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仙岩赋名及胜迹景观兴衰考述
——融州真仙岩文化景观研究之二

刘汉忠

（柳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广西 柳州 545001）

文化景观为文化现象复合体，反映文化体系特征和具体地理特征。真仙岩文化景观始于自然胜迹（酷肖老君天然石像）赋名“老君洞”，进而于宋代敕赐称“真仙岩”。岩内胜迹各以肖形，无不命名为儒、释、道三教以及民间诸神祀寓意物，与相适应景观建筑大量兴建。体量大、布局繁密，与自然胜迹完美结合。因此，张孝祥誉为“天下第一真仙之岩”，绝非仅赞叹天然神功。然而长期以来世传旧志文献记载寥寥，无非有某亭、存某榭而已，新修地方志及史学论述亦多未涉及。要之，宋代融州真仙岩文化景观深入研究，可为广西古代（尤其是宋代）文化发展状况揭示诸多缺略或从未认识之典型事证。

真仙岩名实由来

真仙岩原名“灵岩山”，简称“灵岩”，之后“老君洞”“真仙岩”（北宋咸平二年，999年）相继出现。今存典籍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年）《元丰九域志》卷九《融州古迹》记载“真仙岩溪”。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年）王象之《舆地纪胜》初稿约于嘉定十四年（1221年）完成，宝庆三年（1227年）全书始成。《方舆胜览》约为南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年）编成，至度宗咸淳二年（1269年）有刻本流传。两书各自编纂，真仙岩内容记载基本相同，引据为宋代融州旧志。两书记载“真仙岩”均作：“本名灵岩山，又名老君洞。”（桑悦《仙岩记》“初洞以老君名，又名灵岩，宋祥符中改今名”，未说明出处何据，不确。）

“灵岩山”或“灵岩”得名与“灵寿溪”相辅成。《舆地纪胜·灵寿溪》记载：“老君以丹投水中，使饮此水者咸得延寿”，引文出于（融州）《图经》。“灵寿溪”因岩中天然老君石像衍生“老君以丹投水中”传说，天造地设成此胜境。真仙岩（灵寿溪、灵岩、老君洞）诸名由来与道教传入岭南相关，赋名见于典籍记载不晚于北宋。至于民间发现由来已久，远早于典籍所记。此不仅于真仙岩，而文化景观形成及传播往往如此。

唐代《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七《融州》记江流山岭“铜鼓山”“融溪水”（此书未设名胜名迹类目）。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0-983年）《太平寰宇记》卷一六六《融州》无名迹专目，记江流山岭在“古黎山在州”下标“阙”，是否有“灵岩”记载，不能确定。政和（1111—1117年）年间《舆地广记》只记沿革，参看其他各州相类记载，未设名迹条目。

真仙岩赋名由来可资利用早期文献大体如此。入元，《大元混一方舆胜览》卷下《融州路》有“真仙岩，本名灵岩山，又名老君洞”之语。相关条目标注引用《图经》《郡志》，当为融州旧志，或据总志转引。明初《寰宇通志·柳州府融县·真仙岩》记载“旧名灵岩山，又名老君洞，”稍后《大明一统志》相同，都是据宋元文献转记。

总志均标名“真仙岩”因宋咸平二年赐名，相沿承用。嘉靖《广西通志》（现存最早省志）卷十三《山川》以“灵岩”标名：“又名老君洞，宋咸平中改真仙岩。”附注“老君洞见《方舆胜览》”。万历《广西通志》卷四《山川》“真仙岩”。康熙《广西通志》卷六《山川》、雍正《广西通志》卷十六《山川》均为“灵岩”。嘉庆《广西通志》卷九十八《山川》为“真仙岩”。往往一志之中，名称彼此不同。乾隆《柳州府志》以标名“风雩台，在灵岩绝顶”，“画鹘行磨崖，宋韩琦手书，在灵岩”，其他则多作“真仙岩”。标名异同有致重出不察之例。康熙《广西通志》卷二十四《古迹》既有“老君岩，去城南五里，有石滴成老君像，因名”，又记“真仙洞，在融县”。凡此均出于纂志承用文献不同，未作划一。“老君洞”在地方志多作附记“又名老君洞”。千数百年之下，民间仍然习称老君洞。问老君洞无人不知，而询真仙岩多有不知，灵岩则更陌生。

称谓之异不仅于旧志典籍，文人题咏真仙岩亦随时而记。称“灵岩”有南宋初王安中《灵岩山》诗，吕源诗“忆别老君洞”，北宋陶弼“遍游真仙洞府中”。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一《灵岩》：“融州老君洞亦通川流，中有一洲，其旁高岑有乳石滴成老君之形，须眉衣冠，无一不具。张于湖榜曰‘天下第一眞仙之洞（岩）’，以是知凡洞必以川流为贵也。”诸如此类，以真仙岩频次最高，老君洞次之，称灵岩最少，与典籍标名相同。

道教徒多遁居幽静山林潜隐默修，进而兴建宫观，期荫仙风而功道圆融，因此形成洞天福地观念。唐代杜光庭（850—933年）《洞天福地记》列出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名称。“洞天三十六”中广西有容县都峤山第二十洞天（宝玄洞天）、桂平白石山第二十一洞天（秀乐长真天）、北流勾漏山第二十二洞天（玉阙宝圭天）。真仙岩未入其列。宋代文人观览道教胜地，无不为真仙岩赞叹无已，且为未列洞天而纷然致疑，如隆兴癸未（隆兴元年，1163年）张悦《游老君洞》诗有“妙含道德五千言，迥出洞天三十六”之语。嘉泰元年（1201年）甘应龙《老君洞赋》铺述景致之余有云：“或曰洞天三十六兮，良亦为多；福地七十二兮，殆为非一。奚斯岩莫与其数，抑所传或遗其实。”以为“所传或遗其实”，接着又有“殊不知老君圣迹，乌得以例论乎，盖迥然而独出”，认为老君圣迹迥然独出不与通常论列。致疑虽情有可原，实因道教文化山林开辟远近先后所致。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一《湖广诸山》将真仙岩称为“老君洞天”：“至伏地而行乎黄茅赤土之下，突出为西融州之老君洞天、容之句漏洞天、浔之白石洞天，兹亦其条枚也。”以“老君洞天”替代都峤宝玄洞天，且位置排序第一，此并非周去非本人行文偶然所致。

宋代官员热衷景观修建

宋代官员热衷于文化建设，史有明文。仅杜应然住持真仙岩时期，官员或主持，或劝捐，见于《杜碑图》。官员姓名旧志或记载，或失录，又有误记，并考述于此。

欧賡，融州知州。“岁在壬午，蒙欧判府请充天庆住持。”欧判府即欧賡，字少皋，福建福州闽县人，淳熙八年进士（淳熙《三山志》卷三十），融州知州。真仙岩题刻诗有款“嘉定辛巳良月既望三山欧赓题。”（嘉定壬午为嘉定十四年，辛巳为嘉定十五年。）广西旧志记载宋州级秩官有嘉靖《广西通志》、雍正《广西通志》、嘉庆《广西通志》，均未记欧賡。

毛恕，融州知州。“棋画台中人奕戏，树生石内月朦胧。毛府判置奕戏所，年深废之。”毛府判即毛恕，字行之，淳熙十六年（1189年）以朝奉郎通判融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即融州通判。淳熙十六年六月刻立孔子像于真仙岩内，又刻有陶弼《寄题融州真仙岩诗》。嘉庆《广西通志》卷二十《职官表》记载：“毛恕，淳熙十六年通判融州。”

杨幼舆，融州知州。“仙关标榜门增丽，圣像威灵民敬崇。杨判府书仙关二字。”杨判府即杨幼舆，庐陵人，嘉定间任融州知州。嘉靖《广西通志·职官》、雍正《广西通志·秩官》、嘉庆《广西通志·职官表》记载。

刘继祖，融州知州。“列三寺观学俱近，会一楼堂像阐洪。洞前有一寺、一观、一县学，三教俱全。绍定己丑杜应然创阁在岩内，名曰会一，上奉三教圣相，下为钟、吕二仙堂。刘判府书阁名，唐司理为之记。”刘判府即刘继祖，字振宗，江西玉山人，宝庆年间至绍定初年任融州知州。嘉庆《广西通志》卷二十《职官表》记刘继祖绍定初以奉议郎知融州，后知柳州。道光《融县志》卷七《秩官》：“刘继祖，字振宗，江西玉山人。绍定初以奉议郎知融州。当路嘉其治行，课最第一，培养人材，创建贡生库。”《太守刘公创置融州贡士库记》刻立于绍定元年（1228年）一月，时“玉山刘公来守是邦，政平而田瑞安，教行而习俗美，凡事之当行而昔之未行者，莫不次第而举”，遂议设贡士库，“当路嘉其治行，列剡以闻，实为郡国课最第一”，《刘公岩诗》亦有“政成课最”之语，刘继祖已届调升之际，则宝庆年间已在融州知州任。

唐麟，融州司理参军。“唐司理为之记。”唐司理即唐麟，湖南零陵人，融州司理参军，宝庆三年在任。嘉庆《广西通志·职官表》未记。

黄杞，融州知州。“浮桥伫望金星座，仙径平瞻水月宫。丹井千秋泉不竭，芝田万顷草常丰。旧不知此景，皆在溪北。绍定庚寅黄判府命工砌为慢道，名曰仙径，架桥渡溪，望水来处如月宫，号曰水月洞天。”“馀清近酌潺潺水，耸翠遥观迭迭松。黄判府创此亭于岩口，以山谷亭泉诗‘一瓢酌馀清’之句名之。”黄判府即黄杞，字韦卿，洪州（今江西修水）双井人，绍定三年（1230年）在融州知州任，为刘继祖继任者。真仙岩黄杞等人绍定三年四月十日游观题记，款“双井黄杞韦卿，山阴张宗廷囗”，即此人。嘉庆《广西通志·职官表》未记载黄杞。

刘邦凤，广西提点刑狱公事。“刘侯布德于融郡，父宿兴祠立寿容。刘侯出镇玉融（缺9字）文艺（缺8字）祠创佛阁，两年布政，百废具举。公讳邦凤，字季昭，少年登第囗囗也。士子感德，创祠堂于州学前，市民瞻依，立寿容于仙嵓内，祝公福寿，与斯嵓无穷矣。”刘邦凤，字季昭，江西庐陵人，进士（见《历代庐陵（吉安）进士名录》），淳祐二年（1242年）在广西提点刑狱公事任上。碑图标刻“提刑刘公仙岩寿祠之记”（在“万碑留题”之下），当为政绩纪事碑。其旁“道院”后有亭榭一处题“提刑刘公寿容”为专设敬祷之处。又“壬寅岁夏，川僧住持因重修法堂见之。提刑刘大夫施钱百阡，命福老于藏前创一阁，扁曰‘清净’，□□望之。”“壬寅岁”为淳祐二年（1242年）。嘉靖《广西通志》、雍正《广西通志》、嘉庆《广西通志·职官表》未记。

道光《融县志》卷五《宋通判》：“刘，佚名；杨，佚名；欧，佚名。”此三人从杜应然《图碑》录出，然理解有误。此杨（杨幼舆）、刘（刘继祖）已见于《融县志》卷五《宋知州》。“判府”“府判”分别为当时对知州、通判雅称。宋代州长官称“知州军事”，简称“知州”。又寄禄官（阶官）在二品以上及带中书、枢密院、宣徽使职事，则称判某府、州。南宋洪迈《容斋三笔》“判府知府”记载：“国朝著令，仆射、宣徽使、使相知州府者为判。今世蕞尔小垒，区区一朝官承乏作守，吏民称为判府，彼固偃然居之不疑。”

景观名目异同考

《杜图碑》诗注“景内外六十□□□”，道光《融县志》（或之前乾隆旧志）列出名目61处，文献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图碑》，其意拟目与杜注数目相符。但道光志罗列景名只有部分与《图碑》相同，而且两者之间名目大有异同，且行文让读者以为《真仙岩全图碑记》刻录诸景与下列与所列“以上俱系灵岩胜迹”所指同一。景名录文偶有误，应予注意。

道光《融县志》卷四《古迹》：

真仙岩全图碑记，宋淳祐间杜应然命工摩古细绘，并添新景，岩内诸胜悉备，镌为洞图，有诗二十六韵并序。

（1）老君石像 （2）丹井（石）（3）石香炉（4）丹炉（石）（5）石狮 （6）石花瓶 （7）履迹（石）（8）仙梯（石）（9）仙衣（石）（10）仙床（石）（11）幢幡（石）（12）宝盖（石）（13）仙径（石）（14）浮桥（废）（15）青牛（石在溪边）（16）芝田（石）（17）白鹤（石）（18）龙田（石）（19）天灯 （20）月影 （21）乌猿石 （22）蛇藏（石）（23）天柱（石）（24）玲珑（石）（25）金星（石）（26）转山北斗（石）（27）水月洞天（28）棋台（石）（29）钓台（石）（30）灵寿溪（31）放生潭 （32）飞升坛 （33）自在观音（石像）（34）尹喜真人（石像）（35）钟离观泉（石）（36）吕仙隐迹（石像）（37）寿佛岩 （38）罗汉岩（39）蔷薇洞 （40）碧堂洞 （41）竹洞 （42）仙室洞 （43）和光洞（冬日暖）（44）清奥洞 （45）应化洞（夏日凉）（46）寿山福海四字（世传吕仙笔）（47）平蛮石刻 （48）平猺碑 （49）融民归附碑 （50）清越亭（圮）（51）望远亭（圮）（52）风云台（在岩顶）（53）月台 （54）鸿音楼（圮）（55）紫薇阁 （56）御书阁（圮）（57）馀清阁（圮）（58）迎薰阁（圮）（59）岁寒轩（圮）（60）报恩寺（圮）（61）三清殿 以上俱系灵岩胜迹

按：序号为笔者所加。

一、《图碑》与道光《融县志》同见名目略有文字之异。“石老君相”，《融县志》作“老君石像”。自在观音相，《融县志》无“相”字，清樾亭，“樾”《融县志》误作“越”。《图碑》“风雩台”，道光《融县志》、民国《融县志》讹为“风云台”，失其原意。《柳州府志》卷十八《古迹·融县》记载不误：“风雩台，在灵岩绝顶。”《说文解字》：“雩，夏祭乐于赤帝，以祈甘雨也。”风雩台，此为融州官员祈雨处。

民国《融县志》第八篇《古迹名胜》据道光《融县志》转录与道光志文字之异，多为传写之误。“钟离观泉”，民国志误作“钟离观象”。“仙室洞”误作“仙宝洞”，失其原意。仙室为道教仙人所居宫室，宋代以此洞赋名。“放生潭”作“放生坛”。“和光洞”移至“碧堂洞”之前，“三清殿”移至“迎薰阁”之前。馀清阁，民国志误作馀音阁，加注“圮”字，说明民国时圮毁。

二、《图碑》标绘而道光《融县志》未记：“万碑留题”（景名当以岩内大量题刻碑版命名）“金刚经”“慧台”“提刑刘公仙岩寿祠之记”“岳镇”“士大夫题名”“玉融”“会一阁”“三圣堂”“二仙堂”“提刑 刘公寿容”“步扣”（桥）、“仙春”（亭）、“耸翠”（亭）、“仙关”“懒庵”“真官堂”“罗汉阁”“三清诸圣”“福寿”。

三、景名出现于《图碑》年代之后。道光《融县志》“融民归附碑”，《柳州府志》卷十八《古迹·融县》：“融民归附碑，在真仙岩内，明洪武四年勒石。”“平猺碑”刻于元泰定三年（1326年）。

四、道光《融县志》据乾隆《融县志》续修而成，民国《融县志》据道光《融县志》标明景观存毁状况，所列存毁与编纂时实际状况不能等同。洪武四年《融民归附碑》道光志、民国志未标注存毁。此碑道光《融县志·艺文》未见收录，说明乾隆或道光时此碑实已不存，或不为编纂者所知。旧志纂者不能如同他例标明存毁情况，读者不察则视同编志时尚存。

五、《图碑》刻录真仙岩内胜迹景观名称为后代志书直接或间接引录。胜迹名称当时大多未在景点镌为石额，或题刻为木匾（即有亦久朽不存），桑悦《仙岩记》可证：“洞凡数处，惟‘应化’有匾，其他名天葩，或名乳花，或名和光，或名寒烟，或名玉葩，或名实（宝）构，或名碧堂，或名清奥，奇石异状”（所记即据《图碑》）。

六、道光《融县志》、民国《融县志》记载真仙岩胜迹而未列入“俱系灵岩胜迹”名录。道光《融县志》卷四《古迹》“景滁亭”，即宋代真仙岩亭又名鲍公亭，后经历代重建另名。民国《融县志》第八编《古迹》记“有三清殿、罗汉堂、景滁亭、超象台诸胜”。罗汉堂，《图碑》作“罗汉阁”。“超象台”所指何景不详。又记“真仙岩古塔”，称为“仙岩最著胜迹”，亦未列入61名录。道光《融县志》记碑与摩岸行文有区别。“平蛮石刻”很可能指北宋大观四年黄忱《平南丹寇记》（摩崖无题，拟内容拟），但道光《融县志》记碑刻摩崖未提及。此皆旧志编纂时文献各有承用而彼此失于照应之例。

千年景观由盛而衰

千数百年前道教传入岭南，进而传入融州真仙岩，与此相先后，佛教进入。复经数百年拓展，至宋代时真仙岩儒释道三教文化内容内涵极其丰富，集中体现于南宋淳祐二年（1242年）杜应然《融州老君洞敕赐真仙岩之图》（下简称《杜图碑》）、淳祐五年（1245年）甘有立《融州老君洞图》（下简称《甘图碑》）所示。宋代融州图经（志书）亦有相当记录，惜已失传，仅存片言。

《杜图碑》《甘图碑》所示，宋代真仙岩胜迹名景择定品评完成（后代沿袭承用基本不出此范围），景观建筑达于极盛，赋名含意非儒即释，非释即道，又往往三教融合，加之民间俗神杂祀，无不遍及岩内各自然胜迹和景观建筑。区区一岩体，文化内涵如此丰富，令人惊叹，无怪乎张孝祥赞以“天下第一真仙之岩”。然而因文献佚失断缺，存世旧志记载则寥寥，致使融州文化之丰神异彩多长期埋没无闻。

真仙岩至迟于唐代已是官绅民众观游胜地。文献记载有唐代沈煜题刻“青奇山水”（已毁失）。因其为民众乐游之地，官府往往于此发布宣示文告。《舆地纪胜》卷一一四《融州·碑记》记载“唐平蛮碑，久视元年”，可能刻立于此。北宋大观四年（1110年）四月黄忱《平南丹寇记》，称“今欲记岁月于高峰而崖石无可磨者，故寄勒于融之真仙岩，庶几来者之观”，观州高峰非无可刻石之处，实因真仙岩为民众乐游聚集之地，以期“来者之观”而已。元泰定三年（1326年）“平猺碑”、明初“融民归附碑”（《柳州府志》卷十八《古迹融县》：“融民归附碑，在真仙岩内，明洪武四年勒石”）均置立于此。

宋代官民宴饮消闲于真仙岩形成风尚。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九月赵愿《游真仙岩记》：“是月晦，偕公率同僚恭谒真仙岩。此景天下胜绝，因留纳暑。命酒合乐，徜徉终日，绰有余欢，是岂喜寻幽而乐胜游者哉。盖亦因民之乐，并四景于此日也。观者骈肩，号为盛事，因书以记其来。”设酒宴，歌乐相合，“因民之乐”而乐，“观者骈肩，号为盛事”,风习之盛不减江南苏杭。春秋佳日，游观休闲宴赏往往成为常态，乾道四年（1168年）十月二十二日曾仪游观题记有“既而俎殽杂陈，欢意甚洽”之语。

游赏风气盛行，真仙岩游观线路得以开辟或整治。熙宁五年（1072年）李惟德“因发石通舟，得后洞自此始”。后洞得以游赏，元丰六年（1083年）钱公辟《游灵寿溪题名》“饮后洞石岩”。景观悦目如明人桑悦《仙岩记》所述：“望岩之尽处，明露一窍，乃以小舟从窍而出，俱巨石蔽亏其前。涉流而北，面西复得一洞，垂乳如缨，细流一湾从洞前过，至此如入老君之室，即李维德所谓千万年人迹罕至者。”杜应然住持时期，真仙岩又有“新创之景”多处。《杜图碑》“仙径”注：“绍定庚寅黄判府命工砌为慢道，名曰仙径，架桥渡溪，望水来处如月宫，号曰水月洞天。有石田，生草长青，名曰芝田。丹井在侧，有一石座，金星灿烂，名曰乳花台。皆是续添之景。”自此“水月洞天”成为真仙岩“八景之一”见载于旧志。“自在观音相”发现亦因人事之为，《杜图碑》：“近寺石崖小嵓有自在观音菩萨石相。壬寅岁夏，川僧住持因重修法堂见之。提刑刘大夫施钱百阡，命福老于藏前创一阁，扁曰“清净”，□□望之。”此时真仙岩内外相应设施如桥梁、道路、街市等均得到修治建设，《杜图碑》标示真仙岩前“出桂府 路”“南 台 桥”“三 教 桥”“宜 州 路”“南 津”“安 灵 潭路”“洞前街市”“菜圃”（额题“祇供”，佛教语，“神祇供奉”之省，意谓圃园所产供奉神祇）“入州前路”等。《杜图碑》《甘图碑》所示，淳祐年间景观建筑达于极盛。然而，文人胜迹游观题记多简略，稍详之文多记自然胜迹，于建筑景观少有笔触，或偶有连带及之。咸淳八年（1272年）史实夫《题真仙岩诗并跋》“委蛇囗囗囗翔囗，漂渺钟楼云中来”，此“钟楼”即见于《杜碑图》《甘碑图》刻绘。

真仙岩修持维护，历代住岩僧人道士贡献最大，官员、地方乡贤民众热心助力，亦成善缘。修护既有赖于社会环境安定，亦在于人为努力，如《杜图碑》所言：“名山洞府，天设奇胜，表而出之，存乎其人。”杜应然住持时，面临“圣像损坏，猪羊作践”，“一岩两观又皆倾损，狼籍如前”等情形。之前或之后，一遇社会动荡，修持无人，游观顿形消歇，种种名迹景观摧残毁圮自属不免。由宋末入元，景观建筑大多毁圮，名迹亦有沉埋无闻。桑悦《仙岩记》宋代所赐御书及御书阁“屡经兵火数百年，故物琅函与阁俱付乌有”，仅“外为坛三层，置三清诸神像”“鲍粹然建亭于其上，如鲁灵光之独存”，实为明代中期景观建筑遗存情形。明末《徐霞客游记》“壁之西有窍南入，而僧栖倚之”，僧栖为僧人居处，位置正是宋代报恩寺所在。“窃计岩中有遗构，可以结桴小筏浮水，但木巨不能自移，还将与参慧图之”，“遗构”“木巨”即散存建筑部件。此时，真仙岩内景观有三清坛等残存，其他诸多景观建筑大多残损无存。

宋代之后，官绅民众于真仙岩景观多有修复重建，略见于旧志并游观诗文记载。宋代“鲍公亭”，嘉庆《广西通志·胜迹略》：“真仙岩亭，在真仙岩内，又名鲍公亭。宋守鲍粹然建，侍读直院尚书易祓有赋，明万历间知县陈继志、李济重建，邑人王法有记立石。康熙三十七年，知县梁廷桂建，额曰景余亭。”康熙中期，报恩寺有屋宇楼殿兴复之举。道光年间重建“仙径”，以宋人原题重新刻石（上首“宋人原题”，大字“仙径”下题“大清道光十六年秋月重建”）。民国至20世纪60年代照片展示景观大略。此类兴复故物之举，限于局部或个别建筑，已无复宋代之盛。至于“文革”时期岩内建厂房，景观胜迹毁灭殆尽。

真仙岩大量碑刻和摩崖，亦多经折难，传承维艰。据记载抗战军兴，军政部兵工署第41兵迁址于此，碑刻摩崖已有损毁之情。融县有识之士成立护碑理事会，将少部分碑石移出他藏。20世纪60年代普查和馆藏拓片资料，真仙岩共有石刻136件。文革初期因在岩洞内修建厂房，除地方人士移出他藏之外，岩内碑刻大部残损填埋，摩崖亦多铲凿，所余无几。

一段文明，遂成绝响；兴复故物，尚待来者。

（融水覃超军同志为此提供有重要图影及资料，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