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垃圾青年

王莫之

李冬是我的老友。通过手机号码，他新近加了我的微信，说是下周回国，来上海办一点私事，就那么寥寥几句，足以让我穿越大半座城市，驻守在此刻的虹桥火车站。

我和李冬已经十七年没见了，事实上，应该说是素未谋面。我们一直都是网友，无话不谈的MSN友邻，在他远赴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前，更深的那层关系涉及eBay的跨国贸易。我忘不了那几年，与李冬联手倒卖洋垃圾。关于这门不入法眼的生意，前阵子网上还怀旧似的跳出了一则新闻，说发达国家的毒垃圾近年来纷纷转投东南亚，以“可回收”的名义偷渡入境。在那则新闻的视频部分，马来西亚的环境部长展示了最新查获的一批洋垃圾，打开某个集装箱，各种光盘堆积如山。我一看便明白了，仿佛李冬就在身边。

某种程度上，那个行业应该为李冬点三支香。他最主要的贡献是为我国走出了一条洋垃圾的逆袭之道，把发达国家运到中国的一部分废塑料当音像制品再卖回去，而且是高价出手。借此，他赚了大把美金。他在广州读大学，天晓得为什么是西班牙语系，不过他只有第一年问家里要过钱，自食其力之前，有一阶段他靠香港同胞接济。他的母亲只当儿子真拿了高额奖学金，其实他的成绩烂得就像岗顶碟市的糟泔。在淘碟的圈子，糟泔是一句黑话，反义词是尖货。国情不同，中国人眼里的尖货在老外看来可能只是一桶糟泔，反之亦然。这是李冬教我的，由此，我对尖货的固有见解成了倒塌的新建筑。重新面对无穷无尽的洋垃圾，我觉得自己正在和老外的信用卡玩猜谜游戏。该如何投其所好呢？过去，有太多的夜晚我和李冬在MSN上钻研这个市场经济的严肃课题，如同软件升级，实时更新对尖货的定义。还有一些更隽永的话题，譬如音乐、阅读、洋酒以及性生活。

那是本世纪初，我还记得，在一个炎热的下午，我刚从大自鸣钟淘完碟，满身臭汗。母亲命令我赶紧先去洗把脸，而我却急匆匆地爬上阁楼，开电脑，登陆MSN。

——刚认识了一个非洲人

李冬总是占尽先机。比起他的这则新闻，我新淘的尖货虽说也是洋玩意，受了光照还能旋转出彩虹的图案，本质上却只是一堆塑料。当时来广州发财的非洲商人已经颇具规模，李冬说，这得归功于一九九七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像是刚搭上的那位，原先在雅加达混，常年做服装生意。我说你们挺配啊，都是异乡人在广州，都是小商贩，都赚大把的外币。听完我的分析，李冬得意地发来一个微笑的表情，还强迫我观赏他的最新作品。他那会儿刚毕业，在岗顶附近租了一套公寓，那台为唱片拍摄上架照的数码相机经常被他拿到浴室里搞点小创作。我拗不过他，也回了一张自己的照片。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我忘了李冬当时是怎么评价我的。一晃十七年。发生在我身上的变化让我怀疑，即便他传给我的那些照片还在，又有多少参考价值呢？关于李冬的外貌，我的记忆萎缩得只剩下国字脸、双眼皮以及黝黑的肤色。最后那点特征也许源自他的云南血统。他的母亲是版纳人。他的父亲是上海知青，在他出生（上世纪70年代的最后一个冬天）之前没能抵挡住回城政策的诱惑，从未尽过父亲的职责。他跟母亲姓。我悬揣，往昔的那列火车在回沪的途中应该是蒸汽隆隆，时不时地呜咽几声，一定还有不少幽深的隧道;而经验告诉我们，火车过隧道的时候最好是将车窗闭拢。

还是放过火车吧。如果我可以选择，我会为李冬的回沪之行订一张机票，这样，我就不用如此尴尬地守在虹桥火车站了。

时间走近夜晚八点，似乎更适合接亲人而非朋友。在这个问题上，见面之后我有向他申诉。他说从广州到上海的高铁只有四个班次，比这班更早的需要他追着天光起床。他没坐过高铁，对中国速度仰慕已久。他解释的当口，我们互相打量的那种目光以及先前过于激烈的拥抱容易引起误会。可我偏偏是那么庸俗，并不打算让他在我家里借宿。

“不太方便。”我拒绝得足够坦诚。我说妻子出国之前特别关照，不允许带人回家。

他咧嘴大笑。笑容把他塑造得更像加菲猫。发生在他身上的变化已经远远超出了中年发福的边界，坦白说，如果不是借助智能通讯，我必须高举一块牌子才能顺利接到他。在他的体态里，有那么几丝病人的味道，以至于，只有黝黑的皮肤能够让我的记忆好受一点。

“还是先帮你订一家酒店吧。”我停下脚步，并且告诉他，这关系到我们后续的交通问题。算上今日，他会在上海待三天，周日黃昏搭飞机回阿根廷。我想知道他在上海的具体行程。

“没有行程，”说着，他和他的旅行箱摆起了架子，“见到你，任务就算完成一大半了。你要是不方便接待，我可以去你家，找你爸喝一杯，让他来评评理。”

“开什么国际玩笑啊，”我当即反驳，“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次明明是来上海探亲的，然后呢，顺便看看我。”

“信不信由你，”他的口吻严肃起来，“我可是专程来看你的。”

“那你有什么地方是非去不可的吗？”我换了一种方式提审。

“你以前住的那个阁楼还在吗？”他思忖道，“我倒是蛮想见见以前卖给你的那些日本版CD。”

我相信自己的答案能够让他满意。基本上，我那些婚前收藏都安置在父母家的阁楼里，因为现在很少碰CD，出门听流媒体，回自己家则主要是放黑胶。他没有意见。于是，我为他选了一家位于淮海中路的四星级酒店，还算实惠，关键是离我父母家很近。这样今晚我们可以找个酒吧聊到深夜，然后我回父母家睡，明早再去酒店接他。上车之后，我的兴奋与那些刚拉到满满一车游客的地陪如出一辙。

“随便啊，听你的安排。”他说这话的时候，半边脸几乎贴在出租车的车窗上，城市的夜景，如同一张变幻莫测的面膜。

“那就这样。”我说。心想他如果什么都听我的，先前就应该去搭地铁，这才符合那个借宿者的形象。他一再给出令人意外的答案，此刻又面露忧色，我不由得自责起来，遗憾自己成了母亲那样的居委会阿姨。可我的确有那么一点上海人说的十三点精神，时不时地要把话题往那方面引。

“那他还住在上海吗？”我问他，深感这样要比直接问他的父亲是否还活着更为礼貌。

“我不知道。”他说。光线偏暗，这时，他才舍得把整张脸对准我，向我解释，这次来上海无非是想见见我，可以理解为回国的bonus，就像日本版CD有“加歌”（Bonus Track）。他的这个比喻像是一记重拳，将我打回到十几年前，仿佛我们还是小伙子，李冬在广州的岗顶，我在上海的大自鸣钟，分守着中国的两大碟市，还在eBay上赚老外的钞票。

“别以为我只想着赚钱，其实我是在救这些唱片，为它们找一个好归宿。你想，它们来的时候是垃圾，回去都成了精英。”李冬当年就是这样让我受洗的。他的这套说辞对我影响至深。他的生意头脑同样让我折服，总是那么敏锐、犀利。

出租车不断加速。我问起他在阿根廷的生活，他说先是浪了几年，接着跟朋友合开了一家超市，因为他发现当地人对超市过于依赖，开超市还享受政府的税收补贴，但后来很多福清人也来凑热闹，生意就不太顺心了。还有就是治安问题，开超市除了请一两个当地的保安，还要多备几支枪。

“怎么你去的地方都那么乱啊，”我打趣道，“我记得当年你叫我去广州玩，说最好别戴首饰啊，小心飞车党，吓得我都不敢去了。”

他不记得这段了。

“你说过，”我有点较劲，“你那时候一直怂恿我去广州玩，还说吃住全包，结果你说得越热情我越是不敢去啊。”

“怎么，怕我吞了你啊？”

“算是原因之一吧，”我故意笑得很夸张，想消解掉某种尴尬，“主要是你一直那么照顾我，我不好意思去。我当时是想先在上海好好招待你，先把那个人情给还上。但是你一直没给我那个机会。”

说起来，我欠李冬的确实有点多。我能在eBay上发点洋财纯粹是沾他的光，一直是借用他的账号，名曰搭伙，其实更像是一个吃现成的，被他托着、捧着，目送着那些钱往我的口袋里钻。那几年，算在我名下的那些交易，我真正出力的不外乎进货、给唱片拍照、上邮局寄包裹，而那些更费神的技术工作，比如货品上架、与客户以及平台打交道，全是他在代劳。就这样轻松，每到月中，他会根据上个月的销售数字，折算人民币，往我的银行卡里汇款，还不问我收取任何的中介费，而eBay每个月从他的账户里扣除的佣金（美元）都在四位数左右。

“我都忘了我们是怎么认识的了？”他思忖道，“最早是卖碟对吗？”

“‘现代变奏，”我信心十足地说，“2001年你在‘现代变奏发了一个卖碟的帖子。我看中两张英国版的Slowdive，一百五十块钱。那个帖子当时人气多足啊，不过都是看热闹的，真正买的人没几个，当时没有淘宝，异地交易全看人品，你卖得又不便宜。我也是赌一把。”

“哎，亏你还记得这些。”他说。

“我纯粹是运气好。如果你是上海的估计就没我什么事了。说起来，你当时为了PayPal套现真是全国各地广撒网啊，稍微有点影响力的摇滚论坛你都去发帖子。”

“然后我们加了MSN。”

“没有……”我拖了个长音，“最开始还没有MSN。是用论坛的私信。私信到了，电脑会发出滴滴滴、滴滴滴的通知声。还有就是手机联系。我记得等我汇完款，把地址用短信给你发过去，你还像强迫症一样反复跟我确认呢，说地址和名字没打错吧？我说没错啊。你说名字必须是真名，取件要看身份证的，让我再确认一下，不要到时候碟没收到，诬赖我是个骗子。我心想这人蛮逗的，应该不是骗子。”

“你们家住的那个石库门啊，”他顿了顿，“有点搞笑，同一个门牌号码还分什么前门、后门。”

我们大笑起来。我知道李冬不会骗我，所以等出租车把我们送至酒店，我想当然地把车子的后备厢留给了他。他所有的行李就是一个二十四寸的旅行箱，棕黑色的，坚持要自己提。办入住的时候，我闪到淮海路的街边抽烟，旁边是一家咖啡店，空气里，好些白蚁兴奋得一刻不停。我担心它们是搅局者的先遣部队，便赶紧掏出手机看天气。是我多虑了。晚上九点出头，上海的夜生活估计还在后台笃悠悠化妆。路人也很闲适，大多衣着时尚，最出挑的当属穿睡衣遛狗的那几位。“快点下来，”其中一位冲自己的爱犬嚷道，“哪能那么下作的啦！听见吗？快点下来！”

我在一旁围观，坚持把手里的那支烟抽完。其间，他出来关照了我几句，让我在下面等。

我們后来去了位于巨鹿路某个下沉式广场的爵士酒吧。从淮海路拐到瑞金路，途经一所中学。“这是我的母校，”我指给他看，“以前旁边有家杂货铺，上海人叫烟杂店，那个店主长得特别像吴孟达，我们以前打篮球都到他这里买饮料喝。”

十几年前的我还幻想过，等自己到了广州之后由李冬陪着在当地的碟市掀起一点小风浪，只可惜，如今上海可供我们发挥的只是一堆遗迹。过了长乐路，便有那么一处。

“申家老三以前就在这里开店，”我指着某服装店说，“每次到新货就跟抢银行一样。你别看我家就住在附近，走过来才一公里出头，我后来不是跟你一起做eBay嘛，每次老三给我发短信说新货到了，我都是打车过来的，晚到一分钟就损失好几张尖货呢。”

“太夸张了吧。”他说。

“那里有一家医院，”我指着西边，“有个医生总是跟我抢，而且我永远都抢不过他。后来我才知道申家三兄弟都在他那里看病。老三的腰不好，他帮忙介绍专家门诊;老大、老二的老婆胎检，他出面搞定B超。”

“有意思。”他的评论仅止于此。

“看来你都忘了，以前你在MSN上还向我打听那医生的事情呢。他后来也在eBay上面卖碟，也被圈子里围攻，被骂得那个惨啊。”

“比你还惨？”他问。

“跟我比还是有差距的，”我自嘲道，“兄弟我好歹也是网络暴力最早一批的受害者。好像我也只有在这方面能够胜他一筹。他后来生意做得很好。”

他拍了拍我的右肩，问我和那个圈子还有来往吗？

“最近才算恢复了一些联系，”我说，“看演出的时候碰上了，随便聊几句，加个微信。年纪大了，以前有过什么也都和解了。”

对李冬来说，和解还是一件奢侈品吗？我渴望一个另类的声音。在爵士酒吧的圆台散座，我和他各自点了一杯威士忌。当晚的表演乐队尚未登台，只要我们愿意，能听到冰块对酒杯的撞击。

“还有一种喝法，把威士忌冻成冰块。”

“你反正一直都是重口味。”

他欣然接受了我的溢美，与我盘点起他的南美洲事迹。一望无际的潘帕斯草原，在他的敘述里呈现为某种黏稠的液体混合物。这无疑是李冬的叙事特色。他还热辣地聊到他的另一半，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认识的，也是华人。我问他干吗不一起带来上海。他说真要来了，怕是会吓着我的。

“不过我们在阿根廷经常聊起你。”

我承认自己受宠若惊。

“因为你是唯一的朋友，其他的，算不上。”

我们干杯。我痛饮了一口。

我接着要说的没有半句是客套话。李冬曾经也在我和妻子的闲聊里担任主角，主要是在婚后。婚姻对我的一大改造是将我的月收入削减至两千五百元。我的工资当然不止这个数，只不过因为成了家，按照上海的风俗，工资卡改由妻子来保管。为了偿还我每月海淘的那些黑胶账单，我不得已在淘宝卖起了黑胶。时代变了，CD明显中落，而黑胶则是强势回归。人呢，关键是往前走。我试着唤醒当年从李冬那里学来的经验教训。在淘宝做生意，只有起步阶段比在eBay卖碟轻松。淘宝没有上架费和交易税，更没有那么多刁钻的英文问题要回答，可即便如此，光是新货上架这块就耗费了我大量的精力。你需要给唱片拍照，编写正确的标题、版本信息以及品相描述。我是当家作主之后才真正体会到当年的李冬有多辛苦。

但是我的妻子并不买账。她总觉得，李冬只是我在记忆深处的一次虚构之旅。她无法理解欧美乐迷为什么会出高价问中国人收购日本生产的唱片，更无法理解李冬对我的谜之态度，他的善意与他的失联彼此矛盾。我拿不出任何反驳的证据。李冬的照片消失于某一次的电脑升级;MSN早已停止运行;李冬在国内的手机号码是何时停机的我也不清楚，他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发生在2006年的冬天。我被一连串的无力感攫住了，而我能做的，只剩下回忆。我估摸着，如果我把eBay卖碟的逻辑解释得足够具体，局面还有转机。

于是，我列了两条平行线索。在第一条线索的源头是发达国家的唱片公司和唱片店，还有一些迫使他们清除库存的复杂动机（减免艺人版税、环保）。销毁是清库存最常用的手段，由此催生了国内乐迷津津乐道的打口磁带、打口碟，统称“打口”。“打口”后来怎么不打口了我也说不清楚，反正从本世纪开始，国内的洋垃圾碟市渐渐做到了包罗万象，未拆的已拆的，各种完好无损，各种音乐风格，各国的版本。日本版尤其出众，掂在手里最重，印制最为精美，还在专辑的原有曲目上加歌，有的还是独占曲目。我记得一个在上海当会计的德国佬，每到周末总是比钟表还要精准、敬业，他和我们一样习惯守在开市之前的大自鸣钟。门口那壮观的队伍，那黑压压的场面，像是一堆贫下中农里混入了一个地主。他还是一位极其偏爱日本版的国际友人，说日版CD在德国通常只出现在二手唱片店，价格是欧版的翻倍甚至数倍，还非常抢手，是那些收藏家眼中的优选版本。有一次，在等开门的间隙我吃着早饭（通常是两个包子加一袋豆浆）与他聊了几句。他听疯克、骚灵这些黑人音乐，还有六七十年代的迷幻摇滚。像是这几类的冷门专辑，在原产国大多没有CD化，只有日本的唱片公司有那份魄力，或者说热情，将它们从忘川的黑胶尸堆里拉回来，还在侧标（OBI）打上“世界CD初始化”的醒目标识。这些标识后来启发了我和李冬。我们才不管在那下面蕴藏着什么音乐，只要单价不超过三十块人民币，还是未拆的，都会被我们拿下然后挂在eBay，通常能卖二十美金。当时美金的汇率稳定在八点三，往美国寄一张CD的航空小包，邮局要价四十二元，我们收买家五美金，挂号服务就像日本版的Bonus Track是额外赠送的，那挂号的八块钱由我们承担。这些信息都会在商品的页面注明，算是李冬为他的eBay小店打造的一块招牌。

那块招牌始于2001年。那年夏秋之际，李冬结束了一段往返于广州与香港的恋情。那个岁数颇大的香港人喜欢在eBay淘二手的古典黑胶，通常邮费比唱片还贵。这也算是李冬后来创业的灵感来源。为此，他还专程去香港办了PayPal的账户，那是eBay交易必不可少的支付系统。在李冬卖碟的那几年里，PayPal始终没能在内地落户，提现意味着可大可小的麻烦，手续费不低，再加上来回香港的路费。所以我总夸李冬是做生意的料，比如他当年卖给我的那两张Slowdive，他从eBay买来含邮费花了十五美金，卖给我却收一百五十元，当年，他不光是用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提现，还从中牟利。而我呢，当时虽不清楚他的真实动机，却很愿意配合他。我非常爽快地答应担任他的驻沪办，主要提供免费的中介服务。因为有我这层中介，他的尖货在“现代变奏”论坛打开了销路，还省邮费，那些本该天女散花的包裹全都改到我家里集合。一个个巨大的邮包让我的父亲颇为忧心，觉得儿子玩物丧志，大好的青春，为什么不花在书本和学业上呢？“想当年我们插队落户的时候……”这简直成了父亲教训我时的发语词。我想，我最好还是低调一点。所以，每次收到包裹都会在市工人文化宫或者大自鸣钟办一个大型的“面交会”，由此结识了很多朋友，有些人一度与我称兄道弟，后来在网上攻击我、骂得最难听的也是他们。

要怪就怪李冬的eBay生意实在做得太轰动了。当提现的金额动辄数千美金的时候，蚂蚁搬家的方式就不足取了，所以，我的义工生涯只持续了小半年。在那段日子里，李冬的生意对我仍是一个谜。我无法向过去控诉什么，他虽然话有保留，却不曾骗过我。就拿论坛卖碟来说，他承认自己是碟贩子，而且很缺钱。他那时候经常主动在MSN上找我倾诉，仿佛我是一名牧师。线下的他，不仅忙于猎艳、淘碟，还要抄毕业论文，一篇关于《堂吉诃德》汉译本的比较研究。他从不避讳向我展示他的阴暗面。他的父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登场的。

那是李冬擅长的叙事风格，迷醉、松散、一惊一乍，如同他喜欢的酷爵士，如同此刻台上正在吹奏的小号。

“关键是我也不知道。”他说，举起酒杯看，似乎在琢磨新加的冰块融化了没有。

“这些年你有联系过他吗？”

“他又没联系我，”他显得很不耐烦，“我干吗要去联系他？”

“问题是他又不知道有你这样一个儿子。”

“哦，那这个事情还真怪不了我。”

“你不是有他的地址嘛，”我说，“要不我们明天去找他。”

“地址早就丟了，”他放下酒杯，“我向上帝发誓，十几年前就丢了，留着也是多此一举。”

“那好吧，”我估计他早把那个地址埋在了心底，“反正你人都在上海了。”我提议干杯。以前我和妻子也说过，要是李冬能来上海就好了，必须干一杯。

那晚，我们喝得还挺开放，少说也有半瓶威士忌。进酒吧之前，我预估这一场下来起码得喝掉我五张黑胶尖货。但是我不在乎。我倒是希望能和李冬在这里每周聚上一回。如果我的淘宝店还健在的话，我可不在乎把自己的黑胶收藏尽数喝空。

“我觉得现在吧，就像回到了我们最早认识的时候，”我说着比画了起来，“那时候没有淘宝，没有微店，然后我们在论坛发帖子卖碟，也没有人管我们，当然，也只能在小圈子里卖，基本上都是本地交易……后来淘宝来了，把实体店都打跑了，论坛也被豆瓣啊、微博啊、微信啊打跑了。然后淘宝说，你没有证啊，然后微店也说，对呀，你卖音像制品必须办证啊。”

我们干杯。

“eBay欢迎你。”他笑得非常迷醉。

“没有洋垃圾，去eBay卖碟就像老外找中国人打乒乓。”我说，语气和表情都有点正在泄露天机的意味，“你知道吗？现在淘碟最好是去东南亚。未来，未来是属于非洲的。你得跟着洋垃圾的航线跑。”

“我早就退出江湖了。”他痴痴地笑。

我举起酒杯，夸赞他说得对。如同某种情感上的掩饰，我转向舞台。小号的声线重新浮现，由它主导的那支四重奏乐队正在演奏蒙克的名曲Round Midnight。

为什么我会如此伤感呢？

岁月轻快地流逝，将我从一个藏家改造成了玩家之一。我在扮演唱片搬运工的路上渐入佳境，头上多了好些白发。其实，对于实体唱片，我觉得最近的自己可以说是清心寡欲。钱早已不是限制我在海外下单的主因了，甚至，它都称不上是一个原因。我正处于婚后财务最自由的一段时光。妻子在出国之前归还了我的工资卡。可是，环境的改变同时也让我警觉，也许，我所拥有的唱片只是某种隐患。我想，真到了那一天，我的母亲应该高兴不起来，虽然她总是对我抱怨：“买那么多片子做啥！”她抱怨，自然有她的道理。我以前住的那个阁楼，只有她会定期上去清扫，还用干湿两种抹布把我的书架碟架各擦拭一遍。这次我回淮海路住两夜，必然会给她添许多麻烦。但是她不在乎。尽管不在乎，她还是像吹风机那样招呼睡醒后的我：

“怎么吃那么多老酒啊？”

我跟她解释，同时，为出门做准备。

“享福人，好准备吃中饭了哦。”她气冲冲地对正在刷微信的父亲嚷道。我直觉情况不妙，后来才搞明白，惹母亲生气的其实是父亲的朋友老孙，他明天上午又要来拜访了，名曰来看父亲，时间总是卡得那么微妙，所以临近饭点，母亲难免要说这句话：“要么出去随便吃一点？”而父亲的朋友也难免要极力阻扰：“不用了，不用了，破费啥啦，屋里随便吃点就可以了。”然后母亲下厨房，把事先备好的上等食材烧成满满一桌的佳肴，必然会博得那位朋友的惊叹：“啥啊？还有菜啊！侬快过来吃呀！我们都在等侬呀，哎呀，实在是太客气了。”

不难想象，明天家里会成为一片战场。所以进了酒店，见到他之后，我建议不妨改行程，今天晚饭之后去我家的阁楼坐坐，就不要明天再去凑热闹了。

“那你妈为什么要烧一桌子菜啊？”他问我。

“他是我爸的‘插兄，以前在云南的时候对我爸蛮照顾的，还有嘛，去年他老婆没了，女儿也离婚了，我妈觉得他这个人吧，其实也挺可怜的。”

他似乎也怜惜起了那位鳏夫，不舍得改行程。

“随便你。”我急着结束这个话题。我想，我们还是赶紧找个地方解决一下生之欲。

毕竟是淮海路，总的来说还是上海人的，不像南京路，属于世界人民。置身于淮海路，你会接收到更多的海派风情，尤其是在这个季节，活色生香的场面时而移动，时而静止。在某女性内衣店的门口，他诡异地停了脚步，仿佛一尊雕塑，正对着橱窗里的性感。他的身影让我想起初中时的自己，有一次也是这样，结果后脑勺立刻吃了父亲的偷袭：“小鬼头，望啥野眼啊，过马路！”

马路对面是家电影院，名字我就不讲了，那都是暂时的，讲了也只能代表它的历史，远远比不上我和父母在这里共度的那些时光。李冬希望我能带他再去几个类似于此的童年场景。“其实我还行，”他似乎游兴正浓，“我在酒店吃过早餐。”

我有点生气。于是，折返到内衣店的隔壁买了两份年糕团，一种我婚后才知道的上海特产。我问他吃咸的还是甜的，直觉不论哪种口味都无法讨好他。我多买一份，只是觉得这样才像东道主。

下一个场景并不近，来接我们的是一辆黑色的荣威。我们坐在后排啃年糕团的模样想必让内后视镜里的司机暗自咒骂。我有时说到兴头上，一粒咸菜星子喷了出来，然后装出忙于咀嚼的样子。要是李冬能在上海住满一个礼拜就好了。我看着他，急于为话锋寻找一个出口。记忆里有太多的故事需要李冬来证实，还有一些事故有待解答。

我想起最早知道eBay的时候。那些在论坛上围观、争执的声音，像极了刚到中国的传教士。现在就很容易解答，只要说eBay是国外的淘宝就行了。事实上，那个帖子被踊跃的回复往上顶的通天劲头不仅像巴别塔，还像《新民晚报》早年办的一个专栏，叫“岂有此理竟有此事”。看了那张eBay交易的截图，大家觉得老外就是戆大，就是冲头，竟然会为了一张Lush乐队的中国引进版竞拍二十多次，这张引进版在当时的中国连二十元都卖不掉，在eBay的成交价竟然超过了六十美金。还有人一边骂一边扒出卖家的店铺，发货地显示是香港，在售的几乎都是日本版的欧美摇滚乐，那些CD的价格实在是炒得太离谱了。我把这个帖子传给李冬，不久他在MSN上回复说认识这个香港卖家，还说我也认识。我问是谁。他说那个人叫李冬，云南版纳的，此刻在广州求学，离毕业还差两个月，还问我，有没有兴趣搭伙。

“你这一暴露啊，圈子里真是一大堆红眼睛天天盯着你，看什么东西值钱，都想在eBay上发点洋财。”我笑着对他说，手里原先装年糕团的食品袋已经揉成一团。

“后来你是怎么暴露的？”他问。

“我没跟任何人透露过呀！就连我父母都不知道。然后突然有一天，圈子里面就开始传了，说我在eBay卖碟，接着就有很多人来问我，问PayPal怎么申请啊？提现怎么搞啊？说得好像我是专家一样。”

“然后呢？”

“看来你是真忘了。”

“具体细节确实不记得了。”他坦言。

“我觉得是那张日版Muse惹的祸，就是那张绿色透明盒子的promo，日本的广播电台专用的宣传样碟。”

“然后呢？”

“那张东西实在太特别了，就卖过一次，是我在大自鸣钟淘的，当时正好是新货开头箱，围了很多人。那张东西没人要的，因为就是一个绿盒子加一个裸盘，内页封底都没有的，这种宣传用的样品他们当时都不懂，还问我为什么要买。”

“然后呢？”

“被一个英国佬花一百二十美金拍走了。当时我都觉得是天价了，因为我买来才花了二十块。现在想想那个英国佬还是很有眼光的。Muse那时候才出道没几年，现在都是天团了。”说着，我用手机登陆discogs，查“绿盒子”新近的成交价。“还行，”我指给他看，“均价四百欧元以上。还是没有打破你的最高纪录。你后来搞了一张Mogwai的刻录盘，真是见鬼了，一张刻录盘加几页日本电台的宣传册子，居然卖了八百美金。”

他没再接话，一开始，脸上还挂着微笑，随后骤起的宁静似乎有意在戳我的伤疤。趁着下车，我很自然地从记忆里抽身，尽一个地陪的职责。一个积极赎罪的地陪。可直到晚上，负罪感还是不肯放过我。在另一间酒吧，一个鼓励交心的散座，这一回轮到他成了我的牧师。在我的倾诉里，祸事应该从我的搭伙算起，李冬的eBay账号后来被封也是受了我的连累。

“我不可能出卖你啊，”我说，“所以他们问我什么，很多事情我也说不清楚。就拿提现来说吧，我确实不知道你是怎么操作的。他们就说我太敷衍了，太不够兄弟了，还说你是我虚构出来的。”

“虚构什么？”

“他们想在我这里搭伙，我说我也是搭伙的，你们要搭伙我得问问老板答不答应——”

“肯定不答应呀。”他急着表态。

“然后他们就说你是我虚构出来的。”

我此话一出，他被彻底逗翻了——额头枕在左臂上面，另一只手握拳，醉醺醺地砸向酒桌，还说疯话：“我倒是觉得，他们才是你虚构出来的。”酒桌的异响甚至惊动了吧台。我向那头示意，比一个OK的手势。好在他不久便恢复了人样。

“你把你想得太伟大了。”他这样解释，“我们只知道账户被黑了，很多人投诉我们，说我们制假贩假。明眼人当然知道我们卖的都是正版，只不过平台有平台的规矩，接到投诉总要处理的。平台不清楚这里面的猫腻，就像我们不清楚是谁在捅刀子。你说是不是？”

“反正就是枪打出头鸟。”我说，“不过我后来确实也有反思，之前是不是做得太过了。那时候他们管我叫‘吸血鬼，所到之处尖货不生。但是这也不能全怪我啊，开头箱的你不多买一点，老板下次到新货了就不会先叫你了。那我看到尖货嘛，肯定不会手软啊。”

“广州也一样，”他把酒杯挪到嘴边，“树敌无数啊。”

我明白。他这样说无非是为了安慰。还记得十几年前李冬的那番话：“哪有什么误伤，逮到机会就捅刀子，互相伤害。”当时eBay还真是掀起了一场运动，封了一大批内地、香港的账号，主要针对高仿奢侈品，什么包啊表啊。我记得那时候襄阳路服装市场还没拆，淮海路往西，从百盛广场开始，到处都是举着产品目录的贩子在吆喝，遇到老外就叫：“watch bags”，交易的时候离不开计算器，贩子报价在上面按数字，老外砍价也是。

“差不多该回去了，”他看了看表，“明天还有正事要办。”

“还早呢，”我试探道，“要不再喝一杯？”

他拒绝了，冷不丁问起最早卖给我的那两张碟。

“还在阁楼上面。”我说。

“那就这样。明天上午我打算自己出去走走。下午一点，我们在酒店门口集合，然后去你那个阁楼坐一会儿，那两张碟你要不卖还给我吧，我想留个纪念。”

“还是送给你吧。”我转念就卸下了自己的坚持。我相信他口中的正事必然与那位上海知青有关，那个地址必然还埋在李冬的内心深处。一想到这些，我就高兴，甚至还预备回郊区自己的家里再喝上几杯，反正明天上午没我什么事，我可以睡个懒觉，这样就不必再回淮海路被母亲骂了。

我运气不错，赶在一号线停运之前上车，到了终点站再叫出租，到家已是凌晨。洗完澡，我抽着烟回味这两天，有些事情让我颇为感慨。李冬的记性未免退化得有点离谱，好些事情我们确实还有共同语言，但只要一涉及细节，我和他就不在一个频道了。譬如李冬后来在eBay其实是可以东山再起的。大约是在2005年的夏天，李冬还跟我提过，正在办新账号，只是因为忙于照顾母亲，事情搁置了，后来他母亲去世，那个念头也随之而逝了。早年李冬的确是这样对我讲的，现在却换了另一幅画面。

也许是我记错了吧。我只盼着李冬明天能得偿所愿。当我再次走进那家酒店的时候，我将他的笑容视为上帝的恩赐。

“我刚办好退房，”他一臉满足地对我说，“行李先存在这里。”

“人见到啦？”我主动挑事。

“你真烦啊！”

“父子痛哭流涕，抱在一起，赶紧先加一个微信。”

“你就编吧，使劲编。”

“团圆饭吃了吗？”

“随便吃了一碗牛肉面。”

他全程都在回避，鸡同鸭讲。这样僵持了大概四五分钟，我们由淮海路拐入一个石库门弄堂。这种弄堂给人的第一印象来自头上，那些盘根错节的电线、晾晒在外的衣裤。

我先进楼。母亲正在底下的公用厨房切西瓜。对我来说，那就像是一种发泄，似乎所有的水果都会因为客人的到来而被她肢解成小方块，堆放在餐盘里，上面再插七八支牙签。

也许是因为我平时极少往家里带人，母亲这次给足了面子，先问客人饭吃过吗，还说要上去开空调。客人的表现也很得体，面对三位长辈陆续投来的审视目光，阿姨叔叔叫得居然有点甜。我也不能免俗，必要和老孙客套几句，叫他一声叔叔。我和父亲的这位朋友差不多有两三年没见了，他明显衰老了，光门牙就少了好几颗，这为他的笑容添了一丝惊悚的感觉。这种感觉与上次见面的反差实在太强烈。我还记得上次见到他，他还是挺饱满的，说话也不漏风，坐他旁边的是他的妻子，也是这样满满一桌子菜，夫妇俩很爱笑，总是对我的母亲表露出某种浮夸的感激。

“还有西瓜啊，”老孙这时几乎站直了，“啊哟，太客气了。”他用这种方式向我母亲致敬，还动员我们相帮着把桌上的碗碟多清空几个。这怎么可能呢？我都讲得那么清楚了，朋友过来拿两张唱片，坐坐就走。再说了，我可不愿意裹在他们中间，听那些知识青年修理地球的老调弹唱，这简直成了父亲和老孙的布鲁斯，也是他们这代人聚谈必不可少的主旋律。只不过，这次因为家里来了客人，而这位客人与我都很识趣（端着西瓜赶紧上阁楼），他们的话题才相应地有所改变。

“等到后来还给我们，片子基本上也废掉了。你晓得的呀，七十八转的老唱片又重又脆，多少容易开裂啦。”

“为此讲呀。”老孙应和道。

“老头子几个夜里没睡好觉，还回来比没还回来还伤心——”

“好来，”母亲似乎往父亲的嘴里塞了什么东西，“屁话那么多。”

父亲应该是呛到了。

“慢点吃，”母亲说，“甜吗？”

“还可以。”

“瞎讲，不要太甜哦。”老孙格格大笑。正说着，莫名其妙地干咳起来。还有人抽餐巾纸。然后是擤鼻涕的噗的一声响。

“他们在聊我爷爷以前的七十八转重胶。”我替客人翻译。他当然是听不懂上海话的，却希望对楼下有更多的了解。譬如墙面挂着的两幅黑白肖像，他在上楼之前就打量过了，那是我的爷爷奶奶。他们是这套房子最早的主人，我所说的仅就我们家族而言，同样是在这个不满七平方米的阁楼里长大，我显然要比父亲走运，这倒不是因为我没去插队落户，应该说是不止于此，我结婚之后就有了独立的婚房，而父亲在四十二岁之前一直困在这里。

阁楼还保有原来的风貌。有两面墙壁几乎清一色插满了日本版的CD，一眼望去，侧标上面五颜六色的假名就像一个迷魂阵，让人想起那些筛查色盲的图册。我很快找到了李冬要的那两张Slowdive，因为它们天生就没有侧标。

“你爸保养得不错。”后来在开往浦东机场的出租车上，他突然蹦出这样一句。

“再过几年也要七十了。”我说。

“你知道我这次为什么回国吗？”

我不明白他为何明知故问。他上周给出的答案是要回版纳，替母亲翻修墓穴。现在他说那只是原因之一。他说自己和老孙一样，新近也尝到了鳏夫的滋味，这次回国好比是为逝者演奏安魂曲。“你也可以理解为叶落归根，也许我也会有那么一天。”说完，他轻叹了一声。沉默骤起，被一些危险的遐想包裹着，让我无法停止对他的瞪视。那大概是我们共处时最为安静的几分钟。他的脸上有些许凄冷，眼袋深沉，肌肉松弛，那种感觉很陌生，糟糕透顶。顺着他的目光，外面出现了一架急速升空的飞机，只是在以车窗为全部画面的那一瞬间，我感受到失重的美妙，一切忧思都在巨大的轰鸣声中化为灰烬。

我倾向于停止思考。唯有这样，李冬才会安稳地坐在我身边，等到他必须起身，转到后备厢取行李的时候，也还是我熟悉的模样。遥远的南半球，此刻正值冬季。经过必要的调整，他的着装要比航站楼里多数的旅客更为绅士。托运完行李，时间还很宽裕，他风度翩翩地邀请我喝一杯。于是，我们找了一家咖啡馆，面面相觑。还能聊些什么呢？这一回，阿根廷的风土人情占了上风。我突然对那个陌生的国度起了兴趣，并且相信，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我们会在那里相见。临近登机，我们还在讨论这种可能性。必须承认，我在情绪控制这方面还有待提高。我只是对未来还抱有期许。

“不能再让你破费了，”他用食指点点了他的太阳穴，“我知道，你已经没地方卖碟了。”

我请求他，保持联络，务必再来上海看我。

“还是来阿根廷吧，”他加了一句，“记得把老婆也带上。”

“我争取吧。”

“那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他咧嘴笑了，与我再次握别，再次拥抱。他转身离去的身影还挺酷的。当我认定那就是结局的当口，什么东西又把他拽了回来。他说那是一封信，一件让他无法割舍的尖货。“你知道，现在大家都不写信了。”他说的时候，脑袋微微低垂，右手伸向西服的内侧，摸出一样东西。

信封上有我的名字。那字迹无疑出自李冬，一如那些寄到上海的唱片邮包。

“那么，再见了。”他面无表情地吐出最后的台词，也将我的目光带走。我向他挥手。直到他从我的视线里彻底消失，我才想起那封信，拆开来看：

老弟，你好。

当你打开这封信时，我应该早就回版纳了吧。对我来说，这是个不错的选择，如同我选择用这种方式与你相见。说实话，这些年我一直想着该怎么和你解释，有時候也很迟疑，还有没有这个必要？你肯定埋怨过我吧。那次明明都说好了，出国之前要来看你。其实我火车票都订好了，甚至想好该怎么拥抱你。我多想和你一起喝一杯啊，可是一转念就害怕起来。怎么说呢，如果我真去了上海，就不可能再逃避了吧。问题在于我该怎么面对那个地址。我估计自己会控制不住的。但愿那只是一个巧合。最早给你寄碟的时候，我真是吓坏了。我反复宽慰自己，那只不过是一个巧合吧。所以，就让它永远只是一个巧合吧。那就这样。老弟。祝福你！

你的老友李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