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学术界中国抗战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趋势*

□ 刘本森

近年来，中国的抗日战争史成为海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从国际抗战史研究的格局来看，除中国之外，日本、美国乃至俄罗斯和加拿大学者长期占据该领域研究的主要舞台。不过，这一格局最近发生了变化：英国学术界①本文所指的“英国学术界”，并非以学者的国籍进行区分，而是指在英国成长、接受教育或工作的学者，其学术成果的原始文本为英文。对于一些具有不错的中译本的论著，本文优先引用中译本，以便读者查阅。的中国抗战史研究已异军突起，成为该研究领域一支重要的新生力量。对于这一变化，国内学界已经有所注意。笔者在2015年曾发表专文介绍近十年来英美学界的中国抗战史研究；②刘本森：《近十年来国外中国抗日战争史英文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1期，第109—118页。王爱云曾注意到2007年以来“以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为中心”的欧洲抗日战争研究的“迅速崛起”，③王爱云：《近年来欧美学界的中国抗日战争研究》，《史学月刊》2015年第9期，第14—17页。旅英学者聂洪萍介绍了以英国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为代表的中国抗战史研究的学术队伍及其成果。④聂洪萍：《英国学术界抗日战争研究的发展》，《纪念全面抗战爆发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4册（未刊），北京，2017年，第177—182页。

然而，既有研究几乎把重心放在了对当前活跃度较高的学者及其论著的“译介”上，而未能将英国学界的中国抗战史研究放到一个较长历史时段进行考察。本文拟将目光拉长至抗战爆发以来80年间英国学术界的中国抗战史研究，将其成果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成果进行对比研究（即“对话”和“评价”研究），以发现其历时性变化，并归纳其发展特点和趋势，以期能推动抗战史研究领域的国际对话与交流。

一、“被遗忘的”中国抗战与缺位的抗战史研究

长期以来，中国的抗日战争在英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处于“被遗忘”的境地。英国牛津大学的拉纳·米特（Rana Mitter）教授曾在其《被遗忘的盟友：中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1937—1945）》（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1937—1945）一书中指出：“在西方，现在很多人根本不了解中国在‘二战’中的作用”，“几十年来，我们对‘二战’的理解都没有给中国一个正确的定位”。⑤Rana Mitter,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London: Allen Lane, 2013, p.5.丹麦学者何铭生（Peter Harmsen）也曾指出：“当西方学者和畅销书作家以最大的创作热情从不同角度建构‘二战’中的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时，淞沪会战和中国的其他抗战却成为一个巨大的空白。”⑥Peter Harmsen, Shanghai 1937, 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Oxford: Casement Publishers, 2013, Prologue.他们的研究指向同一个问题：长期以来，在英国乃至欧洲，中国的抗战事实“被遗忘”了，学界的中国抗战史研究处于缺位状态。

实际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并没有被英国学界和舆论界“遗忘”。抗战期间，英国的一些来华记者和科学家曾根据亲身经历撰写了关于中国抗战的纪实性著作。英国记者弗雷达·阿特丽（Freda Utley, 1898—1978）“竭力如实地”记录她于1938年访问中国时“所亲历的事实”，写成了《扬子前线》（China at War）一书，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并认为“中国能够以自力为主磨倒日本，收复失地”。①弗雷达·阿特丽著，石梅林译，尊闻校：《扬子前线》，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年。英文版为Freda Utley, China at War.New York: John Day Company, 1938。1939年，阿特丽移居美国，又出版了《中国最后的机会》（Last Chance in China.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48）和《中国故事》（The China Story.Chicago: Henry Regnery Company, 1951）两部关于中国的著作。英国科学家班威廉（William Band, 1906—1993）和妻子根据他们1941年12月到1944年1月的在华经历和见闻，以“努力保持不偏向任何一方”的态度记录了解放区和国统区“两个世界”的景象。②William Band ＆ Claire Band, Dragon Fangs: Two Years with Chinese Guerrillas.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47；中译本为：班威廉、克兰尔著，斐然、何文介、吴楚译：《新西行漫记》，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年。英国记者田伯烈（Harold John Timperley, 1898—1954）在目睹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之后，收集了各种第一手资料，编撰成《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What War Means, 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 1938）一书，谴责日军的侵华暴行，呼吁“全世界人士对于英勇抗战的中国”“不应该袖手旁观、漠不关心”。③田伯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汉口：国民出版社，1938年。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James Bertram, 1910—1993）记录了其访问中日两国时的见闻，较为客观地呈现了国共两党在战争中的作用。④James Bertram, Unconquered.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1939.中文版：詹姆斯·贝特兰著，李述一、杜利格、华小汛、李联先译：《不可征服的人们—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抗战》，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年。林迈可（Michael Lindsay, 1909—1994）的《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见闻录：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的经历记述》（The Unknown War: North China, 1937—1945）从侧面反映了八路军高效的指挥以及通讯和情报工作。⑤Michael Lindsay, The Unknown War: North China, 1937—1945.London: Bergstrom and Boyle Books Ltd., 1975；中文版：林迈可著，杨重光、郝平译：《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见闻录：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的经历记述》，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该书尽管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但是属于当事人的纪实性作品，所以归类于此。

除了这些在华外国人士的研究之外，这一时期英国的学术界也开始着手进行相关研究。不过，因为英国的传统汉学研究卓有成效，所以在向现当代中国研究的转变过程中，英国学界的步子迈得要慢一些。“二战”结束后，欧洲大陆和美国都在积极开展有关现代中国的研究，而英国政府尽管也于1947年批准了关于开展亚洲各国包括中国文化和历史研究的建议报告，⑥Michael Loewe, “The Origins and Growth of Chinese Studies,” http://www.soas.ac.uk/eacs/uksurv.doc., accessed on March 28,2017.但是实际的研究进展并不乐观。总体而言，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英国的中国学研究关注的重点仍然是传统汉学和中国近代史，关于中国抗战史的研究成果基本是由记者取得的。与战后苏联和美国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快速发展相比，英国落后较大。⑦战后苏联的中国现代史研究发展迅速，成立了专门的研究院，同时中苏学者互访、资料翻译等学术交流繁多。苏联学者重点关注中国革命、中国社会发展的模式等问题。战后是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初建时期，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以中国近现代史甚至中国革命史为主，涌现出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恒慕义（Hummel Arthur William，1884—1975）、宓亨利（Harley Farnsworth MacNair，1891—1947）、韦慕庭（Clarence Martin Wilbur，1908—1997）等一批研究者。

20世纪60年代，英国的中国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很多英国高校成立了东方或中国问题研究的机构和组织。1963年，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 1900—1989）在利兹大学（University of Leeds）成立了东亚学系。1965年，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 of Edinburgh）成立了中国学系。1968年，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University of London）成立了现代中国研究所，并主办了当时唯一一份研究现代中国的刊物《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不过，这几所学校的努力并未改变英国学术界的中国研究整体薄弱的局面。这一时期，英国学界的中国学研究处于从汉学（Sinology）向中国学（Chinese Studies）的转型阶段，加之资料获取与交流的不便，所以在中国抗战史研究领域几乎没有出现相关成果。20世纪70年代之后，因为经费短缺，许多学校开始收紧中国研究的资源，英国学界的中国问题研究止步不前。可以说，整个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的中国抗战史研究乃至中国问题研究缺位，相比美国和苏联在中国学领域的研究，英国已经被远远抛在了后面。①尽管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苏之间存在着论战和对立，但是这一时期苏联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进入长足发展阶段，20世纪50年代在华学习的苏联青年学者壮大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学者队伍，每个专题领域都有高水平的学者和专著。六七十年代是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发展时期，其机构设置有所增加、研究领域得以扩充、研究观点不断更新、研究方法有所改进。苏联和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可以参考张注洪、王晓秋主编：《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述评》，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唯一欣慰的是，《中国季刊》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刊物，其主编和编委会成员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荷兰、中国等国家，刊发的文章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优秀作品，这使得英国学界能够比较便捷地获取中国问题研究的最新成果。

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英国政府认识到一点：为满足外交和商业上的需求，对中国的研究需要更为现实。②Michael Loewe, “The Origins and Growth of Chinese Studies,” http://www.soas.ac.uk/eacs/uksurv.doc., accessed on March 28,2017.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的中国问题研究再次起步。这些努力在90年代收到了成效，英国政府与学界充分认识到中国学的重要性，并完全接受了中国学这一概念。在这一框架下，英国学界也涌现出一些中国问题研究的学术机构和学者。机构方面有利兹大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等，学者方面有拉铁摩尔、迪克·威尔逊（Dick Wilson, 1928—2011）、班国瑞（Gregor Benton）等，他们产出了一批关于中国抗战史的论著。

这一时期，从整体上研究抗日战争的作品有迪克·威尔逊的《虎斗之时：中日战争的故事(1937—1945)》（When Tigers Fight: The 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该书描述了战争中几场规模较大的战役，也叙述了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作者营造了中国抗战的悲剧氛围，并指出日本的努力是徒劳的，他认为以南京政府当时的国力发展速度，如果战争推迟两年爆发，中国就能以一己之力击退日本的侵略。③Dick Wilson, When Tigers Fight: The 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London: Hutchinson and Co.(Publishers)Ltd., 1982.有关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主题引起了英国一些学者的兴趣，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林迈可对1937—1945年晋察冀边区税务制度的研究、④Michael Lindsay, “The Taxation System of the Shansi-Chahar-Hopei Border Region, 1937—1945,” China Quarterly 42.2 (1970):1—15.班国瑞对新四军的由来及其早期成长的研究⑤Gregor Benton, The Origins and Early Growth of the New Fourth Army, 1934—1941.Diss.University of Leeds, 1979.以及“皖南事变”⑥Gregor Benton , “The South Anhui Incident,”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5.4 (1986): 481—520.的研究。中英关系方面，谢爱伦（Aron Shai）的《英国和中国（1941—1947）》（Britain and China, 1941—1947: Imperial Momentum）探讨了战时和战后英国对华政策的演变过程。⑦Aron Shai, Britain and China, 1941—1947: Imperial Momentum.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1984.

纵观战后英国学术界对中国抗战史的研究，可以发现他们批判国民政府战争表现的研究模式比较明显。对国民政府的失望，使得英国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共产党和他们在战争中的作用。他们重视从党派或两个不同政权的角度出发，关注的问题是“两种道路”或者“两种模式”的不同，其研究以中国共产党或中国国民党的抗战经验与教训为主题，没有将抗日战争作为中国的一个国家问题来考察。

由此可知，长期以来，英国学术界的中国抗战史研究处于一种缺位的状态，与美国、日本、苏联等国家相比，已经被远远抛在后面。整个战后至20世纪末，英国学术界的中国抗战史研究经历了从无到有的阶段，其研究也经历了从批判与反思国民党的抗战教训到思考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抗战及其原因这一转变过程。

二、21世纪英国学术界的中国抗战史研究

改革开放后，学术研究全球合作逐步开展，国际学术界的中国问题研究越来越热。在这种大环境下， 2000年前后，英国学术界的中国抗战史研究开始进入发展快车道。进入2013年后，也就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英国学术界的中国抗战史研究已经异军突起，他们拥有稳定的研究力量、充足的研究项目及丰富的研究成果，成为国际抗战史研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推动英国学术界的中国抗战史研究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剑桥大学教授方德万（Hans van de Ven）功不可没。方德万是荷兰人，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任教于剑桥大学的亚洲与中东研究院（Asian and Middle Eastern Studies），是国际著名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专家。方德万曾参与哈佛大学亚洲中心“中日战争合作研究（1931—1945）”项目。该项目由中日美三国学者发起，多次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集中讨论中日战争问题。方德万的参与极大推动了英国学界中国抗战史研究的国际化。

方德万关于中国抗战史研究的代表作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1925—1945）》（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该书出版于2003年。①方德万著，胡允桓译：《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1925—1945）》，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此书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关注当时代表中国的国民政府及国民党。第二，肯定了国民政府在抗战中的积极作用。第三，突破了“欧洲中心论”，修正了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关于中国抗战单纯依靠外援的观点，认为中国的抵抗更多源于自身的努力。第四，具有全球视野，指出了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对于“二战”亚太战场的意义，肯定了中国抗战在“二战”中的重要地位。另外，在《战火中的中国：新中国诞生过程中的胜利与悲剧（1937—1945）》②Hans van de Ven, China at War, Triumph and Tragedy in the Emergence of New China, 1937—1952.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一书中，方德万呈现了中国通过抗日战争驱逐帝国主义势力的过程。

除了个人的代表著作之外，方德万在中国抗战史研究上的贡献还有如下方面：

一是推动英国学术界的中国抗战史研究，并引领全球中国抗战史研究的方向。2013年，方德万主编了《为中国而战：中日战争军事史论文集（1937—1945）》（The Battle for China: Essays on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1945），书中收录了西方、中国、日本学者的20篇文章，立体呈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全景。③Hans van de Ven, Mark Peattie ＆ Edward Drea, The Battle for China: Essays on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1945.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从方德万主编的《二战时期中国命运的磋商》（Negotiating China’s Destiny in World War II）一书中选编的论文，反映出国际学者研究中国抗战时期外交史的三个取向：一是强调中国大国地位的出现是在“二战”时期，二是强调国民政府在战时外交上做了很多的努力且取得了不少成效，三是强调战后对日关系是抗战研究的一部分。④Hans van de Ven, Diana Lary ＆ Stephen R.MacKinnon eds., Negotiating China’s Destiny in World War II.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二是带动了剑桥大学的中国抗战史研究，培养了该领域研究的骨干力量。在方德万的影响下，剑桥大学涌现出一批研究中日战争问题的学者与著作。顾若鹏（Barak Kushner）的《从人到鬼，从鬼到人：日本的战争罪犯和中国的审判》（Men to Devils, Devils to Men, Japanese War Crimes and Chinese Justice）一书关注了日本战犯及战后审判问题，作者在书中展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对日本战犯审判的组织方法和影响。⑤Barak Kushner, Men to Devils, Devils to Men, Japanese War Crimes and Chinese Justice.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5.玛丽·奥古斯塔·布拉泽尔顿（M.O.Brazelton）关注战时中国的免疫学发展，认为战时生物医学专家聚集在昆明，推广了疫苗接种，这成为中国公共卫生的重要基石，同时使中国加入新兴的全球免疫研究和公共卫生体系之中。①《英国学术界抗日战争研究的发展》，第177—182页。方德万还培养了多名以抗日战争为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目前在爱丁堡大学的费利克斯·伯金（Felix Boecking）关注国民政府的贸易、关税和民族主义问题，②Felix Boecking, No Great Wall: Trade, Tariffs, and Nationalism in Republican China, 1927—1945.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他认为在1937—1940年间国民政府谋求财政政策的相对稳定，然而1939年之后乱政迭出，海关系统原本运转良好的体系被权力边界模糊的管理体系所取代，为国民政府的垮台埋下了祸根。③Felix Boecking, “Unmaking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State: Administrative Reform among Fiscal Collapse, 1937—1945,” Modern Asian Studies 45.2 (2011): 277—301.

方德万培养的学生中，目前在中国影响最大的是牛津大学的拉纳·米特教授。拉纳·米特已成为英国学术界研究中国抗战史的又一位旗帜性人物。他不仅取得了较为出色的学术成果，而且组建了学术团队，主持了牛津大学历史系中日战争研究中心项目，并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

拉纳·米特读博士时研究的是中国东北对日本的抵抗与合作问题。④Rana Mitter, The Manchurian Myth: Nationalism,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 Modern China.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毕业到牛津大学之后开始关注中国抗战史研究。他在代表作《被遗忘的盟友》中揭示了中国在“二战”中的重要作用。受方德万的影响，该书意在探讨“为什么战争改变了中国”这一问题，相较于以前英美学界对中国抗战“谁失去了中国”的研究旨趣而言是一种突破。作者从中国内部出发，重视国民党、中国共产党、汪精卫伪国民政府三方之间的合作与冲突，并且将中国抗战置于“二战”背景之下，关注了中国抗战与“二战”的联系和相互影响，指出了中国抗战对“二战”的贡献。⑤该书英文版在英美两国同时上市，在英国出版时名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为生存而战（1937—1945）》（Rana Mitter,China’s War with Japan, 1937—1945: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London: Allen Lane, 2013），在美国出版时名为《被遗忘的盟友：中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1937—1945）》（Rana Mitter,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New York,2013）。中文版为蒋永强等译：《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5年。

自2007年起，牛津大学的“中国抗日战争研究”项目凝聚和培养了一批研究中国抗战史的学者，如阿伦·威廉·穆尔（Aaron William Moore）、赖小刚、舒海澜（Helen Schneider）、穆盛博（Micah S.Muscolino）、聂洪萍等，他们相继推出了一系列相关学术论文和著作，代表性著述如下：

2011年，拉纳·米特和阿伦·威廉·穆尔共同主编了《现代亚洲研究》（Modern Asian Studies）专刊《二战中的中国1937—1945：经历、记忆与影响》（China in World War II, 1937—1945: Experience,Memory, and Legacy）。⑥Rana Mitter ＆ Aaron William Moore eds., “China in World War II, 1937—1945: Experience, Memory, and Legacy,” Modern Asian Studies 45.2, 2011, pp.225—490.2012年，拉纳·米特和舒海澜在《欧洲期刊东亚研究》（Europea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出版了一期名为《战时中国的福利、救济和重建》（Welfare,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in Wartime China）的专刊。⑦Rana Mitter ＆ Helen Schneider eds., “Welfare,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in Wartime China”, Europea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11.2, 2012, pp.175—350.赖小刚的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颇具特色，他认为：

抗日战争时期的山东根据地研究是一个解释中国共产党赢取国家政权原因的重要题目，对这个题目的研究可以展现中国地方政权与中央政府的之间的关系，揭示中共政权特质—军事财政一体化的党国体制—的形成过程。⑧赖小刚：《通向成功的跳板：抗战期间中共在山东的崛起》，《文化纵横》2015年第5期，第97—104页。

他持续关注抗战时期中共在山东取得成功的经验。⑨Sherman Xiaogang Lai, A Springboard to Victory: Shandong Province and Chinese Communist Military and Financial Strength,1937—1945.Leiden, Boston: Brill, 2011, Introduction.舒海澜关注战时中国的家政学。她的博士论文《持家：家政与近代中国的塑造》从国家的角度论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家政教育，认为家政教育是社会改革的基础。论文指出：当时统治阶层和知识精英群体认为女性有做母亲和妻子的潜质，而且女性作为国家中的一员，有责任掌握持家的本领，进而为家庭、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达到改良社会、巩固国家的目的。①Helen M.Schneider, Keeping the Nation’s House: Domestic Management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Vancouver: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11.穆盛博的《中国的战争生态学：河南、黄河及其他（1938—1950）》（The Ecology of War in China: Henan Province, the Yellow River, and Beyond, 1938—1950）②Micah S.Muscolino, The Ecology of War in China: Henan Province, the Yellow River, and Beyond, 1938—1950.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把抗战期间的“花园口决堤事件”和“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开辟了军事与灾荒、战争与环境的综合研究，这意味着无论是对于军事史还是对于灾荒史、环境史，都是一种主题的深化”。③张岩：《环境史视野下的抗战史书写—评穆盛博〈中国的战争生态学：河南、黄河及其他（1938—1950）〉》，《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4期，第144—150页。

牛津大学还培养了不少研究中国抗战史的博士和博士后，从不同角度丰富了英国学界对战时中国抗战史的研究。阿伦·威廉·穆尔的《书写战争：士兵记录下的日本帝国》（Writing War:Soldiers Record the Japanese Empire）以抗战时期中国、日本、美国士兵的日记、书信、明信片和回忆录为主要资料，分析了国家话语、大众传媒和军队怎样影响士兵对战争的认识。④Aaron William Moore, Writing War: Soldiers Record the Japanese Empire.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托比·林肯（Toby Lincoln）关于无锡城市化研究的博士论文认为：尽管抗战爆发后中国饱受战乱困扰，城市、乡镇、村屯的发展受到了一定影响，但是仍然按原先的轨道发展，即便是在铁丝网和瞭望岗哨的包围之中的沦陷时期，无锡城市化仍然在进行着，无锡缫丝业的复兴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⑤Toby Lincoln, Urbanizing China in War and Peace: The Case of Wuxi County.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5.林孝庭关于民国时期西藏的研究的博士论文，以抗日战争暨“二战”为时间线索，以战前十年（1928—1937）、战争期间（1938—1945）、战后（1945—1949）三个时期作为划分阶段，探讨了国民政府对西藏问题的处理以及国民政府的边疆民族政策。⑥Lin Xiaoting, Tibet and Nationalist China’s Frontier: Intrigues and Ethnopolitics, 1928—1949.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06.此外，还有詹姆斯·瑞里（James Reilly）关于中国对日政策中公众舆论的研究、⑦James Reilly, Strong Society, Smart State, the Rise of Public Opinion in China’s Japan Poli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玛格丽特·希伦布兰德（Margarette Hillenbrand）对南京大屠杀图片影像的研究、安德雷斯·罗德里格斯（Andres Rodrigues）对抗战期间中国的边疆动员与改造研究以及聂洪萍对当下抗日战争主题网络游戏的研究等。⑧Hongping Annie Nie, “Gaming, Nationalism, and Ideological Work in Contemporary China: Online Games Based o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81.2, 2013, pp.499—517.

除了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中国史研究，英国跨大学中国中心（British Inter-University China Centre）也是英国学界中国抗战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机构。该机构是由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以及艺术和人文研究委员会（Art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 联 合 出资500万英镑成立的以牛津大学、布里斯托尔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和曼彻斯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三所大学为主体的中国学研究机构，其目标是建设英国关于中国和中国语言的研究和教学中心。该中心目前已经团结了英国大部分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其中不乏关注抗战史的人才。拉纳·米特也曾在该中心开展研究。牛津大学的戈登·巴雷特（Gordon Barrett）关注了英国科学家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 1900—1995）抗战时期对中国科技的研究。该中心第二任主任威廉·坎拉汉（William A.Callahan）的研究关注点是中国抗战的民族记忆。①http://www.bicc.ac.uk/people-3/，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4月16日。

由此观之，近十年来，以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为代表，英国学术界的中国抗战史研究已经异军突起，逐渐崛起为国际抗战史研究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在这一崛起过程中，他们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且体现出较为明确的研究方向。

三、英国学术界中国抗战史研究的特点与趋势

英国学术界的中国抗战史研究在近些年之所以取得迅猛发展，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政府和社会资金的支持、国际合作与资料共享、顶尖学者的引领带动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如果单纯从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上来看，目前英国学术界的中国抗战史研究拥有以下显著特点，这可能也将代表未来若干年英国学术界中国抗战史研究的一般趋势。

一是研究对象或者说是叙事主体的改变：从分别研究国共两党到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一般来说，中国的抗日战争被分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部分。国内外的中国抗战史研究者，通常采取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分的叙事方式，他们或者突出国民党军队的抗战成绩、检讨国民党的失败教训，或者探究中国共产党的成长道路、颂扬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模式。就英国而言，不管是班威廉和克兰尔夫妇的《新西行漫记》，还是林迈可的《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见闻录：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的经历记述》，都属于此类研究的代表。不过，到了21世纪初，英国学者的中国抗战史研究对象或者叙事主体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们开始以中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不再仅仅关注“两种道路”或者“两种模式”，而是将抗日战争作为中国的国家行为，采用国际化的视角，关注中国抗战的国际价值和影响。

二是军事史研究特色的彰显。中国的抗日战争史研究实际上是军事史研究的领域。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的抗战史研究已经发展成为“抗战时期历史”的研究。对于抗战军事史的研究反而退居幕后。英国学术界的中国抗战史研究具有较为明显的军事史研究传统，从迪克·威尔逊的《虎斗之时：中日战争的故事（1937—1945）》到方德万的《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1925—1945）》，再到方德万的博士生拉纳·米特和李晨的博士论文，军事史研究一直是英国学术界中国抗战史的主要领域。他们的军事史研究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即并不拘于战争细节的描述与考证，而是重视理论框架的运用和解读，重视战争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和中国国际地位的影响。

三是新领域的挖掘和跨学科研究的开展。牛津大学中日战争史研究项目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突破了英国学术界中国抗战史以军事史为主的局面，将内容扩展到社会史、经济史、国际关系史等各个领域，使学界对抗日战争研究的领域更加全面。

四是从研究方法上看，研究资料和方法多元化，历史观点丰富化。从研究资料来看，英国学者重视使用档案等原始资料，且注重资料的对照使用，他们选择和运用资料的角度也常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在研究手法和观点上，英国学术界的突出特点是国际化视角、长程的历史观和内部取向的研究手段。

结语

在中国抗战史成为国内外史学界研究的显学之时，英国学术界的中国抗战史研究也从国际学界的中国抗战史荒地，强势崛起为该领域的研究重镇。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的抗日战争在英国学术界处于“被遗忘”的境地。20世纪四五十年代，英国关于中国抗战史仅有的研究成果是抗战期间的一些纪实性著作。20世纪60年代，一些高校成立了东方或中国问题研究的机构和组织，英国的中国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20世纪80年代之后，英国学术界基本完成了中国研究从汉学向中国学的转型，并在20世纪90年代收到成效，涌现出一些代表性成果。战后四十余年，英国学术界对中国抗战史的研究具有较为明显的模式化：他们紧跟美国研究的步伐，以中国共产党或中国国民党的抗战经验与教训为主题。总而言之，从战后至20世纪末，英国学术界的中国抗战史研究经历了从无到有的阶段，其研究也经历了从批判与反思国民党的抗战教训到思考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及其原因这一转变过程。这一时期英国学术界的中国抗战史研究远远落后于美苏日等国，处于一种缺位状态。

2000年前后，英国学术界的中国抗战史研究开始进入发展快车道。近十余年来，以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为代表，以方德万、拉纳·米特为旗帜，英国学术界的中国抗战史研究已经异军突起，逐渐崛起为国际抗战史研究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在这一过程中，他们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且体现出较为明朗的研究趋势：首先，从研究对象或叙事主体上看，他们将抗日战争作为中国的国家行为，采用国际化的视角，关注中国抗战的国际价值和影响。其次，军事史研究的特色突出，其军事史研究重视理论框架的运用和解读，重视战争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和中国国际地位的影响。再次，重视新领域的挖掘和跨学科研究的开展。其研究领域不仅涵盖军事史、社会史、经济史、国际关系史，而且开展了家政学、生态学等多个跨学科研究。最后，从研究方法上看，研究资料的多元化、长程的历史观、内部取向的视角都极具特色。

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弱到强，英国学术界的中国抗战史研究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持续的投入、频繁的学术交流、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都给我们提供了借鉴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