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圣旅游的景观生产与景观叙事
——以普陀山南海观音露天大佛为例*

游红霞 田兆元

“朝圣”一词在西方文化的语境中原指信徒“出于虔诚意愿向圣地出游”[注][法]谢和耐：《中国社会史》，黄建华、黄迅余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79页。，具有浓烈的宗教信仰色彩，Murray和Graham指出：“朝圣是一种宗教现象，个人或团体在前往某一特定地点的旅程中，在一系列关切中寻求上帝和该地区圣徒的代祷。”[注]Murray, M. and Graham, B. (1997) Exploring the dialectics of route-based tourism: the Caminode Santiago. Tourism Management18 (8), p.514.在中国，对于很多老百姓而言，就算没有明确的宗教信仰指向，也常常会在传统习俗的推动下自觉地礼拜佛菩萨等神灵。诚如乔基姆所述：“促使中国人从事宗教活动的是古老传统的力量和未来福祉的诱惑。中国人缺乏系统的神学，他们之所以履行宗教义务，是因为传统习俗要求他们那样做。”[注][美]克里斯蒂安·乔基姆：《中国的宗教精神》，王平等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第185页。因而，中国的朝圣旅游不仅具有宗教信仰的意义，也往往有着世俗化、民俗化的倾向，其含义与“朝山进香”的传统类似，即“信仰某一神灵的人们经过长途旅行前往某一神圣的地点(通常为某座山)朝拜神灵、焚香致敬的活动。”[注]梅莉：《明清时期武当山朝山进香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4页。从这个意义上讲，朝圣旅游可算作是民俗旅游的一种类型。

旅游行为的发生，必须依托具象化、可视性的物质对象，只有当“可看”的景观存在时，才能使旅游具备一定的可能性。于民俗旅游而言，景观的意义更加突出，田兆元、程鹏论道，景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固化民俗传统，形成稳定的叙事和文化认同。语言叙事是可以跨越时空的，但是可视性的表演和景观却是相对固化在当地的，是相对不可移动的，这就是民俗旅游发生的前提。”[注]田兆元、程鹏：《旅游民俗学的学科基础与民俗叙事问题研究》，《赣南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朝圣旅游是对信仰的生产和消费的过程，要将信仰凝结为具象形式的景观，突出民俗文化的可观赏性特征，才能使朝圣旅游具备必须依赖的物质条件和朝拜对象。信仰的景观化呈现是一种景观生产，是指将信仰凝结为可供朝圣者朝拜的、观赏的实体景观，表现为寺院、圣像、圣物等物象形式。作为一种民俗旅游类型，朝圣旅游要以“寻找对于民俗资源的认同性与构建民俗旅游产品的认同性”为重要抓手[注]田兆元、程鹏：《旅游民俗学的学科基础与民俗叙事问题研究》，《赣南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因此，景观的核心是要以叙事来建构认同，景观叙事表达了信仰的灵验性，建立了旅游话语，推动着朝圣旅游的发展。

浙江舟山普陀山是蜚声海内外的观音圣地，在僧俗两界有着很高的认同度，已然建构起“世界佛教圣地”“国际旅游胜地”的品牌，发展了相对成熟的朝圣旅游。上世纪末，南海观音露天大佛(南海观音铜像)的造像是在佛教界和旅游界影响深远的大事件。本文以此为例，探讨朝圣旅游的景观生产与景观叙事的问题。

一、“南海观音”的景观生产

朝圣旅游的发生，首先要进行景观的生产。并且，中国民众的宗教情感总是“宣泄在他们参拜的庙宇和庙宇中无数神灵、偶像上”[注]侯杰、范丽珠：《世俗与神圣：中国民众宗教意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页。，人们对信仰的认知往往从实物形态入手，是一个从形象到印象、再到抽象，进而内化为一种心理认同的过程。所以，只有为神灵塑造艺术形象，才能让观念中的神祇走向现实，成为人们的朝圣对象。

观音是中国社会中认同度高、传播广泛、影响深入的神灵。李利安将中国本土化的观音信仰分为三大部分，分别是汉传佛教的观音信仰、藏传佛教的观音信仰和汉族地区民间的观音信仰。[注]李利安：《中国观音文化基本结构解析》，《哲学研究》2000年第4期。汉传佛教、藏传佛教的观音信仰属于“制度化的宗教”范畴，汉族地区民间的观音信仰则“不同于正统佛教的信仰形态，没有经典的束缚，没有职业佛教人员的指导和限制，符合民间文化随意性、松散性、通俗性、生活性、功利性、适用性的特点”[注]李利安：《古代印度观音信仰的演变及其向中国的传播》，西安：西北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00页。。所以，中国汉族地区的观音信仰兼具宗教性和民俗性，主要有“净土观音”“大悲观音”和“南海观音”三种形象，其中“南海观音”是认同度最高的信仰符号，对于信徒而言，普陀山就是“南海观音”的“常驻地”。于君方指出：“显神异的观音像让此岛首度受到注意，观音神奇的示现吸引朝山香客，最后普陀岛一跃而成为普陀洛迦山，其具体象征就是南海观音这种新造像。”[注]于君方：《观音——菩萨中国化的演变》，陈怀宇、姚崇新、林佩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81页。可见，“南海观音”的造像对于普陀山而言，具有提升灵力、巩固朝圣中心地位的重要意义。如刘长久所论：“观音信仰的传播有两种方式，一是借助有关经典宣传义理，即文本传播方式；二是利用艺术形象让人膜拜。”[注]刘长久：《从观音信仰说起——兼及遂宁市对观音民俗文化资源的开发》，《中华文化论坛》2004年第2期。观音的造像是一种景观生产，将观念中的信仰凝结为具象的物象形式，是朝圣旅游的前提条件。

上世纪末，在普陀山全山方丈妙善大和尚的带领下，开展了南海观音露天大佛的造像活动。1999年出版的《普陀洛迦山志》记载道：

本山方丈妙善久蕴在全山寺庵堂所、山顶海边、岩石洞壑、尘尘刹刹普现观音宝像之夙愿，故于佛顶山精镌唐宋以来名家所绘120余帧大士圣像后，念念不忘建造露天观音大佛。[注]王连胜：《普陀洛迦山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85页。

原舟山市常务副市长、南海观音筹建委员会主任马其忠也曾提出“普陀山应该搞个20、21世纪的作品”的设想：

元朝有宝塔，明清有寺庙。到了20、21世纪，需要的建筑“首先是宗教的、佛教的，既要对将来的旅游事业有促进作用，又能代表普陀山的标记，这就想到建一座露天大佛。”[注]马其忠：《普陀山应该搞个20、21世纪的作品》，《南海观音宝相开光十周年纪念特刊》，普陀山佛教协会内部刊物2007年，第2页。

这一想法正好与妙善大和尚振兴普陀山观音圣地的心愿相契合。据原舟山市政府秘书长、南海观音筹委会副主任徐光溪回忆，妙善大和尚曾讲道：

时值国运昌隆，法运宏开，普陀山是观音道场，经过十来年的修复，面貌焕然一新，香火越来越旺，游客越来越多，但总觉得欠缺，那就是没有露天观音大佛，我思考了很久，应该在合适的地方建造一尊露天观音。[注]徐光溪：《我的回忆》，《南海观音宝相开光十周年纪念特刊》，第39页。

同时，南海观音铜像的建造也满足了广大信众的朝圣需求。原舟山市统战部副部长、南海观音筹委会办公室主任王玉亮讲道：

很多居士来普陀山朝拜，见了大和尚都问：“妙老，普陀山是观音道场，我怎么没看到一尊观世音菩萨？”[注]王玉亮：《南海观音名称之来历》，《南海观音宝相开光十周年纪念特刊》，第84页。

从这些记录可以看出，南海观音露天大佛的造像不仅是为了佛教本身，也是为了发展普陀山的现代旅游，是一个宗教事件，也是一个旅游事件。从政府的角度看，南海观音露天大佛的建造是以弘扬观音精神的佛教话语来推进普陀山的景区建设、吸引旅游者，从而发展地方的旅游经济；在佛教界人士看来，这则事件正好成为弘扬佛教信仰、传播观音文化的良好契机；对于旅游者而言，南海观音铜像则为他们提供了具象化的、物象形态的朝拜景观。

1993年6月20日，普陀山佛教协会正式向普陀山管理局递呈《关于要求龙湾岗建造露天观音大佛的报告》，佛像选址在当年日本僧人慧锷留下“不肯去观音”之新罗礁上首的龙湾岗墩，所塑造的铜像是天身，非男非女，为“飘海观音”的形象，左手托佛教的教徽法轮，寓意圆满无缺、至善至美，佛教传承生生不息；右手施无畏印，象征着观音菩萨向众生布施大无畏、勇敢的力量。经过舟山市政府部门审慎考量之后决定将这尊铜像命名为“南海观音”。原舟山市统战部副部长、南海观音筹委会办公室主任王玉亮介绍道：

我们是南海普陀山，就叫“南海观音”吧！……此后，一切都按“南海观音”的圣号，名正言顺地进行宣传、开展工作。……从此，南海观音的圣名传遍天下。一位台湾师太瞻仰南海观音铜像后，激动地说：“今天才算真正看到了我心目中的观音！”[注]王玉亮：《南海观音名称之来历》，第85-86页。

“命名是景观生产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形式”[注]余红艳：《景观生产与景观叙事——以“白蛇传”为中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5年博士学位论文。。景观的名称以高度概括的语言向受众传递着丰富的信息，是话语权的表达和认同性的体现。在中国汉族地区的观音信仰体系中，普陀山就是“南海”，普陀山的观音就是“南海观音”，铜像以“南海观音”命名，继承、活化了观音信仰的传统，是普陀山独一无二的景观符号，体现了普陀山作为观音朝圣中心的地位，表达了一种信仰权威话语。

南海观音露天大佛的造像是朝圣旅游的景观生产事件，将“南海观音”这一信仰符号具象化为物象形式的旅游景观，承载着信仰符号的象征意义和相关主体的情感诉求，为朝圣旅游提供了必备的依托资源和物质对象。

二、南海观音露天大佛的景观叙事

有学者论道，景观叙事指“产生于景观和叙事间的相互作用和彼此关系。景观不仅是故事的背景，而且其本身也是一种多变而重要的形象和产生故事的过程。”[注][美]马修·波泰格、杰米·普灵顿：《景观叙事——讲故事的设计实践》，张楠、许悦萌、汤莉、李铌译，姚雅欣、申祖烈校，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年，第6页。冯炜论道：“景观叙事暗示了景观和叙事之间的关系，场所构成了叙事，景观不仅仅是故事发生的场景，而且其自身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叙事。场所和事件一起产生故事。”[注]冯 炜：《景观叙事与叙事景观——读〈景观叙事：讲故事的设计实践〉》，《风景园林》2008年第2期。可见，景观本身即是一个叙事体系，景观叙事往往能够以“建筑物、图像、雕塑、广告牌、导游词”[注]余红艳：《走向景观叙事：传说形态与功能的当代演变研究——以法海洞与雷峰塔为中心的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等元素表述其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景观叙事建构认同性，在旅游活动中，各相关主体也会对景观进行书写和建构，赋予景观持续的生命力和旅游价值。南海观音露天大佛的景观叙事主要包括景观自身的灵验叙事及其旅游话语的叙事两个方面。

(一)南海观音露天大佛的灵验叙事

中国汉族地区的观音信仰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除了佛教本身的因素外，历朝历代传袭的观音灵验叙事也是重要的推动力量，彰显了观音“有求必应”“千处祈求千处应”的神格。观音信仰的核心认同符号和普世的精神价值是“灵验”，绝大部分的观音叙事都是围绕着“灵验”的信仰精神而展开的。李利安论述道：“灵感信仰是中国佛教观音信仰不可或缺的一环，甚至可以说是所有观音信仰内容和观音崇拜仪式的落脚点，尤其是在广大文化层次较低的普通老百姓当中就更是如此。”[注]李利安：《观音信仰的中国化》，《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灵验”是信仰的认同因素，也是信仰本身的功能。作为观念层面的“灵验”毕竟是抽象的，需要“落地到”特定的时空领域，依附于特定的圣地、寺庙、圣像、圣物等物质对象，才能真正为受众所感知、所认同。景观的灵验性往往是主体建构的结果。陈纬华指出：“灵力是需要人去生产的，它是一个社会关系运作的资源动员过程”。[注]陈纬华：《灵力经济：一个分析民间信仰活动的新视角》，《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08年第3期。景观的灵验性需要灵验故事来支撑，构成了朝圣旅游的吸引力。

根据官方及民间的书面和口头资料，普陀山每逢佛事必有天象显圣，信众求拜也屡有应验。在修建南海观音露天大佛之前，主持该项事务的妙善大和尚就见到了观音菩萨的显圣，普陀山的各界人士深信，建立南海观音露天大佛的事业是观音菩萨亲手“指示”的，有无比殊胜的因缘。然而，根据当时妙善大和尚的秘书净旻法师叙述，妙善大和尚从未亲口讲过因为受到观音感应而建造南海观音大佛的事情。究竟是景观的生产滋生了妙善大和尚受观音菩萨“指示”的灵感叙事，还是观音菩萨先前的“预示”为景观生产提供了设计蓝图？我们不去考辨。重点在于，这样的灵感事迹暗示了景观的神圣性。于是原有的景观就在灵验叙事的附丽下，成为了一个观音菩萨“首肯”的充满灵力的所在。

在南海观音露天大佛景观的建设过程中，也产生了很多的灵验故事。普陀山的净旻法师参与了整个工程的建设工作，他作为见证者讲述道：

我因为是整个南海观音铜像的建设者之一，亲身经历过这尊观音菩萨的感应，他在没有出现之前就开始显灵了。怎么显灵呢？我们这尊观音像，他的佛身高20米，是在洛阳铜加工厂做的，身上有70多块双面是焊接起来的，但这张一吨半重的脸是整浇的。当时我们大家为了表示对这尊菩萨的尊敬，发起了一个捐金活动，要把这个黄金熔到这张脸当中去，结果当时在短时间内，就募集了13斤黄金，都是金戒指、金项链什么很小的东西，根本没有人捐金条、捐元宝的，也是一大拨人的心凑起来，就是整个脸盆能遮住这么一堆金。那么要带到哪里呢？要从普陀山启程，再到上海坐飞机出发到洛阳铜加工厂去整浇。带去的时候啊，就用一个箱子一装，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出家人，没有一些有关的金融知识，不知道个人携带大量黄金是要公安部门出具证明的，否则就像投机倒把一样，一个人身上带13斤黄金就去溜达去了？这不正常的啊，公安机关要查你的，所以过安检绝对是过不了的。你要出具证明的，否则13斤黄金，怎么可以随手携带呢？但我们不知道这种知识，就以为这些金子是我的，我当然可以带着走了。所以有些人说带着很多钱被海关查出，不理解，说这钱是我的，我爱咋带就咋带，干嘛还要手续啊？不理解，也不知情。好，过安检，啥事没有，安检也没发现，就过去了。过去之后，脸也浇了，很如法了。最后这张脸浇出来之后要修，修什么呢？修这张脸的边缘部分，模子边上还带着一些毛皮毛边，要切割掉，修掉。那么大家就争相地捡这些毛皮毛边作纪念，为什么，因为这里头有含黄金的啊，再说是佛的脸上刮下来的边皮嘛，这个很祥瑞的。所以所有去的人呢，都抓一片，藏来做纪念。结果回来过安检呢，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一路乱叫，每个人都被扣住摸了半天，要摸出这块铜片来。[注]根据净旻法师讲座《普门品要义》录像资料整理；讲座地点：普陀山隐秀讲院；讲座时间：2010年；整理人：游红霞。

用净旻法师的话说，这个亲身经历的故事让人觉得观音菩萨真的既灵感还带点幽默，不该出现就不管你们，不让你麻烦的时候就不添麻烦，暗中“护送”你一路过关；当人们有一些不好的举动时，就是该“出面”的时候了，要及时“警示”大家，带有些教化大众的色彩，更体现了“南海观音”这尊佛像对众生的灵力和加持力。

在僧俗两界传播得最为广泛、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在1997年南海观音铜像建成后的开光法会上，观音再次显灵显圣的事件。由于法会规模盛大，现场的目击“证人”很多，显得此次灵感示现事迹尤为“真实”。这则事件被《普陀洛迦山志》的作者王连胜居士记录下来，作为南海观音造像工程的重大事件之一，列入《南海观音宝相开光十周年纪念特刊》：

1997年10月30日南海观音开光那天早晨，阴天，我正拿着2张“贵宾卡”在位于紫竹林南的公路入口处等人。此时，拥在入口处不愿走的约有100余人，包括五六位民警。当会场内主持法会的戒忍法师宣布“法会开始”，话音刚落，只见大佛南面莲花洋上空绽开一块屋面大蔚蓝色天空，一抹阳光从云间射出，直照宝像，宝像立即闪耀出万道金光，会场内一片欢腾。而站在入口处的100余人，见到“天窗”边缘彩云滚滚，瞬息变幻，逐渐形成一尊高约2米的观音坐像，座下莲台由金黄、粉红、紫色云彩形成一片片莲花瓣；座上观音璎珞霞帔，由金黄、淡红和绿白色彩云组成，历历分明。大家激动万分，有的热泪盈眶，纷纷跪拜，有的一边称名，一边拍摄和录像。菩萨从左侧隐去，又慢慢从右侧出现，圆通无碍，在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共出现4次，持续约20分钟。此时，广场内传来震雷般欢呼声，参加法会的5000余位海内外来宾也看到了各种瑞象，等到9时多法会结束，“天窗”忽闭，阴天将雨。大士当着成千上万的信众显身，乃近50年来所未见，一时轰动寰宇。[注]王连胜：《南海观音灵现记》，《南海观音宝相开光十周年纪念特刊》，第96页。

景观的灵验叙事不是个别的讲述，而是各方力量的集体行为，是一种民俗叙事。如今，但凡提及南海观音铜像甚或是普陀山，绝大部分的人们都会讲述这则灵验故事。南海观音铜像在接受各方的朝圣之后，还在不断地生产着景观的灵力。普陀山所在的舟山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饱受台风侵袭的区域，自从铜像景观落成之后，每每都能让台风“绕道而过”，总是以不可思议的加持力守护着一方的平安。净旻法师为舟山人，他讲道：

舟山群岛自古以来是一个台风密集的区域，就有点像温州、像福建沿海一样的。我是地地道道的舟山人，1968年出生，从小就听到“今年第一号台风，在菲律宾以东什么洋面形成，即将影响我区……”从小我的经验当中，有太多太多次台风正面袭击舟山、登陆舟山，造成各种各样的损害，太多太多了。但是，我告诉大家，1997年，我们33米高的南海观音铜像落成之后，再没有台风正面袭击和经过舟山，更不要说在舟山登陆。1997年到现在多少年了？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吗？这一点在舟山上到官员、下到百姓，大家争相传颂，“南海观音”的一个施无畏印，手往前一推，大量的台风到了舟山，就转化为低气压，到了舟山就改头向北，经常出现这种事情，太多太多例子。我今年四十几岁，可以讲前30年一直生活在台风的灾难当中，后来再也见不到正面的台风了。这是有口皆碑，不是我一个人可以杜撰出来骗骗大家的。这难道不是救“风难”吗？因为这尊观音菩萨铜像是凝聚了多少信徒的虔诚、捐献、资助，每天到“南海观音”，可以讲多少人去了，都在那里顶礼膜拜，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加持力无比的强大。[注]访谈对象：净旻法师，普陀山法师；访谈地点：普陀山隐秀讲院；访谈时间：2017年6月26日；访谈人：游红霞。

在舟山民众看来，南海观音铜像就是护佑一方平安的地方保护神，无不虔诚信奉、顶礼膜拜。这既是地方认同性和文化自豪感的表达，又是一种景观的灵验叙事。

要之，“灵验”是观音信仰的核心符号和精神价值，观音菩萨的灵感事迹一直贯穿于南海观音露天大佛造像事件的始末，景观落成后，还在不断生产着各种灵验叙事。朝圣旅游是以信仰为中心的，见证灵力、体验灵力的行为，可以说，灵验叙事是朝圣旅游最为核心的景观叙事，体现了信仰及其圣地的神圣性，建构了景观的认同性。

(二)南海观音露天大佛的旅游话语叙事

在南海观音露天大佛建造之前，“三大寺”(普济寺、法雨寺、慧济寺)一直是普陀山的核心景观体系，管理着全山200多座寺庙。1997年南海观音露天大佛建成开光后，改变了普陀山朝圣旅游的景观格局。围绕着南海观音铜像，旅游管理部门与佛教界人士对其展开了旅游话语的叙事，“南海观音”的图像频繁出现于普陀山的各类导游书、旅游手册、旅游宣传标语、旅游宣传散页、旅游海报上。彭兆荣指出，图像是一种“符号文本”，“作为商家，作为旅游中介机构，作为媒体，他们自然会利用图像的宣传功能进行‘叙事’，以达到对游客的‘吸引’作用。”[注]彭兆荣：《旅游人类学》，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179页。如1998年方长生的《普陀山》(为《普陀山旅游丛书》之一，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发行)，封面即为南海观音铜像的彩色艺术照片；2004年，王连胜主编的大型普陀山导游书《普陀山揽胜》(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发行)，封面也为南海观音铜像的彩色照片；2015年，徐荣木的《自在普陀山》(由宁波出版社发行)，采用了南海观音铜像的远观侧面图像作为封面。彭兆荣还论道：“现代旅游也是建立旅游标示物的一项工程，它是游客之所以到那一特定的景点去旅游的一个巨大的吸引力。为了实现这一吸引力，旅客不自觉地循着旅游的结构程序一步一步地往下去，最终完成旅游行为。”[注]彭兆荣：《旅游人类学》，第190页。通过相关主体的旅游话语叙事，使南海观音铜像成为具有很大神圣性的景观符号和“旅游标示物”，旅游者们来到普陀山必然要去南海观音铜像朝拜。在方长生编写的《普陀山》中，描述了南海观音铜像在普陀山景观体系中的“标帜”地位：

南海观音宝像高高矗立在龙岗墩上。晨曦日出，金光四射，普照东海；渔舟出海，亲睹金相，默祷礼拜；四海信徒，来山礼佛，无论是从天上飞来，海上船来，陆上车来，登岸第一眼，就见到海天佛国之标帜——南海观音大佛立像。[注]方长生：《普陀山》，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96页。

南海观音铜像已然成为“海天佛国”的象征，并以“南海观音”的信仰符号为媒介建构起不同地域间的佛缘文化认同。比如自2010年以来，普陀山与台湾佛教界多次以“南海观音”为沟通纽带，举办了“南海观音慈航宝岛”“台湾南海观音普陀寻根之旅”等活动。

南海观音露天大佛的景观还是普陀山重要的“神圣空间”，是“人们与神灵交流的地方”和“神圣力量所在之地”。[注]金泽：《如何理解宗教的“神圣性”》，《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6期。铜像前的礼佛广场正是人们唤起记忆、敬奉神灵、表达情感的神圣空间，在此常常举办普陀山的重大宗教仪式和节庆活动，是普陀山最具象征精神、最受世人瞩目的朝圣景观。这表明，南海观音铜像已经与“三大寺”等核心景观并驾齐驱，甚至后来居上，成为普陀山朝圣旅游景观体系的中心。普陀山旅行社的总经理叙述道：

佛像本身的气势震慑人心，铜像的选址背靠龙湾岗，面对着大海。那个大海是全舟山所有渔船都要经过的地方，视野很开阔。到了那里，如果在很祥和的天气，会感觉到菩萨是慧眼视众生的，心地豁然开朗，冥冥中有种神奇的力量在与你交流。以前总说没上佛顶山等于没来过普陀山，现在的话，必须要来南海观音铜像朝拜，这已经形成了约定俗成的习惯。南海观音铜像有景区地标的地位，并有观音文化的经典相传、神秘力量的加持，还出现过很多灵异的事件，比如开光法会的灵异事件、台风的渲染，再加上政府的引导、媒体宣传的导向，以及在地域上前山比较方便，而佛顶山相对不太方便等等因素，慢慢地、慢慢地，就在香游客心目中造就了神奇的地位。[注]访谈对象：YL，普陀山旅行社总经理；访谈地点：普陀山息耒小庄；访谈时间：2017年9月22日；访谈人：游红霞。

在现代旅游的背景下，各相关主体对南海观音露天大佛进行书写和建构，建立了景观的旅游话语，体现了景观的旅游价值，是朝圣旅游景观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提升了观音信仰及圣地的认同性。

结语

朝圣旅游要将信仰进行具象化、可视性的物化凝结，才能使旅游活动具备可供依赖的物质对象。景观生产是朝圣旅游的前提，将信仰转化为旅游资源，具有直击人心的视觉冲击力，在旅游者眼里，景观就意味着神灵的“在场”，甚至就是神灵本身。南海观音露天大佛的造像是普陀山朝圣旅游景观生产的重大事件，将“南海观音”从信仰符号转化为旅游景观，高度概括了普陀山的信仰精神和观音文化内涵，凝聚了相关主体的情感诉求。景观由叙事来建构认同，景观的灵验叙事为其注入灵力，巩固了信仰，提升了圣地的信仰权威，成为旅游吸引力的重要来源。在旅游发展过程中，相关主体会对景观进行书写和建构，使南海观音露天大佛与传统的景观中心“三大寺”并驾齐驱，甚至后来居上，成为普陀山新的旅游标示物，建立了旅游话语。景观叙事赋予景观持续的生命力，彰显了景观的价值，促成了民众对信仰及其圣地的认同，推动着朝圣旅游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