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空军飞行员陆光球的传奇人生

■王淼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一向重视对少数民族空军飞行员的培养。比如1973年8月，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就在第6、第8、第16航空学校培训了维、蒙、藏、彝、回、哈萨克、羌、土、门巴、锡伯、柯尔克孜等11个少数民族空军飞行员86名，人们将他们称为少数“民族之鹰”。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就出现了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少数民族空军飞行员——陆光球。

一

陆光球（乳名陆如凤），壮族人，1913年11月11日出生于广西田东县那百乡桑舍村（现平马镇梅桑村）。

1931年10月到1933年4月，陆光球在广东航校6期乙班学飞行，经一年半学习，毕业后派往广西航空学校（1932年成立，驻柳州）飞机第一队任飞行员。

1934年，新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派陆光球去日本购买新式战斗机，日方要求先派飞行、机务人员去学习飞行技术和飞机维修技术。于是广西航校从第一期毕业生和广东代培的飞行员中选拔出两批12人（第一批4人，第二批8人）和8名机务人员由陆光球率领去日本明野陆军飞行学校学习，时间4个月（1934年10月到1935年2月）。有一次，陆光球驾驶“九一”式单座战斗机按照科目在高空练习“快滚”特技动作，因为操作时右肘无意碰开了座椅绑带的开关，绑带被无意打开了。当时飞机正在“快滚”，陆光球突然被甩出了飞机座舱之外，人和飞机各自分离从高空坠下。在这万分危险的时刻，陆光球迅速用手拉开降落伞拉环，伞开了，人安全降落地面，飞机坠地摔成碎片。回到飞机场，日本教官问明情况后，连一句责备的话也不说，反而问陆光球敢不敢再驾机升空做同样的科目。陆光球在日本教官面前毫不示弱，响亮回答：“敢!”于是立即又驾另一架“九一”式单座战斗机升空做同样的科目，并圆满而出色地完成了规定的动作。在场的日本人无不佩服他的勇气，他为中国人争了光!后来经过日本有关部门研究，认为：“这次失事的原因，在于座椅绑带开关安装的位置设计不合理，如果不改装，同样的失事将来肯定还会发生。”于是，工厂通令所有使用该型飞机的单位，把座椅绑带开关一律改装在座舱的左侧。这样，飞行员操纵驾驶杆，无论做什么样激烈的特技动作，都不会碰到座椅绑带的开关上了。通令说：“这次失事，揭开了一个长期的隐患，如果不是这次无意中揭开了这个隐患，将来不知还会发生多少次同样的事故。”因此，陆光球受到日本有关当局的通令嘉奖。陆光球回国后，仍服务于柳州广西航空学校，初任飞行员，不久即升为分队长。

1935年夏秋之间，陆光球参加了新桂系的一个外围组织“广西革命同志会”，从此可以直接去见新桂系的首领李宗仁、白崇禧等高级人物了。

1936年，两广合谋反蒋。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为防止内战，组织“两广”飞行员驾机北上统归中央。广西空军中有6名粤籍飞行员参加这一行动。新桂系趁机对广西空军进行组织“大换血”，全部起用新桂系自己培养的干部担任广西空军各级骨干。陆光球被提升为广西空军第一飞行教导队副队长。

二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人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一致抗日，广西空军被改编为中央空军第三大队和一个轰炸机中队北上参战。陆光球被任命为空军第三大队第8中队中队长，与本大队第七中队一起赴兰州接收22架苏联制造的“依——15”式单座战斗机，在西安、襄阳、信阳、归德、孝感、南昌、衡阳、梁山等基地担任空防任务。

归德空战是陆光球抗日空战史上最光彩的一页。1938年3月25日，中国空军兵分三路：一路袭击豫北封邱敌军；一路轰炸焦作火车站日本军需物资列车；第三路是陆光球率领的主力第三大队的14架飞机，飞往鲁南临城，轰炸敌军阵地及其以北日军大队人马。他们胜利地完成了支地作战的任务，在返回归德机场准备解散编队之前，遭敌人机群伏击。敌机群总领队是新川少佐，他率领着“中岛97”式和“川崎95”式战斗机18架，在归德上空已埋伏多时。刹那间，敌机从我机群右侧猛冲而下，我14架飞机在十分不利的态势下进入空战。经过10多分钟战斗，敌机被我击落6架，重创两架。在该役中，分队长李鹰勋在追击一架敌机时，不幸被敌机击落，光荣殉国。该役牺牲的还有第8中队副队长何信，分队长莫休，共牺牲3人。还有3人受伤：第8中队队长陆光球座机被敌击中，油箱起火，面部严重烧伤，跳伞生还，送汉口陆军第一重伤医院治疗，大队长吴汝鎏、队员黄名翔也受伤住院。

1938年6月，陆光球伤愈归队，又参加了许多次重大空战。6月，他奉命率领战斗机7架移防南昌，与当时援华的前苏联空军志愿队共同担任南昌市及湘赣、浙赣、南浔诸铁路的防空。

1938年7月18日晨，敌机两批拂晓偷袭南昌机场。陆光球率领机群迅速起飞迎击，空战十多分钟后，他个人即击落敌机两架，一架空中开花，另一架坠落赣江边，报了归德空战被击落之仇。

1938年8、9月份，第三大队因在南雄空战损失很大（亡2伤5），在衡阳又发生汽车与火车相撞事故（亡2伤11），战斗力大减，被调到四川梁山“驱逐总队”整训。这时，整个广西空军只剩下陆光球等4名飞行员能升空参加战斗了。11月，有一天，敌轰炸机9架袭击梁山，当时同在“驱逐总队”整训的“两广”空军共有各种破旧战斗机11架，由陆光球带领起飞迎战。敌机由北而南向机场飞来，陆光球率领机群向敌机航路拦截，到达攻击位置时，急摇机翼下令攻击（当时飞机上没有无线电通讯设备），霎时间，只见各机从左上方、后上方、右上方、左侧方同时对敌机编队开火，机声、枪声响彻云霄。空战空域正好在梁山县城上空，全城群众均仰望天空，拍手叫好，忘记了自己是在“躲警报”。此役重伤敌机6架，在返航途中陆续坠毁于我境，我方没有任何损失，打了一个漂亮的6：0歼灭战。

1939年之后，陆光球因处理不好“嫡系”和“杂牌”的复杂关系，被调离第一线作战部队，改任航空委员会训练处驱逐组组长。那时他才二十六七岁，离开空勤队伍改行做地面工作未免过早，他通过种种关系渠道，才调到空军士官学校任驱逐科飞行组组长，既可教飞行学员学会飞行技术，又符合自己能飞行的愿望。不久升该校驱逐科科长，先后训练了第2、第3、第4期飞行学生。可是，1943年陆光球无缘无故又被降为中级科长。他气病了，在空军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出院后被调到柳州防空司令部当联络参谋，成天吃饱饭睡大觉，无所事事。1945年6月，他为了改变这种无聊的环境，考进成都空军参谋学校第5期学习。直至1946年6月，才在空军参谋学校毕业，此时抗战胜利后已经过了大半年。

三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中央军事机构已完全按照“美式”编制进行改组，国防部各厅、局都有许多空军编制，亟待派人充任。1946年6月，陆光球在空军参谋学校毕业之后，被分配到国防部第五厅第二处当空军参谋，主管军事学校的教育计划，又是一个“吃饱饭光睡大觉”的差事。

1946年冬，蒋介石要召开“制宪国民代表大会”，需要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做陪衬。因此，陆光球被白崇禧圈定为广西的12名代表之一，成了“国大代表”。谁料因此被国民党空军的当权者另眼看待，步步高升。1947年春，陆光球被调到空军总部法规委员会第二组任组长，主管技术法规的编审工作。1948年春，又调任空军总部飞行安全处任副处长，主管飞行失事的分析与预防，待遇地位日见优厚。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败局已定。1949年初，蒋介石下令将“空军总部”及“海军总部”迁往“台湾”，于是海、空军总部连同他们的家属匆匆提前向“台湾”逃迁。陆光球经过认真的思索和激烈的思想斗争，决定把家属先送回广西南宁老家暂住，自己只身去“台湾”，到“台湾”后马上想办法调回大陆的南方，再在南方继续观望时局的发展变化。如果实在调不回来，临到紧要关头，大不了“开小差”便罢。就这样陆光球单身去到台北。

这时，住在广州的国防部第三厅第一处空军副处长王荫华，强调自己是北方人，以不习惯广州的气候和生活环境，急于要求调往“台湾”。空军总部主管人事的第一署署长魏崇良（广东人）正苦于找不到合适人选去接替而犯难。这消息被陆光球听到了，他马上找到魏崇良要求和王荫华互相对调。结果三方面（国防部、空军总部和王荫华）都同意，陆光球于1949年5月调回广州，任国防部第三厅第一处空军副处长。当时“蒋家军”节节败退，“蒋家王朝”已呈“树倒猢狲散”的局面。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陆光球经过认真地分析和对比，决定“弃蒋投共”。他将自己的想法密商于桂系同仁吕天龙、唐信光、周庭雄，孰知不谋而合，他们早有此意。于是研究决定由吕天龙去香港，设法与那里的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

四

1949年8月，吕天龙代表陆光球等四人去香港找共产党，正巧吕天龙的侄女吕冰是香港中共的地下工作者，通过吕冰的关系，吕天龙见到了中共驻香港地下组织的负责人，表达了他们四个人愿意跟着共产党走，要求起义的心愿。负责同志对他们的起义行动非常欢迎，并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很需要懂得航空的人才，建设人民空军大有用武之地，起义是有远大前途的。”吕天龙要求立即到解放区去参加人民解放军。负责同志说：“现在广州离解放的日子不远了，你们要利用原工作岗位作掩护，提供重要情报，为革命作贡献，迎接解放。”于是，他们勇敢地在另一条战线上坚持战斗。直到1949年10月14日清晨，解放军开进了广州，他们才算起义成功了。

广州解放后，不少原国民党空军空、地勤人员到广州军管会报到。数天后，广州军事管制委员会航空处处长张孔修，亲自率领陆光球和其他起义的飞行员和地勤人员乘火车由广州来到北京，空军首长对陆光球等的到来极为重视，在刚刚成立不久的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北京东交民巷22号）内，人民空军首任司令员刘亚楼为他们设宴接风。之后，他们将要到中共新成立的七所航空学校去工作。

1949年冬，陆光球到锦州第三航校报到，航校校长、在新疆盛世才航校学过飞行的老红军陈熙同志亲自到火车站迎接，他紧紧拉着陆光球的手说：“早就接到空军司令部的通知，知道你要来了，欢迎!欢迎!”陆光球和陈熙生平首次相见，却好像旧友重逢一样，十分亲切。当时大陆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航校教员全由苏联顾问担任。当时，中国人无论本事多大，只能当学生。但因教员、学员之间语言不通，需要懂得飞行技术的中国人来协助苏联顾问教学。因而，陆光球分配到训练处担任飞行助教（这是当时中国人在航空学校中的最高技术职称了）。

航校首期飞行学员是东北老航校已毕业的老飞行员，他们再次进航校是为了改装苏造“拉—9型”螺旋桨式歼击机（该型机是苏造螺旋桨式歼击机的最末一代机型）。不到3个月，就完成了改装任务，他们又被全部分配到人民空军第一支作战部队—第四混成旅。陆光球第一次感受到为人民航空事业作贡献的骄傲心情和完成飞行训练任务的无比喜悦。

1950年夏，苏联教官多数回国去了，只留下少数飞行、机务人员当顾问，航校的飞行训练任务完全由中国人自己挑起重担，陆光球被任命为第三航校飞行中队长。这时一期甲班飞行学员已经到校，他们是从陆军部队中选拔的排、连、营级干部，共约50余人，设七个教学小组。飞行教官全部是从国民党空军起义、投诚人员中挑选的，他们干劲十足，人人都有“戴罪立功”的心情。由于战备需要，训练学期仅有一年，主要以驾驶技术为主，战斗技术只学到对地面靶的射击，其他军事动作则留到飞行部队去学了。在这一年中，美帝侵朝，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年轻的志愿军已入朝鲜参战。我国领空的安全也受到威胁，有一天，第三航校政委黄玉昆找陆光球谈话，黄政委问：“敌机来侵袭，你敢不敢驾机升空迎战？”陆回答：“为什么不敢?空战时自己在发动机吼叫声中向敌机哒哒哒开火，多么威风呀!我还想再显一显这种威风呢!”黄政委听后，当即交给陆光球一项特殊的任务：“白天守候在拉—9型单座战斗机旁，担任战斗警戒，一旦敌机来空袭，立即升空迎战。”因当时在三航校的飞行教员中，只有陆光球一人飞过“拉—9型”战斗机，所以，战斗值班人员只有陆光球一人。他以极高的工作积极性，既保证完成带飞行员的训练任务，又保证完成战斗值班任务，成天飞行装具不离手，“单枪匹马”在飞机旁担任值班任务。虽数月没有战机，但领导的信任大大增添了陆光球的荣誉感，觉得浑身有用不完的劲头!

1951年初，飞行中队扩编为飞行大队，下辖两个飞行中队，每中队6个飞行教学小组，以中队为单位，分上下午两个场次组织飞行训练。飞行教员不敷任务之需，只好由刚刚毕业的第二批飞行学员中选用。这时，陆光球升任副大队长（大队长缺编），负责全大队的训练工作。上下午都要到机场跟班飞行，还要担负一项战备值班任务，工作异常紧张，但心情却十分愉快。

陆光球在第三航校工作了七个年头，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飞行学员，使大批年轻人飞上了祖国的蓝天，这些学员后来有不少人当了将军、大校、上校，成了人民空军的骨干。1956年，陆光球转业到地方，他放弃市政府安排的官职，到长春市第十二高中任数学教研组组长，安心培养祖国的下一代。教学认真负责，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由于平日里师生情谊较深厚，文革中陆光球在学生保护下，没有受到太大的迫害，因放弃官职而逃过了劫难。1973年，陆光球作为建国前参加革命的干部，享受了“离休”待遇。1981年陆光球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被选为吉林省长春市第五、六届政协委员，长春市南关区第一、二届政协副主席。

1987年，陆光球随女儿回到广州市安度晚年。晚年，他撰写了多篇抗日空战回忆录，如《广西空军抗日空战追记》等，发表在国内外各级刊物上，受到好评。还担任广东省航空联谊会副理事长，联系国内外部下和同事，为两岸的和平和祖国的统一大业作出了贡献。

陆光球一生豁达大度，乐观开朗，勤俭节约，平易近人，一身正气，忠诚祖国。2004年12月9日，91岁高龄仍在白天骑自行车运动的陆光球，当晚在家中安详仙逝，无疾而终。