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稳定无产者”研究谱系及其当代意义

苏熠慧 姚建华

2011年，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的新著《不稳定无产者：新危险阶级》(ThePrecariat:TheNewDangerousClass)出版。他在书中使用了一个重要的学术概念 “不稳定无产者”(precariat)来描述全球化经济下新的劳动形式和劳动者的新状态。此书一经出版，便在劳工问题研究领域引发了学者们广泛的争论。一些学者认为斯坦丁找到了分析21世纪雇佣关系的新棱镜，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此概念受限于他“全球北方”的视角，不仅忽略了亚非拉等“全球南方”国家中长期存在的非正规用工形式，还有“新瓶装旧酒”的嫌疑。此外，这一概念也受到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经济的早期发展就伴随着劳动的不稳定性，马克思早已使用“产业后备军”的概念来概括这一状态，斯坦丁的“不稳定无产者”与此概念相比，并无多大创见，且与马克思的“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概念也不存在明显的差异性。本文旨在从“不稳定性”研究的谱系出发，分析“不稳定性”研究和斯坦丁“不稳定无产者”的概念背后所呈现的全球政治、经济转型的过程及其所引发的讨论；在此基础上，批判性地思考“不稳定性”视角对研究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劳动关系的启发和局限性。

一、新自由主义的资本全球化

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市场的建立，劳动越来越呈现出“不稳定性”(precarious)的特征，而这种特征在2008年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后变得愈发明显。以美国为例，美国在二战后的三十年间经历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工人不仅获得了良好的就业机会和工作保障，还受益于大量的社会福利。在此期间，国会出台了大量的法律用来规范工人的最低工资保障、养老金和失业保险，赋予工人集体协商的权利，并极大地限制了雇主对雇佣关系的控制权，使工人与企业之间有效的社会契约关系得以确立，以此来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注]Arne Kalleberg, “Precarious Work, Insecure Workers: Employment Relations in transi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74, No.1, 2009, pp.1-22.。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却完全倒向另外一边：工人因愈发灵活的工作而变得越来越缺乏稳定性和制度性的保障。他们劳动合同的时效性不断缩短，长期失业人数总量持续增长。劳动者个体常常陷入对失业的担心和焦虑之中，他们只能成为企业的合同工、临时工或外包工。这也就意味着，他们需要承担更多的风险，却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安全感。

贝弗利·西尔弗(Beverley Silver)用“合法性危机”和“利润危机”这组体现资本主义内部张力的概念对此现象进行了阐释。在西尔弗看来，当资本主义将工人剥削到极致，就会出现“合法性危机”——工人罢工，要求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而迫使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各种福利制度；而当资本主义国家为工人提供各种工作保障和福利制度之后，资本主义体系又会遭遇“利润危机”——资本的积累变得有限，从而使资本通过各种“修复性”的手段来重新获得积累，例如将生产方式变得更为灵活、在全球范围内“猎身”更为廉价的劳动力等[注]Beverly Silver, Forces of Labor: Workers’ Movements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87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20.。因此，资本主义总是在“合法性危机”和“利润危机”中循环演进。

这种循环亦如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笔下钟摆式的“双向运动”——“钟摆”一会儿摆向推行经济自由主义的政策和建立灵活的市场，一会儿则摆向构建有利于保护大众的社会福利制度[注][美]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如果说美国1930年代旨在为工人提供稳定的工作保障，有利于工人与企业之间建立稳固社会契约的制度建设是西尔弗所描述的“合法性危机”的产物，抑或是波兰尼笔下的社会保护运动，那么1970年代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则是西尔弗所指涉的“利润危机”的产物，即波兰尼笔下的市场运动。

从19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加速了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同时也重组了被称为“全球北方”的第一世界国家内部的劳资关系。这种以全球资本扩张为背景的劳资关系的重组具体表现为：原先为工人提供稳定工作保障的法律被修改、政府的“去管制化”(deregulation)、社会福利的“商品化”(commercialization)，以及工会(作为保护工人权益的传统制度资源)的持续衰弱。在美国，1980年代里根总统实施的公共政策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美国劳工的力量，放松了政府对资本的管制，这导致了在1990年代中期，美国工人曾经享受的集体性的“社会福利制度”完全被个体主义式的“工作福利制度”所取代[注]Arne Kalleberg, “Precarious Work, Insecure Workers: Employment Relations in transi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74, No.1, 2009, pp.1-22.。在欧洲，欧洲共同体的12个成员国于1979年开始建立欧洲货币体系。1991年12月，这些成员国又签署了《政治联盟条约》和《经济与货币联盟条约》，规定最迟于1999年1月1日前建立欧洲货币联盟。这两项条约的出发点就是要通过在联盟内成立中央银行，实行统一的货币(欧元)和货币政策，促进成员国经济和贸易的共同发展。伴随着欧洲货币联盟的建立，欧洲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融资活动的全球化、政府的去管制化，以及劳动力流动的自由化应运而生[注]Wolfgang Streeck, “The Crises of Democratic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Vol.71, 2011, pp.5-29.。虽然在欧洲货币联盟成立之后，欧盟各国经历了短期的经济增长，但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也遭受重创。在应对经济重创后的恢复过程中，欧盟各国政府仍然继续实施劳动力市场自由化、鼓励临时用工的政策[注]Thomas Prosser, “Dualization or Liberalization? Investigating Precarious Work in Eight European Countries”,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Vol.30, No.6, 2016, pp.949-965.。即使在此政策下，欧盟中一些国家的经济仍处于停滞或萧条的状态，且大量劳动力饱受失业的威胁和煎熬。

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下的经济全球化导致了“劳动力市场弹性机制”的形成，这不仅引发了工资、雇佣关系、工作制度和劳动者技能的弹性化[注]Guy Standing, The Precariat,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1, p.30.，而且还带来了：其一，数量上的弹性，即各种灵活的用工形式(临时工、兼职工、散工、独立和非独立合同工、实习生和休假工)开始替代长期固定的劳动力雇佣模式；其二，功能上的弹性，即工作任务的快速调整和频繁变动，内部劳动分工变得更为灵活，离境外包(outsourcing)成为一种普遍且有效的组织生产的方式；其三，工资系统的弹性，即货币工资占劳动者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而非工资性质福利的比重则持续下降。对于劳动力而言，原本具有规律性的、可预测的工资被弹性的、不可预测的收入逐渐替代[注]Guy Standing, “The Precariat: From Denizens to Citizens?”, Polity, Vol.44, No.4, 2012, pp. 588-608.。劳动力市场的这些弹性机制带来了雇佣关系和劳动者身份认同的骤变。这些弹性的工作方式同样存在于“知识劳动”、“非物质劳动”、“创意劳动”等各种新型的非工业化劳动之中。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资本的全球化扩张需要依托信息化的平台，而在信息产业、创意创业及各种服务业中，弹性雇佣制度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实践——这些行业中的工作要求(如灵活变化的工作任务和弹性机制)不仅改变着劳动者的劳动形式，也改变着他们在工作场所之外的生活方式。

此外，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也通过资本的空间转移，将生产“外包”给第三世界国家。亚洲、非洲、南美洲的许多国家纷纷纳入全球产业链的生产过程，为全球资本提供大量廉价而灵活的劳动力。一方面，大量年轻的劳动力背井离乡，脱离家庭和社区的庇护，在缺乏安全保护的劳动环境中工作，同时他们又缺乏国家提供的福利。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弹性机制”也出现在这些国家的传统工业领域和新兴产业部门，使得传统和新兴产业中的用工方式以及内部劳动分工都变得愈加灵活。

二、“不稳定性”的研究系谱

1. 马克思的“产业后备军”概念

斯坦丁并不是第一个提出“不稳定劳动”(precarious labour)的学者。马克思早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二十三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中就提出，“过剩的工人人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这些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了一支“产业后备军”(reserve army of labour)[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93页。。在这一章中，马克思描述了“产业后备军”的四个特征，即流动性(floating)、潜在性(latent)、停滞性(stagnant)和赤贫性(pauperized)。贾米尔·乔纳(Jamil Jonna)和约翰·福斯特(John Foster)认为这四个特征清晰地表明，资本主义从诞生初期就伴随着一支不稳定的劳动力大军[注]Jamil Jonna, John Foster, “Marx’s Theory of Working-class Precariousness: Its Relevance Toady”, Monthly Review , Vol.67, No.11, 2016, pp.21-44.。这支不稳定的劳动力大军在马克思那里是资本主义积累的重要基础，他们包括有劳动力的赤贫人群、孤儿，以及需要救济的贫民子女等[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00页。。

2. 边缘性、非正规性与社会排他性

20世纪60年代，随着亚非拉等“全球南方”地区逐渐被卷入新自由主义的资本全球化，一些学者开始使用“边缘性”来概括在拉丁美洲国家中，大量未充分就业的移民所具有的根本性特征，后者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产物——他们通常聚集于大城市的边缘地带，只有临时性的住所，在研究者看来，这一群体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毫无用处[注]Ronaldo Munck, “The Precariat: A View from the South” ,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34, No.5, 2013, pp.747-762;Ronaldo Munck, “Globalisation, Labour and the ‘Precariat’: Old Wine in New Bottles?”, In Politics of Precarity: Migrant Conditions, Struggles and Experience, edited by Carl-Ulrik Schierup and Martin Bak Jørgensen, London: Brill Publishers, 2016, pp.78-98.。

但很快，一部分学者便对上述论断进行了批判，认为这一研究范式将“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进行了“二元对立”。他们深刻地洞察到：这些处在城市边缘地带，从事“非正规工作”的群体不仅具有强大的社会支持网络，同时也为拉丁美洲国家的整体经济贡献着相当的利润。20世纪70年代，学者们开始用“非正规行业”的概念取代“正规/非正规就业”的概念。基思·哈特(Keith Hart)阐释了“非正规行业”与“正规行业”之间的差异性：在“正规行业”中就业的劳动者拥有一份稳定工资收入的工作，而在“非正规行业”中就业的劳动者主要采取自我雇佣的方式[注]Keith Hart, “Informal Income Opportunities and Urban Employment in Ghana”,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11, No.1,1973, pp.6-84.。之后，这个概念被国际劳工组织用来指称各种在劳动法、劳动合同等法律规制之外的劳动力就业的岗位或部门[注]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 (ILO), Employment, Incomes and Inequality: A Strategy for Increasing Productive Employment in Kenya, 1972, Geneva: ILO.。与此同时，我们不难发现：“非正规行业”起初与在亚非拉等“全球南方”国家中的自雇职业者勾连，但随着20世纪70年代第一世界国家纷纷进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学者们逐渐意识到“非正规行业”不仅大量存在于“全球南方”，成为其普遍的经济特征，而且它作为全球资本积累的重要基础，开始蔓延到第一世界的“全球北方”国家[注]Portes, Alejandro, Castells, Manuel and Lauren Benton,The Informal Economy: Studies in Advanced and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这个概念一直沿用至今。虽然20世纪80年代欧洲开始使用“社会排他性”的概念来意指金融资本“肆虐”下，缺乏社会保障的“新贫困人口”，但“非正规性”在描述全球化的雇佣关系和劳动方式方面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阐释力。“社会排他性”则更多地揭示出社会区隔的日趋深化，底层群体和移民群体被主流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不断排斥和抛弃的过程。

3.布迪厄的“不稳定性”概念

20世纪9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针对社会排斥的加剧，提出了“不稳定性”的概念。布迪厄的不稳定性概念直接与马克思的“产业后备军”概念相关。他认为，“不稳定性”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即“存在着大量的劳动力后备军，……给予那些工作中的人们可以随时被替代的感觉”[注]Pierre Bourdieu, Acts of Resistance, 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9, p.82.。在他看来，“不稳定性”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出马克思强调的流动性、潜在性、停滞性和赤贫性。布迪厄在此基础上，提出“亚无产阶级”(sub-proletariat)的概念来描述处在“不稳定”状态中的劳动者。但乔纳和福特斯认为，布迪厄并没有说清楚“亚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本质性的区别。在他们看来，“亚无产阶级”不同于“无产阶级”，他们并不能承担起“革命”的重任[注]Jamil Jonna, John Foster, “Marx’s Theory of Working-class Precariousness: Its Relevance Toady”, Monthly Review , Vol.67, No.11, 2016, pp.21-44.。

4.意大利自治马克思主义者的大众概念

与布迪厄的“亚无产阶级”概念类似的是意大利自治马克思主义者(Autonomist Marxists)迈克尔· 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 内格里(Antonio Negri)提出的“大众”(multitude)概念。在2004年出版的《大众：帝国时代的战争与民主》(Multitude:WarandDemocracyintheAgeofEmpire)一书中，两位作者用“大众”来描述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下，意大利去工业化，并采用劳动力弹性机制后劳动者的认同状况。他们认为，不同于“人民”(people)、“污合大众”(mass)和“无产阶级”，“大众”是一群处于不稳定的劳动中，但在社会生产方面有共同特征的人群[注]Michael Hart, Antonio Negri,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04, p.xv.。这里的“社会生产”不仅指的是物质生产，还包括沟通、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等面向的生产。我们不难发现，21世纪的劳工问题研究者不仅发现，劳动者在新自由主义资本全球化的影响下呈现出个体化的特征，而且他们尝试着从“文化”层面来描述这些处于“不稳定”状态中的劳动者的身份认同。

5. 斯坦丁的“不稳定无产者”概念

与两位意大利自治马克思主义者相类似，斯坦丁聚焦于新自由主义资本全球化背景下，劳动者的劳动状态和认同。他从生产关系、分配关系和与国家的关系三个维度来阐释“不稳定无产者”的概念。

具体来说，首先，在生产关系方面，不稳定无产者中的大多数人以临时的或短期的工作为生，经济收入相对较低或不稳定，雇佣关系短暂，缺乏长期的职业目标和职业前景，无法在工作场所中建立长期的人际关系，这使得他们缺乏安全感和认同感，缺乏与工作相关的社会记忆。其次，在分配关系方面，他们无法享受到那些福利国家时代工人所享有的各种形式的劳动保障，缺乏社会福利。最后，在与国家的关系方面，他们只是“失权者”(denizen)，而非“公民”(citizen)——他们要么没有政治权利，无法参与所属社区的政治生活、没有资格投票或参与政治竞选；要么没有文化权利，无法开展特定的文化活动；要么没有社会权利，无法享受当地的社会福利[注]Guy Standing, The Precariat，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1;Guy Standing, “The Precariat: From Denizens to Citizens?”, Polity , Vol.44, No.4,2012, pp. 588-608.。

在此基础上，斯坦丁进一步揭示出社会收入结构中所体现的“无保障性”的根本特征。根据斯坦丁的定义，“社会收入”指的是劳动力所有来源和形式的收入的总和，包括由来自生产、货币工资、企业非工资福利、社会福利、社区福利(来自家庭或所在地社区)和私人福利(来自投资和储蓄)六个方面的收入组成。斯坦丁强调了社会收入和工资收入之间本质性的差异在于前者涵盖了劳动者享受的社会福利，体现了社区的支持和国家的保护；而“不稳定无产者”面临的核心问题不在于工资收入的高低，而在于缺乏社区支持和国家保护——他们往往因脱离来自私人、企业和国家的保障，而身陷社会收入低下的囹圄[注]Guy Standing, Work after Globalization: Building Occupational Citizenship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2009;Guy Standing, The Precariat，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1.。

在斯坦丁看来，以下群体极易成为“不稳定无产者”：那些不能通过教育获得回报的年轻人、女性劳动者、老年人、残障人士，以及缺乏公民权的境内外移民[注]Jamil Jonna, John Foster, “Marx’s Theory of Working-class Precariousness: Its Relevance Toady”, Monthly Review , Vol.67, No.11, 2016, pp.21-44.。

毫无疑问，这些“不稳定无产者”处于新社会结构中的下层。斯坦丁将新社会结构中的阶级具体划分为：最上层的是富可敌国的“精英阶级”(elite)，其次是享受小康生活的“白领领薪阶级”(salariat)，第三是拥有知识和技术的“专业技术人员”(proficians), 第四是“核心工人阶级”(core working class)，第五才是“不稳定无产者”，在其之下是“失业者”(unemployed)和“流氓不稳定无产者”(lumpen-precariat)。斯坦丁强调，一方面，“不稳定无产者”是一个“自在的阶级”(a class-in-the-making)，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经历着不安全和不稳定的工作和生活，且时刻需要面对不同的社会问题、内心的孤独感和对仇恨的恐惧。这些共同的境遇使他们成为一个“新的危险阶级”[注]Guy Standing, “The Precariat: From Denizens to Citizens?”, Polity, Vol.44, No.4,2012, pp.588-608.。另一方面，“不稳定无产者”还未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a class-for-itself)：他们缺乏清晰的阶级意识，且往往互相责难，异常脆弱，内部也充满着激烈的斗争[注]Maurizio Lazzarto, Lavoro immateriale: Forme di vita e produzione di soggettivita, Verona, Italy: Ombre Corte, 1997.。

三、“不稳定性”研究在当今的意义

虽然马克思早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便揭示了“不稳定劳动”作为“产业后备军”的角色，且20世纪60年代起对于第三世界国家“非正规行业”的关注也表明了“不稳定劳动”在第三世界国家的长期存在，但“不稳定劳动”研究最近几年在学术界的升温，以及斯坦丁“不稳定无产者”概念在学术界的广泛流传主要出于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2008年金融危机后劳动“不稳定性”的增强。如果说“不稳定劳动”在资本主义诞生初期便已存在，那么通过工人多年的斗争，在北美、欧洲等“全球北方”国家已经建立了稳定的工人组织(工会)和稳定而有保障的用工制度。但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不稳定劳动”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下劳动的主要形式。不仅传统劳动场所的劳动方式开始呈现“不稳定”的特征，新兴的行业也逐渐以不稳定劳动为主要形式。信息与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涌现了大量信息产业的软件工程师、创意产业的漫画师、服务行业的客服人员，他们进行着“无保障”和“不稳定”的“非物质劳动”[注]Maurizio Lazzarto, Lavoro immateriale: Forme di vita e produzione di soggettivita, Verona, Italy: Ombre Corte, 1997；Tiziana Terranova, “Free Labor: Producing Culture for the Digital Economy”, Social Text, Vol.18, No.2, 2000, pp.33-57.。这些新兴产业通过鼓励精简和灵活的生产过程，快速应对市场和大规模定制产品的需求，导致劳动者以“永久性临时工”(permatemp)的身份从事着每周70小时的工作[注]Enda Brophy, “Labour Precarity and Collective Organizing at Microsoft”,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31, No.3, 2006, pp.619-638.。与此同时，大量消费者也被卷入“免费”的劳动过程之中。资本通过模糊劳动和消费之间的边界，侵占消费者的闲暇时间来生产“剩余价值”从而完成积累[注]Julian Kücklich, “Precarious Playbour: Modders and the Digital Games Industry”, Fibreculture, Vol.5, No.1, 2005, pp.434-453.。可以说，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通过“不稳定劳动”进行资本的积累，以维持和再生产资本主义体系。

第二，不稳定劳动已经跨越国家成为全球现象。在经济全球化下，“不稳定劳动”也遍及印度、南非、巴西、中国等“全球南方”国家。2008-2009年，印度成为了三星、摩托罗拉、索尼爱立信、LG集团在内的所有全球顶级手机制造商的聚集地，大量18-25岁的年轻人失去土地，背井离乡进入这些工厂工作，成为“不熟练工人”或“半熟练工人”。他们要么是一年一签的“合同工”，要么以学徒工和临时日工的身份，拿着假借“津贴”之名的最低水平工资，勉强维持生计[注]Anibel Ferus-Comelo, “Free Birds: The New Precariat in India’s Mobile Phone Manufacturing”, Routledge Companion to Labor and Media, edited by Richard Maxwell,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5，pp.119-129.。在南非，漫长的殖民史使工人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况中，进入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之后，新一轮的城市化和商品化使得南非工人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深[注]Ben Scully, “Precarity North and South: A Southern Critique of Guy Standing”, Global Labour Journal, Vol.7, No.2, 2016, pp.160-173.。同样的，在巴西，政府通过“巴西化”(Brazilianisation)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使得工人转入更为不稳定的状态，也因此引发了大量“社会运动工联主义”[注]Ruy Braga, “On Standing’s a Precariat Charter: Confronting the Precaritisation of Labour in Brazil and Portugal”, Global Labour Journal, Vol.7, No,2, 2016, pp.148-159.。 对于中国的不稳定性劳动，李静君认为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949-1979年的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已经存在一小部分的不稳定就业——集体企业工人和亦工亦农者；1980-2009年市场过程中，形成了大量存在于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的非正式用工(包括学生工、派遣工、建筑工、街头小贩、家政工等)；2010年之后金融化和国家治理的加强，进一步强化了就业的不稳定性[注]Ching Kwan Lee, “China’s Precariates”, Globalizations, Vol.6, 2018, pp.1-18.。因此，“不稳定劳动”在最近几年引起如此大的反响，不仅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不稳定性雇佣状况在“全球北方”国家的加深，及其成为新兴产业中的重要用工形式，也因为不稳定劳动在“全球南方”国家的扩张和蔓延。

四、“不稳定性”研究内部的争议与“不稳定无产者”带来的争论

“不稳定性”研究最近几年在学界引起的反响中，学者们普遍认为“不稳定性”是新自由主义资本全球化下劳动者状况的重要特征，值得重视。但在对相关概念进行讨论的过程中，关于“不稳定无产者”的论述却引发了极大的争论。在强调“不稳定性”对于研究当今劳动者状态具有重大意义的同时，学者们认为斯坦丁的“不稳定无产者”概念也充满了各种问题。

首先，如上文所阐释的，一些学者批判斯坦丁的视角只聚焦“全球北方”，而忽略了劳动的“不稳定性”在“全球南方”亦长期存在的现实。罗纳尔多·蒙克尖锐地指出，劳动的“不稳定性”并非新世纪经济全球化下的新趋势，“全球南方”国家中的劳动从来都是“不稳定的”，斯坦丁的概念只是“新瓶装旧酒”[注]Ronaldo Munck, “Globalisation, Labour and the ‘Precariat’: Old Wine in New Bottles?”, Politics of Precarity: Migrant Conditions, Struggles and Experience, edited by Carl-Ulrik Schierup and Martin Bak Jørgensen, London: Brill Publishers, 2016, pp.78-98.。本·斯卡利认为，斯坦丁描述的劳动力所呈现出来的“不稳定性”特征，只是建立在“全球北方”发达国家工人享受福利制度的黄金时代已逝的经验研究基础之上，而这种福利制度是大部分被称为“全球南方”的发展中国家工人未曾享有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长期与殖民主义抗争，殖民地的劳动往往也因此充满暴力和专制，从来就没有安全性和稳定性可言。他在对南非的经验研究中发现，南非长期存在着大量“半无产阶级化”(semi-proletarian)的劳动者，这些劳动者和土地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并非完全依赖工资为生，也尚未对工资劳动产生强烈的认同。在南非，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但却将他们抛弃在各种福利制度之外。除此之外，南非殖民政府长期的统治从未赋予这些劳动者以市民权。斯卡利在他的经验研究中还注意到，为了争取“全球北方”工人曾经拥有的稳定的工作保障和社会福利，南非的工人阶级长期参与抵制运动，他们旨在与劳动过程中日益增加的“不稳定性”抗争，而斯坦丁的研究并未对此进行关照[注]Ben Scully, “Precarity North and South: A Southern Critique of Guy Standing”, Global Labour Journal, Vol.7, No.2, 2016, pp.160-173.。鲁伊·布拉加通过以当代巴西社会转型过程的劳动关系为研究议题，发现前资本主义(pre-capitalist)、半资本主义(semi-capitalist)和资本主义同时存在于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而在巴西，持续存在着具有前资本主义和半资本主义特征的非正规部门，大量劳动者长期在这些部门中从事具有“不稳定性”特征的劳动[注]Ruy Braga, “On Standing’s a Precariat Charter: Confronting the Precaritisation of Labour in Brazil and Portugal”, Global Labour Journal, Vol.7, No,2, 2016, pp.148-159.。

其次，一些学者认为斯坦丁低估了劳动者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中的团结文化，而过于强调他们的脆弱性。马塞尔·帕雷特深刻地认识到，斯坦丁忽略了“不稳定性”的不同形式，过分夸大了“不稳定无产者”内部的脆弱性[注]Marcel Paret, “Politics of Solidarity and Agency in an Age of Precarity”, Global Labour Journal, Vol.7, No.2, 2016, pp. 174-188.。同样，全智慧通过对美国和韩国临时工人的经验研究表明，即使是处于不稳定劳动中的临时工人，通过长期参与社会运动，仍然具有很强的组织传统。她认为，斯坦丁之所以断言今天的“不稳定无产者”缺乏团结的传统，是因为他忽略了女性、有色人种在推动社会变迁中的力量。因而，斯坦丁的论述过分强调了“自上而下”改变社会的动力，而忽视了处在“不稳定”工作中的劳动者所能够组织起来的草根组织的力量[注]Jennifer Chun, “The Affective Politics of the Precariat: Reconsidering Alternative Histories of Grassroots Worker Organising”, Global Labour Journal, Vol.7, No.2, 2016, pp.136-147.。布拉加的研究同样印证了在巴西，工会和社会运动往往“并肩作战”的事实，而并非像斯坦丁描述的那样“毫无作为”[注]Ruy Braga, “On Standing’s a Precariat Charter: Confronting the Precaritisation of Labour in Brazil and Portugal”, Global Labour Journal, Vol. 7, No,2, 2016, pp.148-159.。

最后，最猛烈的批评来自于马克思主义者，主要集中在“不稳定无产者是否构成一个阶级”这个问题上。乔纳和福斯特认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已经囊括了大量具有“不稳定性”的“产业后备军”，没有必要再制造出一个“不稳定无产者”的概念来替代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在他们看来，斯坦丁更多地是从文化层面来描述新自由主义资本全球化背景下的劳工状况，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则比斯坦丁的概念更加全面和科学地看待工人阶级所面临的不安全性、剥削以及可能发生的社会变革[注]Jamil Jonna, John Foster, “Marx’s Theory of Working-class Precariousness: Its Relevance Toady”, Monthly Review, Vol.67, No.11, 2016, pp. 21-44.。埃里克·赖特从“物质利益”的角度出发，通过两个方面来论证“不稳定无产者”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首先，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中，不稳定无产者和传统工人阶级的物质利益并不存在本质性的差异，二者所拥有的物质基础极为相似；其次，虽然不稳定无产者在谋生手段上会与传统工人阶级有所差别，但不稳定无产者内部在谋生手段上的差异性更大，导致他们难以通过以共同经验被动员起来[注]Erik Wright, “Is the Precariat a Class?”, Global Labour Journal, Vol.7, No.2, 2016, pp.123-135.。

除了上述马克思主义学者质疑“不稳定无产者”作为一个独立阶级存在以外，在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不稳定无产者”从本质上来说是“反阶级”的。卢瓦克·华康德(Loïc Wacquant)认为，“不稳定无产者”这个概念与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学说最大的不同在于，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会团结起来，而斯坦丁并不认为“不稳定无产者”会联合起来。他进一步强调，在斯坦丁的笔下，不稳定性是一种“去无产阶级化”，暗指无产阶级的瓦解[注]Loïc Wacquant, “Territorial Stigmatization in the Age of Advanced Marginality”, Thesis Eleven, Vol.91, No.1, 2007, pp.66-77.。理查德·西摩(Richard Seymour)同样认为，“不稳定无产者”的背后并没有共同的物质利益，而只是一种对民粹主义的认同[注]Richard Seymour, “We are All Precarious-On the Concept of the ‘Precariat’ and Its Misuses”, New Left Project, February 10, 2012.。

五、中国镜像与批判性思考

西方对于“不稳定性”的研究和“不稳定无产者”所引发的争论，对我们思考中国的劳工问题有哪些启示？虽然对于中国非正规经济和非正规就业的研究早已存在，但“不稳定性”视角的引入，可以帮助中国学者更好地思考中国不同于“全球北方”国家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路径，以及更好地分析社会主义国家在市场转型过程中所呈现的特点。“不稳定性”视角的引入，更好地将中国经济转型的讨论从宏观的市场结构回到劳动者的社会关系本身，同时在全球有关“不稳定性”讨论中引入新的发现——制度和再生产领域的重要性。

1. 中国镜像：从非正规就业到不稳定性就业

中国学者对于非正规就业的讨论早已存在。黄宗智在反思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上，使用了20世纪70年代占据主流的范式，也是从国际劳工组织那里借用过来的“非正规就业”概念，指出中国的非正规经济存在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混合产物，同时也与经济全球化大潮流下的反向逆流相关[注]黄宗智：《中国被忽视的非正规经济：现实与理论》，《开放时代》2009年第2期;《中国发展经验的理论与实用含义——非正规经济实践》，《开放时代》2010年第10期;《中国的非正规经济再思考：一个来自社会经济史与法律史视角的导论》，《开放时代》2017年第2期。。在他的论述中，中国“正规就业”中就业者所拥有的稳定工资收入和保障是计划经济的表现，而“非正规就业”的出现则是市场经济下劳动者逐渐失去稳定工资，失去安全保障的表现。在他看来，“不稳定就业”是表象，而“非正规就业”是这种表象背后的经济制度根源。但他的观点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判。首先，“非正规就业”的分析框架是建立在“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二元两分的基础上，此框架将“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变成了二元对立的两个就业领域。但实际上，转型中的中国，大量工作形式处在“非正规就业”和“正规就业”的交叉地带，具有正规就业的特征，又有非正规就业的特点，很难被塞进二元两分的框架。因此，这种二元对立的框架过于绝对和僵化，难以厘清转型中国的各种不同类型和不同程度的就业形式。而“不稳定性就业”作为一个连续轴，让稳定程度不同的就业在这个连续轴上拥有不同的位置，比“非正规就业”框架更加具有包容性。其次，一些学者认为黄宗智的观点忽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变化，即传统经济部门和新兴经济部门都出现的不稳定化趋势。“非正规就业”的框架并不能很好地从变化的角度来解释社会经济的变迁。在2010年的“开放时代论坛”上，潘毅对黄宗智使用“非正规就业”来分析当前中国劳动者的境遇提出了疑问。在她看来，黄宗智认为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是一种混合的经济制度，是一种有计划的非正规经济，而她则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出现了新的变化，难以完全放置于传统的“非正规经济”框架下进行分析[注]黄宗智、李强、潘毅、刘世定、胡鞍钢、郭伟和、张勇、万向东：《中国非正规经济(上)》，《开放时代》2011年第1期。。在此基础上许多学者呼吁使用“不稳定性”的研究视角来回应经济全球化下的新变化，关注劳动者“不稳定”的社会关系[注]Ching Kwan Lee, “Precarization of Empowerment? Reflections on Recent Labor Unrest in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y, Vol.75, No.2, 2016, pp.317-333；Chris Smith, Ngai Pun, “Class and Precarity: An Unhappy Coupling in China’s Working Class Formation”,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2018.。

2.批判性思考：制度和再生产领域的重要性

在思考“不稳定性”研究框架与中国研究的过程中，李静君认为制度因素是非常重要的新发现。不管是在对英美等“全球北方”国家还是对印度、南非、巴西等“全球南方”国家的研究，关注点都在经济全球化、新技术与“不稳定性”就业之间的关系，却很少提及国家和制度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李静君将中国分为三个时期：1949-1979年、1980-2009年和2010年之后，她认为这三个时期都在不同制度因素的影响下具有不同的不稳定性特征[注]Ching Kwan Lee, “Precarization of Empowerment? Reflections on Recent Labor Unrest in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y, Vol.75, No.2, 2016, pp.317-333;Ching Kwan Lee, “China’s Precariates”, Globalizations, Vol.6, 2018, pp.1-18.。在第一个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9年)，虽然以固定工为主，但同时也存在包括临时工(如亦工亦农)、合同工、轮换工、季节工、家属工、外包工、零散工在内的多种用工形式。这些 “计划化用工”，是调整计划经济的财税负担和提高生产效率的一种资源配置形式，具有很强的计划性，由国家的行政手段主导，与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和新自由主义的资本全球化并无关联，呈现出波动的曲折状态，而非线性的发展趋势[注]张学兵：《计划外用工：当代中国史上的一种资源配置形式》，《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1期。。第二个改革时期(1980-2009年)，国家和行政力量在改革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劳动法》的制定是固定工制度改革和稳定“铁饭碗”被打破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农民与土地的剥离成为了农民工不稳定就业形成的重要前提。苏黛瑞(Dorothy Solinger)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关注中国的“铁饭碗”这一工人劳动形式被打破以后，下岗工人所面临的无保障和不稳定的生活。她认为，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和“抓大放小”的政策将大量的国有企业工人从稳定的劳动和生活中剥离出来。虽然为了补偿下岗工人，政府向他们提供了“再就业机会”和“基本生活费”，但快速推进的劳动力商品化进程很快使这些下岗工人沦为城市的贫困人群[注]Dorothy Solinger, China’s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Statist Legacies and Market Reforms, Armonk, NY: M.E, Sharpe, 1993;Dorothy Solinger, “The Precarity of Layoffs and State Compensation”, Made in China, Vol.4, 2017, pp.40-44.。贾文娟发现改革过程中的国有企业，大体都采取了“二元劳动体制”，其中未与企业签订合同(或仅签订短期合同)的非正式职工，他们普遍工资收入较低、享受少量或几乎不享受企业的福利待遇[注]贾文娟：《从热情劳动到弄虚作假：“大跃进”前后日常生产中的国家控制与基层实践——以对广州市TY厂的考察为例(1956-1965)》，《开放时代》2012年第10 期；《双重大转型下的国有工业企业生产模式变迁——以A市南厂“入厂包工”模式兴起过程为例(2001-2003)》，《开放时代》2015年第3期；《选择性放任：车间政治与国有企业劳动治理逻辑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诸如媒体等事业单位也在改革过程中实行弹性雇佣制度，使得大量媒体从业者同样面临越发“不稳定”的困境[注]曹晋：《知识女工与中国大陆出版集团的弹性雇佣制度改革》，《传播与社会学刊》(中国香港)2012年第4期;姚建华、刘畅：《新媒体语境下众包新闻生产中的弹性雇佣关系研究》，《新闻爱好者》2017年第11期。。20世纪90年代形成的“农民工”群体，一直处于“不稳定”的劳动形式中。不管是从事制造业、建筑业，还是服务业的农民工，他们长时间地工作、劳动安全不受保护、工资收入低，且不享受任何社会福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国家统计局2014年的调查数据显示，62%被调查的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这个比例远远高于同一时期本地户籍的工人未签订合同的比例。第三个时期是金融危机之后(2010年至今)。2010年之后，政府在制度层面做出了新的调整，包括政府平台债务的增加和基础性国家能力的增强。与此同时，资本伴随着行政和技术的力量进入教育和日常生活领域。学生工成为了产业后备军，其学生和工人的双重身份使得他们没有社会保险，缺乏劳动保护，权益无法得到《劳动法》有效的保障，往往在企业所需的短期内成为灵活而廉价的劳动力[注]Yihui Su, “Student Workers in the Foxconn Empire: The Commodification of Education and Labor in China”, Journal of Workplace Right, Vol.15, No.3-4, 2011, pp.341-362;苏熠慧：《双重商品化与学生工的抗争》，《中国研究》2016年第21期。。在此期间，派遣工也成为不稳定用工的主要形式[注]Ngai Pun, Chris Smith, “Class and Precarity in China”, Made in China, Vol.4, 2017, pp.32-40.。自雇职业者所进行的“老板游戏”更体现了工人与老板身份之间界限的模糊[注]郑广怀、孙慧、万向东：《从“赶工游戏”到“老板游戏”——非正式就业中的劳动控制》，《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3期。。信息技术对工作领域和生活领域的渗透，带来了许多行业的“不稳定化”。梁萌发现金融资本和互联网技术共同构建了互联网家政“强控制—弱契约”的用工模式：一方面，资本通过管理控制的多元化主体加强了对家政工的管理控制，形成了“强控制”的劳动过程类型，使她们的劳动状态愈发缺乏保护；另一方面，资本通过“轻资产的战略”延续了家政工“弱契约”、不被保障的劳动关系，从而进一步固化了女性农民工在劳动力组成结构中底层的位置[注]梁萌：《强控制与弱契约：互联网技术影响下的家政业用工模式研究》，《妇女研究论丛》2017年第5期。。中国三个时期的“不稳定劳动”形式，虽然表现各不相同，但其背后国家和制度力量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正是国家的强干预和社会主义传统，使得中国劳动者的“不稳定性”并不像斯坦丁和西方学者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个线性的过程，而是在不同时期呈现曲折和断裂的特征。

其次，围绕着“不稳定性”存在有关劳动政治的重要争论，即工人的团结和分裂问题。在中国研究中引入“不稳定性”视角，可以看到再生产领域对于劳动政治讨论的重要贡献。斯坦丁认为全球范围内的不稳定劳动会导致劳动者内部的碎片化和争斗，而来自南非、巴西等国家的批判学者则认为斯坦丁过于强调了处于不稳定状态下劳动者的脆弱性[注]Ruy Braga, “On Standing’s a Precariat Charter: Confronting the Precaritisation of Labour in Brazil and Portugal”, Global Labour Journal, Vol. 7, No,2, 2016, pp.148-159；Ben Scully, “Precarity North and South: A Southern Critique of Guy Standing”, Global Labour Journal, Vol.7, No.2, 2016, pp.160-173.。这些学者认为即使是临时工人，他们也有很强的组织传统[注]Jennifer Chun, “The Affective Politics of the Precariat: Reconsidering Alternative Histories of Grassroots Worker Organising”, Global Labour Journal,Vol.7, No.2, 2016, pp.136-147； Marcel Paret, “Politics of Solidarity and Agency in an Age of Precarity”,Global Labour Journal, Vol.7, No.2, 2016, pp 174-188.，甚至处于不稳定状态的工人，抑或是处于稳定状态的工人也都存在团结的可能。在李静君看来，“不稳定性”下的中国劳动政治将会转向社会再生产领域和日常生活本身，并且呈现出非制度化的特点[注]Ching Kwan Lee, “China’s Precariates”, Globalizations, Vol.6, 2018, pp.1-18.。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关劳动力再生产的讨论中获得灵感，形成了社会再生产理论。她们认为，社会再生产指的是“一切存在于家庭和社会的，维持和再生产工人的劳动”[注]Tithi Bhattacharya, Social Reproduction Theory: Remapping Class, Recentering, Oppression, London: Pluto Press, 2017, p.2.。社会再生产领域通常指的是家庭、学校、医院和其他与人们日常的社区生活息息相关的组织。在李静君看来，不稳定性下的中国劳动政治将会发生在社会再生产领域，会与劳动者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注]Susan Ferguson, “Children, Childhood and Capitalism: A Social Reproduction Perspective”,In Social Reproduction Theory: Remapping Class, Recentering, Oppression, edited by Tithi Bhattachary,London: Pluto Press, 2015, pp.112-131。汪建华在对中国工厂工人政治的研究中也发现，许多处于不稳定状态的工人就在日常生活中动员起来，并对日常生活的权力具有一定的要求[注]汪建华：《生活的政治：世界工厂劳资关系转型的新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2015年出租车司机和城管的抗争也同时体现了他们围绕着日常生活提出的诉求[注]Susan Ferguson, “Children, Childhood and Capitalism: A Social Reproduction Perspective”,In Social Reproduction Theory: Remapping Class, Recentering, Oppression, edited by Tithi Bhattachary,London: Pluto Press, 2015, pp.112-131。因此，当我们仔细考察“不稳定性”下的中国劳动政治，再生产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关注点。在“不稳定性”下的中国劳动政治中发现“社会再生产”，这对全球有关“不稳定性”研究中对工人团结与分裂的讨论具有一定的贡献和推进。

将“不稳定性”的视角引入中国研究，我们会更看清国家和制度在雇佣形式和劳动者状态变迁中扮演的角色，也会更看清社会主义传统在“不稳定性”的全球趋势下的意涵。一方面，“不稳定性”研究的引入，让学者看到了中国的特殊性——国家强干预和社会主义传统——在全球“不稳定”趋势下所带来的曲折发展路径，从而对斯坦丁等西方学者在“不稳定性”研究中所坚持的线性发展观进行了批判性地发展；另一方面，当在中国劳动政治研究中引入“不稳定”视角时，“社会再生产”领域的重要性也逐渐体现。这不但可以让我们明晰中国劳动政治的未来趋势，而且也为全球“不稳定性”研究中有关团结和分裂的讨论增添了更加丰富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