的。白天已经走了100里了，为了摆脱敌人，吃了黑豆后，还得再走80里。”那一天白天黑夜真走了180里，走到了鲁山。

在宝丰的一个比较大的村子，我们的先头部队与当地民团协商，让我们从村外过一下，要他们不要开枪。谁知道我们快走过时，他们却开枪了。当时，我们有一个营的部队，马上掉过头来，包围了寨子。三下五除二，就把民团收拾了。到鲁山时，没有进县城，到了下汤。在下汤，我们住了一晚上，舒舒服服洗了个温泉澡。第二天又行军路过南召李青店，到了马四坪住了下来。这里青年人都跑了，村里都是老头老太太。我们住下后，帮助群众担水打扫卫生。到群众地里找菜，把钱放在群众的地头，用纸包好，再用土块或石头压着，群众回来一看就明白了，但群众家里的东西一点都不能动。在山沟里住下，看到当地的老百姓因为缺碘得大脖子病的很多。我们与老百姓相处得很好，没有多久，村里的男女老少就都回来了。

在鲁山

豫西一带是山地，国民党的大炮进不来，陳赓在许昌到鲁山一带为国民党军队布置了一个大口袋，国民党军队一往后退，就钻进了我们的口袋阵，就这样，我们在豫西消灭了国民党一个师，解放了鲁山。进驻到鲁山县城后，才算安定了下来。

到鲁山后，我被调到豫西军区司令部工作。期间，时常见到陈赓、谢富治，开鲁山会议时，还见过邓小平和刘伯承。我在司令部当文书，工作是刻字，用一块钢板、一支笔、一张油纸印《参考消息》，供领导参考。每天一张，军队发到师一级，地方发到地委一级。与后来的《参考消息》不一样，主要记载各解放区的战况、政策和部队动向等。1948年春天，部队换发军装，给我发了一个掉兜衣服——干部服。第一次穿干部服出门，士兵给我敬礼，把我弄得有点手足无措。别人告诉我，你穿着干部服，以后战士向你敬礼，你也要向战士回敬。

在军区司令部工作时，每天早上我们都要上操，冬天还要到雪地里操练。那时没有星期六、星期天，每天刻字，刻了还要印。油印机是一个木头盒子，下边是一块木板，上边是一个木头的方块，盒子里面放一块纱布，可以揭起来、放下去，把刻的蜡纸夹到方块里面，用油弓子在上边推，先放几张纸试一试，然后再开始印，好的情况下一张蜡纸可以印七八十张，差的情况只能印一二十张，有时没有印完，蜡纸就坏了，还得重新刻。

豫西文化生活比较少，当时看的主要就是曲子戏，老百姓也很喜欢曲子戏。后来，部队的剧团来到鲁山，演《李自成》《黄巢起义》等，老百姓也很喜欢看。1948年3月，豫西区党委成立，为了保密对外叫嵩山独立营。区党委成立后，成立了文印股，专门印一些文件，我们也就不再弄《参考消息》。在豫西区党委，我的组织关系转了正，成了正式党员。当时入党对家里人也不能说。我父亲1938年入党，我就不知道，在家里找东西时，偶然发现他的一本支部生活才知道他是党员。我入党后，也没有告诉父亲。

在省委

1949年春，河南省委在开封成立。豫西和豫皖苏、桐柏两地区的河南部分也都划归河南省委统一领导。豫西区党委3月份从豫西搬家到开封，用卡车运送东西，但路很不好走，有时还得推车。我从鲁山坐卡车到许昌，那天天下着小雨，一路上很颠簸。在许昌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从许昌坐闷罐子火车到开封，车顶还漏雨。到开封后，我开始在省委机要室工作，工作地点在刘汝明公馆，科长叫王从龙。刚进城，对一切都感到很新鲜。公馆里面有沙发，我第一次坐沙发，一坐下去，感觉像掉了进去一样，赶忙站起来，看一看，再坐，感觉是软的。以前也没有见过电灯，第一次看见电灯，一会儿开开，一会儿关关，很好奇。有人说笑话，吸烟时，对着灯泡点烟，怎么都点不着。真有这样的事，也不奇怪。

在刘公馆住了一两个月，才搬到省委机关。当时成立了机要科，科长叫杨忠孝，我是干事。单位派我去学打字，开始用打字机打字。当时的打字机，要一个字一个字码起来打印，但就是这样也比原来刻蜡纸快了很多。我在省委机要科工作，主要负责办理省委与中央的文件、电报，像下发会议通知、做会议接待、整理会议记录等。省委领导开会时，我既是工作人员，又是记录人员。在机要科工作时，我们与当时的省委书记张玺住在一个院，张玺同志待人很好。机要科的工作保密要求非常严，当时为了保密，电报一般不通过机要报送，而是通过军区报送。一般单月是重大问题报告，双月是综合报告，重要的文件也都从军区发出。我们机要员外出，必须至少两个人，出去到哪里也要向组织报告。当时开封刚解放，保密工作很重要，敌人有时专门劫持我们的情报。荥阳地委的一个同志到武汉开会，路上发现公文包的文件不见了，很紧张，后来在废品站找到了，才没有发生问题。当时开封的特务仍很多，省委一个干部的枪支就曾被特务骗走。后来，经过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社会治安才发生了根本性转变。1952年开始“三反”“五反”，我的任务是统计“老虎”。弄一张图表，每天把各地市上报的“老虎”数统计出来，各地的“老虎”数增加得很快，后来大部分都平反了。

在省委期间，领导还安排我到王国华那里搞过大约三个月时间的服务工作，处理一些日常性的事务。王国华在豫南打游击，很出名，人称“王老汉”。从王国华那里回来，省里在陈留成立了第二文化干校，培养县区级干部，组织上抽调我到那里当办公室秘书，负责学校的日常事务。我在那里工作了一年，1955年，我调到了平顶山。

在平顶山

平顶山矿区是1953年中央决定开始筹建的。1955年开建，成立平顶山矿区党委。平顶山煤矿，是苏联帮助我们建设的156项工程项目之一。为了支援平顶山煤炭工业建设，全省从文化干校和省直单位抽了一批人支援工业。1955年秋天，根据组织的安排，我调到平顶山。到平顶山后，先住在群众家里，开始参加地方工业建设。

当时平顶山已经设立了矿务局筹备处，但办公条件非常简陋，办公房就在山下，是用竹竿、高粱秆架起来的，外面糊上泥，屋顶盖层草或者盖上油毛毡，就是这样的房子也只有两三处。我去的时候，诸葛庙矿才挖了两三米深。我被安排到建井工程处，在党委做秘书，负责建立党组织。我当时住在黄莲树村的老百姓家里，用麦秸在客厅里打的地铺，也没有褥子，食堂吃饭就在外面搭个大棚子。当地有好几个村子，诸葛庙、黄莲树、大营、小营等，但很分散，还有个老煤矿，产的煤质量不高，老百姓说是“老鳖块”煤，平常用这些煤做饭。

当时，附近的山上还有敌人的电台，我们侦查到了，但没有破案。从矿井到我们的住处有二三里路，晚上回来时，偶尔还会碰到从山上扔下来的石块。还有一个从广州过来的特务，我们从广州一直跟踪到平顶山，到平顶山却找不到了。当地荒地多，但可耕地少，群众生活比较困难，每天都吃红薯，吃红薯面馍。我们的粮食由许昌市供应，还是有保证的。可工地上缺蔬菜，只能是有啥就吃啥，有时候到周边的叶县、襄城县、临汝等地采购一些白菜、萝卜、红薯叶。开始工地上也没有商店，日用品都是自己带，或者找别人捎，后来才建起小百货楼。

我在建井工程处党总支工作期间，组织上还派我到井口作为乙方代表，有事时就与甲方代表那边联系。在井口那里，工作很艰苦，但生活基本能保证，也很愉快。当时住的也不好，后来又在东工地盖了竹竿房，这种房子是用竹竿、高粱稈、油毛毡盖的，外边抹一层泥，里面抹一层泥，我们住在里面。但住在这种房子里，冬天不敢生火，夏天常常漏雨。1956年，我爱人也随我去了平顶山。后来，建井处又盖了五六栋平房，之后又给家属盖了几栋房。

矿上的工人有来自焦作、义马的，也有来自开滦、鹤岗、鸡西的，来自东北的比较多。建井工程处是从鹤岗来的，当时是四面八方支援工业基地建设，人们积极性高，没有人有怨言，工作都很认真。记得当时组织部崔干事告诉我说省里需要抽一批人，组织上考虑让我去，我就问去哪里，他说是去平顶山，我说平顶山在哪，他说平顶山现在啥也没有，就是个农村，到那里很艰苦。我说，没有问题，只要组织决定，叫去哪里就去哪里，坚决服从。谈话回来，我马上就准备去平顶山。

去平顶山的时候还出了点波折，我是从郑州坐火车到许昌的，再从许昌坐公共汽车到襄城。到了襄城，天已经黑了，司机让大家下车吃点饭再接着走。可我吃过饭后，才发现车已经开走了。我找到一位拉架子车的农民，问他能不能带我到平顶山。老乡听说我是支援平顶山建设的，就自愿给我带路。从襄城到平顶山40多里，来回80多里，很辛苦，虽然老乡是自愿给我带路，最后我还是给了他三块钱。他一直送我到大营，到了报到处，找到了原来乘坐的汽车，也找到了我的包裹。

刚到矿上，东北来的干部说我们这些转业干部得实习两年。自己对许多事情也确实不懂，螺丝帽是啥不知道，电流是什么也不知道。看不懂煤矿设计图纸，专业术语也不懂，打眼放炮没见过。我们就到基层跟工人一起劳动，学习技术，掘进（巷道）、机电（运输）等等。

1957年，矿井建成了，就由建井处移交给矿务局，我也被移交（调）到诸葛庙矿，担任组织部副部长，后任部长。这里的工作与建井处不一样，需要重新学。当时矿上的好多干部都是从各地煤矿调来的，矿长是从开滦来的，党委、团委、群青工会主要是地方上的干部。党委研究决定，除了开会，井上没有什么事时，干部就下井跟工人干活，向老工人、工程师、技术员学习，一般一天跟一个班，有跟掘进的，有跟采煤的，有跟机电的。我在井下跟工人师傅学会了开运输机，学会了打眼、放炮……在井下跟班，我们与工人师傅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那时候井下条件很艰苦，下井时头上戴着矿灯，一人拿两个馍，馍用手巾包一下，拴在腰间。工作四个小时后，井口开始往下送水，工人们就就着水吃馍，井下的煤灰很细，透过衣服、手巾，在馍的表面上渗了一层煤灰，白馍变成了黑馍，馍和煤灰都吃进了肚子里。井下工人要拉柱子，有两米长，又粗又重，工人拉一根，我们也拉一根，工人拉两根，我们也拉两根。搞掘进时，断面很高，上面一根梁，两边各一根柱子，一根接一根往里面掘进，把整个巷道架起来，我们也和工人们一起干。井下挖煤，一次只能挖1.2米，采过后，后面赶紧用柱子顶住，再继续往前面挖。不到三个月，我也学会了怎样挖煤。刚开始的时候，党委决定党委成员一律不参加评先，将评先指标全部让给工人和基层干部。

1957年12月30日，诸葛庙矿共青团委员会欢送第一批下放青年干部留影

“大跃进”期间，我在矿上抓过水力采煤，即用高压把水压出来，利用水压来采煤，我们矿是平顶山第一家用上水力采煤的。1957年移交生产时，矿长跟党委成员意见不一致，从开滦矿来的老矿长说要达到设计产量21万吨需要两年，几个党委委员认为不需要两年，当年12月就要达到设计产量。当时正是“大跃进”高潮时期，工人干劲很大，结果12月真的每天达到产量1000吨以上，超过了设计产量。

当时矿上规定生产安全第一。掘进区、采煤区等各个部门都有瓦斯检查员。在井下安全问题上，矿长、书记说了都不算，只有瓦斯检查员说了才算。矿长、书记都非常重视安全问题，每天下井前都要召开班前会，讲的内容除了政治教育就是安全教育。我在矿井工作的四年期间，矿上没有出过重大事故。

在诸葛庙矿区移交生产时，一个过去的老矿井也被移交了过来。老矿井下面都挖空了，挖空的地方有水，是下雨时渗透到井下的。有一次在井下掘进时，几个老工人拿电钻打眼，发现有渗水问题，就赶紧到井上汇报。此时井下有个青年技术员，看到老工人将钻杆留在钻眼里，就上去拔，水从钻眼里就突了进来，吓得他丢下钻杆就跑，幸好掘进区下边有个巷道（这个巷道当时没有人作业），水流进了下行的巷道里，才没有发生更大的事故。此次事故把这个矿井全淹了，组织上派我去处理，调来机电组，用水泵往上抽水，花了半个月时间才处理完。

郭榮魁近照

我在矿上当组织部长时，每移交一个矿，我们都要给他们配上党政人员、矿长、工程师、区长、副区长等一套人马，我们当时还把二矿的全国劳动模范王景祥支援给了十矿。我们搞了一二三线，搞干部梯队培养。这期间，我们还支援了广西100多人。从1957年到1959年，平顶山每个矿上都有从二矿去的人。

1959年，我因在井下工作劳累过度，得了肺结核，组织上安排我到洛阳龙门肺结核医院治疗。到龙门医院一检查，发现不仅有肺结核，还有胸膜炎。我在那里住了九个月院，六个月躺在床上，从胸部抽了三次水。出院后，医生说不能再参加重体力劳动了。回到平顶山，组织上安排我到党校工作，任党委委员、教研室主任，后任党校副校长（常务）、副书记，我又开始了一个新的工作。1960年，诸葛庙矿曾经发生过一次因电路故障引发的着火事故，市委派我参加工作组去处理事故。自己虽然离开了矿务局，但平时还很牵挂矿务局的发展，那里有我熟悉的同志和战友，有非常热情的工人兄弟。现在虽然离休了，但依然难以忘记在平顶山矿务局那段岁月。

（编辑 叶松）

口述者：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离休干部;整理者：李海民，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赵立伟，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二处副处长;朱佳，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二处主任科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